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文化人似乎都有一点世纪之交的“情结”和对21世纪的激情。“所谓世纪”是人为地创造出来的。如果没有一个耶稣,也就不会有什么世纪,大自然并没有这样的划分。”(《中华读书报》1995年5月17日)真的,如果国人仍按干支纪年,是不是就减弱了这份激情,或松弛了这份情结,就真不好说了。解嘲也好消解也罢,一旦面对即将来到的21世纪,人们似乎就有了几分严肃,有了几分使命感。事实是,20世纪90年代已经过去了八个年头,我们却从中发现人文学科特别是小说文化领域一批颇有水平、颇有意味的研究成果。
文化环境的日渐宽松,学术气氛的日渐平和,使这一段时间里的学术研究呈现出花开数朵,各表一枝的多元局面。
具体到《金瓶梅》,从微观研究到中观与宏观的研究,从重头的专著到“金学“的构想与实施,都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是的,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虽然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金瓶梅》研究不乏共同对象的选择与总体趋势,然而,这个时期的《金瓶梅》研究比以往的研究更带有研究者鲜明的主体精神和个性色彩,从而使《金瓶梅》的研究成果获得了某种独特的学术风貌。而中国小说学的进一步发展与成熟,正需要这种鲜明的个性色彩。这种局面的出现自然值得我们高兴,并期盼它能得到更为深入的发展。而“使命感”在“世纪之交”,就越来越使这一研究领域的学人感到任重而道远。而21世纪毕竟是一块还没挂出来的匾,匾上的字是什么,谁也说不准。因为这不是仅凭激情可以预测出来的,而《金瓶梅》研究的走势,甚至用理性的思考,也是很难准确道出个究竟,世界文化走向的复杂性和某些不可预测性,完全适用于《金瓶梅》的研究。在这种尬尴的局面下,列出这个题目,其本身就把自己置于极为被动的地位上,因此臆测也好,臆说也好,都是出于一种积极的期待而已,除此之外,别无他意。
在文学领域,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无论古今,作家得以表明自己对社会、人生、心灵和文学的理解的主要手段就表现在文本之中,同时也是他们可以从社会、人生、心灵和文学中得到最高报偿的手段。所以一个写作者真正需要的,除了自身的人格与才能之外,那就是他们的文本本位的信念。因此,对于任何一个直诚的研究者来说,尊重文本都是第一要义。换句话说,要想探求未知的知识,第一步必须建立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不然任何“规律性”的现象,都会缺乏实在性。具体到我对《金瓶梅》的研究,我是在进行了理性的思考以后,选择了回归文本的策略。这是因为,归根结底,只能从作家创造的艺术世界来认识作家,从作家对人类情感世界带来的艺术启示和贡献,去评定作家的艺本地位,比如笑笑生之所以伟大,准确地说,他的独特贡献，就在于他的创作方式异于他同时代和以前时代的作家,因为他找到了一个典型的世俗社会作为他表现的对象。并且创造了西门庆这个角色:粗俗、狂野、血腥和血性。他让他笔下的人物呈现出原生态,所谓毛茸茸的原汁原味,这是一个崭新的前所未有的叙事策略。而这一切却被当时大多数人所容忍所认同,以至欣赏。而且由于这部小说的诞生,竟然极为迅猛地把原有的小说秩序打乱了。从此很多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到这一场小说变革的思潮中来,并和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远远隔离开来。无庸置疑,这一切都是小说文本直接给我们提供出来的。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我的一些言论曾招致某些误会,这次借机会再加必要的说明。
一些文史家长于以检验师的敏锐目光与鉴别能力,审视历史上和古籍中的一切疑难之点,并以毕生之精力对此做精细入微的考证,汰伪存真的清理,其“沉潜”之极至颇有乾嘉学派大师们的余韵。但是我也发现,个别研究者囿于识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用力虽勤,其弊在琐屑苍白。无关宏旨的一事一考,甚至一字之辨,尽管可以竭研究者之精思,但重大的文学现象往往被有意无意地置于脑后。比如曹雪芹祖籍的考证,比如我们《金瓶梅》研究中的作者的考证,我就发现,它们很少或几乎没有和小说文本挂上钩。这说明,只凭对作者的一星半点的了解,类似查验户籍表册,那是无以提供对这些名著和经典文本作出全面公允评价有力证据的。我欣赏德国优秀诗人和理论家海涅的一段精彩文字,现摘引如下,以飨读者：……艺术作品愈是伟大,我们便愈是汲汲于认识给这部作品提供最初动机的外部事件。
我们乐意查究关于诗人真实的生活关系的资料。这种好奇心尤其愚蠢，因为由上述可知，外部事件的重大性和它所产生的创作的重大性是毫不相干的。那些事件可能非常渺小而平淡，而且通常也正如诗人的外部生活非常渺小而平淡一样。诗人们是在他们作品的光辉中向世界现身露面，特别是从远处观望他们的时候，人们会给眩得眼花缭乱。海涅下面还有较为刻薄的话，我不想抄引了，免得无意间又伤害了人。如果从“求新声于异邦”的角度来看海涅这番话，其深刻含意我是能够认同的。
如果允许我进一步直言不讳的话，我认为整天埋头在史料堆中钩稽不着边际的史实，对文学研究者来说，并非幸事。
因为它太容易湮灭和斫伤自己的性灵，使文笔不再富于敏感性和光泽。也许它仅有了学术性而全然失去了文学研究必须有的灵气、悟性和艺术性。试想，如果真要到了不动情地审视着发黄发霉的旧纸堆，我想那就成了今日多病的学术的病症之一了。或者应了一位学者的明智之言，“学问家凸现，思想家淡出”，然而学者的使命毕竟是在追求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这一层次上的。学术研究是个体生命活动，生命意志和文化精神是难以割裂的。《金瓶梅》研究中的“无我”是讲究客观，“有我”则是讲究积极投入，而我们的理想境界则在物我相融。过去，《金瓶梅》研究中的考据与理论研究往往相互隔阂，甚至相互排斥，结果二者均得不到很好的发展。我们的任务是把二者都纳入到历史与方法的体系之中并加以科学的审视，只有这样才能体现考据、理论与文本解读的互补相生、互渗相成的新的学术个性。如此，《金瓶梅》研究，庶几在新世纪中可以得到健康发展。我承认，我从不满足“文学是人学”的命题或界定，而更看重文学实质上是人的灵魂学、性格学，是人的精神活动的主体学。是的，心灵使人告别了茹毛饮血的生存方式，心灵使人懂得了创造、美、理想和价值观，也是心灵才使人学会区分爱与恨、崇高与卑琐、思考与盲从。而一切伟大的作家最终关怀的恰恰也是人类的心灵自由。他们的自救往往也是回归心灵，走向清洁的、尽善尽美的心灵。所以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他都是用心来写作的。《金瓶梅》像一切伟大小说文本一样是“我心”的叙事。仅就这点，人们即很容易看到，中国的作家和外国作家在文学观念上确有同中之异。还是在莎士比亚时代，他们几乎多认为“文学是一面镜子”，而今天的现代派作家就又公然说“小说是在撒谎”(见巴尔加斯·略萨的谈创作文集《谎言中的真实》)。而我们的小说家一方面虽不说自己的作品是“镜子”，但总是信誓旦旦地言说他的作品都是“实录”，“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而另一方面，又呼唤“谁解其中味”。时至今日，我们几乎都把文本看作是作家心灵独白的外化，是作家心路历程的印痕。不管作家意识还是不意识到，它的使命特点，只能是召回生活史和心灵史的内容。而一旦回忆生活、回忆心灵历程，长篇小说就有了反思的特色。
我们不妨对《金瓶梅》稍前和以后的几部经典进行一番最简括的扫描。《三国》、《水浒》一写割地称雄,一写山林草莽,都把英雄豪气作了深刻而有社会意味的描写。其美学风格,如深山大泽吹来的一股雄风,使人顿生凛然荡胸之感。然而它们同样是历史反思之作。《三国》是通过展示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斗争,并熔铸了历代统治集团的统治经验,思考以何种国家意识形态治国的问题,关注政治文化思维的反思性是明显的。《水浒》突出体现了民间心理中的侠的精神以及对侠的崇拜。然而从深隐着的民间文化心理来观照,让我想起了那种叫社会人格、社会群体心理反应和民族心理结构这类课题。因此“逼上梁山”“乱由上作”的民众抗暴斗争的思维模式是《水浒》进行反思的重心。至于《儒林外史》则是通过对举止至上主义的批判所进行的百年文化反思。《红楼梦》写的虽是家庭琐屑、儿女痴情,然而它的摇撼人心之处,其力度之大,却又绝非拔山盖世之雄所能及者,它的反思常常把我们带入一种深沉的人生思考之中。笑笑生在生活的正面和反面、阳光和阴影之间骄做地宣称:我选择反面与阴影!这是他心灵自由的直接产物和表征。所以他才有勇气面对权势、金钱与情欲诸多问题并进行一次深刻的人生反思。与许多名著不同的是,《金瓶梅》在反思人生的基础上,它还巧妙地采用了应属今日小说理论中的所谓反讽模式:自嘲和自虐。按理论家的说法,反讽是赞美的反拨,是对异在于己的历史人生的清醒的嘲弄、讽刺和幽默。《金瓶梅》的作者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没有轻率地把反讽停留在表层上,即以胜利者、说教者的姿态,对对象进行居高临下的嘲弄。而是推进一层,用我们当下的俗话,就是把自己也“摆进去”。小说中的对对象的嘲弄开始被自我嘲弄所取代：原来作为反讽主体的“我”,这时走向了对象的位置,他不再是裁决者而是失意者。“我”同这现实一样是嘲弄对象,真正需要和可以嘲弄的,不仅是“你们”,恰恰是“我们”。
由此看出,笑笑生的感知是有质量的,而他的反讽更是深刻的，是入木三分的。
这一切使《金瓶梅》的反思性才有了更为巨大的历史感和时代性。窃以为能得笑笑生《金瓶梅》真传者只有吴敬梓和他的《儒林外史》,他的反讽力度更是无与伦比的,这一点只有鲁迅看得最为分明。这一点,今天的不少文学评论家也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开始把批评重心置于“发皇心曲”之上。他们坦言:文学评论越来越倾向于心灵的探寻了。在升华作品的同时升华自己,在批判作品的同时批判自己。其实,心灵史的被看重,我们可以一直追溯到庄周和屈原,他们的作品同属心灵史诗。而宋之遗民郑思肖索性把自己的著作称之为“心史”。这证明了一点,文本都是作家心灵的凝聚物。而我自己尤其偏爱与凝聚为文本的作家心灵进行对话与潜对话。因为这种对话,其实也是对自我魂魄的传达——对文学、对人生、对心灵、对历史的思考。一个不算短的日子,我不断斟酌一个问题:文化史被大师们曾称作心理史。所以文化无疑散落在大量典章制度中、历史著作中,但是,它是不是更深刻地沉淀在古代作家的活动环境中，沉淀在他们的身上,尤其是沉淀在他们的心灵中?因此,要寻找文化现场,我认为首先应到作家的心灵文本中去勘察。令我们最感痛心的和具有永恒遗憾意味的是,历史就像流沙,很多好东西都被湮没了,心灵的文化现场也被乌云遮蔽得太久了!对《金瓶梅》研究,选择回归文本的策略,是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对经典的拥抱和真正走进名著。在关于名著与经典的多重含义下,我特别看重“划时代”这一点。从外显层次看,“划时代”是指在文学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作品,这些作品标志了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特定时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从深隐层次来观照,名著和经典在某种意义上都具有艺术探险的意味。从屈骚开始,经汉之大赋、唐之近体诗、直到词曲和章回小说等,哪一个艺术现象不应看作有史以来文学家在精神领域进行最广最自觉、最大胆的实验?而实验又是以大量废品或失败为代价的,但经过时间的磨洗,必然有成功的精品存留下来,成为人类艺术发展长河在这个时代的标志或里程碑而载入史册。所以像《金瓶梅》这样真正走进了文学史的伟大作家的精神产品,就具有了这样的品格:由于其不可复制性和不可替代性而具有永恒的魅力。因此文学从来不以“古”“今”论高低,而以价值主沉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说《金瓶梅》这部小说文本是说不尽的。“人们已经说了那么多的话,以致看来好像再没有什么说的了,可是精神有一个特征,就是永远对精神起着推动作用。”事实是,像明之四大奇书,也将对我们的精神和思维空间不断起着拓展的作用。
进一步说,一切可以称之为伟大的作家都具有创造思想和介入现实的双重使命感,这充分体现于他的作品的字里行间。他们每一部可以称之为名著的又无不是他们严肃思考的内心笔记。比如《金瓶梅》尽管是笑笑生个体生命形态的摹本，然而对于我们来说,它的文化蕴涵确实随时间的推移,而富有更广大的精神空间,而后世的每个解读者对它都不可能做出最终的判定。解读名著本身就具有动态的特征,这是由于知识本身就是流动的。它不可能是小学中学乃至大学课本上那几行已经变得发黑的字体和干巴巴的结论。“灵魂的边界你是找不出来的,就是你走尽了每一条大路也找不出；灵魂的根源是那么深。”虽然我们还不能完全找出《金瓶梅》及其作者的全部灵魂,但我们仍然在锲而不舍地找,变换着方式去找,我们毕竟能逐步接近它的深邃的灵魂边界。要解读《金瓶梅》就需要一个开放而智慧的头脑,同时还需要一颗丰富而细腻的心灵。进一步说,它还需要营造一种自由精神气氛、一种人文情怀。具体到《金瓶梅》,围绕书中的性,人们已经说了几百年。但是,当我们把这个问题置于人性和人文情怀中去,对它的解读就会是另一种面貌了。人们认为最羞耻、去极力隐讳的东西,其实恰恰是最不值以为耻、去隐讳的东西。大家以为是私情的东西，其实也正是人所共知的寻常事。真正的私情是每个具体人的感情,那是最个性化的、最秘而不宣的东西。事实是,历史行程走到今天,人们对性已失去了它的神秘性、隐讳性。人们在闲谈中带些性的内容都已变成司空见惯的了,但谁又会将感情深处的东西轻易流露呢?为什么对性,就不能以平常心对待呢?在我们以往的《金瓶梅》研究中，对性的态度与行为往往成为一种道德评判的标准,其实,这对于小说的本质而言是徒劳的。小说最应该表现也难以表现的是人的复杂的感情世界和游移不定的心态。人的道德自律在于要正视纯粹、自然和真诚。评论界已经明智地指出:劳伦斯将性的负面变为正值,公然提出性就是美,并把笔下的主人公的性关系,以浪漫的诗意来表现。而像已故的作家王小波在《黄金时代》对以往的道貌岸然的反讽中,将性价值全然中立化,他让人们在净化中理解两性关系的意义,于平淡中体味人的温情,人性之美自然溢出。我当然知道,笑笑生不是劳伦斯、王小波;《金瓶梅》也不是《查泰菜夫人的情人》和《黄金时代》。我只是希望我们从中能得到这样的基本启示:在未来的生活和文学作品中,将性的价值中立化,在净化中理解两性关系的意义,以及以平常心对待性,这也许会变得可能。
不可否认,面对大师的经典和名家名著,那是要求有与之水平相匹配的思想境界的。在研究或阐释作家的思想精神和隐秘心灵时,你必须充当与他水平相当的“对手”,这样庶几才有可能理解他的思路和招数。有人把解读名著比喻为下棋。那么我得承认自己永远不会是称职的对手,因为棋力棋艺相差太远,常有捉襟见肘的困窘,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我深知,《金瓶梅》所体现的美学价值意义重大,不作整体思考不行。而一旦经过整体思考,我们就会发现笑笑生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如何思考文化、思考人生。人靠智慧把许多事情分出很多界限,最后又用爱把它们全部沟通。所以对《金瓶梅》的生命力必须以整体态度加以思考。我正是想努力从宏观思维与微观推敲相结合上入手研究《金瓶梅》文本的。至于要想找到《金瓶梅》文本的生命动力,多维理论思考和方法论是必须的。我信服德国物理学大师海森伯在说明测不准定律时的那段名言:世界不是一种哲学可以完全解释的。在描述一种现象时,需要一种理论,在测定另一种现象时,则需要另种理论和方法、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我以为,如果有了这种认识和知识准备,也许有可能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对难以解读的《金瓶梅》做出突破性的学术发现,从而使我们有可能切身感受到《金瓶梅》等优秀的古典小说那生生不息的生命运动。
【注】
[①]见《莎士比亚的少女和妇人》一书,参见《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12月第1版328页。
【附注】
本文系根据1997年在山西大同第三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补充而成。
文章作者单位：南开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金瓶梅>研究》第六辑，1999，知识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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