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关键词|王希悦：亚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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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关键词：亚欧主义
摘 要：
欧亚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出现于俄侨知识分子阶层的一种思想潮流, 它从自然—地理前提出发, 广延至历史、文化、经济、政治、文学及宗教等诸多领域。欧亚主义者根植于本国土壤, 强调俄罗斯的独特性, 先后提出许多颇有见地的思想和主张, 积极为转型中的俄罗斯发展探求道路。在同期文学创作中, 欧亚主义思想亦有萌生和书写。我们在梳理该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理论渊源及核心内容基础上, 着重分析维·伊万诺夫、勃洛克、别雷以及阿·托尔斯泰、皮里尼亚克、普拉东诺夫等作家创作中的欧亚主义观念。借助“东方与西方”、“民族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等主题, 诠释欧亚主义思想与文学创作的相互丰富作用。欧亚主义是俄罗斯民族意识增强的一种彰显, 亦是俄罗斯思想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关键词：
欧亚主义; 民族自觉意识; 俄罗斯思想; 文学创作;
略说
欧亚主义（Евразийство; Eurasianism）是20 世纪20 年代出现于俄罗斯境外侨民知识分子阶层的一种思想潮流，学界通常称之为古典欧亚主义，以区别于90 年代复兴的新欧亚主义。1921 年，语言学家、民族学家特鲁别茨科伊（Николай Трубецкой），经济地理学家萨维茨基（Пётр Савицкий），音乐家、政论家苏弗钦斯基（Пётр Сувчинский），哲学、神学家弗洛罗夫斯基（Георгий Флоровский），四位流亡国外的俄罗斯学者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联合出版了十篇文章集结的《面向东方• 预言与实现• 欧亚主义者的主张》（Исход квостоку. Предчувствия и свершения. Утверждение евразийцев），该文集成为欧亚主义流派正式诞生的标志。其中，“欧亚主义”术语的提出者是萨维茨基。欧亚主义思潮的出现体现了俄国社会转型时期俄侨知识精英对国家发展道路的再思考、再探索。
随后，不同领域的著名学者也陆续加入欧亚主义思想的讨论，如文化史家、文学批评家毕茨里（Пётр Бицилли）、神学家卡尔塔绍夫（Антон Карташёв）、法学家阿列克谢耶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政治家沙赫马托夫（Мстислав Шахматов）、文化史家、神学家伊里因（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н）、哲学家卡尔萨文（Лев Карсавин）、历史学家维尔纳茨基（ГеоргийВернадский）等等，这些社会精英各有所长，在一定领域都有突出建树，他们的观点为欧亚主义思想注入了新鲜活力。随着宣传、演讲、座谈会、讲习班等一系列活动的广泛开展，欧亚主义思想亦从起源地索非亚漫延至布拉格、柏林、巴黎、布鲁塞尔、贝尔格莱德等地。欧亚主义者先后出版了文集《在路上：欧亚主义者的主张》（На путях. Утверждениеевразийцев, 1922）、《俄罗斯与天主教》（Россия и латинство, 1923）、《欧亚主义：系统阐述的尝试》（Евразийство: опыт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ого изложения, 1926）、《欧亚主义文集》（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борник, 1929）以及纪念十周年诞辰的回顾性文集《30 年代：欧亚主义者的主张》（Тридцатые годы. Утверждение евразийцев, 1931）。早在1923 年，欧亚主义者已成立欧亚出版社，在柏林陆续出版了三辑《欧亚主义学刊》（Евразийский временник, 1923—1927）及相关书籍。1924 年末开始，由特鲁别茨科伊、萨维茨基、苏弗钦斯基、阿拉波夫（Пётр Арапов）以及马列夫斯基- 马列维奇（Пётр Малевский-Малевич）五人组建的“五人委员会”成为运动的核心领导机构。1925—1937 年，在布拉格、巴黎、柏林定期出版《欧亚主义纪事》（Евразийская хроника），总计十二期。1926—1928 年，在巴黎创办杂志《里程碑》（Вехи），总计出版三期。1928—1934 年，在布鲁塞尔创办杂志《欧亚主义者》（Евразиец），总计出版二十五期。1928—1929 年，在巴黎创办了《欧亚洲报》（Евразия），总计发行三十五期。几乎整个20 年代，欧亚主义思想运动经历了它的辉煌期，在整个侨民知识界享有持续而深远的影响。俄国著名思想家别尔嘉耶夫（Николай Бердяев）曾肯定地评价说，欧亚主义是“移民环境中所产生的革命后思想流派，而且是非常积极的流派” (Бердяев 292) 。依循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客观规律，从1928 年年底开始，欧亚主义思想运动出现分水岭，右翼与亲苏联的左翼分裂，这大大削弱了其学界影响力。虽然不断有新生力量加入，但也有一些人先后脱离了该组织的活动，同时加之苏联当局强有力的打压，1937 年底，作为一个完整的学派和学术共同体，古典欧亚主义解体，但作为一种思想潮流，它并未沉寂，中经苏联欧亚主义，即苏联时代本土唯一的欧亚主义者——古米廖夫（Лев Гумилёв）的民族起源元气说以及民族互动理论1等欧亚主义思想的承前启后作用，90 年代初，欧亚主义思想在俄罗斯本土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复兴，学界称之为“新欧亚主义”（Неоевразийство），这次新兴的欧亚主义思潮以异常的活力传播和发展，主要代表人物有哲学家、政治理论家、社会学家、欧亚党领导人杜金（Александр Дугин），哲学家、政治理论家、社会活动家帕纳林（Александр Панарин），东方学家季塔连科（Михаил Титаренко）等。他们的观点及阐释使新欧亚主义思想在历史学、地缘政治学、国际政治关系学等领域产生了现实而深远的影响（Апрышко 148）。
综述
欧亚主义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
任何一种伟大思想的形成都离不开孕育它的时代。欧亚主义的出现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内外矛盾交织以及蓬勃发展的殖民地解放运动的综合影响。
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由最初的法、英、德等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 进而引发至全球三十三个国家、十五亿人口参战的全球性战争。战争历时四年, 给人类带来巨大损失, 总计伤亡人数高达3000万之多。战争不仅使德意志、奥匈等帝国覆灭, 而且削弱了英、法、意等欧洲列强的实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人们对欧洲的看法, 欧亚主义就在这种对“强势”欧洲 (西方) 的文化批评背景下诞生了。
20世纪初, 俄国社会内忧外患加剧。1904—1905年, 俄日战争俄方惨败。1905年, 俄国爆发了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沙皇俄国在第一时间参战, 战争使其经济濒于崩溃, 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1917年, 二月革命爆发, 沙皇统治被推翻。紧接着十月革命爆发, 创建了苏维埃政府, 但并非所有人都愿意接受这一革命果实。大批避难的平民、知识分子、战败的白军以及不为新政权所容的人士纷纷流亡国外, 他们中的一些优秀知识分子于是成为欧亚主义思想运动的发起者和中坚力量。虽然最初这些人将俄国革命视为反上帝的暴动, 不接受红色革命, 甚至寄希望于白军和外国武装干涉, 以便达到恢复旧秩序的目的, 但布尔什维克及其政党统治并未如其所期冀的那样昙花一现, 这些人不得不正视现实, 重新进行思想定位。由此, 在社会转型时期, 国家和民族向何处去这一重大历史命题再次呈现。
19世纪末20世纪初,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大部分国家皆沦为英、法、德、美等帝国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的十月革命加速了被压迫民族的觉醒, 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欧亚主义者十分关注殖民地的解放, 他们试图把自己对西方的否认与殖民地国家反对欧洲列强的运动联系起来” (白文昌105)。他们甚至把俄罗斯视为带领殖民地国家 (尤其是亚洲各国) 反对欧洲殖民斗争的领导力量。
综合上述情况,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需要以新的视角诠释客观现实, 并为探索社会发展道路寻求新的路径, 基于此, 欧亚主义应运而生。可以说, 欧亚主义思潮在20世纪20年代的出现既彰显了该流派为祖国发展道路执着探索的精神, 又是其为继续流亡建立牢固精神支柱的一种积极体现。
欧亚主义思想的理论渊源
欧亚主义思想并非来自真空, 它与俄国传统思想之间有着渊源关系, 尤其体现在对斯拉夫派观点的亲近。我们知道, 19世纪三四十年代, 俄国思想界出现了历史发展道路的大争论, 其中主要体现在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两大对立阵营的积极探讨中。前者主张俄国欧化之路, 效仿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后者则强调俄罗斯的民族精神, 倡导俄国历史道路的特殊性。欧亚主义思想在许多方面继承发展了斯拉夫派传统, 如体现在否定文化的“欧洲中心论”、强调独特的欧亚—俄罗斯文化、走俄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将东正教视为精神支柱并以其为基础构建思想体系等方面。
具体而言, 陀思妥耶夫斯基、达尼列夫斯基 (Николай Данилевский) 以及列昂季耶夫 (Константин Леонтьев) 等人的思想影响不容忽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东正教的虔信、对天主教的批判、对西方崇拜的否定以及视欧洲为“坟墓”、亚洲为未来命运之出路等理念无不吸引着欧亚主义者。达尼列夫斯基的文化历史类型理论以及列昂季耶夫的拜占庭主义观念皆为欧亚主义者所借鉴。在达尼列夫斯基看来, 任何文化历史活动都具有宗教活动、纯文化活动 (科学的、美学的和技术的) 、政治活动和社会经济活动等四个组成成分。斯拉夫民族是十种历史文化类型中的一种, “斯拉夫类型将是第一个完整的四元文化历史类型” (108) 。列昂季耶夫认为, 包含宗教、国家、道德、哲学和艺术等几部分组成构建的拜占庭主义对俄国深有影响, 东正教、专制制度以及民族性等拜占庭的政治典范尤其值得借鉴。列昂季耶夫把拜占庭主义视为俄国自然的历史因素, 明确表示反对把俄罗斯文化消解在抽象和浪漫的泛斯拉夫主义中。这些学者的观点被欧亚主义者所接受, 并进一步发展成为他们的思想理论基础。
此外, 除了传承西方—俄罗斯—东方的观念影响, 从外在敌对东方走向内在亲近东方, 这种社会心理变化亦成为欧亚主义诞生的思想根源。对俄罗斯人来说, “东方”所指的内涵是丰富的, 它涵盖地理、历史、宗教等诸多层面, 既是相对于西欧而言地理意义上的东方, 也是蒙古桎梏下俄罗斯特有的草原东方, 也是兼有拜占庭传统的东正教的东方。
需要补充说明一点, 虽然欧亚主义者与斯拉夫派观点接近, 但是, 一味强调民族传统的“斯拉夫主义”和一味效仿西方的“西欧主义”学说都是他们所否弃的。
欧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虽然学术观点、政治倾向、价值取向以及侧重领域多有不同, 但从总体来看, 欧亚主义者皆在各自不同领域以卓越建树丰富了欧亚主义整体思想。
具体来说, 从地理位置来看, 欧亚主义者认为, 俄罗斯以及俄罗斯世界的人们既不是欧洲人, 也不是亚洲人。他们同周围的文化和生活元素融为一体, 称自己为欧亚人当之无愧, 生活的地方也应叫做欧亚洲。的确, 从词源构成来看, “欧亚主义” (Евразийство) 术语就是欧洲 (Европа) 和亚洲 (Азия) 两个词的合成, 即“欧亚洲” (Евразия) 。进一步看, 随着地缘政治出现端倪, 欧亚主义者又提出“发展地”或称“发展空间” (месторазвитие) 的概念, 指出社会历史环境与占据它的地理空间联合成一个整体, 而斯拉夫人属于欧亚大陆这个发展空间。基于独特的地理位置, 欧亚主义者主要从“欧亚人”、“欧亚洲”的视角提出新的政治抱负, 甚至包括经济、文化等诸领域发展的新认识。
从文化观来看, 欧亚主义者拒绝“欧洲中心论”。主要源于流亡生活的真实经历和感受, 他们深切地体会到西方文明的自私与冷酷, 并着力针对倾向于西方文化的思想提出批评, 呼吁摆脱欧洲桎梏, 避免迷失方向。与此同时, 他们突出对东方的崇拜, 认为东方最接近俄罗斯文明的精神实质, 但同样强调不能迷恋, 要创建不依附于东方和西方的自己的文化。
从经济发展来看, 欧亚主义者认为, 虽然俄罗斯是一个大陆—海洋国家, 欧亚洲的地理位置决定其不适宜“海洋交换”, 应该发展大陆经济。不能幼稚地照搬别人的海洋政策, 它在许多方面不适合俄罗斯。必须意识到其“大陆性”特点并顺应它, 这才是俄罗斯经济的未来。
从国家观来看, 欧亚主义者主张思想专制, 相信国家的力量, 主张建立“社会正义和公正”的国家。
从肩负使命来看, 欧亚主义者认为, 流亡知识分子代表真正的祖国和俄罗斯文化。俄罗斯知识分子要成熟起来认识到自己的使命。“那时, 智慧而温顺的人民和成熟起来的知识分子一定会在东正教教堂伟大而万能的圆顶下联合起来” (Сувчинский133) 。由此可见, 欧亚主义者并未忘“救世”的传统和使命, 没有忽视宗教拯救世界的要素。欧亚主义者尤其强调东正教是俄罗斯独特性及俄罗斯复兴的基础。
如果说 (古典) 欧亚主义汇集了地理学、历史学、政治学、文化学等不同领域的知识光谱, 那么20世纪90年代, 随着苏联的解体, 激进的自由主义改革遭受重创, 经济状况恶化, 国际地位下降, 在俄罗斯人最迷茫的时期, 欧亚主义思潮复苏并非偶然, 新欧亚主义在继承和发展古典欧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 侧重民族学、历史学、地缘政治学、国际政治关系等内容, 尤其体现在政治外交方面, 带有欧亚主义特征的思想定会影响其外交政策和方向的选择。新时代的欧亚主义者不仅关注理论上的深化发展, 而且注重行动上努力践行。他们心系国家命运和发展之路, 突出国家观念和强国论思想, 强调民族的、宗教的思想体系。欧亚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延续性, 彰显了其生命力所在。
欧亚主义思想的文学彰显
欧亚主义思潮同样波及到文学领域, 反之, 作家们的文学创作也丰富了欧亚主义思想。这一点在20世纪初白银时代杰出代表们的创作中已现端倪, 而与欧亚主义思潮并行发展的二三十年代同期文学成果中则尤为明显。以下我们主要通过“东方与西方”、“民族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等几个主题来阐释一些代表性作品中蕴涵的欧亚主义思想及其呈现样态。
1、东方与西方
20世纪初, 在白银时代象征派诗人的创作中, 欧亚主义思想已现端倪, 体现在对西方文明现状的否定。沃洛申 (Максимилиан Волошин) 是以象征主义诗人身份登上文坛的, 作为俄国现代主义阵营中超脱潇洒的“逍遥派” (郑体武142) , 他游历过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安道尔、梵蒂冈等诸多国家, 对西方国家有较多了解, 他的诗歌呈现出象征主义和印象主义相融合的倾向。“在沃罗申的诗里, 我们一开始就看到高雅的人类文化花朵。他的诗有时就像绿色的常春藤, 爬满古希腊残破的神庙圆柱, 而个别诗有时则像夹在一部古书中的一朵小花。神话给他的世界图景渲染上一层荷马同代人熟悉的情调, 20世纪的诗人在横亘的汽车公路的丛林中见到了山林女神。诗人用‘违背最高旨意’的普罗米修斯的旺盛生命力来对抗散发着‘机械气息’的当代” (Волошин17-18) 。在诗人唯美主义视域下, 折射出他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感, 对机器文明的清醒认知。
无独有偶, 白银时代象征派诗人勃洛克 (АлександрБлок) 在《佛罗伦萨》 (“Флорен-Флорен-ция”, 1909) 一诗中同样摒弃资本主义文明, 将其视为“整个欧洲的黄色尘埃”, 认为它将达芬奇等人创造的人文主义文化挥霍殆尽。如果说, 在这首诗中, 勃洛克预见了“西方的没落”, 那么, 在《库里科沃原野》 (“На поле Куликовом”, 1908) 组诗中, 诗人已然触及了东方主题, 借助1380年莫斯科公国和蒙古金帐汗国两军的大战来歌颂古罗斯战士的功绩。诗歌描写深具东方地域性特征:黄土的断层、忧伤的草垛、辽阔的草原、践踏着茅草的牝马……而象征派诗人伊万诺夫 (Вяче сла вИванов) 在《美的游牧民族》 (“Кочевни кикра-Кочевникикра-соты”, 1904) 一诗中, 将游牧民族视为艺术家, 歌颂他们草原游牧的自由生活。
东西方主题出现在十月革命后勃洛克写就的诗歌《西徐亚人》1 (“Скифы”, 1918) 中, 诗人将文明的西方同革命的罗斯相对照。诗歌标题本身突显出作者对亚洲东方身份的认同, 西徐亚人-俄罗斯人。而针对西方, 诗人对扼杀革命的西方给予警告的同时, 又以革命的俄罗斯之名义, 呼吁欧洲各族人民结束恐怖的战争, 期冀和平:
你们——成千上万, 我们——浩荡无边,
试一试, 同我们拼杀对阵吧!
是的, 我们是西徐亚人!是的, 我们是亚细亚人,
……
来我们这里吧, 远离战争的恐怖,
投身到和平的怀抱!
趁为时不晚, 把刀剑放回鞘里,
伙伴们, 让我们成为兄弟!
在此可见索洛维约夫（Владимир Соловьёв）东西方“综合”的哲学理念之影响。此外，勃洛克诗歌所体现的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看法、对亚洲身份的认同以及对俄罗斯人肩负巨任的认知无不彰显了欧亚主义思想萌芽。克柳齐尼科夫（Сергей Ключников）称勃洛克的《西徐亚人》是“欧亚紧密相连的诗性宣言”（58）。勃洛克认为，俄罗斯人不仅是基督徒，而且是“鞑靼古老意志”绝对律令所激励的草原骑士。作为基督徒，他们与欧洲信奉同一宗教的人组成联盟；但同时也预言，如果欧洲拒绝他们，俄罗斯可能同东方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西方，“我们就用自己亚洲的面孔朝向你们！”如同别雷（Андрей Белый）的《彼得堡》（Петербург, 1916）中尼古拉的“蒙古面孔”，勃洛克的西徐亚人也隐现着亚细亚人的脸庞。由此可见，20 世纪初，艺术世界中体现西徐亚人的、泛蒙古化的意向早于欧亚主义运动之前。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勃洛克的独特处在于，与将亚洲视为野蛮、不文明的传统观点不同，与致力于摆脱亚洲落后文化的理念不同，他认可俄罗斯的亚洲东方性特点，这与欧亚主义者“坦然面对蒙古鞑靼人的桎梏遗留给俄罗斯历史、文化的东方因素”的观点相一致（何芳18）。
除了诗歌，20 世纪初的小说创作也体现了涉及东西方主题的欧亚主义思想萌芽。如别雷曾计划写作总题为《东方和西方》（Восток и Запад）的小说三部曲，其中前两部，即长篇小说《银鸽》（Серебряный голубь, 1909）和《彼得堡》已完成，而第三部未能如愿。
别雷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银鸽》探讨的是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知识分子走向人民失败的主题, 但“这部小说同时也反映了别雷对东方文化的关注” (李辉凡、张捷62) 。小说主人公达尔雅尔斯基 (Пётр Дарьяль ский) 是莫斯科大学生, 他想在人民群众中寻找出路而离开学校来到工人当中, 然而却受到秘密鸽子教派头目的迷惑惨遭杀害。主人公的名字意指“峡谷、通道、大门”深具寓意, 作为一个积极投身于“到民间去”运动的知识分子, 他面临着乡村与城市、神秘宗教与理性知识、本性释放与精神追求、村野妇人与贵族女子的两难抉择, 拓展来讲, 这就是东方与西方的对立, 亦即土壤与文化、野蛮与文明、肉欲与灵魂、自发性与唯理论的矛盾, 主人公的死证明其理想破灭, “向东方的转折”以悲剧终结。主人公试图逃离西方, 却无辜死于东方, 此结局亦象征性地表明, 片面地依附于西方或东方都无法找到发展出路。
别雷的长篇小说《彼得堡》, “正是他在关注东方文化问题的氛围下写出来的” (62) , 取代视“蒙古”为不共戴天的敌人之传统观念, 作家描绘其主人公尼古拉长着蒙古人的面相。小说故事发生在1905年革命背景下的彼得堡, 情节围绕政府大臣、老参政员阿勃列乌霍夫 (Аполлон Аблеухов) 一家的生活展开。老参政员热衷国务活动, 忠于沙皇, 死心塌地维护着国家机器的运转。如同官僚制度的影子, 他的古板冷漠、愚顽守旧使得众叛亲离, 妻子离家, 随一位意大利演员远走他乡。儿子尼古拉背叛了他, 迷恋康德主义和叔本华哲学, 并与恐怖主义组织有关联, 后来受到诱惑, 要求其用炸弹炸死父亲。弑父之举未获成功, 小说最终结局是父亲没有晋升, 从此退休, 尼古拉亦不问世事, 稚嫩的改造世界的空想破灭。作品旨在通过官僚政权和革命暴力这两种对抗力量反映出沙皇统治下的彼得堡覆灭之主题。而彼得堡这座城市本身则是彼得大帝的杰作, 有评论界认为, “他机械地接受了‘西方’的原则, 又不善于从‘东西方’的混杂中建成新的有机统一体, 从而酿成了俄罗斯的无法解决的悲剧” (63) 。小说的悲观主义色彩还在于, 生活在东方和西方两个世界交汇处的彼得堡的人们, 被野蛮的封建制度和堕落的西方文明所异化, 他们找不到人在世界上存在的真正位置和真正价值。
由是观之, 在沃洛申、伊万诺夫、勃洛克、别雷等作家创作中所体现的, 无论是对衰落的西方文明的清醒认识, 还是对欧化彼得堡的难以认同, 以及对蒙古草原、人物亚洲面孔的描绘, 无不反映出作家对东方元素的关注, 这一点与欧亚主义者不谋而合。欧亚主义者甚至行得更远, 他们认为与东方的接近, 才使俄罗斯国家得以诞生:“正是由于斯拉夫人和突厥人的共生, 森林和草原的共生, 定居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共生, 印欧语系的斯拉夫人与图兰人 (突厥-蒙古人) 的共生, 才产生了俄罗斯国家” (李兴耕23) 。
2、民族与世界
在俄罗斯思想中，东西方的对立可以广延至亚洲与欧洲、俄罗斯与西欧、东正教与天主教、莫斯科与彼得堡、彼得一世改革前的罗斯与彼得一世改革后的俄国等多种变体，甚至涉及民族与世界、野蛮与文明、混乱与秩序、直觉与理性、自然与机器、专制与民主、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等诸多问题。在此，我们着重分析的“民族与世界”这一主题在托尔斯泰（Алексей Толстой）、皮里尼亚克（Борис Пильнияк）以及普拉东诺夫（Андрей Платонов）关于历史题材的创作中体现鲜明，通过彼得堡神话、俄罗斯欧化以及与之相关对彼得大帝改革历史作用的评价等一系列问题使得民族的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得到回顾性阐释。
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彼得的一天》（“День Петра”, 1918）描述在无底的沼泽之地建城时，彼得日常艰辛劳作的一天。作家指出“沙皇—改革者”活动的矛盾性，阐释了彼得时代复杂的社会冲突。承续白银时代别雷、梅烈日科夫斯基（Дмитрий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对彼得的评价，即视彼得一世为“俄罗斯凶恶的天才，反基督教的沙皇”（阿格诺索夫287），托尔斯泰也如此描写了自己的主人公。皮里尼亚克的中篇小说《关于彼得大帝》（Еговеличество Kneeb Piter Komandor, 1919）不仅与《彼得的一天》一样呈现了对彼得形象以及他的创造（彼得堡）的阐释，而且增加了彼得堡与莫斯科、彼得堡与彼得堡之外的俄国土地、彼得堡与整个父权制的罗斯等对立主题。如果说，在描绘彼得堡的风景时多用“模糊不清的”、“无光泽的”、“寒冷的”、“潮湿的”、“脏兮兮的”、“荒无人烟的”等修饰语，那么，在彼得堡之外，则笼罩着阳光、温暖、春天、复活节以及充满精神生活的享受。显然，皮里尼亚克在此突显出俄国民族所固有的与欧化后走向世界的彼得堡是完全对立的。总之，上述两部作品将彼得的活动归结为创建彼得堡城。该城已然具有符号和象征意义，它作为某种异己的要素进入俄罗斯这一有机体内，成为俄罗斯中非俄罗斯的、西方元素。我们知道，在俄罗斯文化中，存在两种类型的彼得堡神话。一种将彼得堡视为天堂乐园、通向欧洲之窗、俄罗斯唯一文明、文化之城。另一种将彼得堡视为深渊、另一个王国、末世论死亡的预示。此外，在思索彼得堡神话时，一定不会忘记它的创建者——彼得一世，同样显现两种表达观点，或将其看作帝国的伟大奠基人，或视其为暴君、反基督者。托尔斯泰和皮里尼亚克在创作中所体现的观点显而易见。
对东西方差距的认知在托尔斯泰的又一部力作《彼得大帝》 (Пётр Первый, 1929—1945) 中得到探讨。作家站在时代的高度观察遥远的过去, 认识深刻。小说以彼得和他的活动为描述中心, 所有事件都以丰满地勾勒人物形象为目的。彼得大帝大力推行欧化改革, 试图以“野蛮”方式制服俄国的“野蛮”决裂 (马克思、恩格斯620) 。在肯定彼得改革促进了科学文化发展, 加速了工业化进程, 符合民族利益, 并起到积极作用的同时, 在肯定彼得带领俄国并将之推向欧洲乃至世界强国之林的同时, 作家没有回避彼得“对欧洲文明的过度崇拜和对本民族传统的轻视” (叶水夫359-60) 。在托尔斯泰的描写中, 偏僻的农村、地主庄园、商人圈、贵族宅邸、沙皇宫殿等当时俄国的整个图景都纷纷呈现, 这与小说第三部描绘整个欧洲的图景不同, 两个世界对比鲜明, 俄国落后的生活方式与欧洲先进的文化差距清晰可见。
与欧亚主义者接近, 对地理要素的关注在普拉东诺夫的中篇小说《叶皮凡水闸》 (Епифанские шлюзы, 1927) 中有所体现, 这是20年代末少有的几部历史小说之一。故事情节描写彼得大帝为了在奥卡河和顿河之间兴建水道, 重金聘请英国专家雄心勃勃地在叶皮凡城附近修建水闸。主人公英国专家贝利 (Перри) 带着傲慢和偏见的有色眼镜对待俄国及俄国人民, 因为依据错误的地层勘察资料以及对当地多砂质地层不适宜建水闸情况的不了解, 修建计划以失败告终, 英国专家被判处死刑。贝利的观察、思想和感受成为小说描绘的主要对象, 从他踏上俄国土地那一刻起, 就没有停止观察和思索这个国家。以欧洲的、海洋类型的、文明承载者的视角看待俄国, 对贝利来说, 俄国就是亚洲大陆深处的国家。由此, 海洋与大陆、水与土之间的对比主题进入了小说。这种对空间及地理要素的明显兴趣, 使作家与欧亚主义者十分接近, 因为欧亚主义者的历史及文化观也紧密地和地理要素交织在一起。小说故事情节充满象征意蕴, 沙皇计划幻灭的事实表明, 他如此依赖的欧洲理性知识也无法解决俄国现实问题, 相反还破坏了俄国本身拥有的自然条件。“欧洲不可能为俄国指出正确的方向, 它的纯理性主义早已使它本身失去生命力” (薛君智230) 。通过对照, 作家强调, 俄国人民具有纯真的心灵, 他们热爱周围的一切, 能够感受和理解大自然的本质, 而贝利等人却自私地看待世界, 扼杀一切活生生的事物。两者对比进一步彰显了“心灵高于理性, 理性应受心灵制约”的主题 (231) 。与此同时, 民族的与世界的冲突主题也得到辩证呈现。在《叶皮凡水闸》中, 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对俄国的看法:一个是英国工程师的观察, 一个是彼得的观点。如果说, 贝利惊讶的是俄国的大自然、丰富得无边无际的肥沃土地以及隐藏在草原黑土中令人难以置信的资源, 那么彼得对这些财富则完全不感兴趣, 他所想的是俄国没有什么, 缺少什么, 他要“在波罗的海、黑海和里海之间创建连续的水路路线”。他不爱俄国原有的样子, 而是按照自己的计划, 从欧洲借鉴准则去努力重建它。彼得以独特的方式爱着俄国, 但这与俄国的天性本质相背。所以, 彼得善意修建水闸的愿望却被农民视为灾难, 他们把这项工程看作“沙皇的游戏”和“外国佬的花样”。与此相呼应, 鞑靼的枷锁被取而代之, 在作家的描写中, 彼得的改革和激进的欧化革新, 使俄国经历了“欧洲文明的枷锁” (Хэ Ф ан17) 。
综上所述, 在欧亚主义思想文化运动出现和发展的同一时期, 在托尔斯泰、皮里尼亚克、普拉东诺夫等作家的历史题材创作中, 欧亚主义思想同样得到文学彰显, 或透过彼得堡神话以及与之对立的莫斯科神话显现俄国两种文化的内在矛盾, 或通过俄国与欧洲的对立, 呈现出“彼得—改革家”效仿西欧、提倡理性文明与俄国本土文化之间的冲突。但对同一历史时代的认知, 对彼得大帝在整个俄罗斯历史意义的思索, 这些作家的观点并非完全一致。如果说, 托尔斯泰对彼得时代的认知, 包括对彼得功绩的评价, 经历不客观到客观的发展变化, 那么普拉东诺夫对彼得时代的认识则完全不同。在他的小说中, 彼得并没有考虑人的代价, 结果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在水闸建设失败后, 贝利的历史原型在英国公使的庇护下安全返回祖国, 而作家却在自己的小说中无情地“判处”贝利死刑。贝利的死并非偶然, 而是具有深刻的意义。在普拉东诺夫看来, 在彼得时代, 俄罗斯文化完全转向西方, 两种不同文化相遇和冲突往往导致文化失去其原来固有的意义和内容, 从而形式怪诞。
3、传统与现代
二三十年代，皮里尼亚克创作的一系列现代题材的作品丰富了欧亚主义思想。作家的欧洲之游使他开始在世界文化背景下思索俄罗斯与西方问题，思索传统与现代问题。《第三首都》（又名《母亲—后娘》）（Третья столица, т.е. Мать-мачеха, 1922）是作家首次德国之行后的作品，但情景描述的却是一战后的英国以及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社会初期现状，借助英国企业家史密斯（Смит）和俄罗斯学者拉金（Разин）的相识和交往，揭示他们所代表的东西文化难以相容。小说涉及文明更替问题，指出世界文化的优势将从欧洲移至东方的可能性，对于作家来说，这个东方就是革命后的俄罗斯，这一点与欧亚主义者的多义性东方指代相吻合。借助小说人物，作家表明：我们现在经历一个非同寻常的时代，世界文明的中心脱离了欧洲，这个愿望在俄罗斯紧张激动到令人抽搐。在此，俄罗斯固有的传统观念，即俄罗斯应该肩负历史重任的观念得到强调。或许，“第三首都”的称谓正是“第三罗马”的变体。作家将经历经济危机的欧洲与复兴的俄罗斯对比：“我深信给西方挖掘坟墓，相信我们的曙光”，作家表现出对新俄罗斯的期望和坚定乐观的信心。
对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抉择，皮里尼亚克在作品中呈现的是矛盾的心态。英国之行后，作家创作了短篇小说《旧奶酪》（“Старый сыр”, 1923）以及《〈书信体小说〉片断》（“Отрывки из «повести в письмах” , 1924）等作品，后来汇编成《英国故事》（Английскиерассказы, 1924）结集出版。对英国的复杂情感鲜明地表现在《〈书信体小说〉片断》中，一方面，皮里尼亚克真心赞叹人类的科技成就：分设的电话网、柏油马路、汽车等等。另一方面，他也发现，这些成就导致过度生产，引发危机、萧条以及失业等现象。在《旧奶酪》中，俄罗斯与欧洲的对立表现出新的内容，出现了俄罗斯民族的多样性以及俄罗斯文化复杂性母题。在此，英国和俄罗斯不仅是空间的不同，而且存在于完全不同的历史时间，所有的叙事建构在两个主题、两条线索交织的基础上。其中，一个是古老的欧洲文明，一个是野蛮的破坏元素，两条线索相交于女主人公玛利亚（Мария）的命运中。玛利亚曾经在英国生活，现如今和家人居住在俄罗斯，生活在暴乱的草原、荒漠，过着与野狼为邻的“亚洲的游牧”生活，这是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文化的初级阶段”。虽然当时正值国内战争，红军与白军征战，恐惧笼罩着一切，但小说仍未失乐观基调，新生命的诞生就是最好的证明。
对皮里尼亚克来说, 国外旅行留下的深刻印象还有西方国家发达的工业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于是, 作家萌发写作“机器的小说”以别于以往“田野的小说” (薛君智179) 。中篇小说《机器和狼》 (Машины и волки, 1923) 表达了作家的这一愿望。小说标题指向二分法结构, 机器象征欧洲类型的机械文化, 而狼象征着俄罗斯人民元素, 机器和狼的对立指明了努力摆脱欧洲文明机械化压迫的俄罗斯人民元素, 与致力于创造机器文化的党的意志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机器文明和狼的天性既吸引作家, 又被其排斥。欧洲机器文明奴役人, 将人变为技术的附属品。俄罗斯元素也失去千年文化的精神征服力。有鉴于此, 在描述俄罗斯革命后的社会现实, 思索它的未来时, 皮里尼亚克借助小说表达了矛盾情感和痛苦抉择的历程, 主要体现在, 在机器与狼、文明与自然、机制与自由、集体组织与个体独立之间抉择, 两种文化不同声音交织、分歧、辩论、斗争。
在皮里尼亚克创作的“东方系列”作品中，文化冲突问题依然是他所关注的焦点。皮里尼亚克对其亲眼所见的中国、日本都有描写。《在中国的日记》（Китайский дневник, 1927）中，关于欧亚洲的思索，作家首先创建的是“英国—殖民者”和“中国—奴隶”的形象对比。早在小说《荒年》（Голый год, 1922）中，作家就描写了“中国城”（Китай-город）形象，虽然它只是莫斯科的一个区，但常常等同于中国的代名词。以中国城象征的东方与以欧洲象征的西方对立，莫斯科与彼得堡的对立、农村与城市的对立，借助于生活的、文明的以及科技的现象表达出来。在中篇小说《圣彼得城》（Санкт-Питер-Бурх, 1921）中有“中国人—红军”形象的描写，小说中起作用的是符号化的中国形象，象征着俄罗斯民族文化的东部要素。在联想的层面上，东方的与西方的，俄罗斯的与非俄罗斯的、自然的与理性的、民族的与借鉴的、民间的与贵族的对立得到加强。由此，莫斯科与彼得堡的对立在十月革命后年代表现出全新的意义。当然，在“东方系列”作品中，仍然是日本主题占优势。皮里尼亚克曾先后两次到过日本，创作了《日本太阳之根》（Корни японского солнца, 1926）、《石与根》（Камни и корни, 1933）两部相关联的中篇作品。在游览中，作家对日本的生活习俗、社会风尚、工业革命、政治经济、文艺哲学等见闻都有记录。皮里尼亚克认为，日本群岛是“两种文化的接缝”，而日本文化正是建构在两种文化（东方和西方）的连接处。在日本和俄罗斯的文化背景中，作家看到了某些相似之处：两国文化都固有西方和东方元素。皮里尼亚克曾声明：“我是国家的儿子，这是一个既不是欧洲也不是亚洲的国家，是边缘之地，自身包含着欧洲和亚洲文化”（Пильняк 109）。可见，作家的欧亚主义思想已尤为鲜明。作家同时也指出，尽管两国有着某些相似，但两国对待民族传统的差异值得深思。作家认为，“日本比其他国家更多地保留着自己的民族性，包括穿和服等着装方面，日本对待西方文化是敌对的。而在彼得一世时代，俄国开始接受西方，首先是服饰、社会行为举止等方面，民族服装在俄罗斯消失了……”（98）从保留住民族传统和民族独特性的赞誉中，可以见出作家的态度，这也是欧亚主义者同样坚持的立场。
如上所述, 在梳理欧亚主义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理论渊源以及主要内容的基础上, 我们着重分析了欧亚主义流派的产生和发展。与此同时, 我们关注和阐释了欧亚主义思想在同期文学创作中的书写。通过梳理分析, 我们明确, 欧亚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在俄侨知识界出现的一种社会思潮, 一种政治学说。它是社会转型时期, 俄侨知识精英对国家发展之路这一重大命题的重新思考和再探索。30年代末, 欧亚主义作为有组织的学术流派解体, 但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并未沉寂, 中间经由苏联本土自诩为最后一个欧亚主义者——古米廖夫思想的承前启后作用, 发展到90年代, 在苏联解体、社会转型之时, 欧亚主义再度勃兴 (也称之为“新欧亚主义”) 。毋庸置疑, 欧亚主义者在文化、经济、政治、宗教等领域提出许多颇具见地的观点, 其理论精髓在于强调俄罗斯的独特性, 最终目的归于对俄罗斯发展道路的探索和选择。欧亚主义的价值不在于这种学说理论本身, 而在于其独特的视角以及对祖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亲近。的确, 只有植根于本国土壤, 保护和发展传统文化价值, 在充分理解和挖掘本民族经验的基础上, 确保欧亚双向平衡和兼容并蓄, 才能不断规划出正确的前进方向, 这也正是欧亚主义的生命力和活力所在。（参考文献略，本文摘自《外国文学》2017年第03期，侵删）
作者简介：王希悦，东北农业大学俄语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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