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远川教育”成立。6年来，远川教育聚集国内顶级儿童阅读专家，在阅读上发力，推出“儿童阅读指导师”专项能力培训课程，辐射至全国1300多所学校和众多社区，通过线上线下课堂教学、线上自学、交流分享与实训实操结合的形式，培训“儿童阅读指导师”近万人。萤火原本微小，汇聚在一起，却是一片光明。无数一线教师因为远川而被点燃，被改变。他们又以自己的力量，影响到学生、家庭，乃至一个学校、一个社区。为了进一步将中国儿童阅读推向纵深，2019年，远川教育联合心和公益基金会，发起了“一校一师”项目，希望以公益助力的方式为全国每一所学校培养一名专业的“儿童阅读指导师”。今天，远川已经成为中国儿童阅读圈不可忽视的存在。他们究竟是如何做到的?“一校一师”又是怎么一回事？首期高级班合影01冲着目标，闭着眼睛，跃上新台阶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教授关于“阅读”的理念影响了大批教育工作者，也指引很多人开启了阅读研究之路。远川教育阅读研究院院长、创始人张建老师就是其中之一。2015年，作为最早一批新教育萤火虫教师、深耕小学语文教育多年的张建，创立了远川教育阅读研究院。张建的目标很明确：打造一个专业的平台，研发专业的课程，让孩子正确阅读，爱上阅读，并在第二年推出了“儿童阅读指导师”培训项目大受欢迎。经过几年的坚持，中国最大的校园在线阅读机构超星集团动用战略资本向远川教育注资。2018年8月，张建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决定推出“儿童阅读指导师”的升级版——“一校一师”项目。原本，“儿童阅读指导师”项目，采取线下培训模式，一个学校派多个甚至十几个教师来学习。项目只要在一个地区推广，远川教育就能生存得很好。但是张建决定舍弃。舍弃的不是项目，而是运作方式。在培训的过程中，张建发现不是所有派来的老师都热衷阅读，更不用说用心将阅读与教学结合起来，诸如很多常规培训，很多教师回去后没有任何变化。张建决定改变招收学员方式，每所学校先只派一位最热衷阅读，最认可远川儿童阅读理念的教师，保证每一个学员今后都是一粒种子，今后在本校能改变自己的课堂，影响更多的老师。这就是“一校一师”的设计雏形。这样显然限制了短期收益，合伙人李言亮说：“远川要活下去，就必须要得到更广泛地区的教育同仁的认可”。核心问题是远川的阅读课程是否真的经得起市场的检验。张建对这个问题的预判是：可以。有句歌词：悬崖勒马的是将，悬崖不勒马的是王。远川就这样冲着目标，闭着眼睛，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为了打破区域的藩篱，升级版的“一校一师儿童阅读指导师”培训采用在线模式，长时间陪伴，互动和研讨式的学习。2019年初，在心和公益基金会的支持下，“一校一师”项目正式启动。张建、伍松、朱自强、伍新春和蓝继红探讨阅读指导中的“儿童观”02跨空间、陪伴式课程支撑远川的第一力量是课程。远川有一群优秀的课程顾问，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统编教材（小学语文）教材编写指导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博导、北师大儿童阅读与学习研究中心主任伍新春老师就是其中之一。伍新春老师的介入让远川坚定了阅读课程与统编教材呼应的理念。远川教育学术顾问——北师大儿童阅读与学习研究中心主任伍新春老师在解读统编语文教材时，伍老师说，“新教材注重阅读策略的学习和运用，三年级到六年级，每个年级的上册都独立设置了阅读策略单元，预测、提问、提高阅读速度、有目的地阅读。除此以外，教材中还包括其他阅读策略，分布在各个单元中，如复述、概括等。而远川的‘一校一师’项目通过专业培训，提升老师阅读指导的能力，帮助他们更好地使用统编教材，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从而让学生具备相应的语文素养。”而这一切需要长时间陪伴。远川的儿童阅读指导师课程分为初级儿童阅读指导师、中级儿童阅读指导师和高级儿童阅读指导师，分别历时56天、180天和365天。远川教育的另一位学术顾问，著名当代儿童文学理论家、中国海洋大学教授、“2010年推动读书十大人物”朱自强老师在每个“阶梯课程”中都有亲自授课。远川教育学术顾问——“2010年推动读书十大人物”朱自强教授至今，一位学员还记得朱自强老师的话：一定要让学生感受文字背后的意义。此外，朱老师还在论坛活动、课程规划、课程教学等多方面，也深度地参与了儿童阅读指导师课程的建设工作。谈到该课程，朱自强老师说，“专家学者给予课程理论研究层面上的支持，实践方面，安排了理论与实践3∶7的比例。组建学习共同体，以浸润式、陪伴式社群运营管理，对抗每个人的学习惰性，达到学习效果最大化，这种人性化的做法，能让学员真真实实学到指导儿童阅读的方法和技能。这是远川课程的特点和优势。”大多数的阅读培训机构采取的培训形式都是线下集中培训，培训时间一般是短短几天，课程内容多而紧凑，大都以半天为一个单元来设计教学内容，大框架下的细节兼顾并不深入，框架性知识不仅难以理解，而且很难实践。以远川的培训模式“初级儿童阅读指导师”课程为例，精选10本经典童书，从文学题材、风格类型、相关的人文主题、读写要点等入手，分为11个专题进行系统学习，并配套有8个专题讲座、4个专题研讨。学习过程中，每个参培学员都会有专门导师进行陪同。除了日常的督促、问候、鼓励、解答疑惑，导师还会对学员每一天的学习总结进行点评和指导。通过56天循序渐进的陪伴式学习，学员不仅能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提高阅读水平，还能建构出一套完整、系统的阅读指导策略和方法。更重要的是，线下培训一般都设立在大城市里，这让许多在偏远山区、想要提升自己阅读指导水平的一线教师们，因为路费和食宿费用望而却步。远川教育打破了空间上的这种隔阂，让山区老师能和城市老师一起共享优秀的阅读资源。03“心和”与“远川”同行，助“一校一师”成长好的课程研发出来，还有一个问题摆在远川眼前——如何将它推广到更多更偏远的区域，让一线教育者真正受益呢？心和公益基金会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问题。它与远川结合，让远川教育阅读的星星之火像遇到春风，开始熊熊燃烧。心和公益基金会是一家由企业家支持成立的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其宗旨是帮助青少年和儿童享有优质的阅读和学习机会，促进中国教育的均衡发展。这是一个低调但敏锐的基金会，就像伍松，低调、智慧。心和基金会秘书长伍松加入心和公益基金会之前，伍松在步步高、网易等公司的管理和运营岗位奋斗了十余年。喜欢道家哲学，注重个人内心的体验，经常跳出凡尘看天外、看内心。35岁的时候，在企业界干得还不错的他突然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这让他思考起一个问题——“什么是内心深处的幸福？”不断反思后，他有了答案：真正的幸福源于内心的感受，而这种感受来自帮助他人的过程中看到他人的改变、成长。为了追求这种幸福，2008年5•12地震之后，伍松加盟心和公益基金会，成为其创会秘书长。步步高的董事长段永平先生是该基金会的重要捐赠人，段先生和其他捐赠人对伍松和他领导的运营团队的态度是“高度信任”。“面对这样的信任，你有一种来自内心的压力及动力”，伍松对朋友说。这些年，伍松一直深感儿童阅读的缺失是中国基础教育最大的悲哀，为此，他带领心和公益基金会，在儿童阅读推广的道路上不断探索，期间，他们支持了4000多所中小学的书香校园和阅读推动项目，不仅为学校捐助优质的图书，还资助过数以万计的乡村老师外出进修。作为一个资助型基金会（定位“资助型”的基金在国内相当少见），心和的资助领域主要聚焦在三个方面：“儿童阅读推广”“乡村夏令营”和“0—3岁儿童普惠性早教”。对于资助的公益合作伙伴，心和基金的挑选标准一直是非常严格的，对方必须是最优秀最有潜力的团队。伍松是个慢热型的人。早在2017年，心和基金就注意到了远川教育。远川在儿童阅读推广的使命和理念层面上跟心和基金非常契合，但伍松只是观察和暗地里做调研。2018年，伍松深入了解了远川教育推出的“儿童阅读指导师培训课程”，包括参培学员的评价、推荐率后，小范围资助了远川，按伍松的说法，这叫做“试婚”。“试婚”期结束，2019年心和基金会才正式与远川签约，资助“一校一师”，此公益项目应运而生。“一校一师”公益项目希望通过专项资助计划，让区域内每所学校都能拥有一名专业的儿童阅读指导师。点燃教师的阅读热情，带动学生的阅读兴趣，将参培者培养成种子教师，“从改变一个老师开始，到改变一个学校，再到改变一个区域，就这样一点一滴地培养和优化整个儿童阅读生态。”从2019年4月至今，该项目辐射至全国600多所学校，通过课堂教学、线上自学、交流分享与实训实操结合的形式，直接影响学生数万人。而白璟琦老师就是该项目的众多受益者之一。04一只阅读路上的“犟龟白璟琦是西宁城中区大街小学的一名语文老师，热爱阅读的她，最大的梦想是让所有孩子“有书读、爱读书、读好书”。白璟琦老师

在丑小鸭中学的教室里，到处贴着同学们自撰的“寄语”。其中一段这样写道：因为不安，所以青春；因为茫然，所以青春。这是一群不适应体制内教育的学生，因为打架、逃学、厌学等原因，被贴上“问题孩子”的标签，他们的青春因为不安和茫然而叛逆，他们将无处安放的青春放在了丑小鸭中学……往期推荐封面故事

周春伦2020年/第60期∣2020/09月刊

云南昆明丑小鸭中学，一个专门招收“问题孩子”的特殊学校，藏身于离昆明市中心约50公里的宜良县北古城镇。校长詹大年，则被称为“问题孩子”他爹。读过安徒生童话故事的人都知道这个名字的含义，“丑小鸭”才是真正的白天鹅。但事实是，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的孩子是“丑小鸭”，他们更愿意称这所学校为“小鸭中学”。就像我们今天的教育，大家习惯了整齐划一。那些看上去“不一样”的孩子，并不会因为自身的“不一样”而受到优待，相反，丑小鸭成长为白天鹅的道路并不容易，他们付出了比同龄人更巨大的代价。丑小鸭中学招收的就是这样一群“不一样”的孩子——他们被传统学校统称为“问题学生”。叛逆、厌学逃学、早恋、打架斗殴，甚至抑郁、自闭。让人避之不及。“家长实在没办法，走投无路了才会送过来。有的甚至已经把全国的特殊学校都走遍了。”但奇怪的是，无论多么“张牙舞爪”的孩子，只要到丑小鸭中学很快就会“变了一个人”。而这背后没有体罚、呵斥，也不借助高压政策、军事化管理。在听闻过无数“电击治网瘾”，以及豫章书院“关小黑屋”“打龙鞭”等极端事件之后，外界很难想象这些改变是如何发生的（校长詹大年不赞同使用“改变”二字，他更愿意讲“生长”——教育即生长，生长是生命的本来状态）。这背后是两位校长和一群普通教师曲折又漫长的探索。01辞职詹大年可能是唯一一个把校长越做越小的人。2000年11月28日，做了十多年校长的詹大年突然辞职了。从26岁当上校长，几年时间，他把一所乡村小学变成了中学，学生人数从100多人发展到1000多人。慕名而来的人数不断增加，以至于每到开学季他都需要消失一段时间，躲避一些“走后门”的“不情之请”。2000年，11月30日，詹大年匆忙收拾好行李，踏上了西行的火车。从下定决心辞职到离开那个生他养他、留下他前半生奋斗印记的故乡——前后仅两天——他的个性一贯如此，认准了的事情就不走回头路。“我逃到了昆明。”多年之后，詹大年在文章里回忆这段经历，他用了“逃”字。他在“逃”什么呢？他说，“我看不惯那些不择手段挖优生、赶差生，千方百计捞油水的校长——他们的工作却风生水起。”在做校长之前，詹大年做过6年班主任，那是他任教的头6年。1981年，詹大年师范毕业，从全县30多名应届师范毕业生中脱颖而出，被评为优秀实习生。但他放弃了留在县城的机会，选择回到农村学校。农村条件艰苦，没有人比詹大年更清楚。他自己就是从农村一步步走出来的，挨过饿，受过穷。这所学校离他家很近，仅六七公里，他在这里做了6年班主任。6年里，他没有开除过一个孩子，相反，他把别人开除的孩子都收在自己身边，“我理解这些孩子的难处。”学校条件艰苦，一到冬天就四面漏风。他做班主任，首先想的不是纪律，而是怎么让班里的孩子不冷。他找来家长一起把教室透风的窗户糊上，又在教室里生火，让走山路来学校、衣服被雾水湿透的孩子，把衣服烤干再上课。他从不留家庭作业，所有学习都在课堂上完成，因为他知道这些孩子回家，还有无数放牛、种地、砍柴的活在等着。但奇怪的是，他带的班级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一到农忙季，詹大年又把班里的其他孩子带去给困难孩子家庭帮忙，好让这些“家贫早当家”的小少年们尽早心无挂念地回归学堂。他再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帮他们补习功课。26岁那年，詹大年做了校长。他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错误的选择。在以应试成绩为主要评价标准的教育大环境下，所有的学校都在“择优赶差”中求生存、求利益、求荣誉。择优吗？对不起学生；不择吗？对不起跟着自己一起苦熬的老师们。这10年时间，虽然学校规模越来越大，声誉一天比一天更好，詹大年内心的煎熬却愈演愈烈。终于，在2000年距离期末考试还剩一个月的这天，没有任何征兆地，詹大年毅然决然辞职并且逃离了。从湖南到昆明，未来的路要怎么走？他还没有想清楚，他说：“我想给自己找一条生路。”离开时，弟弟妹妹来送他，发现他身上竟然没有足够的路费，一时哭笑不得。弟弟说，“哥，你太落后了。”妹妹打趣他，“没钱的校长才是好校长。”02我看不得弱者受欺负詹大年西行的目的地，彩云之南。数十个民族在这里长久聚居融合，让这片土地生长出无数神奇和绚烂。或许也因为融合带来的包容，今天的丽江、大理、昆明，都萌生出无数创新教育的新形态。但是在20年前，詹大年刚到昆明的时候，这里的民办教育还在摸索中求生存，前景并不乐观。詹大年在无意间看到一所民办学校，对他触动很大——“收破烂的当校长，初中生当老师，师生全都挤在又黑又潮的小民房里，粉笔是这里唯一的教具，还被老板定量供应。”再后来，他发现，这样的学校在昆明不只一所，还有很多。不知是哪里来的力量，让当年的他在心里发下一个“宏愿”：我要改变昆明的民办教育！就这样，詹大年从公办教育走向了民办教育。在办丑小鸭中学之前，他担任九年一贯制民办学校校长，依旧延续了他的典型作风，不择优，不赶差，被其他学校开除的、走投无路的“问题学生”，他都一并留下来。接触过这位詹校长的人，都说他身上有一股与生俱来的豪气，一米八的大个头，壮实，舒展，爱笑，好像正如他所言，“生命里，本来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大事”。不了解他过往经历的人，会以为他做的这些扶贫济弱的事情，凭借的只是一腔正义，就像行侠仗义的江湖侠客。实则不然，这是一个真正从困苦里爬出来的人——“自己受过欺凌，所以看不得弱者受欺负。”这还要从詹大年的身世说起。詹大年的母亲出身一个大户人家，但很不幸的是，在她快要上学的年龄，特殊的历史时代让这个家族迅速破落。她没有机会再上学，后来嫁给了詹大年的父亲，一个无亲无故，靠在土里刨食、抢食活下来的孤儿。詹大年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饱尝贫穷的滋味。小时候，除了一家七口挤在两间旧木房子里、缺衣少食，印象最深刻的，还有父母亲天天为三个儿女每学期那十来块钱学费发愁的样子。那时候的詹大年，远没有如今的体魄，反而瘦小羸弱，还因为家庭原因，在同伴中没少受欺负。而父亲脾气暴躁，动不动就大动肝火。詹大年和弟妹们，一不小心便会迎来一顿打骂。说起来，詹大年选择师范，跟父亲粗暴的教育方式有很大关系。他在后来的文章中回忆——“在我眼里，天下只分为两种人：一种人像我爸爸他们，每天都种地，种完地回家骂孩子，也揍孩子。还有一种人就是我的老师，不种地，穿戴干干净净，哄孩子，也骂孩子。老师们上课完了，在村子里转悠，不用干活，还可以在学生家里吃到荷包蛋。小时候，我被父亲骂烦了，也打怕了。我发誓：将来我长大了不打孩子，不让我身边的孩子有任何恐惧。”幸而，他还有一位善良、有智慧的好母亲。这是一位被他称作“伟大的教育家”的母亲。虽然她不识字，没有文化，但“她爱她的孩子们，并时时刻刻让孩子们觉得很自信。”对于一个长期积贫积弱的家庭，“自信”是一种多么重要的信念和素养啊！母亲是怎么给自己的孩子以自信的呢？詹大年回忆——“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家里面很穷，但我们穿得比谁家的孩子都整齐。每天等到我们睡了以后，母亲便熬夜把我们的衣服洗掉、烤干，第二天上学就又是新衣服了。每个学期，母亲都第一个给我们交了学费，我们可以高高兴兴地拿到新书。母亲说，拿不到新书，同学就看不起你们，你们的学习就没有信心。真不知道她是如何辛苦筹到这笔钱的。”詹大年还记得，母亲从来没有打过孩子，但她对孩子们的要求却极为严格，“坐在火塘边烤火、在饭桌上吃饭，位置不可以随便挪动；我们的衣服鞋子都要摆在规定的位置，上厕所也被母亲规定了时间；晚上睡觉，大的一定要照顾好小的睡了以后才可以睡。”尽管想尽办法也要让三个孩子有学上、有书读，但是，在母亲心里，还有比知识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做人，她经常对三姐弟说，“学习好不好不要紧，一定要做一个讨人喜欢的人。”正是从母亲身上，詹大年学会了自爱与爱人、自信与信人。多亏这位智慧的母亲，让幼年詹大年不至于对命运和生活的困苦、恶意心生怨恨与报复。相反，他的心里还装着饱满的爱，像母亲希望的那样，成长为了一个善良的人。他想去拯救，他想让那些跟当年的自己一样的弱势孩子，不再有任何恐惧。就这样，仿佛命中注定，詹大年走上了这条特殊的教育之路。昆明市宜良县北古城镇。20年前，詹大年辞职来到昆明，10年前为办丑小鸭中学来到宜良03为什么是“问题孩子”詹大年曾说过一句话：在好父母的眼里，没有“好孩子”，没有“坏孩子”，只有“孩子”。在好老师的眼里，没有“优生”，没有“差生”，只有学生。作为父亲，詹大年践行了前一句话，而作为教师，他践行了后一句话。但是，做教育几十年，他不得不承认，“问题孩子”是真正存在的，当然，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并不是天生的“问题孩子”，而是我们的教育将他们变成了“问题孩子”。这是前不久丑小鸭中学初三学生徐明亮与李镇西老师之间的对话——“你是怎么想到来这所学校的呢？”“以前的学校，老师对我们这些学习不好的学生不好，我自己又交了一些不好的朋友，觉得还是外面好玩，所以初一只读了两个月，在外面闲逛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你一年没去学校，爸爸妈妈不着急吗？”“就是因为着急，才会把我送到这里来。”“那为什么不把你送回原来的学校呢？”“那里的老师不怎么管我们，歧视我们。大多数同学也看不起我，只有几个坏学生和我玩，好学生根本不理我。”“在老师同学心目中，你就是个坏学生吗？”“差不多。经常骂我，经常罚站，天天让我在教室外面站着。有时候作业没完成或者犯了什么错误，就站一上午。”就是这个孩子，来丑小鸭中学一个月之后，因为学习能力、领导能力强，被选为班长，如今已经成长为一个自己都觉得“我比较优秀”、未来准备学管理的阳光男孩。当被教育者问及“你叫什么名字的时候”，他自信又响亮地回答：“我叫徐明亮。光明的明，亮堂堂的亮！”所以，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定义“问题孩子”？在校长詹大年心里，所谓的“问题孩子”并非一成不变的“特差生”，他们之所以成为“问题孩子”，源头通常是“不适应传统教育，不符合传统教育的优生评价标准”，因而被边缘化。他将“问题孩子”大体分三类：一类是真正的生理功能有障碍，有平衡系统问题、智力问题等；二类是孩子本来没有问题，我们却认为他有问题，因为我们的评价机制错了，评价要求和标准错了。孩子因此不断遭到打压、嘲笑、责备，时间长了，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帮助解决，就可能成为真正的问题孩子；三类是孩子确实存在着自我评价纠错能力很差或者丧失的问题。上述第二类和第三类孩子，是丑小鸭中学的主要招收对象。詹大年为什么要办这样一所专门学校呢？除了心中帮扶弱者的信念，还有一段办学经历让他意识到：“问题孩子”需要得到专业的帮助，“问题孩子”的教育问题，需要被重视和研究——在办丑小鸭中学之前，詹大年在昆明办过一所九年一贯制民办学校，同样接收了一批其他学校不敢要的“问题孩子”。他对自己近二十年的教育生涯有足够的自信：18岁开始教书，19岁被任命为语文组教研组长，20岁被任命为教务主任，26岁成为校长，在校长岗位上十余年。除了过硬的专业能力，他自认为自己对待各类孩子都是有方法的。并且，因为“不赶差”，他拥有帮助“问题孩子”的足够多的经验。但是，事实证明，现实并不如预期乐观。当“问题孩子”越来越多，首先不堪重负的是教师。在艰难的博弈之中，詹大年深刻地意识到，“对于这些孩子，如果不专门去研究他们，你走不进他们的内心，不了解他们的真正需求，怎么做也没有用。”所以，他创办了丑小鸭中学。在丑小鸭中学，生活老师同时也是教官，一位生活老师通常带十个学生04“三批教师”没有人看好詹大年当年的决定，他自己也没有想过这会让他倾家荡产。2011年，詹大年托朋友在昆明附近打听合适的办学地点。几经周折，最后找到宜良县北古城镇。选择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偏僻，但交通便利，可以不受打扰安静办学。二是地租便宜，这里恰好有一所即将被废弃的旧学校。当时，昆明市政协副主席汪叶菊是詹大年的朋友，她给这所学校提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丑小鸭中学。詹大年当即拍手叫好：这就是我想要的学校！但是，为他担忧的人远比叫好的多，甚至有朋友认为他是将所有的不利条件都汇聚在一起了：地理位置偏僻、学校名字怪异、校舍条件简陋，甚至，连学生也专门捡“最差”的收。一所特殊学校刚创办，做什么事情都像摸着石头过河。招生是首要难题，从来没有接触过宣传的詹大年首先在这里摔了个大跟头。他想尽一切办法、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利用大众媒体进行招生宣传，但是，大量资金砸进去，像缝衣针掉进大海，一个细微的浪花都没见着。到2011年9月开学，丑小鸭中学总共招收学生8人，确切地说，只有1个是真正招来的，其他7个都是詹大年“请”来的朋友的孩子。哪怕一个学生，也得办下去。教师倒是早在三个月前就已经招来了一批，并且是一批优质的大学生、研究生。在三个月就职培训开始之初，其中一个年轻人问詹大年：詹校长，您只需要7个老师，为什么招了14个来？詹大年直言不讳：三个月之后，你们当中一定会跑掉一半，因为你们受不了的。年轻人不相信。詹大年于是承诺：只要你们能留下来，我就发工资给你们。结果，一个月之后，走掉了7人，开学后不到一学期，全部走光。“年轻人受不了，这个地方很偏僻，条件不好。另一个是，他们面对这些问题学生，不知所措。其中三个是有心理咨询师证的大学生，做心理老师，但他们见到学生害怕啊。”到头来，詹大年一面给学生做心理辅导，还要一面安抚这些来找他哭诉的年轻老师。第二次招老师，他汲取教训，不再招收没有经验、但期望值高的年轻人，相反，他招了一批以前自己学校退休的老同事、优秀老教师。本以为他们有足够的经验、有耐心并且懂管理，但是问题还是出现了——“他们平时看惯了优生，看不惯差生，管理差生的办法就是骂、使劲骂。另外，来这里的学生本就与传统学校发生过冲突，他们对这些似曾相识的教师、教育方法更加抵触。”最终，不到一年时间，这一批教师又都以失败告终，离开了丑小鸭。他们之所以成为“问题孩子”，源头通常是“不适应传统教育，不符合传统教育的优生评价标准”，因而被边缘化摸爬滚打中，詹大年和丑小鸭中学的孩子们迎来了第三批教师。这是一批身上没有学历光环、也没有教学经验的年轻人，他们或者来自农村，或者是本地人。比如，心理教师李沁洳，在来丑小鸭之前是一名导游；再比如，农村出生的生活教师向国跃，当时还是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一名即将毕业的学生。这些人看上去似乎不如前两批老师有光环，也不起眼，但他们却成为陪伴孩子们最久的老师，马上就到第十个年头了。如今，他们已经成为詹大年和孩子们最为信赖的伙伴。一路走来，艰辛道不完。最难的时候，学校就要“揭不开锅”。借债人每天打电话来催款，詹大年说：“你不要催，我手机没关机，就意味着你的钱还在嘛。”但是，老师们对学校经历过的这些风暴一无所知，他们的工资从未因为任何原因迟到过。在他们眼里，詹校长从来都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泰然模样。那些窘困，只有杨柳（丑小鸭中学副校长）知道。她是詹大年的爱人，更是那个与他并肩抵抗风暴的人。从学校创办开始，从招生到管理，从家长到教师，事无巨细，她做的好比垒地基、垒墙的工作，一块砖一抹水泥再一块砖地砌起来，支撑起詹大年理想的屋顶。她说，詹校长是老师们的精神引领，是学校发展的方向。回忆学校的发展往事，杨校长感慨，这十年来，没睡过安稳觉，晚上从不敢关机，特别害怕半夜听见电话响。尤其2015年前，只要电话一响，不是学生跑了，就是有人生病了，提心吊胆，半夜两三点还在跟家长沟通，家常便饭。詹大年校长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感恩，用生命与我同行的人”。或许，这个感恩不只是说给自己的爱人，还有这些跟学校一起走过十年风雨的平凡教师们。05没有恐惧的教育2015年是丑小鸭中学的一个分界线。在那之前，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那之后，好像一切都走上了正轨，从招生到管理，都变得顺利起来。以前这里地处偏僻无人问津，现在每年都有全国各地的校长千里迢迢来丑小鸭参观学习。这些校长们问詹大年最多的问题有两个——一，你有什么样的管理制度？请把你的制度给我看看；二，你是怎么让你的学生怕你的？詹大年都回答他们，对不起啊，第一，我没有制度；第二，我不让学生怕我，我要让他们不怕我。高压制度只会激起学生更大的反抗，即便他们“变乖”，那也是一种表演。“当一个人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谁不恐惧，你会不会表演？”詹大年反问。曾经有一个来丑小鸭中学报名的孩子，个子高高的，刚从另外一个特殊学校转过来，浑身还带着伤。第一次见面，在校长办公室，詹大年招呼他坐，小伙子不敢坐。詹大年说，你坐下嘛。还是不敢坐。詹大年一拍桌子：今天你放心大胆地坐，在这里谁敢欺负你，我帮你揍死他。“看着很可怜啊，那么高的一个孩子，怎么连坐都不敢坐了呢。”詹大年很心痛。就在我们驻留学校的这两天，恰好有一名新生入学，于是我们观察了他在丑小鸭中学的新生活——这是一个初中男孩，家长将他送来之后很快离开了，然后由几名学长陪着他在校园里四处转转。刚到一个新环境，他看起来情绪有点低落。后来，学长们带他到心理室，但是心理老师并没有立马介入，而是由学长们陪着他玩游戏。第二天，生活老师向老师带他军训，主要包括军姿、正步等，向老师常俯下身给他纠正动作，休息时就坐在台阶上聊聊天。看上去，他的情绪已经平复下来。一名刚刚来到丑小鸭中学的孩子，学长学姐们陪他在心理室玩游戏詹校长说，你看，这其实就是他与生活老师建立信任关系的过程，也是我们了解一个新生的过程。校园里另外一个特殊的身影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是一个瘦小的女生。不怎么进教室，自己在校园里转悠，或者拿着一本书在角落看，远远有一位女生活老师陪着。后来了解到，这个学生刚来学校一个多星期，是个成绩不错的孩子，但因为老人娇惯，喂饭到8岁，独立能力非常差。刚来学校时闹情绪很严重，赖在床上，不吃饭不洗漱不洗衣服，说什么都不听。这两天渐渐有变化了……这个孩子来丑小鸭中学一周多时间，没有老师强迫她进教室，从刚来时的抵抗，到安静、平和，变化在她身上慢慢发生着曾经有学生跟詹校长开玩笑：我知道你们办学的诀窍了，很简单，第一，学生来了，不管他怎么样，不要惹他；第二，让他吃好玩好睡好，维持正常的生命状态。詹大年想了想，笑道：你总结得还真对！所以，一个新学生来丑小鸭中学，他首先感受到的是放松和被接纳。另外，在丑小鸭中学，与学生相关的一切事务都由他们自主管理，大到各个班级公约的制定与遵守，小到学校角落空地上种什么植物、墙壁刷什么颜色、画什么画，一切都由他们自己决定，并分工完成。因此，当你走进丑小鸭中学，你会发现这里的绿化植物并不像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的那样整齐划一，而是造型各异，甚至奇特，有的还缺了个角，显露出园艺师手艺尚且生疏，它们都出自学生之手。再走进学生宿舍，每个宿舍都是一个风格迥异的小天地。詹大年说，都交给学生，他们想怎么布置就怎么布置，想象力丰富得很嘞。除此之外，这里还有丰富的兴趣班、节日活动、音乐会、美食节、艺术节、知识竞赛、辩论赛，甚至吃烤鸭比赛。“逢节必过。保证一周一次小活动，每两个月带出去一起，游泳、户外烧烤、徒步。”这些最早是由杨校长提出来的，她是阎维文老师的弟子，原本活跃在舞台，回想自己刚来这个偏僻的地方时，也非常不适应。而孩子们都处在青春期，要如何纾解他们刚来的不适情绪，释放他们的青春能量呢？这是她的初衷。却没想到，这个提议远比她预期的走得更远。活动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由于活动的策划、组织、开展都交给孩子们自己负责，这成为学生发展个性、发展能力、找到价值、找回自信的平台。以接纳和信任为基础，最终，“学生的很多问题，都在活动中得到解决。”杨校长说。杨柳，丑小鸭中学副校长，学音乐出生，后来放弃舞台生活来到丑小鸭中学06“丑小鸭校长与白天鹅孩子”如今，詹大年已经成为丑小鸭孩子们口中的“传奇人物”，被称为“问题孩子他爹”。学生们的作业本封底印着詹大年的手机号、QQ号、微信号，还有一句话：任何时候，校长都会帮助你。他们也确实是这么干的，什么话都喜欢找詹校长讲，有时候突发奇想的点子被老师否决了，他们也找詹校长——万一詹校同意了呢——在他们眼里，詹校这里好像没有什么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之前有学生从丑小鸭中学逃学了，不回家，不跟家里联系，却跟詹大年联系：您放心，我在外面不会乱来，我想挣钱养活自己，我不想回家，我爸爸太可恶了。詹大年一直鼓励他回来上学。就是这个孩子，后来以第一名的成绩从丑小鸭中学考入了高中，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第一年，他回来了，找到詹大年，说，詹校，如果不是您，我可能已经坐牢去了。原来他当年混过的团伙，因为伤人，最高被判了18年，而他曾经是“老大”。詹大年曾经受家长之托去接一个不愿意来学校的“问题孩子”。到她家之后，发现女生染着红色头发、短裤、浓妆、高跟鞋。她在詹大年旁边坐下来，当即掏出一支烟递给詹大年，直直地看着他：“你抽吗？”詹大年摆摆手：“我戒了，你想抽你就抽。”女生果然就点燃了，吸了两口又灭掉，沉默了一会儿，对詹大年说：“你等我二十分钟，我去楼下把头发染回来就跟你回去。”詹大年说，这孩子其实是在向成年人要机会、要接纳。后来这个女生听从詹大年建议，学了珠宝鉴定，现在成了一个很专业的珠宝鉴定师。为什么詹大年对“问题孩子”如此有办法并深得他们的信任？除了“无条件地信任与接纳”，他还说过的两句话：青少年逆反行为的背后，都一定有一个“求助”的原因。我们一定要绕过他外在的逆反行为，不动声色地检视、满足、消化和解决背后的“求助原因”。（2015年2月24日）对待问题孩子，两招管用：一、给他说话的机会。二，给他说话算话的机会。（2015年10月24日）2016年，丑小鸭中学的同学们自己编辑出版了一本书，名叫《丑小鸭校长与白天鹅孩子》。他们对詹校长说，您是“丑小鸭校长”，所以您要一直留在这里，而我们是白天鹅，我们是要往外飞走的。从2011年到今天，丑小鸭中学走出了2000多个学生，令校长詹大年感到欣慰的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孩子，基本没有失学的情况，他们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学习状态。并且，其中大部分因为人际交往能力、活动组织能力强，在新的班级里担任起班干部职务。当年，詹大年想要改变昆明的民办教育，没想到最终却是昆明教育改变了詹大年。回过头看，詹校长说了这样一段话：在办丑小鸭之前，我认为我是一个很成功的教育者。如果不办丑小鸭中学，我根本不知道学校需要怎样的校长，学生需要怎样的老师，家长需要怎样的学校，校长需要怎样的情怀。虽然他的校长看起来是“越做越小”了，从公办到民办，从1000多人的大学校到几十人的丑小鸭中学，从优秀学生到“问题孩子”。但他说，“真教育就是保护天性，发展个性。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培养幸福的人。”他开玩笑，“在这个意义上，把清华北大办成丑小鸭中学也是可以的。”詹大年说，我不是要让学生怕我，我是要让他们不怕我END审

夕阳西下，热气逐渐消散，前来参观的人陆续离开后，战旗村又恢复了宁静。最后的蝉鸣夹杂着鸟叫，年轻的妈妈们或牵或抱着小孩，闲适地散步，大点的孩子们在追逐打闹，亭子里仍有一些老人，像白天一样，摆龙门阵。开商铺的、在村子或镇上的企业上班的青壮年男子，回到家中跟父母吃晚饭……在一处宣传栏上，记者看到一些村民家庭被表彰：好儿媳、好邻居、好公婆、读书家庭、清洁之家、最美家庭……没有“空心化”，极少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三代、四代同堂享天伦之乐，邻里和睦，平静知足，这是记者在战旗村待了三天后的特别感受。在乡村，能看见更真实的中国，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来临之际，这更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中国，生生不息之中国。战旗村的傍晚，乘凉闲谈的村民1做醪糟是传承一种诚实、诚信战旗村有十几个姓氏。其中，易氏有家歌传世：湖北生，孝感来。四川辈，五十排。照家谱，依次排。是易姓，莫乱来……要勤俭，会致富。多节约，少耗用。青年时，不学赌。精打算，少烟酒。是长辈，带头做。重言语，看行动。同龄友，和乐处。有疾苦，共互助。不说短，学长处。遇外侵，共对付……老养小，重教养。到头来，小养老。对子孙，多培养。学文化，父母养。学生产，学经商。敬长辈，理应当……易氏先人易象乾，1903年曾在宅内开设私塾，教育后辈及村中子弟。1924年，他主笔完成《崇宁县志》编修工作。崇宁县，正是战旗村所属唐昌镇的旧称。历史上的崇宁县，介于郫县（今成都市郫都区）和灌县（都江堰市）之间，与华阳县、新繁县一起，在解放初降县为镇。崇宁县于唐朝时正式建制，历史底蕴深厚。相关历史人物有周庄王时期的“逸圣”朱张，西汉易学大师严君平，唐代文学家罗隐，宋代禅宗大师圆悟，明蜀王朱椿之子朱悦樽（崇宁郡王），清代“一镇六翰林”……经历战火和拆迁，现存有崇宁文庙、古城遗址、梁家大院、罗翰林故居，以及望丛祠、扬雄墓等。此地的人文之风，也并未断绝，还散落在寻常百姓家，好的家风家训一辈辈地传承着。崇宁文庙人文之风散落在寻常百姓家2018年建成的“乡村十八坊”，有各种门店：传统布鞋、手工醪糟、手工豆腐乳、石磨辣椒面、豆豉、蜀绣等，采用“前店后坊”形式，集销售、展示和生产于一体。起初更多是解决乡村工匠的营生问题，逐渐地成为传统工艺和乡村文化的展示平台。乡村十八坊采用“前店后坊”形式。图为酱油坊游人走马观花，品尝或欣赏各样产品，但这些产品背后，蕴含的是一个个平凡家庭的家教和生存之道。福星醪糟坊，创始人是冯家祥老人，1936年生。抗美援朝前夜，未成年的他悄悄离家参军，家人好长一段时间才知道他的去向。好在参加的是卫生连，同乡一起去的一些年轻人阵亡了，他于1957年退伍回乡。返乡后，在农忙之余，冯家祥开始跟着家人学手工醪糟制法。那时村中家庭大多都会做醪糟。但冯老用心琢磨，经历多次失败后，终于摸索出了门道。比如精选饱满糯米后，用地下甘甜泉水浸泡，水面刚好超过米粒两指厚为宜，且浸泡时间要拿捏得当。时间短，米粒没有吸饱水，不容易蒸。泡过了，则影响卖相。此外，还要根据天气变化，把握好发酵的时间和时长……这个手艺，经历农业“集体化”、文革、包产到户的漫长时期，传到了长子冯忠会手中，成为夫妻店。目前，冯忠会在村集体办的工厂里上班，醪糟坊由妻子坐店经营。他跟妻子是同学，两人读书至高中毕业。他们的儿子没有外出务工，大孙子已经12岁。经历过大半辈子的艰辛，冯家祥老人如今身体仍然硬朗。天气好时，还会到店里晃一晃。作为老兵，政府每月发放养老、军补、医疗等补贴，合计有三千多。“我们三兄妹，我是长子，下面还有弟弟和妹妹。可以说，我们是村里最迟分家的一批，而且分了跟没有分一样。”冯忠会告诉记者。兄弟和睦，对长辈孝顺，冯老爷子赶上的四世同堂，令不少老人羡慕。2018年2月12日，习总书记来战旗村考察时，特意慰问并跟冯老握手。聊起目前的生活，冯忠会很知足，“我们的醪糟坊，不仅仅是营生的一部分，一个手艺的传承，更多的是家族家风中诚实做人、诚信经商的传承。”冯家三代党员，把党和国家的期许、乡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传统，以及本分做人，融在一起了。在醪糟店里，冯忠会的妻子给记者的同事端来一碗醪糟，同事大呼味道极赞。2父母在，不远游村民林根健的酱园就挨着福星醪糟坊。不同于冯老的家族传承，林根健八十年代是郫县先锋豆瓣厂的工人，离开工厂后就自己琢磨酿制酱油。可以说，他大半辈子的心血都放在这上头了。他家的酱油，仍用古法酿制，但又结合了先进工艺。记者看到院子里露天的几十个大酱缸，油然生发出安全和信赖感。几个品种的酱油任人品尝。记者品尝了甜酱油，香中带甜，醇厚而又黏稠，尤其适合做红烧菜系、甜烧白、酱鸭、凉菜等……2012年，学园林规划专业的儿子林波大学毕业后，并没有选择留在城市上班，而是回家生活。“父母都不会用网络，家里需要懂新技术的人。”林波对记者说。回来后，他帮着父母打下手。婚后，夫妻两人一条心，待在乡村。因为是作坊生产，生产的酱油不能进入超市等市场，因此销售只在店铺里、网店朋友圈。而他没有讲的，可能是“父母在，不远游”的一种牵挂，加之战旗村有口碑，存在机遇，善加利用互联网平台，是对家族生意的一种襄助。而且待在乡村，时间比较充足，空闲时可以做点其他营生。他曾跟朋友承包了成都市三环一段的绿化工作，后经营不下来，就转包他人，精力全部放在家族生意。如今他的两个孩子，一个七岁，一个三岁。若是去城市打拼，要么将孩子留守在家，要么在城市买房安家，而教育、生活压力是不言而喻的沉重。更重要的是，林波的爷爷奶奶已高龄，父母也快六十岁了。他不舍得一年到头见不到他们。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有多少从乡村走出去的大学生，与家人聚少离多。林波这一选择，跟父母和整个家族的风气有关系。父亲林根健兄弟姐妹七人，父亲是长子，自幼跟着他的外婆长大。外婆很早时亲人都不在了，父亲便是她最亲近的人。外婆九十七岁时，仍腿脚硬朗，可以自己做饭。但一次意外摔伤，之后六年只得在床上度过，一百零三岁高寿离世。最后那六年，林根健和妻子，日夜轮流负责外婆的饮食起居。而林根健的父母，也几乎八十高龄了。父亲近几年因病瘫痪，由母亲照料。兄弟姐妹七人，没有因为赡养老人而大吵大闹。而这种和睦，作为老大的林根健，起了示范作用。如今，一个家族有三十多口人，春节时坐满好几桌。老人们看着一茬茬的后辈，脸上笑开了花。3战旗村“谭咏麟”的归去来兮进入“乡村十八坊”大门后，右手第一家，就是战旗村“谭咏麟”——王辉的石磨辣椒坊。王辉正忙着赶制辣椒油，他的小店客人络绎不绝1993年，19岁的王辉高中毕业。他天生一副好歌喉，加上八九十年代港台文化热，他唱粤语歌拿手，就决定去外面的世界闯荡。有很长一段时期，他在酒吧当驻唱歌手，因酷似谭咏麟，小有名气。2016年时，浙江卫视一档音乐节目邀请他登台献唱。外面的日子尽管滋润，邀约不断，来钱也比较固定，但像全国很多去城市打拼的人一样，王辉也常常只在春节时才能回家看看。人到中年，思乡之情常常在大城市的深夜里爬上他的心头。随着习总书记参访战旗村，村庄发展骤然加速。回到家乡的王辉很吃惊，跟家人以及村支书高德敏商议后，他决定“解甲归田”。做什么呢？经过一番考察调研，他选择做石磨辣椒面。作为见过大场面的人，王辉比较懂商业之道。在店铺里，他挂上自己跟谭咏麟等歌手的合照，以及与习总书记、温总理的合影，歌手生涯时的奖杯等等。他依然保留了五年前专门做的一个发型：长发，微卷，“为了强化个人风格”。他还在店铺里放置音响、话筒，专辟一个小舞台，闲下来唱几首歌，吸引游客驻足观看，也有活泼胆大的游客主动来PK一下。可以看出，他对以前工作仍有一种怀念，只不过换了舞台，观众不再是酒吧里“那些醉生梦死的年轻人”了。村子里逢年过节要表演时，他会为乡亲们唱歌。7月，第一次去战旗村时，记者看到了《我和我的祖国》的快闪节目，王辉的发型像鸡冠，穿着围裙，抱着吉他边走边唱，身后跟着一支小分队，那是坊内的村民。而记者8月下旬又去战旗村，待了两天，王辉十分忙碌，他透露说，自己在洛带古镇的分店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村子广场正在举行的“乡村好声音”海选，他也被迫推掉了。记者本想问一问他如何看待媒体上时不时地渲染“唯大城市论”，调子是年轻人回小城市发展似乎就“无足观了”，更别提回农村了。后来想想，对王辉来讲，这个问题不太合适。现实是大批农村走出来的年轻人，一头扎在人海茫茫的城市中，背井离乡，这是中国当下发展的代价和阵痛之一。从城市回到农村，王辉心中是否失落？他年轻时的出走，是一种态度。如今四十多岁回乡，又是另一种选择。年轻时出去追梦、奋斗，如今倦鸟思巢，他一直清楚内心的声音。他多次对媒体表示，现如今，他“最大的幸福莫过于陪父母一起变老，陪女儿一起长大。”4在乡村耍什么？8月中旬的一天傍晚，记者在战旗村广场舞台旁，遇到一位手捏烟斗、推着自行车的八旬老人，聊起村里老人的日常消遣。老人对舞台上正在筹备的“乡村好声音”不太感冒。他追忆起了青少年时的时光，犹记镇上（解放前是崇宁县）的川剧团，表演《西游记》《三国演义》等传统剧目，十里八乡哪里有表演，就去听戏。而且，他对解放之初崇宁县的老城墙，各种古建筑，极其怀念。“以前崇宁老县城很有味道，后来开始拆城墙，你知道那些墙砖后来去哪里吗？大部分被运去修水渠了，还有些被村民拉回家垒猪圈了。”老人谈兴未减，看了看舞台上正在安装调试聚光灯和音响的年轻人，说道：“文艺文艺，文在前，艺在后。现在的歌曲、电视剧，文词比起我们以前听的戏曲，那是比不上的。”记者曾问起村党总支书记高德敏和村主任杨勇，他们也表示戏剧的衰落是时代原因，剧团早就解散了，民间流动戏班子也没有了。市场经济下，每月或每周请戏班子来村里唱戏，也不是容易办的事情，而且年轻人根本不喜欢看旧戏。尽管一些事物在消散，但文化的生命力在乡村还是比较顽强的。比如，战旗村有乡规民约，有大家族还在修族谱。2015年时，村里购书，给每家每户送了两本：《三字经》和《增广贤文》。记者在村子里闲逛时，看到很多家庭的车库或堂屋里，都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且是自发行为。在村民家庭中常见的“天地君亲师”牌位不相识的村民热情地给记者摘自家的桃子

温铁军何许人也？绰号“温三农”。了解他的人可能对他研究的“三农问题”，和那套不受主流学界待见的“成本转嫁论”印象深刻。不了解他的人，他可能只是一个“反现代化”的符号。那他和教育有什么关系呢？可能更确切的问题是：教育和经济，教育和乡村有什么关系？本刊长期关注乡村教育改革，重要报道包括：四川广元农村小规模学校联盟、阆中县域教育改革、甘肃伏羲教育、宁夏回二城乡集团学校、河南乡村经典启蒙以及万物启蒙课程、沪江网“互联网+教育”扶贫等。城满、乡弱、村空，几乎成了所有教育问题的代名词。但正如大部分教育者面临的困境，经济政治社会问题造成了教育问题，但教育问题的解决反过来又受制于经济政治社会问题。每层关系都错综复杂。10年前，温铁军在《中国发展阶段与教育错位改革》提出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和解决，甚而有愈演愈烈之势：中国教育改革与经济发展需求的错位：高等教育盲目扩张，而农村职业教育几近消失；乡村人才流向城市，重点高校人才则流向国外。“一方面农村教育是抽水机，把农村人力资源抽走了。另一方面，我们又没开展适应乡土需求的地方教育。”“青壮年被城里的劳动力市场抽走了，教育把最好的人力资源抽走了，金融把农村余钱抽走了，房地产把农民安身立命的土地占有了……”（本刊采编部）温铁军温铁军很少直接谈教育，但几乎所有问题最后都会涉及教育。在《告别百年激进》中，教育被放在最后一章：生态文明与新型城镇化与平民教育的创新。他总在尝试定位，从百年来资本主义全球化及其现代化困境定位到中国经济的危机和改革，再从中国传统的治理经验定位到现实的生态文明建设。从世界到国家，从国家到区域，不断进行比较，最后定位到一个小小的村庄，一个具体的社区。“最终通过平民社区教育，把社会之中过于激进、造成暴戾之气的那种氛围逐渐调到爱家、爱人、爱故乡。”这不简单是一种研究问题的方法，而是：所有问题只能从这一个个村庄、社区开始缓解，而无法依靠任何宏大叙事的主义。01“跳出农门”往事笔者最早知道温铁军的名字还要追溯到高中时代。大约2003年，偶然在地摊上淘到一本《中国农民调查》。作者历时三载，跑遍安徽乡村，对几件曾惊动中央的重大涉农事件作了详实调查。其中提到部分地方政府弄虚作假，粗暴治理，更让人触目惊心。温铁军在其中以“三农专家”的身份出场。同年，他当选为年度中国经济人物。也是2003年，中央政府时隔17年再次发布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至今，“三农问题”都是重中之重。多年以后，温铁军在演讲开场，还时常以这本书和另一本书《黄河边的中国》打开话题。但也不得不承认：这可以形成情绪化反应，但于事无补。而2003年，作为农村出身的高中生，笔者只是感同身受又义愤填膺：一个国家怎可通过如此的“剪刀差”剥削农民？那时，西部大开发（2000）已进行三年，离全面废除农业税（2006）还有三年。尽管时政信息记得滚瓜烂熟，除此之外，我们没法再从高中课本或新闻报道获得更多关于那个时代的经济分析。即将到来的高考就是一切。农村孩子如果碰巧“成绩好”，那就只需要一个目标：跳出农门。如果想用那简单的头脑看待身边的社会问题，也只会用教材上宏大的词语。如果你碰巧读过《九十年代文存》，那便是更宏大的话语。所有“教育”都将你引导到一个词：体制改革。于是，近二十年过去，当你再次读到温铁军跨越十年的两部书，《八次危机》和《告别百年激进》，这就像历史开的一个玩笑了。书中写的正是大部分80、90后普通人的命运。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然后在城市找到一份“体面”工作，再也不回农村，你本身就变成了“既得利益者”。你从城市化工业化获得的个人收益，也就是曾经城乡经济“剪刀差”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归结到教育问题：城满、乡弱、村空——城乡教育的不均衡；城市流动儿童，农村留守儿童；发达地区和城市优质教育已发展到“人工智能”，不发达地区和乡村薄弱学校还在通过超级学校或“一块屏幕”死拼高考……谁的错呢？仿佛谁都没错。最近一篇火爆网络的经济分析文《走向存量残杀的危险世界》，作者卢克文写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湖南邵阳黑帮横行，最后归因到中国第一代工业系统的衰败。有趣的是，笔者的老家，四川南充也曾和邵阳一样，被列为“全国十大暴力城市”。大约2000年左右，全城连续发生多起与黑帮有关的恶性暴力事件，“短短20天内，8人被杀，1人被捅伤，2人被强奸。其中，9名受害者为学生。”更有甚者，一个黑帮组织头目被判死刑后，谣言四起：他的小弟们要屠杀100个学生陪葬。看多了香港录像片的小城人心惶惶。但是，不论媒体还是学校，除了必要的安全引导外，再无其他解释。多年以后，回看当时南充的经济资料，一切问题才清晰起来。正如卢克文所言：一个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又长期失业的年轻人，最终一定会走向犯罪。其实所谓黑帮，就是“流氓”，是部分不务正业的失地农民或失业市民。当他们以一种极端残忍的方式对待比他们更弱势的人们时，的确，从道德上他们就是恶魔，但从生命上，同样不过是那轮经济发展和危机的阵痛。90年代，中国正式进入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核心，即一切生产要素开始货币化、资本化，以资本增密和技术增密的形式不断推动发展。正如温铁军所言，很快便产生了生产和资本双重过剩。加之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出口受阻，雪上加霜。南充的主体经济是农业，尽管外出务工人数高达150万，但地处丘陵，人多地少，1997年底农村剩余劳动力达229万，剩余率高达63.7%。而在城市，第二产业以轻纺工业为主，由于产业转型困境和金融危机冲击，导致大规模失业。1997年失业率占城镇劳动力高达15%以上，而伴随城市化，到2003年，失业人数累计达10万人。这座城市曾以丝绸闻名世界，仅其中一个丝厂，职工最多时上万人，号称当时亚洲最大的万人工厂。全市农业收入一半来自栽桑养蚕，4个城里人就有2人吃丝绸饭。因此，转型和危机的代价不可谓不大。南充上世纪最大的丝绸厂丝二厂遗迹据统计，到1996年，系统内丝绸企业资产负债91.35%，当年亏损3.1亿元，大多数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下岗，其中7户市属丝绸企业下岗总数即有1.2万人。这些尘封的数字，不过是90年代后期下岗潮的一部分。据《中国统计年鉴》，1995—2002年间，全国国有单位职工减少近4000万，城镇集体单位职工人数减少2000万。城镇登记失业率从1995年2.9%到2002年4.0%。而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冯兰瑞认为：如果再加上城镇新增劳动力、农民工等，“九五期间”，全国失业率可能达到21.4%。这些和教育有什么关系呢？众所周知，现在人们归结教育问题根源，其中一条教育产业化，正是从危机中的1999年开始的。那一年，笔者正好上初一。对应的情况是，本市农业劳动力中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占74.8%，工业劳动力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81.72%。显然，要靠初中文化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是非常困难的。据统计，1976年到2016年四十年间，共有91.6万所小学在中国消失，其中消失的基本都是农村小学不过，我们很快就会忘掉。就连当年发生的那些重大恶性暴力事件，在网络上也几乎找不到任何正规分析，最终演变成“暴力城市”的噱头。经历过下岗潮冲击，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更加重视。本世纪初，全国高考人数连年增长，从1999年的405万，到2007年超过1000万。正如温铁军在一篇演讲中谈到：中国教育改革与经济发展需求严重错位，在本该为制造业发展提供大量人才时，教育却全面走向“美国化”，城市高等教育盲目扩张，农村基础教育长期投入不足，而职业教育几近消失。“一方面农村教育是抽水机，把可以成为人力资本的农村人力资源抽走了。另一方面，又没开展适应乡土知识和乡土需求的地方教育。”“青壮年被城里的劳动力市场抽走了，教育把最好的人力资源抽走了，金融把余钱抽走了，房地产把农民安身立命的土地占有了……”（《中国发展阶段与教育错位改革》，2010）多年后，笔者和高中同学聚会，无一例外的，优秀的同学们大部分进入金融或高科技行业，少部分则回到中学做教师，继续通过应试帮助“成绩好”的孩子改变他们当年被改变的命运……02宏大叙事裹挟下的教育为什么必须落实到社区教育？就在笔者写稿时，一则消息震动了网络。9月2日早晨，一名刑满释放男子冲进湖北恩施朝阳坡小学，连砍10名学生，其中8人死亡。到底什么原因造成如此恶劣的无差别伤害？近年来，类似事件还有许多。更严重的，是中小学生自杀和弑亲事件。某一瞬间，我甚至想到，这只是当年那些局限于“黑社会”的暴戾扩散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可以从贸易战、经济危机、社会治理、应试教育分析一大堆原因。但最后，我们恰恰忘了那些悲剧发生的具体学校、家庭和社区。学校教育和社区、家庭教育的良性互动是如何被破坏的呢？在温铁军看来：我们下层和中层社会目前都不擅长自主的知识生产和在地的知识传播，没有“在地教育”，更没有所谓社区教育。于是，社区内部的事务哪怕是鸡毛蒜皮也不得不用外部的宏大话语来表达。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网络舆论，所谓“自媒体”，用的都是外面的大话。打个比方，社区有人私搭乱建，本是由于社区没有形成业主自律，没有形成在地的“社会自组织”，进行本社区的自我教育和管理。大家一说私搭乱建，是因为什么呢？都是因为制度不好！或是自由民主人权问题。甚至一说社区有人吐痰、有人的狗便便没有及时清理，都是自由民主人权问题！一般群众使用的话语如同“文革”期间的上纲上线，往往是那种外面来的大概念被误用，因此就没有条件对本地的个别问题做本地化处理。这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在制式教育体系下，已经习惯了在这种制式教科书传输的宏大叙事的话语环境中生活……（《新型城镇化与平民教育的创新》，2013）正如高中时代，我们很难理解“黑社会”猖獗和世界经济危机到底有何关系，也很难利用书本知识去理解自己城市和社区出现的系列问题。一切都被美妙的大词蛊惑。比如中国游客在国外旅游“素质差”，很快会归结为传统文化和政治制度问题。比如，广场舞大妈扰民，老年人插队，公交地铁占座，很快变成“坏人变老了”的噱头……更严重的还是教育。因为，主导者都是时代的精英。一位著名“公知”就曾这样归结地方教育缺位的根源：我曾在乡下特意询问一些小学生，他们知道中国所有三山五岳、大河大川的名字，能背诵中国历史正统朝代的整个谱系。但他竟不知道家乡的河流和山脉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不清楚四川三千年的历史脉络。因为我们的知识谱系，情感方向，从小就是被按照中央集权的模式去塑造和培养的。这种模式，一步步教我们爱遥远的事物胜过爱眼前的花草。教我们如何对当下的苦难保持麻木，而对抽象的词汇感到亢奋……培养出一代又一代中央集权体制的崇拜者……从西方历史看，没有地方主义的崛起，就绝不可能有民主……相似的问题，不同人解读，不同的答案，不同的目的，互为因果。有段时间，人们热衷谈论“信息茧房”。意指网络时代，面对信息海洋，人们会因为网络算法和喜好，造成“信息偏食”，进而观念极端化、社会部落化、价值观越来越偏执。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另一事实，中国还有5亿多人并不上网，而在网络中，主要的媒体信息只是那些“占比约20%，受过大学专科、本科及以上教育的网民”制造的（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恐怕也不会那么极端地看待问题了。“信息茧房”不可怕，可怕的还是教育。当指责群众“愚昧”“被忽悠”时，我们的很多教育可能连最基本的阅读能力和数学常识也没解决好。我们难以读出各种美妙语言的“陷阱”，甚至连自己的“经济”也计算不清楚。网络的纷争，不过是曾经制式教育的结果。正如温铁军所言，我们太不擅长处理“世界—国家—地方—社区—家庭—个人”的关系，缺乏基本的定位能力。正如它的另一结果，挑选最优秀的人才进入金融或高科技产业，而本地制造业和人才则难以为继。一边是过剩，一边反而是紧缺。在刚刚过去的第三届LIFE教育创新峰会上，面对人工智能和互联网时代的“危机”，人们也不得不承认：越是发达城市、重点学校、优势阶层，教育培训投入就越大，从而加剧了马太效应。“互联网+教育”模式或教育信息化精准扶贫技术，都不是解决教育公平的根本之道。促进教育公平显然有更为本质的方面：需要回归对人的重视；同时，需要加强教育与生活的联系，促进社区和学校的联系等等。其实，人工智能的危机也不过类似的“大词”。03为什么是“生态文明”2019年9月8日，位于四川成都郫都区的战旗乡村振兴培训学院正式开课。温铁军依然讲了他的老题目：生态文明与乡村转型。生态文明到底是什么？这个词被提出后就讨论不断。对工业文明，它似乎对应着人类走出危机的唯一方案，当然，畅谈人工智能的人可能不会这样想。而对普通人，这可能就是保护环境、保护自然的代名词，当然，人们在争论垃圾分类或四大发明时也不会想到。温铁军反复谈的还是“在地教育”。生态文明，不是一个理论，而就是人与自然、社会、他人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事实。这个事实是社区，也只能是教育。教育的目的不是使人“文明”吗？“你得承认，自然界的多样性生存的物种，和你一样有生存的权利，这就是文明。生态文明最本质的内涵，就是生物的多样性，自然界的多样性。”“它和产业文明最大的不同是，产业资本只有把一切资源资本化为生产要素，包括把人变成人力资本，才能占有剩余价值。必须通过制式教育，形成可供产业资本役使的劳动力要素，剥离掉其他各种各样的特性。而生态文明，人不应该再是‘去人化’的劳动力……”生态文明，求的是人生活的尊严。不是越来越剧烈的贫富分化，也不是生产过剩的消费主义，而是保证人类不会自毁的节制和平衡。众所周知，温铁军最有名的理论是“成本转嫁论”。这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发达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力和资源获得廉价产品，同时利用金融霸权转嫁经济危机和政治制度的成本；一是中国经济的发展，每次遇到危机就向乡村转嫁成本。《八次危机》一书详细描述了1949年至2009年中国发生过的8次周期性经济危机。他反复指出：“危机能不能软着陆取决于危机的代价能不能从城市产业资本向三农转嫁。成功把危机代价转嫁到三农的，就是软着陆；不能转嫁，砸在城里的，就叫硬着陆。而硬着陆导致的结果，要么叫调整，要么叫改革。”改革的例子，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于1978年的“大包干”，以及本文开头提到的西部大开发和新农村建设。这里实在伴随着太多的阵痛和苦难。也因此，这一理论长期被主流学界反对。反对的理由也很多，其中最核心的是土地制度。很多人认为，只要土地私有化，加快工业化城市化、依靠外部市场解决粮食供给，很快就可以解决三农“过剩”问题。也有人认为，“只要把印钞机开起来，国富民强指日可待”。甚至有人指责，温三农不过是“披着羊皮的狼”，只是“关注农民不能成为暴民，根本不是农民利益的代言人”。但一反学术界常态的，对这些争论，温铁军几乎从不参与。对大学领导，他说：你们就拿我当野猪，这个菜园里种萝卜，那个菜园里种白菜，我这野猪闯进来，那就萝卜白菜通吃——比如经济学是白菜，政治学是萝卜，萝卜白菜我都吃了，说难听点，虽然拉出来都是猪屎，也可以发生沼气，沼液沼渣做有机肥……这是典型的温氏调侃风格。温铁军说，曾经的他，常常“因人睚眦拍案而起”，谁给白眼就能拍桌子吵架，但“现在脾气大改了”，见人都是笑眯眯的，或许真是“六十耳顺”。每次在外演讲，他总会反复强调超越价值观、超越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真能超越吗？其实温铁军想问的是，这样就够了吗？他讲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华盛顿共识”说，20%的人享有现代化，地球已经承受不了。现在80%的人都想现代化，特别强调的是13亿中国人，如果像美国人一样消费，得增加四个地球。这就是全球纷争的根源。那么，民主自由不就好了吗？他又讲一个事实：“这个世界上，有任何一个现代化政治，是让占人口70%以上的下层阶级占有权力的吗？”“欧洲的现代化，是对外三百多年的殖民扩张……工业化的前提是，大量向殖民地移去贫民、犯人、异教徒（而并非是富人和有道德约束的人）。结果，仅美国就移进总数达4800万以英国人为主的欧洲人。同期，南美1个亿、北美1个亿的原住民被抢夺和清洗……被作为殖民地对欧美工业化的伟大贡献而基本消灭了。”“人们往往被想象弄得很痛苦。”吵架解决不了问题，观念战胜不了观念。观念带来的是灾难。对学生，他更严禁他们参与派性争论：因为派性争论是最没学问的表现。要认真做点调查研究，做点国际比较分析，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如果说前三十年温铁军的学问可归结为“成本转嫁论”五个字，这后三十年就浓缩到了四个字“生态文明”。不再是论，是实践。在他看来，新农村建设和生态文明几乎就是同义词。“因为三农问题本身就是和自然界、自然过程结合的，具有内生的多样性。”而能够承载这一转型的也唯有社区教育。“社区教育一定是和社区资源、乡土文化的开掘，和本地可持续发展密切结合的。”“市民下乡，乡贤返乡，城里人要消费的恰是乡村的特殊性。”04年轻的希望们也就在笔者老家闹黑社会差不多同一时段，温铁军带着几个年轻人到河北定州翟城村办了新世纪第一所免费培训农民的学校——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1926年，教育家晏阳初也是从此开始平民教育的。现在回顾，这可以说是温铁军开始实践“生态文明”的开始，他和团队带着农民一起实验循环经济和生态建筑，组织农民成立合作社，试图把翟城村建成“生态农业环保农村”的样板。但没想到，这一“早产儿”最终招来的是广泛的误解。“带农民做早操、学唱歌、玩游戏，教学方式匪夷所思；用辣椒大蒜浸汁等土办法杀虫、建造‘地球一号’生态建筑、请台湾建筑师教农民使用粪尿分离的生态厕所，教学内容备受争议。”就在2007年学校关闭前几个月，央视《面对面》主持人采访时还提问：“我看你们课程的安排，绝大部分跟生产没什么太大关系。”在食品安全危机、土地污染、自然灾害频发的今天，人们或许多少可以明白一点其中的关系了。“其实最重要的是人，只要你们在，哪里都可以做乡村建设。”学院工作人员潘家恩还记得学校关闭时温铁军的话。温铁军坦言，最开始他完全没想过去做这件事，“其实是被年轻人拖下水”。令他珍惜的是这群年轻人。“年轻人浮躁，以为想干事就一定能成，所以得给他们泼泼冷水。如果真干了，我可以挂个名，尽量争取公共资源，但事情由他们做。该怎么受挫折就怎么受挫折，该怎么难过就怎么难过，我不管。”说得不留情面，心底还是珍惜。他也会想起自己曾是青年的时候。他曾用两个11年来概括自己前半生的经历，第一个11年是1968年插队之后11年的工农兵经历，第二个11年是1987年到1998年11年的农村试验区经历。正是这段深入接触“三农”的经历，不仅锻造了他以后的学术方法，也塑造了他的思想情感。“基层的生活教育让我懂得了农民。”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温铁军，实践了毛泽东说的“滚出一身泥巴”。刚开始下乡，他只是疑惑农民怎么一天到晚都骂骂咧咧。后来跟着大队干部往公社送粮，慢慢看，慢慢听，才理解问题何在。“那时农民往城里送的都是好粮食，瘪的坏的，自己留着吃。如果遇到年成好，农民多分两斤麦子也不行，超收的部分得交给国家。付出那么多，得到却那么少，所以他们有怨气。”2002年，时任《中国改革》总编辑温铁军接待反映意见的农民

2019年9月8日，四川战旗乡村振兴培训学院正式开课。温铁军主讲第一课《生态文明转型和新型集体经济》。在本刊看来，战旗乡村振兴培训学院的成立，代表着农村职业教育复兴、乡村振兴和城乡教育统筹的新趋势，同时，也是温铁军团队多年推动生态化农业和社区平民教育试验的新节点。实际上，温先生采访中所谈多半已在他近年的演讲和著作中说明。反复言说的，还是我们在当下世界复杂局势下如何定位、如何行动的问题。安顿教育，是安顿人心。9月8日，温铁军（中）在战旗乡村振兴培训学院开课仪式上。摄影_汤成米1教育改革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记者：您的团队一直关注三农问题，我们觉得您最核心的，还是做了农村的“基础教育”。乡村实现“五大振兴”，每个环节都涉及教育。现在谈教育，很多人首先会想到学校，但观念也在变，更大的教育还在社会、社区和家庭中。温铁军：相对以“四维”“六艺”达致修齐治平的传统教育，现代学校教育实际是很新的。它主要是伴随西方在政治上引领的所谓“民族国家”和在经济上带动的工业文明而形成的。相对数千年文明传承的旧式教育，当代学校主要是“制式教育”，即把人通过教育资本化为生产要素。这是一般国家进入现代化的必要手段，官方才不加区别地用法律手段普及制式教育。因此伴随的问题也很多。首先，要把人力资源资本化，就要把知识标准化，才能集成化规模化地传播，相对就会刨除自然人其他千差万别的特质。其次，在很多山区高原荒漠等艰苦生存条件迫切需要本地知识的地方，这种外部输入的法律强制的教育，与当地人民在“十里不同风”的资源环境差异中形成生态化的生活生产异质性过大，同时又把当地人的欲望引入消费主义的极端取向。记者：确实，这是从源头处就有的争议，有学者称为“亚当•斯密和卢梭的对峙”。斯密认为，国民教育包括大学应传授实用技术的、有利于商业化的知识。而卢梭则强调“公民教育”。实际是职业教育和“精英教育”的分化，把原来“士农工商”或“贵族—平民”的格局打破了。温铁军：这些东西转到中国来情况就更复杂。中国传统文明有自己的“精英教育”体系，如科考取仕。这被西方主导的现代化工业化打乱了。比如清末民国按西方教育建立的分科知识体系，新中国在“全盘苏化”特殊环境下引入的计划体系。工业化形成的制式教育，其核心是把人资本化为生产要素。图为美国社会学家路易斯•海因1908年拍摄的纺织厂女童工，正值第二次工业革命末期，也是现代学校教育成型的时期教育家一般都有浪漫主义情怀。从清末以排斥性宗教为战争动员的太平天国起义开始，到洋务运动失败，各种矛盾错综复杂。首先产生的是各地为自保形成的新儒家，包括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张謇几代人，以“西学为用”为主的教育，一直到民国时期梁漱溟、卢作孚办教育，延续到当代新儒家复兴和部分企业家的结合。另一批人则从龚自珍开始，“九州生气恃风雷……不拘一格降人才”。他们相信，一定要大变革，产生了一套“以西为师”的激进浪漫主义情怀。教育西化乃师夷之所长，内生性地具有自我矮化的特质。从开始的“师夷之长技”，到“师夷之长制”，进一步“师夷之长思”“师夷之长教”，逐渐演变成意识形态化的五四精神。。今天的激进西化教育浪漫主义，追溯源头，与激进西化革命浪漫主义是双头连体“巨婴”。他们首先认为，中华数千年传承是黑暗封建历史，是需要被彻底否定的，打倒孔家店是必需的，因此当然认为西方模式的现代化是中国唯一可参照的目标，其本质依然是西方一元论哲学派生一神论宗教、一个真理的科学体系的表达。记者：很多人将您现在推动的乡建和晏阳初的乡建运动对比。您也说，退下来后，应该对梁漱溟、晏阳初等乡建知识分子的工作做个对比。温铁军：应该说，今天的乡建有很大部分在体系上还是接续晏阳初思想的。他当年提出农民有四大问题：愚、贫、弱、私。先解决识字，再提高“四力”（知识力、生产力、健康力、团结力），这就是社区大学的百年延续。当年有晏阳初，现在有邱建生。上世纪40年代，部分都市知识分子在河北定县乡村参与乡建这个百年演化值得大家关注。其在中国教育史上的试验意义，在于仍然是延续西方模板的教育浪漫主义。我认为，对农民“愚贫弱私”的认定是“他者”对农民本体的一种外在描述，这是伴随整个西式现代化和工业化对人力资源的改造形成的。还需提示一下，这种西式浪漫主义对中国底层社会主要还是西方思想的“他者”关怀，要求农民工为主的底层社会组织直接变成西方定义的工人阶级，从维权斗争演化为阶级革命。可比较的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普遍都有知识分子在被认定为“愚贫弱私”的底层社会开展教育培训。历史地看，这种师从西方的教育浪漫主义之百年延续，本无对错好坏。归纳经验，这是从清末以来“以西为师”的救国理念，再加上一定的西方宗教影响，辅之以一定的西方经费支持，在千差万别、甚至对立人群中演化出的“貌离神合”的体系。这跟民国早期和新中国初期都只能“以苏为师”的对立的浪漫主义革命体系，并无本质区别；后来发生的以暴易暴及其制度演进的“路径依赖”，也都是在一个真理一个神的指导思想之下演变出的二元对立体系。乡建前辈中注重传承华夏文明的梁漱溟被西方学者称为“最后一个大儒”，但实际他是一个试图摆脱西化浪漫主义百年羁绊而由儒转佛的思想自觉者。遗憾的是，当代乡建借用其名的机构却几乎没有得其真传的人……梁漱溟被西方学者称为“最后一个大儒”，但实际他是一个试图摆脱西化浪漫主义百年羁绊而由儒转佛的思想自觉者对比现在主流教育，既要考虑西式浪漫，又要考虑中式传统。教科书体系其实包容了非常复杂、不同流派的东西。也因此，什么人都能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思想资源。这也许恰是中国这种因地理条件、自然资源的多样性而形成人类生存多样性，派生出教育文化多样性的奇妙集合。中国尽管上世纪五十年代倾向苏式教育，九十年代倾向美式教育，但无论是苏是美，都还没能彻底改造毛泽东诗词描述的“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的格局。可见，中国教育之所以包容了我们这种完全不入主流的另类教育，其实就是它还内生地具有文化多样性所形成的空间。比如重庆大学潘家恩教授以西方的“文化研究”为学科背景，却编著了《中国乡村建设百年图录》，获得“五个一”工程奖，说明这个创新空间是存在的。记者：您谈到乡土文化与社区教育的缺失，很重要的原因是整个教育被“二元对立”的宏大叙事绑架了，教育者有时很难看清自己的定位。温铁军：我刚才说有创新空间，这是我们发展的条件，但从主流教育看，其实是带点“宿命论”的。我并不愿特别激进地批判主流教育，因为国家从积弱不振到工业化，一定是要把它最大最宝贵的资源用来做比较优势。这就是人必须通过这套西方教化体系变成人力资本，才能纳入西方资本集团主导的全球化。这种强迫式的制式教育是违背人的天性的。但为什么大家都要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多少年都改变不了？因为国家在追求工业化。马克思说过，什么叫“资本主义的终结”？只有当资本把所有人都异化为生产要素，资本主义才能完成其历史使命。制式教育就承担着人类资本主义阶段的历史任务。发达国家为何喜欢向中国投资，因为工人好使唤，部分可归因于法律强制推行的基础教育扎实。这导致中国创新能力或许不足，但基础教育却比金融资本阶段的美国扎实得多。作为工业生产型国家，所有人都要通过制式教育变成产业资本拼装的统一规格的零件，这个人力资本零件可以组装到任何企业。西方投资的企业可以，中国的企业也可以。总之，你是一个标准件，这就是今天制式教育的内涵。能改变吗？除非你从工业生产型转变成生态文明型的国家。进城的农民工群体，不管是生存还是子女教育，仍面临着巨大压力2生态文明的多样性，内生的就是多样化的教育记者：如您说的“中国发展阶段与教育错位改革”，这是现在教育改革创新的核心难题。最近陕西宝鸡发布“中考复读禁令”，引起很大争议。有批评说，这是强行往中职分流。温铁军：这是整体偏斜的问题。过去十多年偏颇投入，90年代末的改革，中国还在产业资本扩张阶段、农民仍占80%，而教育经费却向所谓一流大学倾斜，改革参照目标是已进入金融资本扩张的美国教育，不适应国内需求。比如城乡公办职业教育体系差不多消失了，各地原来有几千所农业技术培训学校，后来大部分解体了。结果造成制造业人才紧缺和高等教育人才过剩的悖论难题，这无法通过简单行政手段解决。教育创新、资源均衡和制式教育是个相互纠缠的难题。有些所谓创新，比如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大部分还是延续清末“师夷之长”的强化制式教育，继续把这条路窄化，越是城市名校、富裕阶层越是获利，就是把人群中更有比较优势的人力资源用于资本化。可以说，教育制度的缺陷是利益集团彼此默认的。所谓现代化教育本应是公共品，是沟通上下层社会的渠道。越搞教育产业化，社会失衡越严重。很多市场化改革反而成了阻断下层上升通道的制度障碍。回到根子上，中央二十年前提出“以人为本”，就是我们十八年前搞生态文明背景下社区化平民教育的政策依据。乡村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要慢慢形成在地化的教育、在地化的知识生产，才能让人看到希望。古人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比如黄土高原上的窑洞式建筑，冬暖夏凉，不需要空调，西南的吊脚楼与山区梯田农业相得益彰，而江南就是水乡文化，这些在地文化不可能被制式教育摧毁。生态文明的多样性，内生的就是多样化的教育。这是和乡村振兴相统筹的。记者：这次温铁军工作室进驻四川战旗乡村振兴培训学院，我们也看到了这种趋势，就是从乡村这个层次来重建产业和文化教育配套的过程。温铁军：欧洲的经验不同于美国的殖民地文化，与“去中心化”的“转型城镇”改革过程相对应的，就是中产阶级市民下乡转化的生态农业。我们主张“市民下乡”，不仅仅是一般市民普遍关注的食品安全，更多是农业“六产化”对文化教育的需求，而且一定是在地化的。社区教育一定是和社区资源、乡土文化的开掘，和本地的可持续发展密切结合的，才能跟村民的需求对接。如果像搞制式教育那样，千篇一律，给城里人讲什么，到乡下还讲什么，城里人是不愿意来的——因为没意思。城里人要消费的恰是乡村的特殊性，要看十里不同风。我们在福建做培田村社区大学的实践就是如此。为啥村里的老鹅卵石路好，老百姓不愿搞成统一的水泥路？因为它生态化，下雨能渗水，不会使路面下的土壤沙化。连城县培田村的工匠对古建筑能长期有效维护，却不符合近年来确立的政府招投标规定，即必须要有建筑师证书才符合法律程序。如此合法的结果，政府只能发包给城里的建筑公司，却不利于古建筑维护。这是自毁多样性的乡村文化。提请官方注意：越把乡村搞成千篇一律，就越没有被中产阶层消费的可能。而恰恰是当前社会结构的变化，造成新兴中产阶层引领绿色消费潮流。这是农业绿色转型面对的客观需求。比如我们借鉴欧洲市民下乡发起的慢城、慢食、慢生活运动。再比如，城市小孩缺乏自然教育依托的本地农业教育，“不知稼穑之艰难”，乡村可以做田间学校。孩子可以去体验，粮食蔬菜是怎么长的，鸡鸭牲畜是怎么长的。我们吃的东西不是超市里包装的样子。只有让孩子对自然有敬畏之心，长大了才能自觉保护生态、珍惜粮食。你会发现，有过乡村经历的城市孩子，身心是比较健康的。假如我们这一代没有复兴乡土多样性文化的努力，再怎么强调消费拉动经济，也是很难改变粗放数量型增长方式的。记者：温老师上午讲到现在的合作社试点，新型集体经济改革，就要配套多样性的教育，把每个人的潜能发挥出来。温铁军：你看到的大多数有创新能力、不安于被制式教育束缚的年轻人，纷纷在推动他们力所能及的创新。现在我们已来不及坐下讨论，否则乡村建设的生命力何在！乡村建设之可持续，第一是思想创新能力，第二是策略运作能力。思想创新能力产生于对常识的尊重，并且，我们相信每个人都良知未泯。你心是热的，不可能被制式教育打磨成零件，一定还有内心深处的热血。我们的作用，就是用现在能表达的经验，告诉你可以这样做。但不能要求你，我们没有权力，也不能向你支付任何报酬。但我们这样做了，别人可能就跟着做了。很多社会组织或国际组织到中国乡村，一问哪里都是乡建。问怎么搞的？这么大的运动，在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的那颗良心未泯。所谓教育，无外乎就是让人维持自己的良知，并使他做到知识生产的可持续。我们现在这套所谓乡建教育，并没有太明确的形式，几乎所有参加的人都觉得他们有很大收获，都在实践中思考。我开宗明义告诉大家，乡建无外乎就是帮你们提高进入“自由王国”的能力，成为具有自觉思考能力的人。所以，大家感到我说的和现在教育体制不一样。我们强调知识开放，作为知识生产者，最大的收益就是你的知识得到应用。3社区教育是国家和个体的缓冲记者：上次我们在宁夏银川回民二小采访，这个集团学校很复杂，有城市校区，有农村校区，资源互补。城市学校建设未来学习中心、科技体验中心，农村孩子可以体验。农村孩子做农耕课程、自然风物课程，城市孩子也可以学习。黄莉校长有段话让人感触，她说，城市孩子要培养本土意识，让他们和家乡有人文情感牵连。但不要看农村孩子起点差，很可能未来他们才是银川人的主体。如果因为困难放弃他们，那将来他们可能是我们最不忍面对的那群人。温铁军：社会存在太多暴戾之气，尤其需要平心静气去做事，不陷入宏大的意识形态争论，只要我们带动社会广泛参与，那种盲目地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全球化的恶性成本转嫁，就会有所缓解。我一直说，这是一个知识谱系问题。工业文明形成的知识谱系，因产业分工而知识分科，派生的就是统一化制式教育。这和中国传统文明的历史积淀是冲突的。比如清末以来的思想家动辄批判传统文化如何、农业文明的小农意识如何、历代专制如何。一个很小的事都要用很大的批判性话语来负面解释。其实是我们作为知识生产者的定位出了问题。激进地照搬西方知识体系，使得我们不知怎么定位自己。传统所言“修齐治平”，我们恰好把人自修、家自律、乡自治的这个达到“德治”层次的在地化教育取消了，只剩孤零零的个人和国家乃至世界的对立关系。我们在90年代大危机打击下不仅推出教育产业化，而且为与美国对标而揠苗助长，至今积重难返。在那以后，越是追求世界一流、国际知名的高水平大学，越是把知识体系的建构权、话语权和标准制度的制定权拱手相送。资本、政府、学术、媒体和教育的多重“异化”，互相关联，导致软实力竞争屡战屡败。这个改革的过程太复杂。国际学校教育仍是目前很多家长的主要选择我们的教育应该怎么解释“中华文明伟大复兴”？需知，中国所形成的文明积淀主要是五千年小农村社制的农业文明，不是现在几百年的工业文明。显然，不可能从西方形成的一元化知识谱系去理解。我们怎么解释自己发展过程的跌宕起伏，让人信服？首先起码是从在地化教育这些基本的东西做起。比如我们这里的房子为什么建成这样，不需要城市的高楼大厦，大棱角、大理石贴面的水泥钢筋建筑。记者：您有句话说得更激烈：中国现在的城市文化是反生态的。温铁军：所谓城市文化，就是在水泥的森林、柏油的沙漠中，人们老死不相往来的反生态文化。你们自己也有感受。你可以在网上、在酒吧跟陌生人交往，但不愿跟邻居交往，它是非常个体主义的。因为城市基本是以资本积聚、商业包装来形成阶层互斥文化的。你不能把所有营销都叫商业文化，也不能把企业家训练员工，让他遵从纪律好好干活，当成所谓企业文化。实际上，资本积聚城市这个过程的本质意义是反文化的。我一直反对激进城市化，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不能走从农村空间平移贫困人口进贫民窟的老路。发掘在地文化作为乡土教育内涵，至少首先是为了让人恢复做人的自觉，对他人对自然有责任有情感。再比如搞进城农民的培训，是他进城也应得到起码的国民待遇，否则城市只是扩大贫民窟，靠增加警力也不可能安定的。今天照搬的西方教育，认为鼓励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社会便能“帕累托改进”。这是荒谬的，从未实现过。社会发展怎能以一个荒谬的假说为指导思想？任何个人、组织，只管自己过得好，哪管外面洪水滔天，这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真正现代意义的社会企业文化，首先是讲本企业对社会尽了什么责任。现在的企业文化恰是服务于产业资本阶段的，是把人类异化为生产要素的所谓文化。一旦商业文化变成主导，形成经过无数营销和广告包装的浪费型粗放消费，这本身就是与生态文明极其对立的反文化。事已至此，我们还是要平心静气去做建设性改良。记者：最近发生很多大事，每天网络上不停吵来吵去，大家感到浮躁。流行的话说，朋友圈又撕裂了。大到中美贸易战、香港问题，小到如电子科大“四大发明”事件。大家绕在这个“异化”的圈子出不去了。我们同事说，看温老师的书，“把一切问题都说清楚了”。（笑）温铁军：我在《告别百年激进》前引了爱因斯坦一句话：我们不能用导致问题的同一思维去解决问题。对应中国老话，就是孔子说君子“不贰过”。他还有一句是“不迁怒”。我们多做些实践和比较研究，把事实说清楚了，自然就知道怎么做了。不是说现在真的能一下解决“三农问题”，我只想说假如政策对头，符合实际，就有可能缓解三农困境。这个困境源于两个基本国情矛盾：一是人多地少，一是城乡二元结构。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我们百年来太激进了。知识分子总想学西方，无论“全盘西化”“全盘苏化”，其实和90年代以来对标美国没有差别。从这个角度看，左派右派本质都一样。在我看来，中国恰恰走不了西方的路，才在近代以来，出现了本土化的重大制度变革，那是历朝历代都有做的事，古代叫“耕者有其田”，现代叫“土地革命”。东亚凡是社会比较稳定的国家，都经历了土地革命。反之，要么是大量的城市贫民窟，各种街头政治，要么是农村革命。当代中国形成的经济和社会双稳态结构，是国家稳定的基础。经济上，从土改开始，造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小有产者群体（小资），属于下层阶层，占人口大约60%。最近几十年从小资基础上，分化出中等收入（中资）群体，占人口30%。上边是大资，主要是国有资本，占比最大，但占有收益的支配权力的人很少，大概是10%以下。但国资高度政治化，不属于一般意义的富裕阶级。中国社会结构，小资、中资和大资形成一个金字塔稳态结构——稳在没有赤贫。建议你到印度去看看，30%的农民无地，就是赤贫，再加上种姓制度、部族制度，底层当然不稳。因此，印度农村三分之二的邦有农民武装游击队，被叫做“毛派”。中国没有赤贫阶级，社会才仍然是稳态结构。大量发生的群体事件，是有人想剥夺小有产者，就是夺农民的地，于是群体事件发生了。所以我们的政府本质上应该是革命战争打出来的“无限责任政府”，必须考虑所有阶层利益的均衡。中国所谓三大差别（区域、城乡、贫富）的再平衡，从本世纪初就开始推进。包括东北、中西部的投资开发和新农村建设，这样的持续投资，又同时为中国遭遇的外部危机形成一个实体资产蓄水池，一个危机软着陆的基础。记者：有人会觉得你说得很残酷，过于真实。温铁军：我们只是说客观事实，要在承认事实的基础上才有共识的可能，不然就一直吵，很快被对手的软实力斗争利用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金融资本都是这样运作的，乱起来就可以做空获利。中国目前某些似是而非的说法背后，都有利益背景。现在民资对国资批评很厉害，背景非常复杂。三大差别再平衡战略，国家大规模投的是高铁、能源、公路、机场、车站等，大量基础设施建设谁能干？如果交给那二三千万家私营企业，他们能干吗？客观上看，这十五年干的主要是国债投资。整个西部现在为什么发展这么快？是因为这些高速公路、铁路、桥梁等基础建设，都不可能短期回收。国家基本建设让谁搭了便车呢？西部的地方经济搭了便车。所以，国家资本集团尽管拥有庞大的实体资产，却不可能短期变现，在上百万亿金融资产的账上趴着。记者：比如前段时间讨论的上海强制垃圾分类问题，也惹起巨大争议。很多人马上扯到“专制和民主”问题。温铁军：这对接的就是本来应该搞的在地化社区教育问题。更大的背景是把“消费主义”改变为“绿色主义”，改变目前工业文明阶段造成的生产过剩和浪费型消费。比如农业工业化，实际已成了我国面源污染最大的领域，大大超过城市生活污染和工业污染，这是很少有人说的。我国大棚面积占全球87%，哪个国家有这样大量超采极度稀缺地下水资源的所谓现代化农业？我们占全球19%的人口，生产了全球67%的蔬菜、50.1%的猪肉、30%的大米。这其实解释了很多弊病。快速资本化的农业，长期追求粗放增长，当然会导致谷贱伤农、菜贱伤农和肉价大起大落。另外我们每年食物浪费至少是20%以上，更不要说食品安全，这是每个人都有的切身体会。很多大政策制定是需要完善社区教育、在地化教育来发动群众参与的。其中，核心是“社会自组织”如何发育。因为，它是国家和个人家庭之间的矛盾缓冲区。老一辈执政者熟悉中国农业文明史，跟小有产者的关系最容易处理，那时农村的村社共同体还在，城市也有单位共同体。但现在城市单位解散了，村社也面临解体。许多个体分化出来，就是中产阶层的散乱存在。我们直接税很少，不同于西方的纳税表达社会责任的中产阶层，这还依赖于目前的税制改革。现在中产阶层的诉求是散乱的，只能通过网络随意表达，很难整合。最核心的问题，还是怎么让中产阶层自组织发育，逐渐理性地表达诉求，社会形成良性的多重博弈环境。同样，我以前说，检验农业产业化成功与否的标准，不是看产业资本的收益，也不能简单看农业装备系数、农业科技进步率提高了多少，而要看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农民收益增加了多少，兼业化小有产者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提高了多少。换言之，每个阶层的人们，都应有一定超出阶层的思维能力，同时也能有回到社区，面对社区困境的处理方法。但是，这样的共识很少出现在媒体上。除了自利化媒体失职，背后也有利益集团的急功近利在作祟。没有哪个利益集团愿意主动放弃自己的利益份额。温铁军的部分著作2019/88期发现教育价值

1改革的话语体系乱了记者：您对中产阶层的批评很严厉，同时又寄予了很大希望。因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市民下乡”，以及社区教育的主要力量也是他们。温铁军：我自己也算中产（笑）。不是批评谁，而是客观地说事情。在西方来讲，中产阶级或阶层，实际也是很不清晰的概念。既不可能是自觉的阶级，也没有统一的政治诉求，利益结构高度复杂，其实很多人只是西方实体产业转移后留下来靠海外汇回资本收益维持生存的寄生人，一到经济危机就容易财富缩水滑入下层。现行西方现代化的政治体制下的中产阶级福利要求的泛政治化表达，哪个政客不能满足就当不了政客。谁都不会冒着政治不正确的风险把自身问题说清楚，于是只能增发国债、货币，过剩金融推高能源和粮食价格，这就是发达国家的制度成本转嫁。中国分化出的中产阶层享受的也是资本的溢出效应，比如房地产、金融等。今天大陆中产阶层是把20世纪90年代的“私有化改革”当成真改革了。这其中，相当一部分官员变成腐败分子，因为搞改革的官员有部分人是凭借权力去占有股权的。他们形成了自称“改革派”的利益群体。现在有反对深化生态文明改革的思潮，据此看，“我们是否要坚持改革”这个概念斗争是表面化的，内在的是不同利益集团的斗争。相当部分下层大众失去了财产，就说改革剥夺了我的财产，那是土地革命战争流血换来的。这部分人反对20世纪90年代剥夺他们财产的改革。一部分工人站出来说，这个国家原来没有资产，我们贡献形成了资产却被你们占有了，你们得还给我们。这些人就被定义为“反改革”。谁在坚持“改革”？改革获益的那部分人认为自己是“改革派”，要保护“改革”。谁在改革？谁在反改革？话语乱了。外面的人稍不注意，就被某个利益集团牵着鼻子走了。记者：这话说得很严厉，恐怕很多人一上来就会反感说：这不就是因为“专制”吗？温铁军：我们在本土文化建设中对“大众民主”亲力亲为，不敢相信“精英结盟”的自由派。他们不过是在向大资本要权，最多是在形成对老的精英政治的替代，这不代表中国大多数民众，更不为劳动群众应该得到的财产权益出力。因此我不参与讨论。我做了十几年的工人、农民和士兵，在全民所有制名义的无限责任公司体制下，近乎无偿地贡献过我的劳动剩余。我们所贡献的劳动剩余都在国家资产里，除了国家之外，任何人无偿占有这些资产就是犯罪。可以这样说，因为我们做过贡献了，所以我们认同国内劳工群众的各种利益诉求，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是贡献者。当然，我们应该有理性表达的声音。否则，新精英们再怎么宣传西方的自由选举及代议制民主，都说服不了我，因为没有表达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的意愿。记者：有些人清楚自己在要权，但年轻人很容易就被牵着鼻子走了。温铁军：社会上已形成“官产学媒”四大利益集团结盟。趋势既定，积弊难除。例如在农村政策上，现在究竟谁要推行农村土地私有化呢？主要是随过量增发货币而虚拟财产不断增加、不得不寻求避险投资的城市中产和农村新富精英。无论是官员、高校知识分子、媒体，还是老板，加上在房地产资本化中获益的利益群体，这些大都属于新兴中产阶层。因为土地没有彻底私有化，新富群体既不能跟农民自由交易，也不能像政府那样垄断性占有土地。所以，别拿农民产权说事，别拿农地农用说事。尽管中产阶层占比只有30%，但他们声音非常大。因为大多数教师、记者，这些知识生产者和传播者都在传播他们本群的声音。所以现在人们听到的声音，很多都是通过媒体——中产阶层自我传播着，这就变成了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运动“被”放大。可如果你问，中产阶层是否愿意真的让所有人享受一人一票的权利？恐怕大多数人会模棱两可。中产阶层和约占人口5%的大资，这些精英群体有共同的内在要求：就是我们跟旧制度谈判可以，我们素质高，对问题探讨更深刻，但不能让占大多数的民众和我们一样。这个世界上，可有任何一个现代化政治，是让占人口70%以上的下层阶级占有权力的吗？如果有，就不会出现西班牙那样28%的失业率，失业的当然是下层群体。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只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延续2知识分子的责任记者：他们进而也塑造着学校教育的教材和课程。温铁军：浪漫主义的西式现代化想象及其演化出来的系列结构性变化，掩盖住了很多正常的声音。大家以为精英们说的“改革”就是大众都得到民主、自由、正义，其实很多情况都是被媒体包装的。如果我们讲现代化是种浪漫主义想象，国家是种想象，那么现在被包装出来的“改革”，同样也演变成想象。真正内含利益分配的改革，和我们想象的具有正义、民主、自由的“改革”是不一样的，它有着非常复杂的形成利益的集团化博弈过程。现在我们要站出来保护我们的利益了。但要让那些既得利益获得者站出来反思，比如有一批财经高官当年都是和我们一起参与改革的，现在有了各种利益关系。让他们站出来反思改革，100%不可能，这会使他们被边缘化。所以现在精英集团反思改革的人很少，大部分反思在底层民众。而大众由于信息严重不对称，没有对整个发展过程的深入了解，所以底层社会的声音很混乱。相当一部分人由于缺乏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引导，转向了对“文化革命”的浪漫主义想象，希望再现类似毛泽东时代那样的群众运动，因此现在底层普遍发生“毛泽东热”。对此，戴一个左的帽子给大众的革命浪漫主义是很容易的，很多媒体上来就说“文革”余孽，这种帽子比比皆是。但他们是吗？不是。他们知道自己被剥夺，但找不到理性表达的方式。我们这些承担知识生产任务的学者们，不去给他们做知识生产服务，媒体也不为他们发声，所以他们现在确实处在比较窘困的状态，不具备理性表达的条件。再加上精英结盟根本就不打算向大众分权，这是中国当前社会政治的主要矛盾。但是，即使有这样的分析，也不会被任何自利化媒体表达，因为利益不同。当然有些人会以“大众”的名义发声，但并不意味着这是真的。教育体系掩盖住的一些问题，比如社区性。中国至今仍有50万个村，仍有6亿人生活在农村，但表达他们对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需求的媒体几乎没有。底层大众得不到正常表达的机会。韩国电影《寄生虫》展现的贫富差距问题，刺痛了无数观众记者：如您说的，这背后涉及复杂的全球化金融危机、政治制度成本转嫁的问题。温铁军：具体的解释，在我近年的演讲和《告别百年激进》这本书已说了很多。在此想多说一点，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任何争论，一转手就会变成国际资本市场炒作的题材。到底是做多中国还是做空中国，取决于金融资本的翻云覆雨：“翻手为多云，覆手为空雨”。所谓“翻手为多云”，就说你看中国不用开支那么多社会保障，因此劳动力价格低，因此还能增长，在做多中国时使用；所谓“覆手为空雨”，就说它有这么多人没上社保，未来开支一定很大，负债非常高，一定衰败，在做空中国时使用。里外里都是资本通吃，取决于是资本集团做空，还是做多！当然，还得看你屁股底下坐的是多大规模的投资能力。能够翻云覆雨的，都是坐拥上千亿美元以上的金融大鳄。完成了新千年计划的中国越来越成为西方带领的、包括发展中国家精英在内的主流话语批评的“靶子”。甚至国内外谁都可以凭借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内含的“政治正确”随意敲打中国，而邯郸学步般地跟从西方话语的中国人也恨不得自断股肱……这个情况很难改回来。中国现代化也有巨大的成本，过去是向农村转嫁的，但激进现代化导致可承载代价的大众越来越没有承担能力，于是向资源环境转嫁的速度越来越快。继续这样下去，是不可维持的。1997年底，亚洲金融风暴登陆韩国，前30大财阀倒了6个，韩国政府被迫与IMF

“学好数学，首先从培养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着手。”赵茂森对记者说。对赵茂森来说，数学学科不是一种死板的数字游戏，而是“生活数学”“综合数学”“人文数学”，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教学要学“水的且歌且舞”。

当然，这文章只是想以狗说人事。戊戌之年，离当年的“戊戌变法”正值两甲子，120周年，媒体会纪念当年的英雄，回顾历史的创伤。此外，2018年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许多人认为中国人标准眼型是丹凤眼、甚至认为这是最具东方美的眼睛。但现实中却极少有人见过或能说清楚。以至有人于网络反复求证，更有网友求助“丹凤眼化妆”时被指出并不是丹凤眼。

怎样来“为善去恶”呢？儒家修身的方法是“知止”，比如眼前有美女了，就想像她是自己的亲姊妹。佛家的方法是戒，比如天台宗的止观法有“白骨观”，一看见美女，就想像她肿胀了、青瘀了、溃烂了，这样也不起淫念。

所以一方面，布彦老师所从事的体制外青少年历史教育，也必须具有严谨的理论系统背景，而另一方面，在教学上，必须翻译成初高中生感兴趣的语言。虽然是选修课，可是让学生感兴趣，是让所有教育工作者头痛的事吧。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这样看来，孔子提倡“祭如在”，强调的是“敬”，至于孔子是否祷告，一般认为，孔子“敬鬼神而远之”，文献里的孔子没有祷告。所谓“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里有“子路请祷”一节：

如此看，好吃不好吃，倒不全是个人选择，有大半原因，是历史、文化、社会让你吃或不吃，让你觉得好吃还是不好吃，吃的学问就源于此，吃的乐趣也不仅是口舌之欲。

因这一段话语，尼采饱受女性主义者的仇视。其实，尼采只是认为男人的力量与欲望更符合酒神精神。在他的超人哲学里，世上再没有比女性这种只知道时尚、饮食更加浅薄、愚昧的物种。女性的存在只是为了繁衍后代。

其实，任何有价值的改革和创新，也是一次返本开新的过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只要不断返本开新，才会“日日是好日”。

没过几日，我被“抓”去参加汉语言专业的例会，异常无聊。刚坐下，汉语言专业的年轻美女教师就低声嚷嚷，“快看啊，男神，男神，胜利哥。”等我抬头，只觉一阵风过，一个黑影飘出门去。很高，很黑，没见脸。

做完这期采访，朋友推荐看阿乙的文章《一个乡村作家的死》，原型是他舅舅。一个乡村教师，常常课余碎步跑回家喂猪。但一次不经意，作者发现乡村教师抽屉里满是小说手稿，厚厚一叠。原来他另一半生命是在写作！

草堂小学校长。四川省特级教师，四川省有突出贡献专家，成都市教育专家，成都市“十大教坛明星”，成都市十大杰出青年。诗意教育的倡导者与践行者，教育部师范教育司专门为其编著了《蓝继红与诗意教育》一书。

对孩子帮助你做的每一件事，都不要忘记说“谢谢”，在你帮助了孩子时，也可以要求孩子向你说“谢谢”，这个时候请直接说“请说谢谢”，而不要用质问句，如：“你该说什么呢？”——芭学园教师守则第七条

听了故事的孩子画出的白雪公主各不相同，而且孩子们会根据想象，赋予白雪公主不同的形象、装束和表情；看了动画片的孩子，画出的白雪公主全都一模一样，因为他们看到的都是一样的。

纸媒衰微，全国发行的高端人文杂志《教育家》三年来逆流而上，在行业内外和读者中拥有一定的影响和口碑，纸媒的细分市场仍有广阔空间。

在孩子进步的过程中，要不断地给他创造一些精彩，给他有一个鼓舞。比如说，和课外互补一下，我们先读个什么，再去读课文的时候，读了和不读是不一样的，那么他就体会到成就感。

本期除了封面故事《办学要有豪杰气》与您共同探讨中国的师范教育外，还有老外泰普林和他的乡村小学生活，四川雅安学习型课堂分享与报道，河南郑州名师杨卫平老师的课堂故事，现代心理学诞生之初的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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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灵时代曾有人认为：人有一天会被科技取代。但周涛认为：技术、数据并不能取代人。生命中的有些东西，是计算数据不能代替的。当我们看到一个新时代到来的时候，就去拥抱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