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冕堂皇的事情背后，都有经济动因；甚至可以说，越是冠冕堂皇，就越是想隐藏背后的经济动机。成都市一家理发店因有顾客确诊，一个指定单位——成都宏森华永机电设备有限公司锦江分公司——进行上门消杀，收费16346元，其中消杀费用6435元，第三方采样检测费用9911元。消杀一户1万6，这生意做得真值！这家公司今年7月12日才成立，负责人叫杨梅；其总公司成立于2017年8月，负责人是同一人，参保人数为6人。你不得不“佩服”某些人的“嗅觉”，成都最近疫情挺严重的。当然，人家之所以“嗅觉灵敏”，肯定是因为有人给指路，所以一嗅一个准。你联想到了什么？当你知道消杀一个理发店需要1.6万之后，马上理解了当初上海破门而入进行“终末消杀”的人为什么这么积极。尽管专家早就说，相关物体上的病毒不可能长期存活，消杀只应该在确诊病例曾经聚集的地方进行，但是他们“为了人们的生命安全”，还是要挨家挨户进行消杀，哪怕是以私闯民宅的方式进行。因为你的“安全”，就是我的钱啊！消杀一家就有1.6万的收益，那么消杀一条街道呢？所以你看到有些人开着车，像发动一场生化战争和好莱坞大片特效一样，雄赳赳气昂昂通过整条街道，像撒白灰一样把街道搞得狼烟四起，那可是多少个1万6啊。这叫“环境消杀”。尽管同样有专家早就说过，盲目进行大规模环境消杀不仅毫无必要，反而会造成健康危害。这家企业才成立了一个多月，马上就有这样的大生意，真像捡钱一样。你又想到了什么？当初在魔都，阿里京东要进行“自杀式配送”，死活进不去，结果有许多“保供单位”，给市民送去的是山寨粉丝和粮油，腐烂变质的食品，还有“奶头肉”、死猪肉。这些保供的，最短的才注册了几天时间。跟成都的这位杨梅一样，上海著名的常女士，在疫情期间一口气就成立了8家公司搞保供了，难怪市民吐槽：她的公司比菜还新鲜，她的业务发展速度比新冠还快！阿里京东要是出了这样的事，不知道要付出多大代价，网民恨不得要把马云挂路灯刘强东碎尸万段，可是到了人家这里，平平稳稳哈。现在你能理解，为什么放着有强大的平台支撑、先进的算法支持、能够准确把握消费者需求、配送能力超强的阿里京东不用，非得要用这些保供的。因为保供的据说质量可靠，平价销售，保障市民安全和物质充裕。满嘴的主义，满脑子的生意。把疫情期间商家由于物质供给紧张而涨价，斥责为发国难财，那这些人和某些人勾连，把资金骗到自己口袋，还欺诈而损害消费者权益，是个什么性质？有人一看到这种情况，马上又要呼吁“管一管”。可是，正常的市场中，商家为了赢得消费者青睐，又是打折又是提高服务质量，唯恐你不给他金钱投票，你一个差评他都吓得要死。怎么一到这种管控的环境中，就成了这个鬼模样，你说这到底是市场经济的错，还是什么的错？所以你现在还要“管一管”？那正是“管”的结果。整天要管一管，那就是不要市场经济中的那种优质的商品和服务，而是让某些人把你的衣食住行统统交给杨梅和常女士这样的人。你可千万想好了。现在官方回应说，“暂不清楚收费方资质情况，如果是卫健或者疾控部门派人消杀肯定是免费的。”目前正在调查核实此事。这就有几个问题。首先，如果不是指定的，这家公司难道是自己摸上门的？谁规定的这样的收费标准？它还消杀了多少家？如果没有人指定，该公司的行为是不是诈骗和抢劫犯罪？其次，如果是指定的，这么大的生意是如何确定相关资质和对象的？一个成立了一个月的公司是怎么入围的？到底是谁指定的？收这些钱是这家公司的行为还是有人授意？那这又是个什么性质？别到时候光收拾这家企业息事宁人。官方已经开始调查核实，我们期待官方的调查结果，给群众一个负责任的答复。最后，卫健委和疾控部门的消杀是免费的？世界上有没有免费的事？卫健委和疾控部门的干部不可能亲自去消杀，还是找的公司。公司从卫健委和疾控部门结算资金，相比于家家户户收费，要轻松得多，价格也要宽松得多。那么这到底要花多少钱？每消一户给这些公司支付多少钱？这些钱又是从哪里来的？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头部企业都在裁员了吗，你知道为什么华为这样的企业也在说要“先活下去”了吗？因为疫情之下，企业本来就难以生产，仅有的生产创造的财富拿去干这事了，然后还要再为这种事支出一笔。所以许多人失业了，生活更艰难了。代价都是由所有人一并承受的，现在已经在承受，未来以及自己的后代还会承受更多，肥了杨梅这样的人和他背后的人罢了。

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毁誉参半人物，支持他的人和反对他的人，对他的评价两极分化。我们是学经济学的，要克制自己在经济学之外发言，因此只对他的经济政策进行评价。事实上，对他本人的评价和争论，还将持续地争论下去。戈尔巴乔夫上任的时候，就接手的是一个摇摇欲坠的大国。他看到美国和欧洲的繁荣，着手进行改革，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要建设一个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但是他着力改革的地方，都集中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的改革几乎停滞不前。这是他的认知缺陷，他不知道，一切政治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经济问题。他更不理解哈耶克的深刻洞见：“经济自由”是最根本的自由，“政治自由”归根结底是为“经济自由”服务的。因为经济才是人类生活的常态，经济实际上就是人类生活本身。每个人用稀缺的手段实现自己的目的，就是经济。人们分工、生产、自愿交换、和平合作，就是经济。所以物质财富更丰富了，实现目的的手段更多了，就意味着经济进步，人的生活改善。每一个政治人物，其实潜意识里都知道，改善经济和人的生活，才是他的执政合法性的命根子，区别只在于他采取了什么样的手段，能不能实现这样的目的。戈尔巴乔夫以为民主是实现繁荣的手段，这是错误的归因。一切繁荣，都有自由因。私有财产、自愿交换，这是自由的核心要义，自由创造繁荣；人们通常归入“民主”的言论、限制政府权力等，同样都是自由的内涵，而不是民主。所谓的民主，往好了说，不过是一种决策机制：多数决；有人说民主本来是好的，只是要防止“多数的暴政”，问题是民主的本质就是多数暴政。所以这种说法实际上是给民主涂脂抹粉。民主实行的条件是存在大量公域，因此需要多数决；民主实行的结果，就是把私域变成公域，因为民主的含义就是向他人财产主张权利，实际上就是再分配。试想，一个人的家，一个人的财产，需要民主吗？不需要。只有在公共领域，才需要民主。斯宾塞说：“最好的民主，也不过是减少被强制的人数，而不能消除强制。”那么最好的社会机制，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不干涉他人“同等自由”的私法社会。现在的美国，就一步步堕入民主的深渊中。黑人向白人主张权利，所以有黑命贵；利益集团向大众主张权利，所以有保护主义政策，损害消费者肥了他们自己。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所有人都想损人利己，于是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推进立法进程，结果就是相互劫掠，这里的多数在那里是少数，这里的所得在那里加倍偿还。财富的生产与分配方式密切相关。如果一个人生产的财富被别人拿走，那就会选择向最低水平靠拢。最终，一个相互厮杀的动物丛林形成，每个人承受贫穷的后果。美国之所以还能扛很长时间，一是因为过去的资本积累足够雄厚，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够拜登折腾了；二是因为有自由、即私产这一强大的武器在不断遏止民主的冲动。所以，要想促进繁荣，改善人们的生活，就是要遏制民主，减少公域，因为民主向来是强化国家的手段，公域从来就是权力插手的领域。只有每个人自由地行使自己的财产权，有恒产者有恒心，其结果就是繁荣。但是很明显，戈尔巴乔夫错置了因果关系，在经济自由方面，他做的很少，或者说，做不下去。而且，仅有的做的那些，也是错的。他在执政初期，曾经提到经济改革，但是很快就改弦更张，把重点放到了政治领域。1985年4月23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谈到“加速战略”时指出决定国民经济发展主要方向的，首先应当是计划。同时，应当对计划工作采取新的态度，积极采用经济杠杆，为发挥劳动集体的主动性提供广阔天地。苏共二十七大制定的1986~1990年第十二个五年计划与以往的计划相似，核心仍是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由此可以看出苏联与我国改革开放的根本不同。我国改革，是自下而上的改革，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苏联改革始终是自上而下的指令。我国始终是“我们不要做什么，交给市场大胆试大胆闯”，苏联始终是“我们要做什么”。这是两种理念的差别。结果显而易见，市场要比集中统一聪明得多，我国由此取得了经济改革的巨大胜利，短短40年，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几何式提升。在以计划为主导的体系下，一切资源由当局调遣，消费者需要什么，并不是他的优先排序。他既不知道怎么样经济地组织生产，也不知道你到底需要什么，因为价格被杀死了，人们无法表达偏好，利润被杀死了，企业无从知道大家需要什么，也不知道生产什么最有利。整个国家，只有不计成本地投入军事工业和重工业，满足人们需求的东西全被抽走，经济的混乱和普遍匮乏就是必然。正如俄联邦原政府总理卡西亚诺夫所说：“我们能让宇宙飞船升空，能把人带上太空，可就是不能制造一个很好的收音机。”别说收音机了，面包都生产不出来。有人怀念那时候，说“苏联意味着免费的住房、医疗与教育；意味着没有贫贱富贵之分，大家是平等的，所有的退休金都是自己工资的60%—70%。吃的用的价格特别低，让你有足够的钱去购买。”然而他们没有告诉你的是，没有卖的。1985年5月，当局还决定严格制止酗酒现象。他们又错误地归因，认为苏联男人爱喝酒造成了经济的停滞和国家负担的加重。结果不出所料，跟美国“禁酒令”如出一辙的是，黑市和暴力犯罪直线上升，反酗酒运动很快就以失败而告终。经济改革后来做出了一些市场化的调整。1987年6月25-26日，苏共中央召开六月全会，核心是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学家与政府成员一起制订了经济改革构想，总思路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加强对劳动的刺激，提高利润的作用。获得自主权的企业迅速提高了职工的工资，1988年工资增长8%，1989年增长达13%。1988年年中，通过了允许开办私人企业的法令。然而这项改革很快就引起了保守派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击，他们认为不应当放；而另一方面，主张彻底改革的一方却不满意，认为步子不够大。加上信贷扩张、物价上涨、美国制裁、能源开发受制于技术因素无法开展等等因素，到了1988年6月，经济改革就已经彻底停滞，戈尔巴乔夫正式把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弃之一边，专事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其实纵观整个苏联时期，从来没有像样的经济改革。像我国这样改善无数人生活的、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苏联更是不可想象。不论人们有多少政治参与的热情，不论他们有多么浓厚的大国情怀，钱袋子才是最真实的，经济生活始终是第一位的。没有经济改革的成功，没有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不管你怎么玩，玩的都是寂寞。正是经济改革的失败，葬送了苏联。

美国大跃进——次贷危机的根源：美国的经济适用房“大跃进”计划文|漫天霾按：房地产烂尾楼，是银行信贷扩张与收缩的结果。其繁荣与萧条，不是市场经济造成的，恰恰是对市场的干预造成的。回顾2008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对我们理解房地产市场干预的恶果，避免重蹈覆辙，有重要意义。二战以来，美国走在不断强化国家干预，推行社民主义，摧毁自由市场的道路上。各种管制和干预叠加，扩张国家权力，窒息了人的自由和经济进步，曾经璀璨的自由的灯塔，已经慢慢变得黯淡无光。当今世界错误的观念输出，基本来自于美国，因为它具有最强的影响力，是世界各国纷纷效仿的对象。若不做出改变，会将整个世界拖入经济停滞、民生凋敝，甚至战争的深渊。批评美国，不等于它在许多方面不值得学习，而是为其观念败坏和堕落而惋惜，因为任何一国国的进步，都对我们有好处；批评美国，也不等于赞美任何其他国家，不等于看不到我们自身存在的问题。事实上，将所有批评美国的文章中的“美国”，换做任何一个国家的名字，都成立。因为经济学讲究的就是逻辑一致，经济学原理，是超越国界、超越时空的，在何时何地都成立。此文参考资料，来自美国著名黑人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的著作《房地产的繁荣与萧条》。一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是美国政府一手操纵的，为了讨好少数族裔，无节制地放宽信贷标准，最终导致房地产和金融市场崩盘的重大政府失灵事件。为了实施所谓的“所有权计划”，也就是美国版的经济适用房“大跃进”，帮助所有穷人实现“美国梦”，联邦政府根据《社区再投资法案》，要求对黑人、拉丁裔等根本不具备还款能力、信用水平极低的人发放优惠贷款。金融界在联邦政府的威逼和怂恿，以及不正当的利益动机驱使下，放弃金融的审慎原则，对超过一半的住房贷款业主发放了“声明性收入贷款”。其真实的说法应当是：谎言贷款。美联储和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是繁荣-萧条和商业周期和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部分准备金银行发放的住房贷款，实际上就是凭空制造出来的货币。若准备金率为10%，“货币乘数”就是准备金率的倒数，也就意味着，部准银行理论上可以在1万美元准备金的基础上，将货币供应量扩张至10万美元。这必将引起货币购买力的下降、物价的普遍上涨、并且将稀缺资源吸引到拿到新增贷款的领域，制造这个行业的繁荣景象。但是这种繁荣是虚假的繁荣，它扭曲了生产结构和资源配置，违背了消费者主权，必然会遭到清算，最终结局就是企业破产、劳动者失业、资源被浪费、人们生活水平的下降。银行若不加节制地凭空扩张货币发放贷款，当遇到经济衰退，还款困难和现金提取指令时，就会像市场上任何企业一样破产，金融危机就会爆发。为了防止银行破产，美联储作为最终贷款人出现；法币制度下，货币失去黄金锚定，理论上可以无限扩张，也防止了过去当人们都用银行券提取真实货币——黄金时，银行因伪造银行券的罪行暴露并且倒闭的现象发生。银行为了防范风险，不愿意给信用差、缺乏还款能力的人放贷，因此，在美国政府的指令下，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家美国政府的国有企业，将这些“次级贷款”收购，然后再发行证券融资。“两房”有美国政府的强大后盾，银行似乎转嫁了风险，而且放得越多，“两房”收得越多，利润就越大，于是可以放心大胆地放贷了。在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下，房地产市场一片繁荣，美国人将房屋当作了提款机，投机性需求大增，储蓄直线下降，全部进入房地产。据统计，凭借房屋净值贷款或再融资贷款，累计套现6620亿美元。在房地产市场一片利好的情况下，人们纷纷购买两房的证券，不存在还款问题，大不了将房子卖掉大赚一笔，还贷完后还绰绰有余。但是一旦经济形势和房地产市场不景气，有一个环节还不上，或者房价下跌到不值得再还款时，就会出现大量违约，整个系统就会崩盘。这就是美国次贷危机的极简叙事。二联邦政府从始至终，都是这场危机的主导者。他们采取了丧心病狂的一系列骚操作，直接把美国拖向了危机的深渊。举其大者：第一，联邦政府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不但给银行施压，要求其给中低收入和信用水平较低的人群发放贷款，美联储配合实施诱导利率、浮动利率，而且直接给房利美和房地美下达考核指标：1996年，要求“两房”购入的抵押贷款中，面向中低收入人群的比例不得低于42%，到了2006年，这一比例上升为53%。下达指标的意思很清楚，如果银行发放的贷款达不到指标要求，那么你就使用“创新性”的灵活性的信贷标准，只管放手去做吧！于是一系列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出现，满足各种骗子、流浪汉、低收入吃福利的懒汉的信贷需求。部分准备金银行，本来就是诈骗，那么诈骗犯的“金融创新”，无非就是怎样更好地诈骗罢了。第二，由于发放的这些次级贷款，由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收购，所以银行可以转嫁风险，于是更可以肆无忌惮地放宽信贷标准，反正有“两房”这样的国企托底，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各家银行想方设法对毫无还款能力的人发放贷款，两房则照单全收，次级贷款数量达到了全部抵押贷款数量的40%。第三，美国司法部在联邦政府的命令下，对过去五年来各家银行的信贷记录进行调查，按照人种、社区、收入层次等指标进行分类，检查银行的贷款通过率，以确认其是否存在由于种族问题拒绝发放贷款问题。这是一个大杀器，谁敢背上一个种族歧视的帽子啊。于是，黑人、拉丁裔都是爷，来了就给贷，尽可能比例大一些，以免因为莫名其妙的统计技术，背上“信贷种族歧视”的罪名。把信贷与种族问题挂钩，能够看出这个国家的政客已经疯狂和变态到何种程度！从事信贷业务的银行，从此看的不是贷款人的信用和还款能力，而是看他的脸是什么颜色，以向官僚们心仪的对象发放贷款！就像“肯定性行动平权法案”一样，能不能进入大学，不看分数和学术能力，看你的肤色，看联邦政府给我下的种族配额能不能完成。尽管黑人所有的银行反而拒绝了更多的黑人贷款申请——这根本不是种族问题——已经狠狠打了他们的脸，然而他们无动于衷，我就是要“帮助黑人”。各种压力团体和社会活动家抓住了这个机会，就像嗜血狂魔一样猛扑向银行，借以取得资金或者捐助，否则就会以种族问题、劳工权益问题、女权问题等向金融机构碰瓷。美国低收入左翼团体ACORN，直接将银行围堵至瘫痪，直至其接受了条件：向穷人建房和城中村、贫民区改造发放低息贷款和援助10亿美元，为“受虐妇女收容所”建设项目提供低廉贷款。这是明目张胆的敲诈勒索。第四，小布什政府上台后，不但给次级贷款人发放极为优惠的贷款，实现其“美国版居者有其屋”计划，而且迎合这些低收入群体越来越被吊高的胃口，和国会同谋通过了《美国梦首付款法案》。在小布什的操弄下，法案取得了两项“重大突破”：1、对低收入人群有意购房者，不但按期还款的按揭贷款利率要低，而且首付款直接给补贴；2、这还不行，那就零首付款，直接给贷款！美国买房子的首付款比例本来就低，平时的平均首付款为20%左右，到了2006年房地产火爆的时候，降到了12%。全世界都没有搞过如此丧心病狂的事情，居然可以不要首付款，居然不但利率上给优惠，连首付款都要发补贴国家管！美国社会主义大家庭，分房子了！布什说：我已经为我们国家设定好了目标（听听这哲学王的口气！），2010年以前，要增加550万有房一族，其中100万为少数族裔。我最骄傲的就是为购房者提供首付款。联邦政府的发言人说：“白宫认为那些有能力支付月供，但无力支付首付款的人群，没有理由不能拥有房产。我们不认为这会给纳税人造成损失”。好吧，无耻的政客，难道这些补贴是他们自己出的？到后来，两房崩盘，财政部斥巨资直接接管的时候，这些钱又是谁掏的？房地产崩盘后，成千上万房产被银行收走，导致家庭破产时，到底有没有损失？三在这场大狂欢中，似乎人人都在受益：投机者赚得盆满钵满；建筑商和房地产开发商拿到了新增信贷和政府合同，天天开心数钱玩；少数族裔、低收入人群有房子了，本来有房子的人资产增值了；政客们的选票稳了；银行赢麻了；两房有政府的坚强后盾；购买两房证券的人赚了；不要脸的压力团体敲诈成功了……难怪这个气泡吹得这么大！所有人都在支持宽松信贷，唯一的诉求就像住宅建筑商协会说的那样：“我们强烈要求（国会）金融委员会千万不能忽视我们的核心使命，那就是要向房地产市场提供流动性……我们的房利美和房地美，是健康的、安全的、stronger的！”直到2008年的那一天……加利福尼亚，这个土地管制最严格，因此也是房价最高的州，“一场等待中的意外”发生了。抵押品赎回权较上年上涨了87%，旧金山湾区房价近乎腰斩，同比下跌46.8%。没有人愿意为一幢当前价值仅35万美元的房子，支付50万美元的抵押贷款，庞大的失业和破产群体，也没有能力再去还即使是优惠过的月供。那些闹腾着不还款的最激烈的人，恰恰是当初的受益者，是拿到优惠的新增信贷的人，他们现在希望政府来救市，希望纳税人来买单，弥补他们的损失。于是他们的房子被银行收走，这其中50%是非洲裔美国人、40%是拉丁裔美国人。当初为了照顾这些人的政策，现在导致了这些人无家可归，并背负了一大堆银行债务，申请个人破产的数量飙升。美国梦，变成了美国梦魇！银行日子也不好过，每收回一处房产，平均损失至少4万美元，因此必须进行大甩卖收回资金，否则损失更大。大甩卖了，供给增加了，房价又进一步下跌，恶性循环，雪上加霜。金融危机的多米诺骨牌，倒下了！到了2009年1月，“两房”彻底完蛋，由美国政府接管。联邦政府用纳税人的钱财填补了2380亿美元的亏空，在这之后，“两房”继续申请追加700亿美元的救助款项。对两房的援助总额超过了对美国银行、花旗银行、摩根大通，以及富国银行的总和。他们说，这没有给纳税人造成什么损失。至于说无数资源被浪费，导致的通胀，相对于无家可归和破产，又不显眼，都已经不是事儿了。这时候，一个混小子装腔作势地喊着“change，change，change”，换汤不换药地上台了！四在整个事件中，除了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等一众寡头家族外，还有一众政客，为了攫取利益，厚颜无耻地为美国版经济适用房大跃进计划鼓与呼。令人印象深刻的、最无耻的、并且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是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克里斯托弗·多德。多德从一开始，就鼓吹房地美和房利美是“有史以来最为成功的传奇”，对那些因看到不可避免的金融风险，以及披露两房会计造假，而主张限制两房运作的人士，他攻击说“这是对近30年或者40年来带动经济增长的最伟大的引擎的巨大伤害”，要么就更狠：关心低收入群体和少数族裔是我们的神圣使命！谁还敢再说？种族歧视和冷血动物的大帽子，分分钟给你扣上！但他的作为，真的就是高尚的动机吗？整个参众两院以及公职人员群体，就是一个老鼠窝。叫得最欢实的多德参议员，就是一只大硕鼠。“两房”为参议员和众议员累计捐赠政治献金500万美元，其中多德接受房利美捐赠16.5万美元；两党都要打点打点，以使得政治决策顺利通过。有人说政治捐赠是合法的，我们就不说官商勾结必然影响法案的公信力了，就说两房实际上是美国国企啊。那么这就是赤裸裸的腐败和洗钱，将纳税人的钱转一圈，装进这些人的口袋。这种做法有点不顾吃相，于是采取两种办法，一是将自己收买的人送进白宫和国会大厦；二是那些在决策中支持自己的人，给他们留一个肥缺。这就是“旋转门”。在各种金融公司，以及两房的工资名单上，有许多声势显赫的人物，包括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前部长亨利·西斯内罗斯，前司法部部长助理杰米·格雷里克，贸易部前部长威廉姆斯·戴利、共和党前州长约翰·恩格勒……以及为数众多的前参议员、众议员、白宫秘书。犹他州参议员鲍勃·班尼特，不仅从两房收取最多的竞选捐助，更是把自己儿子安排到了房利美工作。当然，还有一个你“熟悉”的人：南希·佩洛西的儿子——小保罗·佩洛西。看来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腐败方式，全球是高度一致的。要么长期投资，安插自己人进入权力中心，直接影响决策；要么人家给咱说话了办事了，直接给钱不太好，那就吃个空饷、给个干股，或者把人家七大姑八大姨安排好。至于贪得无厌的多德，大钱小钱都看得上，接受完贿赂还不算，他自己以非常规手段取得贷款，节省了75000美元。五然而就是这个多德，在次贷危机已经爆发的情况下，祭出了政客最拿手的两个“杀手锏”。第一开始甩锅。都是你们贪婪的银行家的错，都是这些人毫无风险意识，都是市场经济的错！甚至装模作样地把矛头直接对准直接的同侪：都是美联储和格林斯潘的错；“这8年来，你们政府的监管究竟何在？”一个负责任的，为名请命的参议员高尚人设，屹立不倒。然而他忘记了，早在他鼓吹经济适用房计划，为“两房”唱赞歌的时候，联邦政府审计部门就已经指出了两房的会计造假，布什政府在后期也呼吁加强对“两房”的监管；甚至格林斯潘，也发出了明确的警告。他都置若罔闻，并且指责他们是阻碍进步的力量，是对弱势群体毫无同情心的冷血动物。当然，布什，格林斯潘，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蛇鼠一窝，这个时候指责一下，不过是演给大众看的甩锅游戏——你看，我们还是有制衡的哟。第二死不认错。房利美房地美两家国企都要倒闭了，他仍在大放厥词：“两房本质上是stronger的，是公众对他们的资金的担忧多虑了，这就不应该恐慌，它们是有生命力的、stronger的企业。”是啊，没有什么比他的脸皮更加stronger。托马斯索维尔说：在政坛上，延续职业生涯的必备技能就是：面对自己的错误，理直气壮地耍无赖。他们没有一个人为此负责任，反而捞取政治功名，享受高官的尊荣。他们胡作非为的代价，民众默默地在为他们买单。于是，后来，这样的故事换了一个名目继续上演“代代传承”——发完了房子，该发药了，“change，change”的奥小黑来了，医保大跃进；药发完了，该发工作了，川大帝“让制造业回到国内，让美国再次伟大”，贸易战大跃进；工作发完了，疫情来了，工作又丢了，该发钱了，所以老年痴呆的瞌睡虫来了，不下猛药不行了，基建大跃进、发福利大跃进、芯片大跃进……你看那背后的人，鼓掌多么热烈！why

战后日本在位时间最长的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身亡，一时间引起国际舆论震动。在俄乌冲突和当今世界经济民族主义普遍盛行的大背景下，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二战时期的军国主义的日本，不由得让人忧心忡忡。如何评价安倍晋三的执政呢？经济政策是最重要最核心的指标，因为经济就是人类生活；国内经济政策与外交政策既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实际上也决定了对外政策。那么我们首先看看所谓的“安倍经济学”。安倍晋三2012年底上台后，面对低迷的日本经济，实施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核心是超宽松货币政策、扩大财政支出和经济改革组成的“三支箭”。1

我已是出离愤怒。我不知道这篇文章发出后，这个号还在不在，但是满腔的怒火必须说出来。因为如果我们任由这种事情继续发展，每个人的绿码，今后就要盖在额头上。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样的新闻是什么感觉，我是首先想到了两件事情：一是经检疫的猪肉，二是古代在脸上刺字的黥刑。这就是把人当牲口。但是，人之所以是人，就是因为人是理性的智慧生物，懂得与他人的互不侵犯与合作；人有同理心，能够体会他人的喜怒哀乐和骄傲与屈辱。当一个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实际上就不是社会意义的人。所以，耀武扬威地把别人当牲口的人，自己才是畜生。你不得不服，这帮人在怎么侵犯他人、羞辱他人上真是与时俱进亮点纷呈。健康码是良民证、用核酸来续命、手机上贴满各种奇形怪状的图案标识，这些事情大家都已经习惯了；后来，丹东的区级健康码、郑州给储户赋红码，人们也都容忍并很快遗忘了。既然愿意习惯和遗忘，原来大家的底线还可以继续低，那就来个升级版，在你的肉上盖章戳。先是否认，污蔑别人在传播谣言；后来捂不住，开始承认和道歉。事情就过去了哈。到底是谁作恶多端谎话连篇？不要不满意，这在他们看来已经够人性化。没有在你脸上刻个“绿”字，而且只要求你保留三天，过后还能洗掉，避免了你带着耻辱感上街，而只是把深刻的耻感留在心里，你还不赶紧谢主隆恩？都已经屈尊纡贵给你致歉了，还有啥可逼逼的？正应了梁启超的一句话：万事不进步，而独防民之术乃突过于先进国，此真可痛哭也。有几类人，是不希望疫情结束的。发了肮脏的财的人是一类，生计不受影响的人是一类，借此机会找到权力快感的是一类。无锡这个街道给人盖章戳的人，就是其中的一员。这些平日里如蝼蚁一般生活的人，这时候穿上个大白服、戴上个红袖箍，突然就摇身一变，作威作福了，下手比谁都狠。你看到他们沐猴而冠的样子感到很滑稽，但是他们享受着呢，那种发号施令一言九鼎的快感，怎能轻易放弃？俺们农村人不爱讲大道理，就想问一句，你干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就不怕丢你先人？人们总是奇怪地认为，gov必然是大公无私的，忘记一个基本的事实，这个集团由人组成；能够做出决策并实施行动的必然是个人，而不是这个集团。给人肉上盖上章戳的，总是某个人在命令某个人在执行对吧。那么，既然是人，他就必然要追求自身的利益；既然是人，他就不可能神奇地一旦加入某个集团立即变成天使；既然是由人组成的集团，那么他们的品格和水平就既不比常人高也不比常人低，那里面就必然有坏人。事实上，在权力的诱惑和侵蚀下，一个人会放弃在市场生活中的习惯和品德，道德会不断败坏，最终会使其道德水平低于全社会的平均水平。于是，在绝大多数人看来丧心病狂的事情，他们就能做得心安理得。社会上有公开羞辱他人的坏人，有谎话连篇的骗子，有偷窃他人钱财的盗贼，有拐卖妇女儿童的人渣，有非法拘禁他人的绑架犯，但是这毕竟是个案，他们会被人们人肉、曝光、孤立，并且多会受到应有的刑事惩罚。然而，给人肉上盖章、全州调剂婴儿、给储户赋红码、把人家的门上锁，是个什么性质？它们大规模地持续发生，作恶的人却突然就模糊不清了，别说根本就不会受到同样的惩罚了，你连他们到底是谁都不知道。这到底提供的是什么样的激励？那些给人肉盖上章子的人，不如唐山的那些恶霸。他们至少让人知道姓甚名谁，至少能去坐牢。你们算什么？如果你是个人，敢不敢站出来，以公开的面目示人？既然敢作就要敢当，你们敢不敢把这种缺德事告诉自己的父母和孩子？你躲在门背后，连自己的面目都不敢见人，是个什么孬种？为什么法律将唐山恶霸收监入狱，却对这些造成更大危害的人网开一面？如此践踏人的尊严的事情，难道仅仅一句“简单粗暴”就能了事？人们在事情过后，既莫名其妙，又别无选择地继续相信，于是这样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疫情以来，从开始的戴口罩测温，到健康码行程码，再到捅喉咙贴印花，以及硬隔离、门上锁、各种票证和路条、入户消杀，制造无数人伦惨剧，温水煮青蛙似的步步升级，以至于现在人们几乎忘记了，不戴口罩、没有健康码和核酸，人居然是能活下去的。这些事情是个案和偶然吗？不是的。许多人不都希望严控吗？或者准确地说，把别人严控起来。君不见到现在，许多地方一听上海人就如临大敌，仿佛见到瘟神一般，当初又有多少人，希望把上海继续疯下去？谁能说这不是一种观念基础？我们正是这样，自己不断地给自己挖坑，将权利拱手相让，并且将自己活埋的。只要这种观念不变，过段时间不定又给你整出什么幺蛾子，只会变着法子地上演荒诞。权力有扩张的本性，而且造成的危害往往规模巨大且不可挽回。本来应当是在任何时候都对其提高警惕、倍加提防，结果，人们反而呼吁它采取措施，那就是瞌睡遇到枕头。本来应当是它采取任何措施，都应当征得你的同意，争取人们的支持和理解，并且必然会面对一部分人的质疑和反对，现在倒好，大家却希望它雷霆万钧不由分说，直到灾难降临到自己头上时，才追悔莫及。现世报来得很快。当初放弃自己权利热情支持的时候，怎么就想不到这一天？我们要改变自己的观念，珍视自己的财产权，警惕一切打着高尚的旗号侵犯财产权的行径。如果不是这样，手上的章戳可能褪色，心中的章戳却永远存活。

领土这事情，对于每一个人来讲，真的很重要吗？比如一个基辅人，真的就那么在乎卢甘斯克是不是自己国家的领土吗？这个地方假如成为俄罗斯的，或者径自独立了，对自己的影响真的那么大吗？他真的愿意为保持这个地方属于乌克兰，而捐出自己一年的工资、甚至付出生命吗？这并不是说“领土完整”不重要。假如大家都愿意在一起，挺好的事。资源更多了，对所有人有利；一国之内很少有贸易壁垒，参与交换合作的人越多，就越有利于人的福利增进。可是假如双方就是不对付，然后不完整了，对一个人的福祉伤害就真的那么大吗？不一定。一个美国人可能并不喜欢阿拉伯人，但这并不妨碍他从那里买石油，改善双方福祉；一个荷兰人可能并不喜欢埃塞俄比亚人，也不妨碍他从那里买咖啡；英国人和印度人可能相互看不上眼，也不妨碍他们交换玻璃制品和香料；一个古巴人视美国为仇敌，更不妨碍他们使用Windows系统、Google地图和iPhone。他们只是不愿意在一起，并不是不愿意和对方交换。他们知道交换对双方有利。贸易，本来就是与远方的交换。所以政治领土与自由贸易是两回事，自由贸易是没有国界的。只要有自由贸易，对于每个人来说，领土大小无所谓的。香港是个弹丸之地，但它是自由港，所以小小的地方成为世界级的繁华都市。爱尔兰、卢森堡、列支敦士登，奉行自由市场经济，面积大小跟住在上面的人没关系，他们跟全球交换，所以整个地球都是他们的“领土”。一个辽宁人，跟中南半岛上的人自由交换，它到底是叫越南还是缅甸，有什么区别?他跟一个广东人的熟悉程度，会超过一个马来人？可是一旦有人操弄民族、国家的意理，一切就变得不同。这时候一个第聂伯州人和一个顿巴斯人，马上变成了仇敌，哪怕他们本来是邻居；一个乌克兰族和俄罗斯族自由恋爱结婚了，马上可能成为里通外国的奸贼；从另一个国家进口就变成了对自己不利的事，出口才是对的。可是你出口的目的难道不恰恰是为了进口？你在这里赚的钱，难道不是为了在那里购买生活必需品？所以民族、国家这样的概念真的是非常神奇的存在。一旦你成为它的一员，你就必须按照某些人设定的方式来行事，来确定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视为同胞，将另一个同样素不相识的人视为仇敌。当这样的舆论塑造成功了，所有人就必须统一行动了。这是谁最喜欢看到的局面？你懂的。所以有人就千方百计地“制造民族”，有人就千方百计扩张疆域，这意味着他的力量壮大了，可以一呼百应地让两个素不相识无冤无仇的人相互厮杀了。由此你就知道某“硬汉”最近说，那是叶卡捷琳娜打出来的疆域，那是谁谁谁划给他们的，这些地方本来就是我们民族居住的地方，是个什么意思了。难道甲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曾经掠来的地方，乙现在代表所有人扛着枪去抢回来，就是正义的？那埃塞俄比亚人，能不能向全世界的土地主张主权？毕竟，人类的祖先就是从东非走出的。民族、国界的划分从来都是武断颟顸的，是在进行区别对待，是把人的自由交换和流动进行人为的阻隔。由于有了民族划分，所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南斯拉夫打成一锅粥，卢旺达杀得血流成河，德意志人把犹太人送往毒气室；由于有了国界划分，纳粹德国把他们的西欧邻居压着胖揍，哪怕他们同属日耳曼民族。那些手握巨大权力的人，就像切蛋糕一样在地图上划线，生生把本来相依相存的人们划分为不同的族群和国籍，一座山川、一条河流，甚至就是简单粗暴的一条直愣愣的线（看看北非地图），即使在古代，也并不是人类交流的障碍，在现代交通如此发达的情况下，它们代表的区隔意义居然大于了交流的意义，难道不觉得匪夷所思？各过各的日子，各追求各的幸福，忘记国家和民族，自愿交换自由贸易，多好的事情，为什么一谈到一个虚构的想象共同体，就高潮迭起，是不是脑子有病？加入某个强大的民族，你就强大了？疆域扩大了，跟你到底有什么关系？给你分钱还是咋滴？对鼓吹这些宏大概念的人，可千万留点心，他们可能是想将一群人变成他的人质和杀手。

自由派说，枪支的杀伤力和菜刀、棍棒不可同日而语。是的。但是911事件是用飞机发动的袭击，是不是应该禁掉飞机？事实上，如果禁掉飞机，至少不会造成如此大规模的伤亡和财产损失。这是不是听起来很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