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网络语言中不只有句子、词语，有时候我们也用标点符号来表达情绪和语意，甚至这种理解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比如，‘有一个肤色特黑的姑娘叫White......’。这句话中的省略号的用法显然没有被概括在它的通常用法中，但是人们（特别是年轻人）交流的时候就很能理解，而且很有共鸣，使得语意更丰富了。”如小张同学所言，网络语言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就是表达未尽之意的方法越来越多，让年轻人非常舒服。就拿表情符号微笑来说，它笑而不语，莫测高深，甚至略带嘲弄，而也可能是无话可说，不置可否……（当然，中老年使用微笑符号没有这么复杂，它就是表示好感。）而反过来，当用开玩笑的方式说了一点不同意见，或故意说反话的时候，怕被误解，会在文末加上狗头表情，表示“以上我说的话要反着理解”，或者“我虽有不同意见，但我并没有恶意”，或者“正话反说，反串一下，开个玩笑”。此时，狗头表情成了“保命”符号。一旦忘了加狗头，可能“误伤友军”。而更简单的方法，是在句末加括号，表示各种未尽之意。中文系12级的小张同学向我解释过一个我完全看不懂的例子：“终于有人写w老师！狂喜！好吃！（所以我可以放心大胆坑了”“句中，博主宣称既然有别人写相似的内容，自己就可以偷懒放弃继续写作（即‘坑’文），括号部分展示了说话人的弱点，将说话人置于被社群批评、攻击的风险之下。通过把自己的‘缺点’‘错误’隐藏在括号之后，向社群承认规约，并先行自我批评，‘自我吐槽’，仿佛不妥的言辞由极细微的声音说出来，并举起双手声明‘我知道自己的错误，我同样以此为耻’，以此规避潜在的来自群体的攻击。”小张写了那么多，可见即使是表达未尽之意的“（所以我可以放心大胆坑了”，依然有许多未尽之意。这个例子说明，中文的未尽之意的确是不可言说的。同学们看了上面的解释，一定有这样的感觉：说了这么多，还不如不说（当然，学术研究还是要说清楚的）。中文，当我们自然表达的时候，一定有许多未尽之意，而这些未尽之意是可以神而明之的。有同学会说：没有说出来，怎么就肯定别人一定能听懂？其实，中文的自然表达，一定是适应题旨情境的。中文言说的“预设”就是听话人的默契。这就要说到默契，听话人的默契来自对整个情境（包括对话双方角色关系）的体验和理解。而在书面语中，这样的默契建立在整个文本（上下文、语篇、全书）的理解上，更建立在与这个文本相关的其他文本的“互文”上。而中文，当我们想尽可能把未尽之意说清楚的时候，一定越说越不清楚。所以，中文表达要适可而止，点到即止。原来，当我们用汉语和汉字说话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中文思维。而中文思维的底蕴是它的修辞哲学。也就是说，什么样的表达是美的？大家都很熟悉“修辞立其诚”，这是中文从《周易》开始就订立的修辞原则。“诚”在道德层面比较容易理解，就是诚恳、诚实、诚信、真诚。古人说“言而当，知也。”（《荀子·非十二子》）这个“当”，就是合于道德修养的标准。修辞和修身养性是一体的。但“诚”在语言层面就不那么好理解了。不过我们从古人说的什么样的语言不是“诚”，可以体会一二：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前一个“言”字，是立足“诚”之言；后一个“言”字，是可能游离于“诚”之言。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就已经“君子耻有其辞而无其德。”(《礼记·表记》)“言”与“德”是有可能分离的，说话人会言不由衷，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怎么知道一个人的言辞是真诚的呢？中国古人给出了一个十分简单而犀利的修辞尺度——尚简。原来，言辞的修饰和品德的修养，非但没有必然联系，而且往往可能是反向的联系。我们从老子的断言就可以明白这一点：《老子·八十一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这里说的“美”“辨”“知”，都是言辞修饰的概念和目标，而老子把一切单向度的“文饰”统统否定了。在他看来，追求文饰，是舍本求末，必然失去诚信。同学们可能感到奇怪：我就不能在诚信的基础上追求文饰吗？语言当然很重要。对于个人来说，“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春秋谷梁传》）对于社会来说，“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周易·系辞上》）但语言的重要，是因为它具有强大的表意功能，而这一功能又隐藏着巨大的危险。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语言的线性形式，对于意义的表达和理解，既是便利，又是阻碍。线性的形式，将丰富的意义扁平化，单向度化，而意义本身，却不完全是线性的，说话的深意更在非线性处。语言让意义澄明，但澄明的代价是意义在语言形式的束缚下走样，甚至异化。也就是说，辞越修，离诚信越远。要让语言发挥最佳的表意功能，就要平衡线性之言和非线性之意的矛盾。亦即限制语言的线性形式，让它为非线性的联想打开大门。不单靠语言形式去表达和理解，而是巧借语言形式去深度融入情境，体验全部意涵。“单靠”和“巧借”的区别在于，前者用线性逻辑制造了（框死了）意义，而后者“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它并不满足于条理意义，它明白许多意义不可条理，因此它更重视语言和情境的交融，给表达和理解更大的空间——超语言的空间。在“巧借”的意义上，语言只是理解的一块“跳板”。中文要做的就是让人借助跳板，纵身一跃，融入情境，在丰富的联想中感悟。中文是不是因此不精确了？恰恰相反，情境中的感悟是最真切的理解。而那些需要现代语言形式精确表达的内容，中文乐于用欧化的形式熟练表达。中文编码的这种包容性，西文难望项背。中文不仅努力限制形式的僭越，对张大语言形式局限性的举动（为求精确而横向扩展复杂化）充满警惕，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中文希望在自身形式的建构上融线性与非线性于一体，由此创造出一种虚实相间、骈散自如、以神统形的文法。虚实相间，就是在中文字与字、句段与句段之间，留有充分的意会空间。我们常说的中文的意合、中文句子组织流动的“里里拉拉”，都是虚实相间的形态。以神统形，就是在以大观小的思维方式中，将中文的单位和组织放在整体功能和情境中去理解，避免以形害义。换句话说，中文的形式不是最重要的，中文的功能才决定一切。虚实相间和以神统形，从引入外部情境和上下文功能格局来解决中文形式的言意矛盾。而中文“意犹未已”，又匠心独运，在线性的形式中直接嵌入非线性的形式，让中文的节奏“一张一弛”，频现诗意。而所谓“弛”，就是非线性形式的松弛。它的具体表现，一是名词性的述谓，二是节奏齐整的骈语，其中最常用的是四字格。两者常常结合在一起。“戏接着往下走，小菲纵身一跳，从舞台上跳到台下，身轻如燕。”（严歌苓《一个女人的史诗》）整个事件是一个连贯的动作，中文却在线性表达“从舞台上跳到台下”的前后，用了两个四字格，极富想象地描写了动作的形态和神态。“纵身一跳”和“身轻如燕”，它们是“述谓”吗？当然是，但它们不是线性述谓，而是非线性述谓。整个四字格是名词性的意象，在我们的眼前如电影镜头的定格，栩栩如生。中文创造了一种融线性与非线性于一体的句法形式，从根本上解决了人类语言“言不尽意”的困境。这源于中国文化最古老的智慧——汉字从一开始就是非线性的。
同学们常问我中文为什么这么好听？因为中文的声调抑扬顿挫，更因为中文的节律骈散自如，线性思维和非线性思维相辅相成，浑然一体，于是中文的句子气韵生动，“一片宫商”。学习过西方语言的同学，都深受西文的“繁”之虐。想起当年在网上看到的吐槽段子：“老子两年前选了法语课
于是踏上了尼玛不归路啊
谁跟老子讲法语是世界上最油煤的语言啊
尼玛听的哪个外太空的法语啊
“所有名词都分男女啊
胡子是女的啊
头发是男的啊
钥匙和锁都是女的啊
法国人开门的时候 多么活色生香啊 有木有
我以后再也不能睡在床上了啊
因为床是男的啊
赤果果的搅基啊
所有词的性别都要记啊
因为男的女的冠词不一样啊
“每个动词每个时态有六种变位啊
法语一共尼玛23种时态啊
都要背啊
考试要考啊 有木有
全考没学过 不规律的啊
坑爹啊
当老子是谷歌翻译啊
“介词一坨一坨的啊 有木有
光表示方位的你就伤不起啊
到达和出发用的不一样啊
城市和国家用的不一样啊
男国家女国家其他国家用的都不一样啊
男大陆女大陆用的也不一样啊
男州女州其他州用的更不一样啊
元音词开头非元音词开头用的全部都不一样啊
还有各种岛 省 地区尼玛各种不一样啊
……
“学法语的上辈纸都是讲一句话要翻10次词典的天使啊”
西文之繁，是西方文化的修辞哲学决定的。在亚里士多德眼里，修辞的形式技巧已经独立于话语内容而成为一种本体论。“口吻”比内容更本质。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对这一点毫不掩饰：“写下来的语言的效果，更多地取决于文体，而不是思想内容。”“妥当的用法可以使人们相信你所描写的故事是真实的。因为当你把事情描写得就像人们所做的那样时，这一事实就会使人们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你是信任得过的。因此，不管你所说的故事究竟是不是真的，他们都会把它当成真的。”而且，“一个充满了感情的演说者，常常使听众和他一起感动，哪怕他所说的什么内容都没有。”更具体地说，“演说的作者有时过度采用这样的技巧来影响听众。他们说：‘谁不知道这件事呢？’或者，‘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听的人听了这样的话，会以不知为耻，因而同意演说家，认为他和旁人一样，都知道这件事情。”这种“修辞立其术”的修辞哲学，与中文的“修辞立其诚”，与中文的“君子耻有其辞而无其德”，与中文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天差地别。西文信奉形式可以包揽一切甚至制造出不存在的内容，而中文的原则是决不允许形式曲解甚至掩饰内容。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哲学看，中西双方其实都识破了语言形式对意义的僭越，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言说策略。这就是中文何以从远古的形态丰富，最终走上了“尚简”的发展道路。这样一来，语言就不再僭越意义，不再是意义唯一的“代言人”，转而成为意义的触发机制，积极促成意义的最大化，实现中文理解的最高境界——神而明之。实际上，当我们用汉字书写的时候，这样的修辞模式就“自启”了，同学们能感受到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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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