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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沈  捷：《我的新传记忆》

2.杜骏飞：《大学的样子》

我的新传记忆

沈捷（89级本科生 ）

杜课编辑部邀我讲述记忆中的南大新传，顿时生出时空穿越之感，因为我的孩子明年也要上大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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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是一位老报人，大学学新闻专业对我而言是顺理成章的事儿。父亲1958年从苏北小城被保送到南大附属新闻学校读书，三年后毕业，赶上这所学校和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合并，就又到新办的江苏省新闻专科学校读了三年书。等他毕业，新专也撤办了，师资并到了南师大。而文革时，在南师大的新闻学专业也停办了。

父亲和他的很多同学后来奋战在江苏全省各地的新闻界，其子女上大学也有不少选择就读文革后恢复的南师大和南大新闻学专业，这就颇有点薪火相传的意味了。

南大从1986年开始在中文系恢复招收新闻学专业学生，连招了两届，到1988年停招一年。现在回到南大新传院教书的徐慨教授就是06级的师兄。我们都在中文系合唱团待过，我至今还记得当年师兄在瘦西湖上一边划船一边高声吟唱罗大佑的歌《闪亮的日子》。

我是1989年考入南大中文系的。记得报考时的招生简章上写的南大中文系招生人数是60人，但后来因故减招，我们高考后重填志愿，我把原先填写的复旦大学改成了南大。待我入学时，整个南大中文系大陆新生是25人，后来又转来一位物理系女生，还添了三位日本留学生。这一年也是南大第一次尝试“宽口径”招生，让我们一年半后才决定是继续读中文，还是就读新闻学专业。

中国特色的新闻与传播学科大多数是在中文系里衍生出来的，但今天我们知道，两者并无很近的亲缘关系，新闻属于人文学科，传播划归社会科学。与新闻传播学更近的专业是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

一年半后，我们有12位同学选择了新闻学专业。这可能也是南大新传历史上人数最少的一届学生。大二刚入新闻学专业时，我们还属于中文系的学生，辅导员仍是吕效平老师，只是多了一位班主任夏文蓉老师。夏老师是比我们高四届的中文系学生，读书时正赶上中文系筹办新闻学专业，就被送到复旦大学进修了一年的新闻学，毕业后当了南大新闻学专业的老师。夏老师说话总是轻声细语，温温雅雅的。有同学去过她的宿舍，说根本就是小姐的闺房。

当年筹办新闻学专业的是中文系的裴显生教授，我们私下里都喊他老裴。慈眉善目的老裴讲起话来却声若洪钟，“哈哈哈”的笑声更具魔性，搁现在肯定会被学生做成搞笑视频和表情包。老裴对我们而言就像和蔼可亲的老爷爷，上的啥课我记不得了，倒记得他很自豪地跟我们说把儿子送到国外留学的事儿，我们也跟着一阵子羡慕。

图片左一为沈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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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专业老师里，我最早认识的是杜骏飞老师，如今大家都叫他老杜。那会儿杜老师是有名的南园诗人之一，长发飘飘，白皙的脸上写满忧郁，但一开口就破功，经常把人逗得前俯后仰。我们宿舍女生大一参加系元旦晚会表演小合唱，需要有一个伴奏，一位认识的师兄推荐了杜老师给我们吉他伴奏，于是那会儿就认识他了。

也是从杜老师的口中，我们知道了和善的裴老师，因为他总对杜老师的一头长发耿耿于怀，但杜老师就是拧着不去剪短。我记得那时候的杜老师习惯晨昏颠倒过，据他自己说，白天睡懒觉，而深夜大量阅读，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大一的愚人节，我们宿舍决定愚弄几位好朋友，比如写个布告贴在水房，说某某学生证丢了速去某宿舍认领之类的。正在谋划此事的时候，杜老师有事来找我们，我们就央他写愚人节布告，他欣然答应了。

这样的杜老师在给我们上了好几节新闻采编课后，才树立了属于老师的威望。不过有一回他嫌教室上课不自在，那天似乎下着若有似无的小雪，杜老师就带我们直接跑到鼓楼公园去上课，大家还一起兴致勃勃地玩很幼稚的文字游戏。

虽然还是中文系的人，但新闻学专业有自己的办公地点。中文系引以为傲的办公地点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的故居，当时还是白色小洋楼，被我们称为“中文系小白楼”。而新闻学专业仅有的两间房在西南楼一楼，终日不见阳光。我们在那里洗照片、开会、上课、看书，也弄过晚会。简陋得不行，却又有一种家的归属感，让你有事没事都会去转一转。在那里有时会碰上师兄师姐们，也会欢快地聊聊天。

新生的新闻学在南大让我们尝到了边缘的滋味，然而每年总会有那么几天，我们是全校关注的焦点。我们有整整一个学期的大实习时间，然后所有的实习成果会在南园大门口的橱窗里向全校展示，被大家围观，那时心里涌动的是作为新闻学子的满满的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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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我们毕业时，新闻传播学系正式成立，我们成了第一届毕业生。因为班级人数少，我们的就业很好，12位同学分别进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科技日报》、新华社、江苏电视台、无锡电视台、《新华日报》和南方航空公司、省公安厅等单位。因为很早就定下了工作单位，后来来招人的上海东方电视台就没人去了。毕业以后我们从未有过班聚，只是偶尔私下里联系联系。有两位同学目前定居加拿大和澳洲；数位同学还奋战在媒体；也有数位同学改行了，比如我。班上年龄最小的那位女生因病在几年前走了。我们曾相约要去苏州看她，也许该早点践行这个约定。

那时候电脑还未普及，我们有专门的硬笔书法课，因为裴老师说得用一笔好字去写新闻稿。给我们上书法课的是中文系的书法家万业馨老师，一位很有个性的老太太。而摄影课的老师是来自南师大的董介人老师。我们跟他学了全套技术，包括暗房操作。那会儿冲洗照片的瘾很大，有时候在暗房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

工作后很快就用上电脑打字了，照片冲洗技术早忘光了，如今连胶圈都难得一见。科技在进步，时代在发展，可还是有些东西慢慢地沉淀下来了，那是属于所有南大新传人的集体记忆。它从我父辈，甚至更早的民国时代就已开始书写：有灿烂辉煌，也有失意彷徨；有高亢激昂之调，也不乏浅吟低唱。

每一届新传人，用最青葱美好的岁月去学习和感悟，又不断留下新的印记。这般包含温度和情感的记忆累积，丰厚了南大新传的历史，也建构了每一位新传学子心底的认同和归属。

当年寒风冰凉的西南楼，在此刻的回忆中却被温情暖着。是的，我们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记录、传递自己与南大新传的缘分，书写它的文化底蕴。有我这样的回忆，也有“杜课”这样的课堂。

每日静静聆听一堂“杜课”，于我而言，既有再度接受师长教诲的感恩，也有吸纳学弟学妹们新知的欣喜。

感谢“杜课”的邀请，让我得以分享这份悠远的新传记忆。

沈捷，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系89级本科生，曾在新华日报报业集团任记者和编辑多年。后分别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和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攻读大众传播学硕士和社会学博士。现为南京理工大学新闻传播学系副教授。 

杜骏飞老师的回应：

大学的样子

沈捷的记忆跨越了28年，那一段古老的新传故事，对今天的同学们来说，几乎是史前史了。

这是个有色彩反差的记忆，一篇黑白照片般的讲述。当同学们新入学，走在现代感十足的学院里，看见四周葳蕤生光，一定不能想象当年这个学科的筚路蓝缕。

这诚如年轻的读者们，有朝一日成熟而成功，会忘记当年的清贫。但即使时光飞逝，当熟悉的歌谣一响起，熟悉的画面就会打开，那些属于你的青涩故事，则会在心绪里缓缓叠映。

教沈捷她们这一届时，是1989年，那时我本科毕业不久，还很年轻，没受过适当的专业训练，上课，如在黑暗中摸索。没人告诉我应该如何做老师，面对学生，茫然无措时，也只好全靠本能。

读这段回忆时，我一下子记起了自己那时有多无知，多无畏，多无助，这一路走来又是多么侥幸。

想来，该致谢的是我，这个班的学生得有多宽容，才能忍受一个如此不靠谱的年轻老师。这段故事，与其说是我在教学生，不如说是学生在岁月里等着我的瑀瑀而行。

自然，也有好处。好处是学生很少很少，那个时期，师生关系密切融洽，密切到互相知道生日，融洽到一起唱《闪亮的日子》。这些，沈捷在回忆里都写到了。

沈捷的文字洁净蕴藉，确实是中文系的底子。那一代的学生只读书，不网聊，与同城的友人谈心，也全凭写信。

前天我写到了一次大雪纷飞。这篇，作者则写到一次小雪，也是鼓楼公园上的课。所以，我是不是一到下雪天的课，就带学生去鼓楼公园呢？

不是，因为还去过鸡鸣寺。

说起来，这是中文系的传统。我读书时，中文系的老师高国藩、廖开飞等，喜欢带学生去莫愁湖、玄武湖公园。往前数，一直到民国，黄侃、吴梅、胡小石那些老中大的教授，则爱带学生去酒馆。

据说昔年胡小石先生带学生去饭店吃饭，大多不用付钱，因为那些饭店的招牌是他题的。即使付钱也不要紧，因为他们的月薪太高，如果学生不帮忙吃饭，一定是花不完的。今天中文系的丁帆、张伯伟等教授，还在延续这个师生饮酒而课的传统，但他们的薪资，已远不如民国，只有教室里的笑声如旧，饭桌上的清谈如旧，校园上空的云霞，也氤氲如旧。

抱歉，车内昏暗，写跑题啦。书不尽言，煞个尾吧：

所以，这也是大学。我甚至以为，这或许更像是大学的样子。所以，这也是一段旅程。我甚至以为，每一个时代，都应该有一段青春懵懂的旅程。

我愿意更多人读到沈捷的回忆，这样的讲述，或许是更好的杜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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