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 | 浴血河西系列：从红军东征到山城堡大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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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时期，红军重机枪阵地。
【本文6000余字，大约阅读20分钟，】
1935年11月，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率先进入陕甘根据地，胜利完成长征。
然而，当时陕甘地区经济落后，交通不便，地瘠民贫，部队给养和物资供应十分困难，完全不适合红军休整养兵，恢复元气。
此外，就战略地理而言，陕甘地区东侧黄河，受吕梁山阻挡；北抵沙漠，受阴山压制；西靠黄河，被贺兰山及祁连山余脉、六盘山余脉屏障。如此地理限制，红军主力除却东进山西，南下西安，其余往北、往西都是千里荒凉，人烟稀少。
因而，陕甘宁地理虽然不利于国军四面“围剿”，红军如要发展，同样非常困难。
就此，红军必须战略调整，以应变这一态势。
既然向北、向西发展受制地理意义不大，红军只得选项向南、向东发展。
不过，红军向南发展，就必然要与杨虎城西北军、张学良东北军碰撞。
同时，红军如是南下关中，除却引发与张、杨军事矛盾，之外，更容易引发驻防洛阳的南京中央军5个师顺势进入关中，更不利于西北未来发展。
因而，就战略发展而论，红军只能放弃南下，唯有选择东渡黄河进入经济富庶的山西。
如此，假设红军进入山西，在晋西地区及吕梁山地区建立根据地，再向晋中及晋东南发展，即可解决红军面临的给养、兵员、筹款、革命及北上抗日等等问题。
因而，红军很快制定在1936年2月至7月间，“ 开辟山西西部五县以上地区，使之成为初期的苏区”的战略。
红军东征，拉开帷幕。
1936年1月15日，红军下发了“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进行动员，预备东征山西。
1936年2月20日，红军正式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及政委，率红1、15军团精锐1.3万人编为东征军，东渡黄河，远征山西。
然而，红军东征遭遇阎锡山部顽强抵抗，进展极不顺利。
战至3月31日，交战双方都在添兵。
红军方面，刘志丹率红28军渡河参战。国军方面，则以陈诚为山西“剿共”军总司令，调集10个师分两路入晋参战。
同时，阎锡山也调集晋绥军5个师反攻红军。
东征战事迅速升级。
1936年4月14日，左路军红28军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激战之时，刘志丹亲临前敌指挥，不幸阵前牺牲。
红军在东征及山河堡战役时期的主要军事将领彭德怀。
彼时，红军与国军在山西激战，日本军部得悉山西急变，也是蠢蠢欲动制订了“在冀、察协助下扫荡共军，日本方面将提供武器弹药、飞机或贷款，甚至派军事顾问直接参与军事行动”等战略。
日军借助其谍报机构及汉蒙奸势力，加速武装渗透、分裂绥远、宁夏，甚至甘肃地区，欲图借助华北跳板，西进山西，干涉红军东征，
日本方面为此大动手脚，不仅对红军、阎锡山部等形成威胁，对华北、西北及中苏边境等地区，也是极具威胁。
于是，日本妄动激起了中国各界愤怒，内地反日高潮此起彼伏。
鉴于东征战事、华北及西北局势发生急变，“为避免内战，保存抗日力量，并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5月，红军发出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对晋绥军停止作战，并开始往黄河以西撤军。
1936年5月5日，转战晋南的红1军团和红15军团、红28军、红30军先后从清水关、铁罗关、永和关等地回师西渡。
红军东征，匆匆结束。
不过，红军东征却为后来八路军布局山西，留下深远影响。
红军东征，既将南京中央军引入山西，激发了山西地方与南京的矛盾。这也激起阎锡山更加忧虑被南京兼并。因此，阎锡山开始与周总派遣的代表秘密谈判，为后来阎锡山制定联合八路军入晋抗日战略，埋下了伏笔。
同时，红军东征转战吕梁山地区，也为日后八路军东渡黄河抗日，创立吕梁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然而，红军东征暴露实力，也为南京方面派兵入晋，以近20万重兵寻迹红军东征路线，由山西逼近陕甘地区，提供了战机。
因此，鉴于晋陕战局变化，红军第二、四方面军正在向陕甘进军，以及新疆及大西北局势变化极快，陕甘中央红军为打开战略纵深，迎接第二、四方面军会师及打通国际路线，再度以彭德怀为司令、政委，编组中央红军西方野战军，出征宁夏、陇东。
1936年8月12日，红军主力会师在即，陕甘中央红军即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提出红军主力联合进军宁夏，发起宁夏战役，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
当时，红军深入调研北上可行性，认为“我军只要能占领宁夏之乡村， 靠近贺兰山，便可取得攻城武器”。
同时，红军方面对北上道路也有明确说明，认为“外蒙宁夏间是草地，有许多汽车通行路”……
这一道路，即为清光绪初年，晋商为左宗棠西征开辟的“绥新驼道” 。
同时，在北伐战争时期，“绥新驼道”也是冯玉祥得到国际援助发起五原誓师的主要交通线。
在经历万里长征，连续作战近年，当时红军消耗、减员极大，尤其需要军需援助、兵员补充。
因此，陕甘宁中央红军即制订了《十月作战纲领》，预备发起宁夏战役。
根据《十月作战纲领》，红军计划在三个方面军主力会师以后，尽量回避与张学良、杨虎城部冲突，集中力量向北发展。
此后，红军选择在西兰公路以北，同心县城以南，黄河以东，环县以西的地区，运动作战，以期重点打击尾追红军的国军，以及西北军阀马鸿逵势力，最终在此建立新的陕甘宁根据地。
显然，这个作战计划，为后来建设陕甘宁边区，奠定了策略上的基础。
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地图。
东征之后，正在操练的红军炮兵。
同时，红军根据这一作战计划，还强调向北发展，打通国际通道，争取国际物资休养生息，回避了向东与阎锡山的冲突，向南与张学良、杨虎城的冲突，客观上也为红军促动、联合地方势力践行“逼蒋抗日”，提供了军事、空间上的条件。
此外，从《十月作战纲领》也可侧见，红军在完成长征以后，根本战略目标即为北上，并非西征。
后来西征，实则是为掩护红军主力运动的战略佯动。
当时，南京方面以胡宗南、王均、毛炳文等部20个师及旅大举围攻陕甘宁，因而，红军面对极大军事压力，在《十月作战纲领》也就要求“四方面军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的努力造船 ” 。
红军总部的这一命令，即为红军在黄河西、东两岸运动，相互策应，以适时打破南京方面南北夹击，战略歼灭红军于黄河以东陕甘宁腹地的企图。
至于后来的河西红军西征以及遭遇惨烈的结果，则是河西红军为策应河东红军主力的北上及运动作战的巨大牺牲。
（红军西征的这段往事，我将不定期更新，还望朋友们关注更新。）
因此，早在红军主力会师之前，先期抵达陕甘宁的中央红军即未雨绸缪，开始全面布局大西北。
1936年10月，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在甘肃静宁以北现在属于宁夏西吉的将台堡地区与红二方面军会师。
就此，红军主力三个方面军全部完成了长征。
虽然经过万里长征连续作战，损失惨重，但是，完成长征的红军主力经过大浪淘沙，更见精锐，终究是当时西北颇具战力的战略军事集团。
因而，红军总部规划战略，着手在宁夏打开局面，更要在陕甘宁站稳脚跟，因此决定分兵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西渡黄河，挺进河西建立根据地。
红军西征军一部。
红军希望以此奇兵，能够在战略上策应红军西线野战军展开运动战，同时顺势打开大西北局面及打通国际路线。
显然，在当时的地理环境和军事形势之下，以红军主力会师，作战部队和后勤机关约10万人马，集结在地广人稀，贫瘠苦寒的陕甘宁地区，如不快速战略展开，受粮草物资、入冬气候和国军围攻威胁，必将面临极大危险。
为此，红军在解决了张国焘分裂问题以后，向河东分兵，实有其必然的军事及战略原因。
1936年10月24日，红军以红四方面军30军、9军、5军以及第四方面军总部直属队共2万余人组成红军西征军，在靖远虎豹口河段西渡黄河，开始了著名的红军西征。
这一时期，红军也就真正完成了红军建制、军令的统一。
于是，红军在兵力、建制、军令等方面，有了大兵团作战的基础条件。
当时，在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序列的河东红军主力，包括有红一方面军之左权第1军团3个师，徐海东第15军团3个师；红二方面军的贺龙第2军团2个师，陈伯钧第6军团4个师，罗炳辉红32军2个师；红四方面军陈再道第4军4个师，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直辖第31军2个师。
这部分红军阵容整齐，可谓红军绝对主力。
这一时期，经过长征诸多政治、军事等事件，相比陈昌浩、徐向前率部西进的河西红军，彭德怀、任弼时率领的河东中央红军，已经成为了红军最核心、最精锐的野战主力。
河东红军即主要担负在西兰公路以北，同心县城以南，黄河以东，环县以西的陕甘宁地区打开局面，建设新的核心根据地，适时北上宁夏、绥远的战略任务。
就此，河东红军如要全力北上，其前提就必需要在陕甘宁展开运动战，打破胡宗南、王均、毛炳文等部，以及张学良、杨虎城、青马、宁马等杂牌地方军的国军的四面围剿、围堵。
东征之后，正在操练的红军炮兵。
因而，在1936年秋冬，红军集结主力打破各路国军、军阀的四面围剿，实为红军在长征之后的存亡之战。
是以，红军高层于11月15日、16日、18日三次电令指出：
“当前这个战争关系于苏维埃，关系于中国，都是非常之大的”……
如是打好这一仗，便是 “赠给胜利的全苏区人民的礼物”。
实则，就战略层面而言，打好这一仗，将为红军能否成功真正站稳脚跟，经略陕甘宁边区，并且借此打开西北局面的战略关键。
为此，红军党政军顶层人物都予以相当的重视。
尤其主管红军作战的周总、朱总等人，在战前多次赶往彭德怀的前敌指挥部，再三向三个方面军主要将领们强调打好这场立足之战之重要，之根本。
正如前文所述，陕甘宁地区当时人烟稀少，经济贫弱，气候苦寒，交通落后，非常不利大兵团运动。
因而，四面围攻陕甘宁地区的各派国军、军阀部队虽然番号诸多，实际上都受道路和补给影响，只能在外围运动，主力兵团均是无法进入核心战区作战。
这些国军主力与军阀部队之中，唯有唯有胡宗南第1军和张学良东北军的王以哲第67军及骑兵师，受上峰严令，勉强向陕甘宁核心地区开进。
他们总兵力与河东红军主力大致相当。
不过，国军这2个军都是蒋介石、张学良体系的嫡系精锐，兵力充足，装备也好，极具战力，颇有威胁。
就此，红军、国军在西北的主力即在西兰公路以北、黄河以东的陕甘宁地区拉开运动战架势，对胡宗南部、王以哲部展开了试探性运动战。
因为是试探性作战，红军分路穿插、运动，攻击往往点到为止，并没有予对手太大的军事压力。
因此，胡宗南统帅精锐，也就由此误判其部既有东北军协作，战力远超红军，使得红军被迫躲闪避战。
在胡宗南看来，红军经历艰苦长征，东征作战，连续作战缺少补充，人困马乏，缺粮少弹，立足未稳，纯属不堪一击。
就此，胡宗南再无顾忌，在进入陕甘宁腹地以后，即分散兵力，分三路出击，寻战红军主力决战。
其中，胡宗南以其第1师第1旅为左路，由惠安堡东进，以第1师第2旅为中路，进攻萌城及甜水堡。
同时，胡宗南还以第78师主力为右路，由东北军保障右翼，由田家原进攻山城堡。
为此，胡宗南数次电台呼叫，得到了王以哲第67军及骑兵师助战保障第78师右翼的承诺。
随后，胡宗南即以他所指挥的第43师、第97师等2个师，尾随三路前锋跟进，预备寻找红军主力决战。
然而，胡宗南精心搭起的这幅全面进攻的摊子，还是被王以哲不经意地拉塌了。
原来，早在红军东征，回避与东北军发生矛盾并且与东北军展开秘密谈判期间，王以哲即为张学良的主要代表、助手，全面负责与周总、叶帅和李克农、钱之光等高层会晤，共商逼蒋抗日大计。
时日长久，王以哲与周总、叶帅促膝谈心，深受周、叶影响，于是虽然身在曹营，难免浮想翩翩，明暗出力，帮助红军。
因而，等到数月以后，王以哲率部到了陕甘宁核心战场，当然无心与胡宗南搭档。因此，王以哲说是率部配合胡宗南作战，实际上每日率部在陕甘宁地区周旋运动，搪塞应付。此外，王以哲有联络参谋送来红军电码，每逢行军机动，王部全程滴滴答答，避免了与红军发生误会、冲突。
就此，红军面对侵入陕甘宁腹地的主要敌人，除却王以哲东北军，实际上只有胡宗南主力。
鉴于红军疲惫，粮弹匮缺，亟需一场大胜补充部队的情况，彭德怀认为，红军会师以后，精锐集中，官兵士气高涨，敢战善战。同时，陕甘宁地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诸多地理不利，使得胡宗南部虽然养精蓄锐，装备较好，却分兵冒进，相互难以快速联系、策应，势同孤军。
同时，王以哲第67军及骑兵师本来疏于联系、配合胡宗南部作战，更是为红军围攻胡宗南分路进攻的部队极佳战机。
就此，周总、朱总与彭德怀等人数日密电，最终，彭德怀决定集中东路红军主力，速战决胜胡宗南主力。
11月15日，红军退出同心县豫旺堡，彭德怀当即致电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
“我军今晨已从豫旺堡撤出，希速去占领，以免被其他部队抢去”。
旋即，王以哲部如期以进驻豫旺堡。
王以哲部进驻豫旺堡，既在桌面上为南京方面赢得一局，更在桌面之下，使得东北军右翼掩护第78师，纯属徒有其表。
此后，在山城堡战役之前，彭德怀再度致电王以哲：
“红军举行此次战役，目的是歼灭胡宗南的部队，红军与贵军是休戚与共，相知在心，请贵军推迟进军的速度，以免引起误会”。
王以哲接到电报，心有戚戚，当即派出传令兵，要求各部围绕豫旺堡收缩兵力，推迟行军。
于是，彭德怀以红军次要部队第6军团主力在郭家大湾一线组织防线，不慌不忙地对豫旺堡一线的东北军形成了对峙。
红军得到机会，旋即以最为精锐的红军第1军团3个师，穿插进入了处于胡宗南部和王以哲部之间的最为有利的攻击位置。
就此，红军已然在战役态势上，分隔了胡宗南部右路冒进山城堡的第78师。
山城堡战役尚未正式打响，扑向山城堡地区的胡宗南的第78师，就已经输掉大半。
【本文为修改稿，全文万余字，剩余部分赶稿不及，明日更新，诸君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