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万之争”是中国商业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涉及金额规模最大、牵涉面最广的一场资本博弈战争。（事件复盘详见：《宝万之争：公司竞争经典案例 | 事件复盘》）
2015年12月24日万科第一次宣布停牌，宝万之争“序幕”拉开，记者黄河在《南方周末》发表一文，展示出在金融混业渐成趋势背景下，各路资本围剿上市公司股权：通过连续剧式的控制权争夺战，百亿理财资金经过层层包装成为“收购炮弹”，让总资产6000亿的世界最大房企“不堪一击”——并指出“宝万之战”的过程与结果，所关系到的已经不仅是一家上市公司控制权的争夺成败，更是中国经济与金融转型过程中难以回避的“制度与规则挑战”。
2016年6月30日，黄河再度发表报道《撕万科》，全文紧密围绕万科集团及其管理层在“股东大会一天”中的表现，从会上各方反应，再到独董华生的公开发言，展现了宝能集团为了缓解杠杆收购带来的融资压力，急切希望控制万科董事会的资本逻辑。
2016年末与2017年初，黄河分别发表《万科下半场》和，反思与总结事件中的制度性经验，并完成对这一标志性企业并购案例的完整跟踪与报道。
同时，他在自己的采访手记《万科争夺战报道手记》、《<万科下半场>报道手记》中真实记录了自己的操作报道中的复杂感受与反复心态转变：从观战的“赛场评点”状态到“守护万科”的态度，从“激愤之情”再到“制度转型思考”。
本次深度训练营对话记者黄河，再次回顾“宝万之争”报道中的操作细节与心路历程，探讨财经报道中的信息获取、知识体系搭建、制度性思考、与中立态度保持等方法论，理解一个财经记者应该如何在复杂商业世界中抽丝剥茧，把新闻看得清楚，想得明白，说得精彩。
以下是「深度训练营」和黄河的对话：
Q：您的报道手记提到“宝万之争”是您第一次完整跟踪报道一个标志性企业并购案，这对您来说有什么意义？A：当时手记里写它是我第一次完整跟踪，其实写错了。我第一次报道企业并购是在2001年在《中国证券期货》发表"顾雏军收购科龙电器"的系列报道，一直跟踪到2008年顾雏军被判入狱，并在《南方周末》上发表《顾雏军的罪与罚》。而宝万之争应该说是我到《南方周末》以后的第一次完整跟踪。当时可能是为了强调它的重要性，把它说作了“第一次”。但回过头来看，宝万之争对我来说也有很多“第一次”，比如是第一次写了一篇超过一万字的记者手记（《万科争夺战报道手记》），比我报道正文还要长。“第一次”总会重新提起你的兴奋感。每次对自己说“这是第一次”时，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提醒：提醒自己要用一种归零的心态去做采访和写作，避免陷入“太阳底下无新事”的麻木感。宝万之争的报道对我来说意义确实重大，因为我关注万科很长时间，且万科在行业里的影响力也非常大。我曾经在发稿邮件里跟编辑说到《撕万科》那篇稿子不只是写给普通人看的，更是写给能够影响万科死活的关键决策人看的。里边有些关键的段落，在我心里都很清楚地指向了具体的人——后来有朋友告诉我，这一组报道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高层决策，但我自己并没有验证过。Q：最开始是怎么关注到“宝万之争”的，一开始关注了哪些信息？A：2015 年出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是牛市暴跌。那段时间我一直在关注和追踪的是在市场宏观层面上的情况。是编辑告诉我说“宝能开始收购万科了，你要不要去看一下？”我才开始大概去了解这个事件。最开始关注的是王石跟姚振华吵起来这件事，王石当时把他与姚振华私下争论公开的时候，我还和朋友开玩笑说他的做法有点离谱，但我依然回头查了查资料，尤其是对宝能集团，以前我根本不知道深圳有这么一家地产企业。
因为家在深圳，我对深圳的企业比较了解，而据我所查到的资料，宝能的体量、资质都比万科差很多，我当时以为宝能是想借势把自己股价炒上去，后来没想到它真的会变成一个收购事件。写第一篇稿子时我已经注意到，如果当时宝能按其体量来收购万科，资金杠杆会非常高。而这种高资金杠杆操作不仅影响企业，也会给中国金融市场内部带来非常大的风险。Q：您认为宝万之争在中国资本市场上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A：一方面是险资入场。从 2012 年开始出现的混业金融改革，导致了一些非银行机构和银行的资金混在一起，造成金融体制的混乱——而保险机构及其控股公司大举举牌收购上市公司，是其中的重要现象。另一方面，宝万之争暴露了我们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中的许多深层制度缺陷：比如缺乏制度均衡。公司结构里本来是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独立董事，各司其职。只有这些功能都正常发挥，才会全面保护每一个投资者的利益。但实际上，当时许多上市公司都已经形成了某种“内部人控制”的结构：从股权结构上看好像没问题，但在实际运作中变成大股东或者大股东后的控制人说了算，其他权益方在公司里既没有话语权，权益也总是莫名其妙地被剥夺。总而言之，由于社会公众对金融资本市场的种种误解，加上制度政策的不完善，使得中国金融体系至今依然处于“低效率、高风险”的初级市场阶段，这也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最大的风险所在。Q：为什么在报道中说“中国经济的转型是一场‘制度试验’”？A：首先，中国经济的转型是一场“制度试验”的认知是我自己在多年报道中反复验证过的。2008年我在南方周末写的报道一文中，梳理了深圳特区三代房地产企业发展历程，以及“第三代”市场化房地产公司开启全国扩张的市场现象，这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制度实验”。
而万科是这场“大试验”中的一个“小试点”。万科作为深圳房地产改革中的代表性企业，也是深圳股市成立时唯一一家上市的民营企业，承担了改革试验的重要角色。同时也因为它在市场化改革中的出色表现，才会出现经济学家华生担任万科的独立董事的事件：因为华生过去从来不担任任何上市独董一职，但受到时任证监局局长邀请，为了研究探索新的独董制度和上市企业制度改革才答应下来。万科作为深圳“第三代”房地产企业的重要代表，它的改革经验具有很高的推广价值和示范效应，房地产改革中的许多重要制度变革也是深圳先试验，随后形成标准推广至全国。有趣的是，当时我查宝能资料时才发现，它其实跟早年金田等房地产企业一样，属于第二代“资本玩家”型企业。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大量“资本运作型”的第二代房地产企业，就已经被万科等专业化房地产公司所取代。但是随着2012年之后某些在我看来过于激进的金融自由化改革，才又重新催生了一批过气玩家的“沉渣泛滥”，最终差点引发金融危机。这些属于专业性讨论，但只有自己的知识结构里存在一层层的深层理解和外部视野，你才有能力把宝万之争放到一个巨大的“时代转型地图”中去观察。Q：你曾提到在报道过程中，到底是选择揭示风险还是避免引发市场震荡，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心理矛盾？A：当时中国金融市场风险很大，万科是房地产板块的指标股，其动态对市场有着重要影响。当我写万科的报道时，会写到宝能如何利用政策空白进行融资，进而收购万科。但我担心在报道发表时，监管层还没来得及介入，其他许多企业就开始用同样的操作来收购上市公司，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市场混乱。此外，金融市场上的情绪和博弈反应极其迅速，某个局部风险在市场情绪共振下，很有可能引发蝴蝶效应，甚至引发整体性的金融风暴与危机。因此，我在稿件中并未详细展现了宝能收购万科的方式，以及运用金融杠杆的手法，一方面不想成为作恶示范；另一方面，许多具体操作所涉及的违规违法定性，也需要通过监管层对相关环节展开调查才能最终确证。Q：在宝万之争的报道中，您专门提到当时的独立董事华生，为什么？A：作为经济学家，华生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他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万科事件中的言论，可以说只要华生在市场中发声，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事件。作为经济记者，对于华生需要有几个基本的判断：首先，自80年代经济改革以来，华生为中央决策者撰写了深入的改革建议，这些建议深刻影响了中国市场经济架构的设计。在 30 年的改革历程中，他一直是能够直接影响中央层面经济决策的重要经济学家；第二，了解华生个人的背景同样重要，包括他创办企业并成功上市，之后放弃从商回到大学担任校长的传奇经历；以及他的太太铁凝，不仅担任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还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这些都不是宝万之争时我才知道的，而早就是自己“资料库”中的内容，我做经济记者这些年里，还看了很多华生的发言和文章，对他的人品和学问都有很高的评价。此外，在上市公司收购里，公司董事或管理层，如果在收购进程中对收购细节加以披露，在欧美法律体系里是会被起诉，甚至去坐牢的——所以华生如果不是看到非常离谱的情况，他不会在上证报公开发表文章，这是我当时的基本判断。在此之前，我一直觉得公司管理层内部争斗很正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争斗往往是公司内部的私域事务。而华生的公开发言已经是对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提出严厉的质疑，使之从“私权争斗”成为真正的“公共事件”。而作为媒体记者，你有一个天然的立场——公众利益守护者，所以我自然地将这个事件的重要性看得完全不一样。Q：那在《撕万科》的报道手记中您提到从观战的“赛场评点”状态转变为“守护万科”的态度的原因，也是基于您作为媒体的天然立场吗？A：是的。最初，我把他们看作赛场上的运动员，收购方如何进攻，被收购方又如何防守，双方都有资源和风险，其中不存在谁对谁错，所以第一篇文章叫赛场评点，我是看比赛的第三方，不管输赢怎样，跟公众利益没有太大关系，就是“看个热闹”。但当华生罕见下场多次发文时，我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当我在报道手记中公开提出“守护万科”的时候，我已经发现这场争夺战的宝能一方，在破坏规则、金融欺诈、侵犯社会投资者利益等诸多方面，对“公共利益”形成了巨大损害。当发现这一点后，媒体记者要清晰地认识到并表达出自己的立场：守护公众利益。这个事件中我所守护的，就是手记里说的“规则意识”和“创新精神”。当然因为篇幅所限我没有展开，但其实我是可以用一篇论文来严谨地证明，宝能之举如果不受到惩罚，就会破坏市场机制内的“规则意识”和“创新精神”。Q：您在万科报道手记中提到自己“动了真情”，您现在如何理解当时自己在报道撰文中表现出的“激愤之情”？像财经报道这类专业性强的稿件，如何在操作中平衡“理性”与“情感”？A：我在宝万之争的发稿邮件里告诉编辑“动了真情”，其实是对编辑的一种提醒：我可能在文章中控制不好平衡，要由编辑通过第三方角度来替我调整。“激愤之情”是一种长期积累下的爆发，因为我在财经领域报道多年，太清楚“圈内人”是怎么把普通投资者（圈外人）当韭菜割来割去的玩法。而宝能对万科的恶意收购，实际上就是我看到过的无数“套完银行套公司，套完公司套股民”游戏中的一个。在真正懂行的人眼里，姚振华的玩法既愚蠢又傲慢，可以说“视天下人为无物”。这就是我在手记里说的，当着社会公众的面赤裸裸抢钱，居然还有人叫好！气归气，气完了我在报道里要写的清楚的当然不是情绪，而是一个个事实搭建出来的经济逻辑。李敖当年有句名言，说“别人只会骂你是王八蛋，而我能够证明你是王八蛋”——这其中的差异，就是经济报道跟新闻评论的关键差别所在。因为报道是以事实为基础的，只要我把每个关键事实“钉死”，那么任何人都无法反对由事实链所推演出的合理结果。这也和我自己的经历相关。最初我是做社会报道，非常要求客观性。比如两个人吵架，我一定要把A和B两个人说的话都呈现出来，才叫客观，因为社会报道中事件的价值属性更清晰，不需要第三个人来解释，所以可以直接把事实呈现给读者。深度报道一般分成调查性报道和解释性报道两类，简单来说，在采写操作上，调查性报道注重事实呈现，更体现客观公正；而解释性报道注重逻辑建构。在经济报道中，由于普通公众在专业性事件中往往缺乏独立价值判断的能力，解释性报道可以通过数据、事件形成逻辑链，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呈现出来，帮助公众理解。任何一个经济事件中都包含经济判断和逻辑演绎，一个事件有多个逻辑，因此经济报道也有多个报道角度，无论如何，作为记者都需要把背后的基础事实做扎实。Q：宝万事件这样的报道中，其中人员立场各异，如何选择采访对象，又如何从采访素材中提取相应观点，保持新闻的中立态度？A：第一，采访对象不是你能“选择”的，你能遇上个人跟你回句话就得谢天谢地，采不到人才是常态！第二，如果你真有个对象必须采访到，你要通过公开资料对他做大量研究，保证你提出的问题能引起他的兴趣，这样他看完采访提纲后才有可能接受你的采访；第三，采访并不是去问出“我要的观点”，而是尽量让对方在开放状态下海阔天空地聊，聊完了你再去里边找“我要的东西”；第四，新闻的中立态度，绝对不是“正反方都说了话”，而是你自己要清楚双方的利益逻辑，做到“即使这句话是我写的，他（采访对象）也不会反对我的判断”。如果极端状态下他就是要反对，那么我要写到“让法官来看这句话，他也不会觉得我越界了”的水平。Q：针对公司竞争这类包含多方势力拉扯的复杂稿件，您一般从哪些渠道来挖掘相关信息？一是你自己的知识储备和知识结构。这个东西大部分不是挖掘来的，是在过去的报道学习里形成的。当你有了这个知识结构，外部的市场信息才在你的脑海里形成所谓结构性的信息化首先你要从书籍、老师教导和自己系统性的学习中，形成自己的“理解系统”；再不断把这个理解系统在具体报道操作中，与真实的经济进程和结果做比较，通过现实反馈不断“微调”自己的系统化知识结构，在系统性知识结构的支持下，才谈得上信息的获取和处理。二是公开报道。这是我当年在《三联生活周刊》时学到的最重要的技巧。你在做任何一篇报道之前，需要把市场上所有有关这个事件的报道全部看一遍，看资料里的描述和概念，来搭建整体形象。在每一次报道采访之前，你都要通过资料梳理写出一篇“事件综述”来：第一，市场关注的重点和整个事件逻辑的重心是什么；第二，在这些重点和重心里，它们最后缺什么，有什么应该呈现的东西没有呈现；第三在逻辑上，它们有哪些该讲清的事情没有讲清。而你的报道就是针对“综述”中的重点、难点和空白点进行展开的。在跟踪报道过程中，能把这种“综述”写两三遍，你对事件和企业就基本吃透了。Q：在公司报道中，记者如何突破企业相关人员接受采访，特别是有重要影响力的企业高层？A：最简单的或者说最直接的办法是你对于要采访的那些问题了解得比别人都深，从而能够提出精准而重要的问题。其实采访提纲设计非常重要，因为提纲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对方是否愿意接受采访。以我之前在《南方周末》的经历为例，恰逢宝钢权证改革，全中国的媒体都去找宝钢采访，但是宝钢全部拒绝了。我的编辑获得了宝钢总经理的手机号码。我必须把问题设计得很好，让他听到第一个问题就愿意接受采访。我们梳理完宝钢权证改革的资料，弄清楚最核心的问题是它定价不合理和不合理的地方。当时一打通电话，我第一句话就指出这个问题，总经理听完以后沉默了大概有半分钟，他就开始回答，后续的采访也就顺理成章了 。Q：完整地追踪报道这样的企业并购案，其中一定存在着持续的变动，和大量的事实梳理与数据考察，对此，您觉得当时在报道中有遇到的难点是什么？您的操作建议是什么？A：宝万之争一年多就尘埃落定算快的了。许多经济事件追三五年甚至十来年是常事，比如海航我就追了将近十年。这个过程其实并不是像普通人所想象的那样，以为记者会一直不断地“盯着目标”；实际上，记者只是平时在浏览新闻和找选题时，会留意一下相关企业有没有什么新动态。而到了一个阶段开始继续报道时，你永远要记住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要把网络上其他媒体和研究机构的相关文章全部读完，并做出“整个市场（社会）目前对此事了解多少，兴趣点在哪里，事件本身的重点是什么”等一系列相关判断后，才能够开始寻找采访角度，联系各方资源正式进入采访。Q: 财经记者应该如何平衡专业性和可读性，以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A:这个问题在不同层面有不同理解。比如我在当初做社会报道时的理解，和后来做《中国证券期货》这样的专业杂志时，和在《南方周末》时的理解都不一样。不同的媒体和报道类型，针对的核心读者群不同，对专业性和可读性的要求标准都是不一样的。而从一个比较长期的发展方向来说，比如你从初级记者，做到资深记者再做到首席记者，那么到最后的标准会变得很简单，因为很多操作经验都内化成你的职业本能了。我的标准就是三句话：看得清楚，想得明白，说得精彩。简单而言，就是当你能够象专家一样去观察和分析经济现象和问题的时候，你就有更大的空间来考虑如何针对不同的读者，做不同的表达。Q：您是基于怎样的经历，做出了从专家型记者向经普型记者的转变？A：专家型的核心是你的判断对决策的影响。比如，我写的一篇报道里边综合了很多专家的意见，其中提出来的市场走势、对政策的重大关键判断，很可能会直接影响政府的相关决策、企业的经营决策，甚至监管层具体政策的出台。理想状态而言，专家型的记者可以往智库领域发展，有更大的职业发展空间。但是在《南方周末》工作多年后，我发现大众媒体并没有将专业知识很好地转化为公共知识，向大众传播。在中国，许多专业领域都有与国际顶级专家媲美的专家，但他们的研究成果往往只被决策者和少数大型机构或企业所参考，而没有转化为社会大众能够理解的公共知识。而这种“专业领域日益深化”，“公共知识不断滞后”的社会性知识断裂，正是社会经济发展难以实现“整体跃升”，日益在误解和冷漠中丧失“社会共同体”的公共性与和谐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现代经济学知识普及需要一场社会性的“知识扫盲”运动。我想以经济知识普及志愿者的角色，尽力让普通人了解更多的基础知识。Q：针对社会知识断裂的现状，从报道需要的知识储备角度来说，作为新闻系学生如何建立起对经济学的理解呢？对于新手财经记者，您有什么入行建议？A：我比较推荐周其仁和林毅夫的作品，以及张五常的系列文章和《经济解释》这套著作，这些资料很适合初学者构建基本的经济学知识框架。你们还可以通过广泛阅读寻找有趣的经济学作品，或者加入阅读小组，与他人一起阅读重要的经济学著作或报道，从而逐渐建立起对经济学的理解。对于刚入行的财经记者，最重要的是建立人脉网络。记者需要和自己所负责的公司的媒体对接人建立联系，并在没有采访任务时也保持联系，以便在需要时能够迅速找到采访对象。好的跑线记者就像保险业务员一样，每天打五六十个电话联系多家公司的媒体对接人，以此来建立和维护关系。在这个过程里面，跟同行学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记者应该通过不断写作和与同行比较来提高自己的水平，特别注意市场上关于同一主题的不同报道，看看别人做到了哪些自己没做到的东西，逐渐向体系化成长。另外就是要形成良好的观察和思考习惯，比如“成本意识”，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任何美好的东西，在吸引你的同时，你就要本能地意识到它的代价。访谈 | 黄珊莹 王天越 邓雨洁作者 | 刘 影 黄珊莹 王天越 邓雨洁编辑 | 宋佳旻值班编辑 | 丰翔宇运营统筹 | 周智珊 陈子桐运营总监｜温泓烨 梁 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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