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语系15级大一的小赵同学来信：
“老师上课的时候与我们分享了各地同学方言不同引起的笑话，我也想同老师您说说我们寝室里‘口音’的故事。
“寝室里有两个广东人、一个山西太原人和一个本地土著我。所以寝室里总有些时候是粤语和普通话穿插进行的。刚开学那阵子广东的姑娘还跟我说：
“‘要是你也说广东话就好了，这样有隐私啊别人都听不懂。’
“我：‘……’
“然而至今只学会了广东话里常用的吐槽的几个词……
“我发现广东人有一套自己的普通话，他们多是用普通话发音说出粤语的习惯说法。比如说‘教室’会变成‘课室’，‘占位子’会变成‘霸位’。
“还有一天早上，室友对我说：‘你早饭只吃了一个包怎么够啊！’我思考了很久她为什么说我吃了一个‘包’而且还不够……再一想发现自己只吃了一个‘面包’……
“后来还发现她们管香蕉也只叫做‘蕉’……类似的情况经常碰到，但我现在已经习惯了改口对她说：‘你去课室帮我霸位吧！’
“我觉得各地方言常有发音上的不同，但粤语的措辞、语序都与普通话有出入，不过我觉得这些差异其实也很好玩。
“期待下周的课程！”
我请小赵给同学们讲讲她发现的粤语普通话的特点，同时我对她提到的“寝室里总有些时候是粤语和普通话穿插进行的”也很感兴趣，因为寝室里粤语和普通话交替使用，一定是因为两种话（语码）各有各的功能。
因功能不同而灵活选择适合情境的语码，这是日常口语交流普遍存在的现象。它在理论上是这样被认识的：
同一个交际场景中，说话人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交替进行，在理论上被称为“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简称转码。这里的“语码”和“转换”两个概念，都有其社会语言学的特质。语码泛指任何交际中的语言和方言，包括社会方言。语码的转换离不开交际环境。我们既可以从交际环境看语码选择的行为，也可以从语言选择本身入手看它所受的语境制约。转换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经典视角。它指在特定语境的口语交流中，说话人因某种原因和目的而交替选择不同的语码。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语言学就是要研究语码的有意义的转换。语码转换作为一个大概念，其涵盖的现象按大小分为三类。转换指一个说话人在不同的时间灵活选择不同的语码。这往往和不同的话题有关。从近的说，小赵的广东室友在不同的时候选择说粤语普通话或粤语；从远的说，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两个佛来芒语的政府官员，相互间日常谈话用佛来芒语，话题转到国际问题和文学艺术时，用法语。转换的前提当然是说话人熟练掌握两种语言；而在转换选择中，又显示出两种语码的不同功能。小赵的室友对她说“要是你也说广东话就好了，这样有隐私啊别人都听不懂”，指的就是在特定场景中粤语不同于普通话的功能。这也解释了转换何以发生。语码混合指说话人主要用一种语言讲话，间或又插用另一种语言的某些成分（如短语等）。例如社会语言学者记录的美国纽约一个波多黎各移民的话语：“Per eso cada（西班牙语:所以每个……），you know it’s nothing to be proud
of（英语:没有什么可骄傲的），porque go no
estory（西班牙语：因为我不……） proud of it, as a matter of fact
and hate it.(英语:为这骄傲，事实上，我讨厌它。)”说话人想用他的第二语言英语把话讲清楚，但总也摆脱不了他的母语西斑牙语的影响，因而出现了语码混合。这似乎与他的第二语言能力不强有关。借用词是说话人在说一种语言（常常是母语）时，插用另一语言或方言的词汇。例如香港人说“我会call你”，在粤语句子“我会打电话俾你”中插换了英语动词call。又如“我想upgrade部电脑”是在粤语句子“我想将部电脑提升一级”中插换动词upgrade。同样，“买呢本好吖，呢本好呀，讲animal”，翻成普通话是“买这本吧，这本好呀，讲动物的”，animal是借用英语单词。在语码转换中出现借用词，要和二语能力差区别开来。例如法国人说英语时常常说出Cest（法语，这是）)today，或Cest
Tuesday，这就不是语码的选择，而是没有学好英语。而上海人说沪语时总会插入普通话的词语，那是因为一些概念用上海话不知道怎么说，也是因为一些概念的上海话发音有点吃力——虽然只是一点点费力，但人真的是够懒的。以上三种形式的差异，如果单从语言能力的角度看，可以说从转换到混合再到借词，双语能力是递减的；单从特定功效的角度看，三种形式的社会功能也是递减的。严格地说，只有第一种形式的语码转换与双语的不同社会功能有密切的联系，它们是有意味的。然而实际上问题要复杂得多。例如新加坡华人生活在一个非常典型的多语环境中，用全英语对话很普遍；而同样处于双语（多语）环境的香港人，却在心理上排斥全英语对话，而喜欢在粤语对话中夹杂英语单词。这显然和语言能力无关，也看不出两种语码在转换中的功能差异。而且，三种形式之间的界限也不分明。香港人说话如此转码显然和粤语在香港的深厚传统有关。语码转换的首要条件是说话人具备足以用来转换选择的语库(verbal repertoire)。语库是一个言语集团经常使用的语码的总和。我们举两个例子：(1)本族语汉语方言(这可能是其父母双方共同使用的方言，也可能是其中一方所用的方言)(2)主要的汉语方言(即人数最多的华人集团所操的方言，在新加坡就是福建话)语码的选择，既受限于说话人自己的语库，也受限于听话人的语库。例如马来西亚大学的两个华人学生，A来自槟榔屿，那里的主要汉语方言是槟榔屿福建话；而B来自吉隆坡，那里的主要汉语方言是广州话。两个人在交流时，A开始可能讲福建话，一旦他发现B不能应对自如，就会转换用口语体马来亚西亚英语。除了语库，说话人的语码转换还取决于对特定情境及其语码适切度的理解。财务管理专业02级的小何同学在语言与文化课上描述了她在外企实习中看到的女白领的语码转换：“我曾经在某知名外企实习。公司中女生占了大多数，她们大多穿着时髦，说话中也总是中文夹英文。比如说在电梯里就常听到这样的对话:“‘Sally, 这件衣服很pretty的嘛，又去shopping了阿？’“‘对啊，百盛on
sales 时买的。对了，那天你是不是和Frank出去吃饭了阿，老实交代。’“‘Friday去的，说实话那家店的taste真不怎么样，下次不去了。’“刚开始我很不喜欢这样不伦不类的说话方式，总觉得这是崇洋媚外的做作之举。但后来发生的事却让我改变了这一想法。“一天，我在工作时隔壁突然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既非国语又非英语，仔细一听竟是一口原汁原味的湖南话。惊诧之余，我抬头一看原来是对面的一个姐姐正在和妈妈打电话。“我原本以为这些白领一定不会在办公室如此大声地讲方言，毕竟方言听起来不像普通话那么优雅，也不如英文时髦。但这位姐姐脸上不仅没有一丝的不自然，相反却洋溢着幸福的表情。“我突然意识到,公司里的通用语言对于她们是一种工具。由于平日接触到的报表文件都是英文，因此中加英的说话方式是一种工作需要，久而久之就成了习惯，其中并没有崇洋媚外的心理。而与最亲的人讲话时就使用最熟悉的方言。那位姐姐的幸福表情也说明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对家乡语言的依恋，即使在外企这样一个崇尚西式文化的地方也是一样。”显然，在不同的“社会域”，每个人都会灵活选择最适切的语码，转换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一个现代人的语库是单一的，还是足够多元的，反映了他的经验维度的丰富程度，也和他人格的完善程度有关。在特定语境中，语码的转换往往还反映说话人处理人际关系的微妙心理。根据中国社会语言学工作者的调查，北京地区的家庭，祖辈夫妻大都来自同一方言区，会同一种方言。他们之间交流有时用普通话，但更多的是用方言。一般说来，有子女在场时用普通话；高兴时用普通话；疲劳时或发牢骚、骂人时用方言。对家乡来人，如果是同辈，用方言；如果是晚辈，用普通话。父辈夫妻如果二人来自不同的方言区，在家中都用普通话。父辈中有儿媳或女婿来自方言区，会讲一种方言的，对祖辈和儿辈均用普通话。父辈与家乡来客交谈，视关系的亲疏，或用方言或用普通话，也会又用方言又用普通话。父辈中有来自邻近方言区的，会用自家的方言与长辈交谈，以示亲切。如媳妇是重庆话，婆婆是武汉话，同属西南官话方言，媳妇与婆婆交谈用自家的方言，显得很亲切。在中国家庭中，祖辈老人能不能讲普通话对后代的语言状况有很大影响。老人普通话能力强，后代方言能力就弱；反之，则强。语码转换基于角色关系的亲疏尊卑，但有时候亲疏和尊卑会发生矛盾，即顾了亲疏，就顾不了尊卑。例如在对印度尼西亚人语码转换的研究中，有这样一个例子：两个年龄几乎相同的年轻人，既是好友，又是邻居，都受过大学教育，都是虔诚的穆斯林，彼此间社会距离很小。他们都已婚。男青年是爪哇旧贵族的子弟。如果女青年对男青年使用低爪哇语，就显示出一定程度的亲密关系，但她从小受的教养是要尊敬贵族；如果女青年对男青年使用高爪哇语，又不适合他们之间的好友、邻居、同龄人的关系。怎么办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女青年便转换说印度尼西亚语。因为相对而言，它是一种“中性”语言，没有尊卑亲疏的涵义。标准语很强的工具性，使它相对于各种母语语码，其功效往往具有“中性”的地位。在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交流中，如果该民族语言具有敬语体系，当对话的一方感觉说敬语不适合表达两个人的亲近关系，而不说敬语又不适合两个人的尊卑关系时，就会选择较为中性的汉语。在语码转换中，我们总能看到人们根据自己的交际目的，巧妙地“玩控”各种语码的象征价值。语码转换不仅是有效交际的必要条件，而且是调节气氛的重要手段。转码常常是说话人态度或情绪转变的标志。例如在用普通话争吵中如果最后使用方言，那可以看作和解的信号。反过来，如果在方言争吵中最后使用普通话，那就是气氛紧张的信号了。有一位同学曾告诉我，她在坐公交车时，看到一位上海女生上车，用一把硬币向售票员买票（这样的场景已成为历史了），售票员嫌麻烦，要她换纸币，两个人争了起来，此时都说上海话。争到后来见售票员执意不收硬币，女生转用普通话说：“硬币也是人民币，你不可以拒收的。”显然，用方言交流时还有商量的情感氛围，而一旦改用普通话，就义正词严，“上纲上线”，不再有协调的余地。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延边朝鲜族自治区的延吉市做的一个调查，也证明了标准语和地方语言具有不同的情绪价值。调查发现，在争吵时，人们有意无意地选择汉语来“抬高”自己，压倒对方。反过来，当人们亲近时，选择汉语就比较少。当顾客有求于售货员(如想退货)时，即使售货员已不礼貌地用汉语拒绝，顾客仍会继续用朝鲜语请求，因为朝鲜语的敬称体系便于讨好对方，达到预期的目的。语码转换在特定的场景中具有规则性。从表面上看，转换的规则是“可逆”的，即个人具有选择的余地。延吉市在九十年代调查发现，在不同的场景中朝鲜语的使用比例是：家庭场景97%，友谊场景76%，教育场景65%，公共场景42%，工作场景27%。可以看出，当时在延吉市，汉语主要在工作单位、公共场所使用；朝鲜语主要在家庭和朋友间使用。但我们从比例可以看出，这样的语码选择并不严格。然而事实上，语码转换一旦“逆向”发生，极易引起误解和反弹。例如在家庭场景中与上辈人(尤其是非直系的长辈)说汉语，会被认为是傲慢无礼；而在工作场景(尤其是汉族人在场时)使用朝鲜语，会引起猜疑。这样看来，转码的规则有强大的社会心理支持，因而在原则上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特定场景中语码的选择具有强制性。有些场景表面上似乎既可以说标准语又可以说方言，例如老乡同学之间，本地人之间，其实在两种语码的选择中，一定有相对更适合特定情境的一种，即表达功效更好的一种。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人语库中的各种语码会自然有分工，形成相对互补的关系。交际中的转码，既然受制于特定情境，那么作为情境重要组成部分的角色特征，一定会参与语码的选择。其中最明显的特征是年龄和性别。据延边朝鲜族自治区延吉市的调查，40岁以上的人在各种社会情境中选择朝鲜语的比例是72%，而40岁以下的人则是53%。显然，年轻人的交流选择普通话的更多。当角色关系较为亲近时，语码转换的一般倾向是使用本地语言。但就是这一倾向也会有社会方言意义上的差异。延吉市的调查发现，在同学和朋友之间，虽然大部分人都说朝鲜语，但40岁以下的人还有36%选择说汉语，而这一比例在40岁以上的人中只有10%。而对于不同的性别，延吉市女性在各种社会情境中选择朝鲜语的比例是64%，而这一比例在男性中只有59%。这说明男性的汉语水平高于女性。这个调查是20多年前做的，我在当年的社会语言学讨论会上看到了题为《领域、角色关系与语码转换》（作者吴硕官）的调查报告，印象很深。今天如果再做，时空条件大不同，语码转换一定有新的样貌。“我是天津人，在家的时候，我和我父母都用普通话交谈。自从来到上海求学以后，每次我和我爸妈通话，他们都要跟我用天津话交谈，‘倍儿’‘嘛’等词就通通用上。聊完天之后，我整个人就特别轻松，那种豪爽的感觉又回来了！我想，父母是想用这样一种方式让我觉得温暖。的确，这种方法很见效^^”新一代年轻人，在家和父母说普通话；长期出门在外了，再和父母通话，强调亲情的家乡话成了最好的媒介。双方角色关系没有变，但环境变了，语码选择就具有了新的社会功能。语码转换打开了我们对语言的新视野，同学们会发现，我们平时说的话总是在不经意间频繁地转换语码，而每一次下意识的转换，都在丰富语言的表达功能，慰藉我们的情感心理。“文化语言学新视野”公众号
编年目录链接（二十）
（202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