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建民

  1939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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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65年到1971年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担任过法语翻译；1971年成为中国驻联合国首批代表团工作人员。

在5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共体使馆政务参赞，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及发言人，中国驻荷兰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大使，中国驻法国大使，外交学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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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安全、公正、治理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也是最后一次会议，从4月1日上午9点开始，到4月2日中午结束。会议开得很紧凑，内容也很丰富。

我们的会议是在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总部举行的。国际和平研究所是一个民间研究机构，委员会借用其总部的会议室开会。

本次委员会会议最引人瞩目的大概就是安理会改革。安理会改革不是个新问题，联合国讨论了20年了。

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成立。

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安理会的成员国仅为11国，5个常任理事国，6个非常任理事国。1965年安理会改革，成员国从11国增加到15国。

今天的世界与1965年的世界有了很大的变化。1965年是美苏两极体制的世界，当时联合国会员国仅为117国；今天的世界正在走向多极，一批发展中国家崛起，联合国会员国的总数也上升到193个，绝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

世界变了，安理会当然也要改革，这一点大家都同意。

但是，安理会的改革非同小可，要改革安理会就要修改《联合国宪章》。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修改《联合国宪章》需要安理会同意，那就意味着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有否决权，而且需要大会2/3多数通过。怎么改？各方立场尖锐对立。

2005年联合国成立60周年的时候，这个问题吵得很厉害。

日本、印度、巴西、南非成立了四国集团，它们都想扩大安理会，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但是有不少国家不赞成，说安理会有五个常任理事国已经够多了，再增加几个，那安理会运行起来就更困难，所以2005年吵了半天没有结果。

2015年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四国集团又在四处活动，争取这一次能够往前进一步。

人们之所以特别重视安理会，那是因为安理会被视为联合国的最高机构。联合国大会成员很多，所有参加联合国的国家都是成员，在大会会场都有一席之地。

但是，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与安理会的决议差别很大。大会通过的决议是属于建议（recommendation）性质，如果不执行，仅承担道义上的责任。

但是安理会的决议则不然，具有强制性，必须执行。如果不执行，安理会就要实施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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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安全、公正、治理委员会在讨论安理会改革的时候相当热烈。

巴西国防部前部长塞尔索·阿莫林

巴西国防部前部长阿莫林多次发言，主张安理会要扩大，而且扩大的成员要分两类：准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理由是一批发展中国家崛起，对于增加的常任理事国是否有否决权，可以再讨论。但是他主张，委员会应当就安理会改革表态。

阿莫林发言后，加拿大前外长阿克斯沃西表示不赞成安理会扩大后分两类成员。他的理由是联合国绝大多数是中小国家，突出了一些所谓贡献大的国家，那就等于排斥联合国会员国的主体——中小国家。这会引起很多矛盾。

奥尔布赖特也发言支持阿克斯沃西的观点，认为排斥多数国家不合适。

哥伦比亚财政部前部长奥坎波则表示坚决反对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5个常任理事国已经太多了，再增加怎么得了。

印度前外秘萨朗则表示赞成扩大后的安理会分两类国家，但他没有过多地阐述，仅表示了这个立场而已。

我发言：

赞成安理会要改革，确实今天的世界与1965年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大变化中最突出的是发展中国家崛起。2013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因此，安理会扩大必须考虑到这个最大的变化。

阿莫林听了大家这番辩论后颇为激动，发言称如果委员会的报告这次不提安理会改革，那他就要退出委员会。

这个话是很厉害的，多少带一点威胁的性质。但是讲完话后过了一阵，阿莫林又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即安理会的改革必须考虑当今世界的现实。这个提法回避了改革的细节，这样一个表述大家好像没有异议。

参加这场有关安理会改革的讨论，引发了我很多思考：

美国总统曾公开表示支持日本、印度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是懂得联合国游戏规则的人都知道，这种表态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因为安理会的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把这个意见包含在改革的具体方案中，并为大家所接受才能实现，否则就是说说而已。

改革真是不容易，在一个国家进行改革必须冲破现成的利益格局，既得利益者会阻挠，会不高兴。国际上的改革更是如此。现成的国际机构是战后建立起来的，反映了当时的现实，今天要改谈何容易。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大家都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表决权要改，要增加中国、印度的权重，会议通过了。但是这个决定需要美国参议院的批准，到现在还在美国参议院搁浅，毫无进展。

7

在讨论失败国家和暴力冲突时，巴西、哥伦比亚、印尼等代表均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动辄军事干预、发动战争表示担忧。

我在发言中指出：

世界上确有一些失败国家，有些失败国家是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有的则是外国军事干预造成的。我们不能治标不治本，不仅要应对失败国家的现状，而且要防止今后大国公开进行军事干预，避免出现更多的失败国家。

在讨论气候变化问题时，与会者普遍对2015年底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会议的前景表示乐观。

加拿大前外长阿克斯沃西说，由于北极、南极的冰川融化，一些在冰川里封冻了几百万年乃至上亿年的毒素，又被释放出来。如何应对这些毒素，目前尚无解决方案。

在讨论网络安全问题时，美国国土安全部前副部长简·鹿特发言指出，互联网给公众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但问题也极大。互联网上没有安全，政府的信誉丧失殆尽（trust collapse）。面临这种现状，目前还没有解决办法，亟待进行治理，但各国看法很不一致。

他还说，现在信息流动很快，“伊斯兰国”就能通过互联网在美国和欧洲发展成员，这种状况非常令人担心。

巴西前外长阿莫林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要有一些规矩，譬如，不应窃听对方领导人的谈话。巴西总统卢塞夫的谈话被美国窃听一事公之于众后，在拉美国家引起了极大震动。拉美各国领导人现在很不愿意去华盛顿访问。

我发言说：

互联网目前确实存在无政府状态，亟待治理。治理就需要大家坐下来讨论，联合国也应该参与，因为联合国最有代表性。

8

4月2日是本次会议的最后半天。上午我们去德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与25国大使就世界形势和联合国改革问题座谈了一个半小时，大家发言很踊跃。时间不长，但反映出各国对于世界面临的问题想法不一。

1

日本大使强调，要实行法治就要加强国际法院等国际机构的权威，要使其决定具有强制性。

2

印度大使提出，联合国应当倡导制定国际网络安全法，像过去召开的海洋法大会一样，把网络问题管起来。

3

英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提出，2014年11月中美首脑达成的关于气候变化的协议不是上限，而是起码应当做的事（Not the ceiling but the floor）。下一步应当给碳排放定价，这有利于新技术的推广和使用，也有利于治理污染。他还转过身来看着我说，有些新技术是中国人发明的。

4

新加坡大使说，即使今天全球做到了零排放，各种气候灾难仍然会发生，必须加强全球治理。

5

阿根廷大使强调全球经济治理要民主化，对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要进行改革。

6

巴西前外长阿莫林说，21世纪头10年，世界谈反恐谈得太多，谈减少贫困谈得太少。

与各国大使座谈后，委员会成员又坐到一起简短碰头，商定下一步的行动。我出席本次会议的任务也就结束了。

我出席这次会议，深切地感受到世界确实面临很多问题，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各国的看法不一样。但是有了联合国这个平台，各国的代表可以坐在一起进行探讨，这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

如果没有联合国，各国代表就不可能坐在一起，经常就世界面临的问题进行磋商。尽管我们面临的问题错综复杂，但经过磋商，总能就大家意见比较一致的问题达成协议。这样世界才能够不断地前进。

联合国不是清谈俱乐部，联合国对于促进人类解决面临的难题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END -

文字 | 《吴建民谈公共外交》吴建民著（出版于2017年）

图片 | 网络

编辑 | 走近外交 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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