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比较文学】彼得·海居 | 贺拉斯《诗艺》中的疯癫诗人（上）

摘要：在自古迄今的文论寻绎中，古典学人时或将贺拉斯纳入“逍遥学派”的悠远谱系。然而，这一世代承袭的学术套语却难以直视《诗艺》全篇所恣意彰显的多维视域与异态内蕴，举其大端，则是作者对“理性-疯癫”“诗人-社群”，以及“批评-创作”等文论议题的细腻设思。在对诗艺旨归的细腻探求中，贺拉斯与菲洛德穆一脉相袭，认为伟大诗风的终极意涵在于促发读者，并将其导向歆快愉悦的审美造境。而理性运思，则是高妙诗艺的不二神髓，与此同时，惟有饱运慧心、饶富哲思的诗歌妙品，才有望直诉人心，使读者缠绵其间，进而臻达清新拔逸的心灵极境。文化精英的深厚联结，无疑确保着诗歌创造、文艺品鉴，以及审美消费间的良性循环，构基其上的，则是高妙入圣的美学风致。因此，贺拉斯在《诗艺》中对鄙俚粗俗、离群索居的所谓“癫狂诗人”备极揶揄，将其目为“假痴不癫”的钓誉“狂徒”；而其戏谑夸诞、似是而非的行文风格，恰与谨严多思的文本蕴藉形成尖锐对照，从而在他指的同时指向自我、于“癫狂”之时解构“疯癫”，并最终形成“理性-疯癫”之二元关系的深刻隐喻。

关键词：贺拉斯 诗艺 疯癫 思考

Abstract: Key to our understanding Horace’s Ars Poetica is classicists’ analysis of the poem’s diversified topics and frustrating uniqueness, seeking to clarify which many scholars attempt to attribute them to a single origin with frequent reference to Neoptolemus’ corresponding comments, expounded in which the poem is assigned to the family of Peripatetic treatises for the first time. This assertion, however enlightening and time-honored to contemporary scholars, is distinctly deficient in its assumption of the above mentioned tradition that is too exclusively unified to be justified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s and manifested by the poem, among which are subjects of vital significance the author emphasizes with specific concern：“thought-madness”“individual-society” “criticism-creation”. With respect to poetry’s purpose, Horace and Philodemus overlap with each other in the identical conclusion that the greatness of a poem hinges on its capacity to please readers, who is potential to be led towards the poeticized realm established upon the poem's aesthetical structure. Meanwhile, the art of creating poem lies nowhere but within the process of thinking and reasoning, aided only by ingenious wisdom and edifying philosophy can a poem be expected to touch the heart of asympathetic reader already obsessed with his mentality brimming with pleasure and aesthetic pursuit. Furthermore, the social relationship abundant implications as between Romanélites, which is no less intellectual than profound, is broadly favorable to bridging the seeming gap between poetic creatio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aesthetic consumption, enabling the three to recycle in a sustainable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manner. Hence Horace overthrew in his Ars the mad poets’ “ambition” by ingeniously depicting the later asliving isolatedly, behaving coarsely, uttering nonsensically, yet calculating soberly——namely, an inferior poet denied the access to greatness exhibiting madness. In the meanwhile, a sharp contrast could be witnessed with ease between the poem’s exaggerating and humorous style and its strict, rational and often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s, thus a balance, with the author and his subjects both referred to, and madness profusely revealed and simultaneously deconstructed, is subtly struck, eventually contributing to the meaningful metaphor manifested as the poem’s core concern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nking and madness.

Keywords: Horace；Ars Poetica；Madness；thinking

一 、灵感与诗人的社会地位

贺拉斯的《诗艺》讨论了很多不同的主题，这些主题之间有时转变突兀，有时则并未建立起清晰的前后顺序或逻辑关联。初读此诗，“有无思考”的问题似乎并不是该诗的重点，但是根据一些对《诗艺》这首诗的最新研究，这个问题也许颇为重要。

亚里士多德被视为文学批评之父（或者按照迈纳的观点，通常意义上的西方文论体系之父），他开创了在纯粹理性的思维框架下讨论诗歌的方法，使得文学批评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个框架主要取决于他的伦理观，因此人类有意识的决定在对悲剧情节的分析中起着关键作用，而命运，抑或神明的干涉，无论看上去对于一些古典悲剧的读者多么重要，都只是被约略提及——如果提及了的话。或许贺拉斯的《诗艺》确实是一份任性十足的文本，它四处充溢着作者的才华和幽默，戏谑着文本设定的演讲者，一方面暗中颠覆教师的地位，一方面让受众也立足不稳。但在讲授、演说和描述若干规则，并解释这些规则何以被制定以及如何运作之际，它似乎又沿袭和借鉴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理路。然而，与此同时，贺拉斯还讨论了诗歌创作中一些不自觉的、无意识的和非理性的方面。他注重将文学（包括创作、评论和阅读）置于社会语境之中予以讨论，这很可能也是其与亚里士多德一个极为重要的差异。

这后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诗歌所处的时代情境所决定的，传统上一般这样看：一位诗人向一位想成为诗人的年轻的罗马贵族讲授诗歌。诗人或许是要劝阻他——通过例证来说明想要创作优秀的诗歌是多么不易；一旦写出的诗歌稍显逊色，那么其间的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把诗歌创作当作职业并且倾注所有，是否有悖于罗马最高社会精英的地位？作为罗马最高社会精英阶层的一员，其社会地位是否允许他穷尽毕生气力把诗歌创作当作职业？^[1]一些文学体裁专属于拥有议员身份的作者（比如编年史、农学专著等），我们也知道一些贵族将诗歌创作当成是一种休闲方式。他们似乎特意选择了可以充分展示他们才分的体裁。众所周知，奥古斯都有一部未及完成的著作《埃阿斯》（Ajax）（苏维托尼乌斯：《圣君奥古斯都传》，85：因为，纵使发轫于（奥古斯都）勃郁的热忱，此剧的风致却最终难孚其望。他因而将手稿付之一炬，每当友人问及英雄的行迹，奥古斯都都会如是作答：我的埃阿斯，他早已倒卧于海绵之上）。^[2]作为与史诗共同被视为最高等级的文体，悲剧更易于为罗马贵族所接受；而喜剧却不能够，尤利乌斯·恺撒便曾强迫利贝里乌斯（Laberius）出演他自己写的喜剧，而他为此演出不得不放弃自己的骑士等级，这可以看作是对他写作喜剧的惩罚。^[3]至少我们可以说，喜剧创作意味着如此彻底地失去权威，足以令他被迫登台演出（或者被强加一份无法抗拒的提议）。因此，当皮索家族（Piso）的年轻人学习诗歌创作的时候，^[4]对于如何谨慎地选择文体，以及诗人可能拥有的角色所具有的社会寓意，必须先行详加探讨。诗人在精英那里拥有的社会地位对贺拉斯本人而言也非常重要。他正是在此环境下工作的一位诗人——作为精英中最具势力的代表的依附者，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朋友”。然而，他永远无法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无法进入精英阶层。在涉及到与精英的行为准则之间的关系时，他对于诗人角色的定位，在其作品的诸多文本中都显得很成问题。颂歌与其贵族受众之间一向微妙的关系，长短句（epodes）和讽刺诗中对所嘲弄的软弱对象的谨慎选择，以及讽刺诗、书札和《诗艺》中对喜剧体裁之社会功用的反复讨论，都深入地牵涉到这一主题。《诗艺》中，伴随着贺拉斯对诗人的社会身份的持续发问而来的，还有一个关于特定诗歌的基本问题，亦即诗歌伟大成就的源泉，而在这一点上，“获得启示的”疯癫诗人受到了特别的重视。

要想理解贺拉斯如何看待诗性的癫狂，或者说是诗歌创作和接受中无意识、非理性的方面，我们应当谨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或逍遥学派的学统并非他唯一的参照。他是在希腊文学理论的语境中阐释他的观点的，而诗歌创作及消费中的非理性因素在这个语境下都得到了热烈的讨论。因此在这篇论文中，我将从当前学界对于贺拉斯文学思想的理解出发，然后分析这一观点对于我们阅读《诗艺》，尤其是对于我们理解“思想对于好的诗歌是否必不可少”这一问题在诗歌中的呈现方式，有着怎样的影响。

二、希腊文学理论的语境

1. 与亚里士多德的关系

关于希腊文学理论的著作，流传至今的寥寥无几。其中的两本，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贺拉斯的《诗艺》，自17世纪以来一直被新古典诗学奉为经典文本。对贺拉斯诗歌的阐释（或者说其可阐释性）也很大程度上受这一后世援用的影响。但那种认为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二人所表现和阐明的文学观非常近似的观点，主要来源于一位古代的观察者。波尔菲里奥（Porphyrio）在公元200年前后撰写了一部对贺拉斯作品的评论。在评论之初，他便申明《诗艺》关于诗歌艺术的观点是总结了帕里昂的尼奥普托列墨斯（Neoptolemus of Parium，希腊化时期逍遥学派理论家）一本书的主旨（波尔菲里奥：《贺拉斯<诗艺>诠注·卷一》：本书涵括了帕里昂人尼奥普托列墨斯有关《诗艺》的训语——并非全文汇纂，而是举要甄录），从而将贺拉斯的诗作归类于逍遥学派。

下面两种情况，更容易将贺拉斯和亚里士多德联系在一起。一是二人都善于创作悲剧。贺拉斯诗作中的一些句子，看似从亚里士多德的作品翻译而来的，比如比较καὶ τὸν χορὸν δὲ ἕνα δεῖ ὑπολαμβάνειν τῶν ὑποκριτῶν, καὶ μόριον εἶναι τοῦ ὅλου, καὶ συναγωνίζεσθαι （《诗学》1456a25-26）与actoris partis chorus officiumque uirile defendat（《诗艺》，193-194）。^[5]“歌队必须被看作是演员与整体的一部分，并使其切身参与表演活动”，不仅句子意思一样，（“歌队必须被看作是演员的一部分”），^[6]在表达上也是对应的。拉丁语Pars（部分）看上去是希腊语μόριον(Morion，成分/部分)的优雅翻译，只是把字面意思（“整体的一部分”）转移为戏剧专用词汇，这在拉丁语的用法中有所暗示（“[歌队]它应该是演员的一部分”）。它的行文并没有明说歌队和演员也是对等的。使亚里士多德与贺拉斯的关联变得可行的第二种情况是“默证”（e silentio argumentum）：^[7]到目前为止，对写于亚里士多德之后，贺拉斯之前，关于文学理论的学术著作或者哲学著作，我们还知之甚少。造成这个情况的主要原因（除了众所周知的古希腊文献缺失的原因）是被称为“雅典语风”（Atticism）的希腊文化运动。雅典语风运动始于公元前一世纪的罗马，它选择了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的阿提卡散文作品作为典范，其结果是认定希腊化时期的文字作品，不用古典时期的阿提卡方言、而用共通语——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之后众多希腊化的东部地域使用的通用语——是退化堕落的。这种假想认为丧失自由导致了道德沦丧，同时也体现在文学语言的退化之中。因此，希腊化时期的文学作品不再被抄写复制，也失去了留存于世的可能性，除非某个文本讨论的是古典作家未尝触及的话题。^[8]

2. 菲洛德穆（Philodemus）

然而，在过去的20年中，至少在文学理论领域，情况发生了一些转变，对来自赫库兰尼姆古城的菲洛德穆古抄本的研读带来了突破。^[9]尽管其中一些卷本早在1753年就已经发现了，但直至20年前才有或多或少可以读懂的菲洛德穆文本问世。余下的作品，碳化了的古抄本中的那些黑色字迹，直至1970年才得以在显微镜下现真身。^[10]另一方面，卷本只有里面的部分才能直接检读：那些按照古老的、标准的程序将烧焦的书卷分离开的方法，造成了外部章节一层层脱落遗失。我们的菲洛德穆文本依托于所谓的“图画”（disegni），它们出自19世纪初制图员之手，记录了他们自制抄本的次序，但无法用于确定文献碎片的正确阅读顺序。第一种有效建立正确阅读顺序的方式近期才得以完善。^[11]

菲洛德穆《论诗》（On Poems）的第五卷于1923年由詹森首次出版发行，该书将贺拉斯更加紧密地与逍遥学派传统相连。古抄本包括了一则尼奥普托列墨斯——一位希腊化时期的逍遥学派理论家——的著作概述。即使没阐明其他的什么，詹森的文本至少说明尼奥普托列墨斯区分了文学作品的三个方面，他称之为poēma，poēsis和poētēs。poēma被解释为广义的分类，实际上相当于现代概念中的“内容”（content）；第二个词poēsis意思是指“文体和措辞”（style and diction）；而第三个词poētēs明显和诗人（poet）本人相关。这三个词在《诗艺》里面很常见，让我们得以将诗歌随性的观点纳入固定的、三合一的框架。以此观之，贺拉斯首先谈论了文体（《诗艺》，1-118），随后是内容（《诗艺》，119-285），最后是诗人。^[12]一项最近的分析研究表明，^[13] poēsis，而非诗歌的文体和措辞，对应的是亚里士多德的mythos（情节）：这个概念概括了诗歌里面所有有意义的元素，而第二个概念“内容”（第一个概念中恰好含蕴了第二个概念，反之却不然）指的是定量的元素：贺拉斯据以解释poēma和poēsis两个概念的这套说辞，依然只是颠覆了若干主题，而算不得是解读《诗艺》结构的新路径。

伊壁鸠鲁学派的菲洛德穆的文本，是我们了解逍遥学派尼奥普托列墨斯的主要知识来源，藉此，评论家也得以通过证明诗歌中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延续，来建立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的联系。本来，伊壁鸠鲁学派似乎不会对诗歌理论做出很大贡献，因为众所周知伊壁鸠鲁是看不上诗歌这种文学形式的，他甚至建议自己的追随者要尽量避免这种“有毒”的尝试。古代文献中不难看到伊壁鸠鲁学派对于读诗和写诗的厌恶，但正是菲洛德穆这位伊壁鸠鲁学派哲学家，写了很多优雅的讽刺短诗和一系列关于诗歌的专著，促使许多学者以全新的视角阅读这些资料，以试图找出伊壁鸠鲁学说的真相。对涉及该问题的伊壁鸠鲁作品的近期解读表明，伊壁鸠鲁并非反对一切诗歌，而只是反对沉醉于其中以致影响了内心的平静。一方面，在他看来，听人读诗是一种巨大的享受，一种哲学家不应拒绝的享受；另一方面，他认为只有哲学家才真正具有判断诗歌的能力(Asmis)。如果确实如此，伊壁鸠鲁就把诗歌的重点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推举为首要的道德意义转移到了审美乐趣。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伊壁鸠鲁及其追随者认为享受诗歌可以被看作是纯粹的听觉享受。在他的作品中，菲洛德穆反对希腊化时期的几位“形式主义者”，因为他们认为仅仅是声音（尤其元音）带来了聆听诗歌的乐趣。^[14]他强调思考在美学乐趣中的作用，但是也认为诗歌的意义在于它所赋予读者的快乐，而非要表达什么思想。按照菲洛德穆的观点，音乐、修辞以及诗歌都与厨师的技艺（tekhnē）相仿佛，并非旨在满足基本的自然需求，而是要增加更高级的人文乐趣。修辞的艺术不是关于理性劝说（那属于政治领域），而是发现新的有趣的表达方式；同理，他写道，诗歌不是用来说教的。^[15]我若引用贺拉斯关于悲剧中歌队作用的不甚重要的论述（在他那个时代或许是不合时宜的），来说明其与亚里士多德的关联，我会引用374-378行，从中可以明显看出贺拉斯和菲洛德穆在一个关键方面的联系。贺拉斯解释为什么平庸的诗歌不被接受：因为诗歌属于高级享受的类别。没有它，你也可以生活，但是诗歌的存在是为了愉悦心灵，要发挥这个作用，诗歌就必须是优秀的。在宴饮中，诗歌被拿来与音乐、香膏或甜品相比，如若这些东西品质不好，宴会不如不要它们为好（《诗艺》374，376）。诗人和律师截然不同：不仅最好的律师，即便一般的律师也有用武之地，但是平庸的诗人却是无用的，因为他本应愉悦心灵。相比逍遥学派模仿传统的文学思想，这种观点跟菲洛德穆的伊壁鸠鲁美学关系更密切。

还有一些理由，说明加达拉的菲洛德穆是弥合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之间差距的恰当人选。一方面，《论诗》的第五卷读起来像是希腊文学理论选集。菲洛德穆用了辩论的写作文体：他先是总结他人的观点，继而驳斥他们。《论诗》的最后一卷，看上去更像是对前面几卷所讨论的材料的综述。^[16]另一方面，菲洛德穆在意大利的人际关系网也至少是间接地将他与贺拉斯联系在一起。有研究发现表明他的图书馆所在地很可能是皮索家族的旧宅，他在意大利的整个事业（那不勒斯周边或者是罗马）也是皮索家族的凯索尼努斯（Piso Caesoninus）资助的。^[17]《诗艺》是写给三位皮索家族成员的（一位父亲和两个儿子）。贺拉斯最好的朋友是菲洛德穆的门徒之一：他有一篇论道德的作品是写给维吉尔、瓦里乌斯、克文提里乌斯以及图卡的；贺拉斯自称自己是他们伊壁鸠鲁小组的第五位成员。^[18]贺拉斯和菲洛德穆还有可能碰过面：贺拉斯在公元前39或者38年加入了梅塞纳斯的圈子，而在公元前40年的时候，菲洛德穆还活着。^[19]贺拉斯在他的一篇讽刺诗中引用了菲洛德穆的警句。（Sat. 1.2.121: 那种女人，（整天价）‘等一会儿’，“还缺点儿啥”，“要是老公不在这碍事儿”/跟去势的贞男正好一对儿；菲洛德穆却憧憬伊人若斯：一旦应约，她既不漫天要价，更不会带水拖泥。菲洛德穆的原文失传）。

因此，将贺拉斯的审美观与菲洛德穆，而非他的逍遥学派对手相关联，似乎更合理。之前的两次尝试（伯纳德·费舍尔和大卫·阿姆斯特朗）产生了几乎截然相反的结果。费舍尔（Frischer）在其极富争议的著作中承认《诗艺》只不过是包括了尼奥普托列墨斯的观点，但是他试图证明贺拉斯并不赞同这些观点；在他看来《诗艺》是一篇长篇讽刺文，一位逍遥学派的教导者在文中没完没了地演讲。这位靠不住的讲演者越是宣扬他的美学主张，这些主张就越显得荒谬。阿姆斯特朗则把《诗艺》理解为对菲洛德穆观点的阐述，当然，并不排除讽刺。费舍尔的观点不是很能服众，但是他让学者们意识到了文本的难度。如今，再没有人能够用新古典诗学的方式来阅读《诗艺》，将其看作由一位身兼演讲者和传记作家二职的角色，以一种含义明确、态度谨严的话语，来讲授一套固定的诗学规则。

//  后接：

贺拉斯《诗艺》中的疯癫（下）

[1] Ellen Oliensis, Horace and the Rhetoric of Autho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8, pp.199-223.

[2] 在希罗时代，海绵常用于擦拭血迹。——译者注

[3] Macrobius, Saturnalia, 2.7.

[4] 皮索家族，古罗马地位显赫的家族，《诗艺》据说写给皮索父子。——译者注

[5] Horace, Ars poetica, Trans. A.S. Kline, Web. 23 June 2013. （作者此后的《诗艺》引文同出此本，故而只列诗行，不再另行标注。——译者注）

[6] Aristotle, Poetics, Trans. W.H. Fyf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vol. 23, 1932.

[7] “默证”（e silentio argumentum），对应英文的argument from silence，故译。——译者注

[8] Albrecht Dihle, Die griechischen und römischen Literatur der Kaiserzeit, München: Beck, 1989, pp.62-72.

[9] 公元79年爆发的维苏威火山波及到赫库兰尼姆城内一座私人图书馆的藏书，许多纸莎草纸古卷熏黑并碳化。其中大约有800卷古卷在1752年被发掘，目前藏于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图书馆。卷轴的内容已知有44卷是哲学家菲洛德穆的作品。菲洛德穆是古希腊诗人、伊壁鸠鲁派哲学家、皮索的好友。他曾在雅典哲学家芝诺指导下学习，公元前75年左右迁居罗马，把伊壁鸠鲁主义传至罗马。请参考徐力恒，“利用高科技释读已碳化的罗马古卷”，《光明日报》，2015年5月9日，第11版——译者注。

[10] David Armstrong, “The Adressees of the Ars poetica: Herculaneum, the Pisones and the Epicurean Protreptic”, Mega nepios: il destinatario nell’eops didascalico, Ed. Alessandro Schiesaro, Philip Mitsis and Jenny Strauss Clay, Pisa: Giardini, 1993, p.197.

[11] Richard, Janko, “Reconstructing Philodemus’s On Poems”, Philodemus and Poetry: Poetic Theory and Practice in Lucretius, Philodemus, and Horace, Ed. Dirk Obbink, Oxford: Oxford UP, 1995, pp.70-73; 更多内容请参考该作者“Introduction.” Philodemus, On Poems, Book 1, Oxford: Oxford UP, 2000, pp.48-119.

[12] C. O.Brink, Horace on Poetry, Cambridge: Cambridge UP. Vol, 2, 1971, pp. 94-106.

[13] James Porter, “Content and Form in Philodemus”, Philodemus and Poetry: Poetic Theory and Practice in Lucretius, Philodemus, and Horace, Ed. Dirk Obbink, Oxford: Oxford UP, 1995, pp.102-117 and pp.145-146.

[14] Janko Richard, “Introduction”, pp.154-189.

[15] David Armstrong, “The Impossibility of Metathesis: Philodemus and Lucretius on Form and Content in Poetry”, Philodemus and Poetry: Poetic Theory and Practice in Lucretius, Philodemus, and Horace, Ed. Dirk Obbink, Oxford: Oxford UP, 1995, pp. 215-217. 相关段落参见: On Music 4 col. III 24-35 Kemke; On Rhetoric 2 col. II.1.45 Longo; On Poems 5 passim.

[16] Janko Richard, “Introduction”, pp.191-192.

[17] David Armstrong, “The Adressees of the Ars poetica: Herculaneum, the Pisones and the Epicurean Protreptic”, p.192.

[18] David Armstrong, “The Adressees of the Ars poetica: Herculaneum, the Pisones and the Epicurean Protreptic”, pp.196-197.

[19] Janko Richard, “Introduction”, pp.6-7.

* 彼得·海居（Péter Hajdu），匈牙利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世界比较文学评论》主编。

* 英文原文（The Mad Poet In Horace’s Ars Poetica）刊于《加拿大比较文学评论》2014年三月刊（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March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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