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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小龙：中文在“不立文字”中立了什么？

申小龙 文化语言学新视野
2024-09-10

中文系15级小张同学来信：
“《坛经》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不立文字’。佛教说：‘名者，想也。’当一个名词出现在你的面前时，就引起你的联想。就像‘望梅止渴’中的‘梅’，当你听到并想起‘梅’时，就不由得口舌生津。

“禅宗认为，语言文字传递的不是最终境界。最终境界应该是‘不可思议’或者‘不可言说’的。他们主张以心传心，不立文字，因为语言文字常常在人心里面产生一种阻隔。

“‘不立文字’的意思是，不确立文字的权威性。禅宗为了瓦解人对语言文字产生逻辑和联想的习惯，用了三个方法：

“干脆不要文字。对于万事万物，你都直接体验。语言有时候就在你和事物中间产生一种障碍，这时抛开语言是必要的。因为语言文字是别人告诉我们的，不是自己亲身去理解的。

“用文字破坏文字，用语言来破坏语言。即用矛盾的、不通的、别扭的语言案例破坏人对语言的习惯性执着。

“回到‘原初之思’。当人的理智还没有形成固定的框架，语言文字还没有把这个世界固定化的时候，从那个原初的起点出发重新思考。

“这是佛教禅宗的看法。我认为他们这种观点，恰好从反面证明了，人对于语言都有一种下意识的遵从习惯，不是我们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我们，这是语言规定性的一种表现。

“尽管‘不立文字’的做法带有宗教色彩，我也觉得这种说法在现实生活中不具有普遍意义，因为人还是要通过语言来交流、沟通和认识世界的。但是，我想请教您是怎么看‘不立文字’的说法的，毕竟这种说法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语言的批判。不知道我理解得对不对。”

一、“不立文字”的文字反思
小张同学认为“不立文字”“恰好从反面证明了人对于语言有一种下意识的遵从习惯”，这一点直切“不立文字”的原委。也就是说，“不立文字”不是“文字否定”观，而是“文字反思”观。

反思什么呢？

1. 有限与无限

文字的表达是有限的，而人的体验是无限的。

2. 澄明与遮蔽

文字让现实澄明，澄明中往往充满了误导。如果执迷于文字，就会远离人的真实感受。

3. 无感与有感
无感地使用文字，会因迷信文本而遮蔽真实的感受；有感地使用文字，会在语境通观中领悟文字背后丰富的意涵和情感。

我们看禅宗一些著名的公案和语录，都是通过文字来传达的。这些文字启发人们的思考，帮助人们领悟道理。禅宗的一则故事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有一位叫无尽藏的尼姑去见六祖慧能，拿出经书请慧能讲解。

慧能说:“我不认识字，你把经文念出来，我给你讲解。”

无尽藏大吃一惊，说:“你不识字，怎么给我讲呢?”

慧能说:“我不认识字，并不妨碍我给你讲解经文的含意。”于是以手指月，说:

“看到天上的月亮了吗?它就像是佛经中的道理，我的手指就像是经书中的文字。手指可以指出月亮的存在，但手指并不是月亮，看月亮也不一定非要通过手指呀。”

慧能说的“手指可以指出月亮的存在，但手指并不是月亮”，说的是语言可以代言（即符号化）现实，但语言的代言是有局限的，语言和现实是有很大距离的。
慧能说的“看月亮也不一定非要通过手指”，说的是对现实的理解，除了线性化的途径（外在语言和文字的途径），还有非线性的途径（内在体验和领悟的途径）。

因此文字所载的佛法经文只是指引人们领悟真理的手指，而真正的佛性是超越文字的，就像明月一样。修行者不应固执文字，而应以文字为触点探求真理，神而明之。这就是禅家悟道何以“不立文字”“不依经卷”的原因。

这样看来，“不立文字”其实是为文字开辟了非线性理解的语境通观。

我们举一个很小的中文的例子：
王蒙写过一篇小说《夜的眼》，这篇小说翻译成英文、德文、俄文等多种文字，但所有的翻译者都会打越洋电话问王蒙一个问题：这个《夜的眼》的“眼”是单数还是复数？

王蒙说：“当他们逼我来考虑这个问题时，我感觉到实在是在受刑罚，在汉语里根本没有这个问题。我当时起的名字恰恰有这样一种神秘感，你可以说夜本身的眼，可以说夜里行人的眼睛，也可以说是电灯泡好像夜晚阴森孤独的眼睛，都可以。但翻译到其他民族语言的时候却要解决是一只眼还是两只眼的问题。”

在王蒙看来，这里的“眼”至少有三种解释：

第一，把夜拟人化，这个夜本身就是眼，不存在单复数的问题，可以是千手千眼，也可以是一只眼睛。
第二，主人公的眼，当然这是复数。

第三，指文中的一个电灯泡。这个电灯泡非常昏暗，主人公看不清路，不小心在工地上掉进沙坑里，那么它就是单数。
因此，“夜的眼”的“眼”应该既是单数又是复数。
王蒙的书名《夜的眼》，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不立文字”的表达，它充满了非线性理解，充满了不确定性，最大限度涵盖了作者的内心体验。而那些打电话给王蒙的西方翻译者，习惯于固执文字来理解，执迷于“眼”的单数和复数，理解就大受其限，远离了真实的体验。

从这个例子同学们可以体会到：中文的天性就是“不立文字”。

二、“不立文字”的中文之道
中文的“不立文字”，实际上是以“不立”的态度来做“立”的事情。

怎么做呢？

就是“有限地立”。

“不立文字”，是要充分利用联想、意会的功能。而意会虽然在交流中一直“在场”，但离开了语言，意会往往难以充分施展，因为它没有方向。
联想需要语言的提示，意会更须符号的触发。虽然意会往往会在沉默的时候发生，但这样的沉默必然是更大范围语言交流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是上文的语言支持了此刻的联想和默契。

为此，中文用“有限地立”来最大限度实现“不立文字”的功效，用“有限地说”来“说不可说”。

中文的“有限地说”，其基础性的操作，是表意汉字。
1. 表意字将书面语的单位限定为意象

世界上的拼音文字都以记录口语词为己任，而汉字从一开始就以建构意象为己任，这使得它在记录口语时有很强的主体意识。
汉字并不被动地复制口语词，而是以自己的意义图式去主动建构语言。这样一来，汉字书面语就成为意象的联结。字与字、单位（字或字组）与单位的联系，不由口语形态单方面决定，而更靠意义关联决定。

这样一种文法，将一般形态语言的“形合”转为“意合”，必然要求每一个单位（字）在功能上具有充分的弹性，以适应千变万化的意合不受限地发生。这就使得语文组织中的汉字无论在意义上，还是功能上，甚至在字音上，都成为一个弹性实体，形成了汉语表达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简约性和灵活性。

显然，这样的文字，正是为“不立文字”准备的。

当一个字成为“弹性实体”，它可以在不同的语法功能中复制自己，例如：
“他是婶娘的奶奶大的”

“这根火线上的电会电死人”

“画个圈圈了一大块地”

语言与文化课上，同学们举过许多“异位复制”的字例，如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蒋捷“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中的“红”和“绿”，范成大“愿我如星君如月，夜夜流光相皎洁”中的“皎洁”等。

当一个字成为“弹性实体”，它会在不同的组合中变化出不同的含义。例如“火”字，在“柴火”“败火”“光火”“过火”中都有不同的含义；而“灶火”指炉灶，“洋火”指火柴，“社火”指民间在节日表演的各种杂戏，“火”的联想（意义弹性）已经没有边界。
当一个字成为“弹性实体”，它可以通过倒序表达不同的意思。例如“蜜蜂的蜂蜜”“奶牛的牛奶”“事故的故事”“心虚的虚心”“感性的性感”“情敌的敌情”，甚至“情调的调情”。　
当年台湾屡遭水患，“立法院”有人建议：陈水扁（当时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最好改名“陈扁水”，免得台湾老是被“水扁”。

2.表意字将书面语的文法限定为意合法
表意字把符号建构的逻辑牢牢建立在意义而非词法形态上。只要使用了汉字，词法形态就遁于无形，被“洗”得干干净净。正如吕叔湘所说：“我们说汉语的人还真不羡慕那种牵丝攀藤的语法，我们觉得到处扎上些小辫儿怪麻烦的，我们觉得光头最舒服。”吕先生举过许多例子：

“我国某些兄弟民族语言和西方语言里边用形态来表示的概念，汉语里边或者不作表示，或者用半独立的词来表示。”

例如：“我说，你说，他说，他们说”，都是同样的一个“说”；“他昨天说…，他现在说…，他明天一定还要说…”，也是同样的一个“说”。

“一个男同学，三个女同学”，“同学”这个词本身没有变化；

“亲爱的爸爸，亲爱的妈妈，亲爱的同学们”，“亲爱”这个词也没有变化。

从表面上看，半独立的“们”可以表示复数，“了”可以表示动作的完成，但它们都没有普遍性。

汉字超越了语法形态的束缚，它就变得灵动起来。字与字的组合成为搭积木般的意义碰撞。
有这样一个笑话：

一卖衣服的商人在货摊上树了一个牌子，上写“包不褪色”。一顾客买衣服回去褪了色，来找商家。商家口气很硬：我在牌子上清清楚楚写着“色褪不包”。

商家的狡辩利用了汉字的回文，而回文这样的“反形式”游戏，遵循的法则正是意合。

唐诗人郑谷《慈恩寺偶题》中的“林下听经秋苑鹿，江边扫叶夕阳僧”，将各个词互换，就可以重组新的诗句，例如：
“秋苑林下鹿听经，江边夕阳僧扫叶”

“秋苑鹿林下听经，夕阳僧江边扫叶”

“听经林下秋苑鹿，扫叶江边夕阳僧”

中文的古诗充分利用了汉字意合的特点，在“无规则”的自由状态下写意，并经营出极致表现的和谐音律。

现在同学们可以明白，禅宗的“不立文字”将语言文字的局限性绝对化，由文字的“过执”跳到“无执”，将理解交给了内在体验。这是一种消极状态的“不立文字”。
而中文的“不立文字”不仅认识到语言文字的局限性，而且反过来巧妙利用语言文字的有限的“执”，将汉语的“字本位”塑造为能够举一反三的弹性实体，最大限度触发和延伸了体验和领悟的宽广度，实现了言简意赅的表达效果。这是一种积极的“不立文字”。

这就是以“不立文字”的态度做“立”的事情。

哲学家张岱年曾说：
“西洋哲学中常认为本根在现象背后，现象现而不实，本根实而不现，现象与本体是对立的世界……

“中国哲人决不认为本根实而不现，事物现而不实，而以为事物亦实，本根亦现；于现象即见本根，于本根即含现象……

“在中国哲学，本根与事物的关系，不是背后的实在与表面的假象之关系，而是源流根枝之关系。”（《中国哲学大纲》）

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中西文法的本体差异，完美解释了中文以弹性实体无限意合的文化哲学——

体用一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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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年目录链接（三）
（2020.4.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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