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洋工”的喜怒哀乐
出国，曾是几代中国人可望不可即的梦想。都认为国外的月亮比较圆，国外的钱好赚。随着国家日益强大，中国和外国贸易日益紧密，不少中国人是抢破脑袋去海外淘金，但真正赚到钱的只是少数，多数人不仅葬送了钱财和时间成本，回国也不被亲人待见。
从1992年以来，中国境外就业人员总数已达10万人，主要分布在日韩、东南亚以及非洲等地，从事的工种以高强度、低酬报的为主，如纺织业、建筑工、机械制造工人等，对外语要求并不高，仅需基本沟通无障碍，高中和中专以上文化程度即可。
2022年世界移民报告
根据联合国移民署（IOM）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移民报告》显示，截至到2020年，国际移民总数已达2.81亿人，占全球人口的3.6%，相当于每30个人中就有一个国际移民。印度是最大的移民流出国，有接近1800万印度裔移民生活在海外。排在印度、墨西哥和俄罗斯之后，中国有超过1000万华裔生活在海外。
海外务工，离不开给原籍国的家人汇款。2020年，接收海外汇款最多的国家依然是印度，总量达到了831.5亿美元。其次是中国，收到了595.1亿美元汇款。我们在总量上虽逊于印度，可在人均汇款额上多年一直领先印度。主要原因是这几年中国在非洲的基建大扩张，有十余万中国工人赴非洲当技工，风险很高，但工资收入有保障。现在打工不论是想去美国，还是想去澳洲，想去加拿大，想去日本，想去韩国，其实能去的国家就那么几个，很多国家都不是想去就能去打工的。
上海人的出国往事
1979年农历大年初一，总设计师访美，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的第一次访美。中美派遣留学生的口头谅解作为正式协议加以签署，为之后的出国潮到来奠定了基础。
那个年代，能够被公派出国是件令人傲娇的事。受专业、学历、出身等的限制，在1978年至1985年间，我国共派出公费留学人员两万人，其中理工科学生占85%。1982年，国家教育部、公安部等相关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出国留学不再受学历、专业或者出身成分的限制。一时间，无论男女、无论年龄、有没有海外关系、想不想继续深造，都开始琢磨“留学”这件事。
托福考试是为非英语国家的学生申请到美国、加拿大等国留学，就读高等院校而必须通过的一种英语水平测试。最早的托福在大陆还没法考，必须要到香港参加考试。直到1981年12月11日，我国才首次举办托福考试。为了学外语，为了准备考托福，为了出国去，上海就像是座没有围墙的外国语大学，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外语节目，看中央电视台的FOLLOW ME（跟我学），外语学疯了。在人民公园，现在红的是相亲角，当时外语角更有名，每到周末都是人山人海。如今读GRE和托福必备的“红宝书”还没出现，当时人背的最多的是英语字典，背好一张撕一张。
80年代前期，限于开放程度和政府财力，“公派”留学生和其他方式出国的人数很少，“嫁出去”成为出国的主流手段。不光嫁老美，日本人，西班牙人，墨西哥人，阿根廷人，还有一大批嫁到港台地区……据上海涉外婚姻统计数字，97%是“嫁出去”，只有3%是“娶进来”，以致形成了“上海女婿遍天下”的说法。
80年代后期，公派出国取代涉外婚姻，政府行为取代自由市场。公派出国主要有公派留学、出国考察两种。公派留学目的地主要是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原则上是不许打工的，但出国后很少有人遵守。中日关系正常化后，上海人把出国的目标投向了距离更近的日本。领馆门口排起通宵长队，附近的居民乘机推出了出租躺椅的业务。语言学校，严格意义上不算出国留学，但只要能出去就行，管它是旅游签证还是留学签证。
发达国家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完全是因为高收入。1980年，日本人均年收入是9069美元，美国人年平均收入是12272美元，而1981年，中国的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76元人民币。什么概念，在日本打一天的工资能抵地上你在国内干两三个月的收入，怎么会没有吸引力？在那个年代，公派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在国外工作学习不仅可以领取固定的生活补助，回国时还能购买免税商品。一开始＂八大件＂（彩电，冰箱，洗衣机，音箱，四喇叭收录机，手表等）都是要进口，你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但日本电视机已经烂大街了，捡都能捡到。
1993年，上海电视台专门派了个摄制组去日本，记录上海青年在日本求学和打工情况：中国人在日本打工一种是做送货上门，一种是做服务员，还有在俱乐部做陪酒女。也有天之骄子顶住压力，一边打工，一边学习，学有所成，业有专攻，成就一番事业的。
喜怒哀乐
丁尚彪，1954年1月11日出生于中国上海一个工人家庭。从小丧父，书读到初中又碰到上山下乡浪潮。1970年，16岁的丁尚彪就到安徽蚌埠市五河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来五河县之前，丁尚彪是有心理准备的，但五河县的贫穷还是超出了他的预期，幸好丁尚彪遇到了同是从上海来五河县的知青陈忻星。俩人相识相知相爱，并最终走进了婚姻的殿堂。1979年，丁尚彪和陈忻星先后回到上海，并在上海生下女儿丁晽。
回到上海后，一无学历，二无技能的丁尚彪进入一家工厂食堂上班。因为工作踏实努力，丁尚彪很快被提拔为后勤管理骨干，并读完了中专。丁尚彪还想读夜大，可女儿还小需要照顾，于是他放弃了这一念头。出国打工热兴起后，丁尚彪一位日本朋友写信给他，说日本满大街都在扔彩色电视、微波炉等各种家电，都没坏，捡回来就能用，而且日本打工收入比中国的高多了。考虑再三，丁尚彪决定去日本看一看，去读点书，回国后能有个好发展，或者在那赚点钱，给家庭多添一条出路。
丁尚彪常去瑞金路、复兴路附近的自费留学服务中心打探消息，但他的出国申请都被退了回来。理由是：“30岁以上的人，日本学校基本不收。”有一天，有人在兜售北海道飞鸟学院阿寒校区的招生资料，丁尚彪花了5毛钱买了一份。这所学校刚开张，学校免费提供保人，跟其他语言学校不一样，承诺可以等签证到手再付学费。
丁尚彪心动了，很快和飞鸟学院取得联系，对方要求他寄护照复印件和存款证明过去。丁尚彪去单位保卫科盖章，领导让他把读夜校的单位培养费“吐”出来，否则不给办护照。丁尚彪交了将近3个月的工资，共278元人民币才盖到章。为凑足前往日本留学的费用，丁尚彪和妻子借遍亲戚朋友。两个月，凑够42万日元（当时折合3万多人民币，相当于他和妻子15年的工资总和）。1989年，怀揣着对亲人的不舍与对日本的憧憬，丁尚彪踏上了前往日本的道路，此时已35岁。刚到东京，离飞鸟学院开学还有一个月，丁尚彪一刻不耽误，找到两份洗碗的工作，一个月里挣了16万日元，赶紧给妻子寄了回去。
达阿寒其实是个非常偏僻的地方，以前是个煤矿产区，后面逐渐没落。阿寒语言学校是利用这个废弃中学改造而成的，而丁尚彪居然是学校的第一批学员，10来个中国学生加上其它学员，学校第一批共计56名学生。当学生们向学校提出打工申请，学校却坚持按入管局的“3个月不准打工”的规定办。
人生地不熟，又没有学校的介绍与担保，丁尚彪他们要去哪找工作？可不工作，家里债务怎么办，妻女怎么生活？于是丁尚彪和一些同学就逃出语言学校，跑到东京。丁尚彪托朋友帮忙，更换了东京的保人，又申请新的语言学校，缴了20万日元的学费，准备在东京边打工边读书。但由于有出逃的“前科”，签证被一次次拒绝。丁尚彪陷入了两难，要么回上海，但已经没有了工作的机会，谁来扛下巨额债务？要么留下打工，成为“黑户”，随时做好被遣送回国的准备。丁尚彪思考良久，决定留在日本打工，全力栽培女儿学习，将她送到国外一流大学读书。
为了不被发现，丁尚彪只能干一些又脏又累的体力活，餐厅的服务员、下水道清理工、小作坊的流水工，发传单、当男保姆，只要雇主不嫌弃他是黑户，愿意给机会，他就愿意做。为了赚钱，丁尚彪最辛苦的时候一天打三份工，在不同的工作场所奔波。丁尚彪一天能赚1000多块人民币，是国内10个月的收入。多的时候，一个月能存下3万人民币。丁尚彪把挣来的钱，全部邮寄回家，自己则住在最便宜的房子里，几个男人挤在十平米的房间。“如果能够预测，当时用现金买一百套房都没问题。因为两三个月的工资就可以在上海买一室一厅了。”
一开始，妻子不理解为什么丁尚彪非留在日本，甚至怀疑他已抛妻弃女，在外有了新的家庭。那个时候没手机，联系也不紧密，隔着千万里的距离，陈忻星的担忧情有可原。可当一笔笔“巨款”汇入妻子账户，怀疑打消了。陈忻星独自一人带着女儿住在一个老式公寓里，她白天在服装厂上班，晚上接女儿放学，督促女儿学习。陈忻星的工资用来维持母女的生活。丈夫寄回来的钱，除了还之前和亲戚朋友借的钱之外，全部存起来准备女儿出国读书时使用。
还清债务之后，丁尚彪没有回家，而是继续留在日本挣钱。工作之余，丁尚彪还自学日语、写作，为拿到更高的工资，他还考了五份专业技术资格证书。考虑到未来可能会作为女儿留学的保人，丁尚彪一直坚持主动纳税。他总是随身背着一个大包，里面装着税单。丁尚彪认真地搜集了留美读书资料，当年还不流行高中毕业就出国读书，是丁尚彪建议女儿高二就考托福，然后申请国外大学。
女儿丁晽从小很懂事，知道父母不容易，爸爸一个人漂泊在国外打工。丁晽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高中考上了上海排名前列的复旦附中，并于1997年考入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18岁的丁晽带着父母的期望登上去美国的飞机，将东京作为自己转机的中转站。由于丁尚彪是黑户，没有合法证件，进不了机场，他只能和女儿约在地铁日暮里站和女儿碰面。看到女儿的那一瞬间，丁尚彪激动地眼泪流了出来，女儿也抱着爸爸哭出声来，为了这个见面，他们等了八年。
孩子有出息，丁尚彪工作更有干劲了。丁尚彪一周打三份工。白天在工厂工作，晚上在餐厅打工，周末还要去干保洁。丁尚彪把挣来的钱寄给女儿，嘱咐女儿好好学习不要为钱担心。
女儿去美国上学，妻子陈忻星一直想申请赴美签证看望女儿，为此她自学英语，申请了5年，被拒签11次，终于在2002年5月第12次的时候通过了，拿到了去美国的签证。同样也是在日本转机，这一次夫妻俩有72小时的见面时间。
还是在日暮里车站，丁尚彪看见了十三年未见的妻子，想说的话太多了，导致两人一见面什么话也没说出来，只是久久地凝视着对方，泪水夺眶而出。三天的相守时间眨眼就过去了，分别的时候两个人都哭红了眼。
2004年，女儿即将博士毕业，申请到了继续读博的助学贷款，她强烈要求父亲离开日本返乡。当丁尚彪拿着护照来到机场安检时，安检人员看到他的护照年限被吓了一跳，在查实丁尚彪在日本的15年，按时纳税，零犯罪记录后，并没有追责丁尚彪，将护照还给了丁尚彪。根据日本相关规定，丁尚彪被终生禁入日本。女儿丁晽毕业后选择留在美国做一名妇产科医生，之后有了自己幸福的小家庭。2009年，55岁的丁尚彪带着妻子随女儿定居美国，一家人加入美国国籍。
同样是黑户，同样是妻女，不同选择可能带来不同结局。早前有报道，上海籍刘大爷，本名刘玉生，于1990年与哥哥一起来到美国，当时40岁的他还有个小10岁的妻子和年仅8岁的女儿留在上海。
刘玉生的父亲在美国经营着一家家庭旅馆，他和哥哥是以探亲的名义去的美国。没多久，哥哥坚持不下去回国了，刘玉生不愿回国，因为他是借钱出国的，这样子没脸回去。三年后，刘玉生的护照被没收了，成了黑户，和妻女也断了联系。又过了几年，父亲去世，刘玉生还是不愿回国。
刘玉生像输红了眼的赌徒，把所有的希望都押在美国，就算贫困落魄，依然觉得那里好。全完不顾妻子的困境，一个女人要抚养女儿还要上班，得承受多大压力？在美国流浪32年，刘玉生一封信没写，更没钱寄回来，妻子都以为他人不在了，也不敢跟别人提这件事。
刘玉生端过盘子，金融危机后失业流浪街头，也曾受过不少照顾，其中一位白大爷，还给他分过早餐和救济，俩人还畅想一起创业。之后，白大爷补办了护照回家（回国后有户口、有退休金，被家人接纳），刘大爷的心态有点崩，也想回家了。
2022年初，流落纽约街头的刘大爷被人发现。好心人与刘大爷聊天发现大家同是上海同乡，对他产生同情，安排他住处，又想办法为他筹款。在爱心人士的帮助下，刘大爷在回国前联系上女儿，打了半小时电话，之后女婿明确表示，他们不会接受刘大爷。但刘大爷还是坚持要回国，他认为见到女儿，女儿会原谅他的。
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刘大爷拿到了回国的旅行文件。2022年11月底，刘大爷登上了回国的航班。下了飞机，按照相关规定隔离。隔离结束后，由于没家人来接，工作人员建议他住酒店，一天400块。刘大爷拒绝，说不用浪费那钱，他可以睡公园。从隔离酒店出来的第一天，刘大爷去过自己曾经呆过的地方、妻子工作的单位，都扑了个空。刘大爷见家人心切，不愿住在管理较严的救助站，于是有人用在美国筹到的善款为大爷租了房。纽约的同乡们又委托上海的朋友帮刘大爷寻亲，希望刘玉生家人能接纳他，让一个流浪的老人能回家。
刘玉生的女儿，看到父亲的消息。她不能接受，父亲在她年幼时离家出走，从未对她有过任何关心，她和母亲吃了多少苦，只有自己知道。所以拒绝通话！拒绝见面！为避免网友误会，女儿让丈夫站出来回应，把刘玉生的行为公布，并表明态度，“你离家多年，对家人不管不顾，现在家人也当你不存在，不会跟你团聚。”
之后，网络上又传出刘大爷要分房的言论。原来在当年刘玉生的单位曾分过一套房，他出国后这套房子拆迁了，分到一套比原先大的房子，目前市价大约几百万元。
3月8日，已经住进上海救助站刘玉生在别人的帮助下，拍摄了一则澄清视频，表示自己没有想过和妻子争夺房产。
并不是所有出国的人，都是去当老板、赚大钱的，更多的人赚着不多不少的钱，干着别人不愿意干的活。要想人前显贵，必定人后受罪。早上开门早，晚上关门晚，周末节假日不休息，是他们不知道休息吗？不是的，是他们有家要养，所以不敢懈怠。当抛家弃子追求个人幸福的时候，就注定了结局，无法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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