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南宋时期的杭州佛教

▲历史｜杭州佛教缘起

▲历史｜唐代杭州佛教之盛

▲历史｜杭州佛教之吴越兴佛

▲历史｜北宋时期的杭州佛教

北宋靖康时，金兵南侵，徽、钦二帝被掳，宋钦宗之弟赵构时任河北兵马大元帅在商丘称帝，即南宋高宗。当时，群臣中部分力争还都东京（今开封），收复失地；而另一部分则坚主议和妥协，放弃中原，继续南逃。实际上，赵构就是实行投降路线的主谋。

赵构在南逃中，曾远逃海上。期间多次往返于建康（今南京）、杭州。建炎三年（1129）各地义军纷纷奋起抗金，径山寺第二代住持圆应梵仁率精壮僧侣御敌，大战独松关，终因寡不敌众战死沙场。就在这一年，赵构为苟安江南，将杭州升为临安府，一面打着“恢复、中兴”的旗号，一面于绍兴三年（1133）在杭州兴建明堂，次年兴建太庙，为定都临安造成即成事实；并于绍兴八年（1138）正式下诏定临安为行郡；南宋王朝以临安（杭州）为中心，前后统治了一百五十二年。

当时杭州的佛教，经五代吴越和北宋的倡导已成为“东南佛国”。南宋王朝为了维护其统治不能公开“排佛”，却继承了“崇道排佛”的遗风，采取各种措施“扶道抑佛”。由于杭城佛教已具深厚基础，其结果都与统治集团的愿望相反，出现了“佛道并盛”。至宋宁宗时，在群臣奏请“品评江南名寺，尊表五山”的条件下，杭州佛教进一步兴盛，梵宇琳宫遍布湖山，出现了杭州佛教史上的高峰。其演变情况如下：

高宗南渡，“民之从者如归市”，不但“西北士大夫多在钱塘”，且汴京一批名僧也相随南下，如㑃堂中仁等。

绍兴十二年（1142），与宋徽宗赵佶同时被掳的显仁韦太后自沙漠放归。她在赵佶的影响下虔信道教，来杭后就在南宋大内绘真君像，并按其图像令匠人以沉香木刻制四圣像：即道教紫徽北极大帝之天蓬、天猷、诩圣、真武四将，奉安于慈宁宫。于是宋高宗下诏建“十大宫观”，由内臣韦渊在西湖择地建殿。湖中孤山，自古是杭城的宝地，自唐至宋，经白居易、元稹、苏东坡等支持，遍布寺庙。韦渊也看中孤山，“凡旧刹之在孤山者，诏皆他徙”。于是孤山著名的广化寺、玛瑙寺、智果寺、竹阁寺等全部迁移北山。

绍兴十五年（1145）“降内廷所奉沉香四圣并从神二十身于殿”，于二十年（1150）“复汴京延祥观额”，在孤山出现了规模庞大的“四圣延祥观”，“饰以大珠，备极工巧”，并另建延祥园。至淳祐十年（1252），宋理宗又听从中贵卢允升妄言“五福太乙临吴越之分”，将延祥园改建为“西太乙宫”，供奉道教诸神和历代帝后画像。

▲杭州梵天寺遗址

在此同时，宋高宗又对佛寺横加摧残。昭庆寺被占为策选锋军的教场，祥符寺（即龙兴寺）被拆建为军器所，凤凰山的圣果寺、崇圣寺、梵天寺均划为禁苑。宋高宗赵构为保持其皇位，不愿迎回被虏的徽、钦二帝，但却又大事宣扬其“孝道”，在西湖两岸，将湖北的昭庆寺和湖南的惠昭寺均被改作祭祀的斋宫。至绍兴九年（1139）大赦天下，又为了奉祀宋徽宗先后将净慈寺改为“报恩光孝禅寺”、“净慈报恩光孝禅寺”，将惠昭寺斋宫并入；又将灵隐寺改称为“崇恩显亲禅寺”。

在宋高宗统治期间，杭州大批寺院由祀庙斋宫逐步发展成为家庙。一些皇亲国戚、皇后妃子、臣僚以至内侍都占用佛寺成为私人的香火院、功德院、殡所等。一旦占用，均重建整修，扩大规模，并新建了不少寺院，梵宫佛刹，随处皆是，钟磬梵呗，彼此相闻，佛寺增加到四百八十多所，“海内都会，未有加于此者”。

据志书载：南宋时，杭城木子巷的明庆寺为朝廷祈祷和文武官僚建启圣节道场之处；盐桥东的仙林慈恩普济教寺，内有万善大乘戒坛，为僧尼受戒法之地；该寺和佑圣观之东的太平兴国传法寺、木子巷北的千顷广化院均为群臣祈祷之处。在南宋王朝“家庙化”的影响下，杭城佛教难免劫难，其中有成批著名佛寺被改作了家庙，如善宁寺为谢皇后香火寺，修吉寺为郭、夏、李、韩四后攒宫（古时帝王暂殡之所），旌德显庆寺为慈明太后香火院，资圣院成为濮王墓地，褒亲崇寿教寺为刘贵妃香火院，广福院为陈淑妃香火院，净素院为蔡贵妃香火院，西莲瑞相院为黄贵妃香火院，惠光尼寺为韦太后香火院，集庆寺为阎妃香火院，圣寿寺为秀王香火院，永福寺为隆国黄夫人功德院，净严寺为内侍董永仲香火院，权臣韩侂胄和慈福太后等均曾占天竺寺作为功德院。

这类被占佛寺充作家庙可计数的不下三、四十处，有的一旦被占就由朝廷下令拨地扩建，如旌德显庆寺一次就赐田三千亩，崇恩演福寺（南天竺寺）赐田五千亩，而且这些香火院、功德院大多“寺额皆御书，巧利冠诸刹”。直至庆元三年（1197）由皇太后提出不应将寺院占为家庙，部分寺院才还寺于僧。

除“家庙化”外，还有难以计数的寺院被占用改建成为御园。仅环湖周围，南有聚景、珍珠、翠芳；北有集芳、延祥、玉壶；东有庆乐、南园、德寿、光尧、翠华等园，下天竺寺一度也被占作御园和考场，这些御园规模更大。如宋孝宗为奉养其父赵构，除在望仙桥占道教德寿宫改建外，又在湖边清波门外拓造聚景园，以“致养北宫”，北自涌金门起，南到清波门止，以流福坊水口为水门，共拆佛寺九座，内辟有会芳殿、瀛春堂、揽远堂、芳华亭以及瑶津、翠光、桂景、滟碧、凉观、琼芳、彩霞、寒碧等楼台亭阁和柳浪桥、学士桥等。亭宇皆由宋孝宗手书匾额，曾请两宫在此游乐。宋光宗时奉三宫、宋宁宗时奉成肃皇太后都到聚景园观赏。后因年久荒芜，逐渐废圯。

对南宋时占寺院供皇家享乐，当时一些诗人曾纷纷吟咏嘲讽。爱国诗人陆游《小舟过御园诗》云：

杨万里《看刘娘子寺芙蓉诗》云：

周密《刘寺诗》云：

毛翊诗云：

潘纯题《高宗二刘妃图》诗云：

凌云翰题《重过柳湖寺》诗云：

当时灵隐寺住持瞎堂慧远于奏对时也提出“愿陛下早日恢复中原”，表达了人民的意愿。

南宋王室耽乐湖山，不修水利，却利用菩萨祈雨、祈晴、祝寿、祭祀。每次进香祈佛，糜费甚巨。如四月初八是寿和圣福皇太后圣节，尚书省、枢密院于一月前就到明庆寺筹备祝圣道场，州府教集、衙前乐部以及歌伎等都要练习进寿仪规和演奏乐曲。四月初四、初六，先后由枢密院修武郎以上官员、尚书省宣教郎以上官员前往参加祝寿，其他文武百官都要到千顷广化寺礼圣。凡皇帝皇后生日也要到明庆寺祈福。咸淳三年（1267），元军侵犯襄阳、觊觎江南，被百姓嘲讽为“湖上平章”（宰相）的贾似道十分惊慌，曾两次上灵竺祈求保佑。至今灵隐龙泓洞内尚遗有贾似道这次祈祷的摩崖题刻：“咸淳丁卯七月十八日贾似道以岁事祷上竺回憩于此......”。

此外，也有一些寺院被改作纪念人物的神庙。如智果观音院于南宋隆兴元年（1163）由宋孝宗改为礼葬抗金名将岳飞之处；嘉定十四年（1221）由宋宁宗改为“褒忠洐福禅寺”，后即改为岳庙。

由于朝廷任意占用佛寺，引起寺僧不满，于是不少僧人纷纷离寺出走。如宋理宗为征用灵隐寺菜园地建阎妃之父的功德院，当时住持痴绝道冲力争不得立即表示退院，身背斗笠衣包出走，朝廷遣使挽留，痴绝坚持不回，而他“横担柱杖绕天下”，“朝命虎丘养老不就”，“以蒋山起之不应”，“如师隐所三返卒不奉诏”，云游庐山后前往径山。宋理宗为平息不满，以古荡圩田若干与灵隐交换。

当时杭城寺僧出走大多云集径山，致使地处偏远的天目东北峰的径山寺香火独盛，号称“三千楼阁五峰寒”，特别是“径山宗杲”以提倡“看话禅法”后，远近禅众均以“看话禅”为入门，纷纷上径山求法，挂单僧人最多时达到三千人。不少名僧也都上径山参佛，径山寺被 称为“东南第一禅院”。

据《咸淳临安志》称：

吴自牧《梦梁录》卷十五称：

故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称：

《野获编》等史书亦称：“杭州大刹，俱御前来领，最为崇赫”，朝廷对名刹古寺常赐额、赐金、赐田，而一些官僚缙绅、文人墨客等也纷纷侧身寺院，交结僧侣；当时平民为逃避徭役也多投入寺院，而官府却以出卖度牒作为财政收入的来源，实际上促成寺院的发展。

杭州是南宋行都，佛教流派的兴衰浮沉影响甚大。此时禅宗五家，除法眼、沩仰于北宋末逐渐衰微外，临济、云门方兴未艾，各大禅寺大多奉行临济宗杨歧派；天竺教寺则以天台教观为主。南宋嘉泰二年（1202），以排斥禅宗为主旨的白云宗，又由白云庵沈智元“奏乞赐额”，以恢复白云宗，当即受到臣僚们反对，罗列罪名，称白云宗为“传习魔法”的“奸民”，自植党羽，挟持祅教，敛率民财，藏匿逃犯等，奏准宋宁宗流放沈智元，拆除庵宇，禁其流行。由此，佛教禅宗流传朝野，影响日广。至嘉定年间（1208-1224）朝臣以临安既为京都，奏请宋宁宗品第江南各寺，“尊表五山”，分别评定出禅寺、教寺、律寺“五山十刹”。

被评为律寺“五山十刹”的有昭庆、六通、法相、菩提、灵芝等寺。

南宋杭州佛教徒大多重视修持。故南宋杭城佛学以临济宗最为盛行，不少临济高僧都有创见和发展。如径山的蒙庵元聪为临济杨歧派六世，无准师范等均属临济宗法系高僧，偃溪广闻历住“八山”，广收徒众，弘扬临济杨歧教法，虚堂智愚先后住十一名刹也广传临济之道。

南宋前期，佛门研学之风大盛，出现禅宗两大流派。世称“天童和尚”的宏智正觉禅师于建炎三年（1129）应邀住 天童寺说法三十年并撰《默照铭》，提倡以坐禅为修习方法，主张以心传心，见性成佛，不立言语，让人以心静默究，参悟禅意，故称“默照禅”法。绍兴年间，径山宗杲被放逐各地，他一路集先德机语，以一事一物，一言一动，加以拈提，并通过分析历代奇特公案，拈引古典，加以阐发，并进行辩论，从而领悟佛理，解析疑义，断破迷惑，称之为“看话禅”。从此两浙禅僧大多以“看话禅”为入门，并贬正觉的“默照禅”为邪禅。径山宗杲嗣法弟子九十余人，其中不乏名位大德，分住两浙名山，至此临济宗独盛。

随后宗杲弟子佛照德光下又分灵隐（之善），北磵（居简）两派，之善的再传弟子楚石梵琦晚年时转修净土，而居简再传念常、德晖后不昌。与径山宗杲齐名的虎丘绍隆的再传弟子密庵咸杰最后也住径山，并分松源（崇岳）、破庵（祖先）两派，后者日盛，下传雪岩祖钦，其弟子云峰原妙成为西天目一代名僧。

禅宗五家，至南宋后期已仅剩临济，其余或归灭绝，或已衰微，云门宗等法系已无从查考。但其中曹洞宗至宋末复盛，此后也只是“维持末坠之绪”。临济宗的黄龙派则数传即绝，而临济宗杨歧之后独盛，枝繁叶茂，嗣法弟子如佛照德光、真歇清了、清润怡然、可允逸老等都是当时德行较高的名僧，不少人有传世之作。由于佛学兴盛，四方来杭参学游方的僧人日益增多，南宋后期灵隐寺、净慈寺、径山寺等挂单僧人多时均达一千七百多人。成批日本僧人也纷纷渡海入宋来杭求法。

此外，自唐武宗灭佛后渐趋衰败的华严宗，于南宋末期曾由号称“武林沙门”的希迪（1180-1240）活动于杭州，弘扬华严教义，著有《五教章集成记》等，与道亭、观复、师会等并称“华严四家”。直至南宋末期端平年间（1234-1236），天竺灵山寺住持守愚曾奏请将智顗弘扬天台教观所著的《记钞》二十余卷编入佛典，颁行天下，天台教观又呈中兴之势。

为了尊崇有德高僧，自唐代以后常由朝廷赐予紫衣以示荣贵。南宋嘉熙四年（1240），荆湖总臣竟奏请朝廷下旨着令僧道都要买紫衣和赐号，有师号才能住持佛寺，遭到佛教界的非议和反对。当时净慈寺住持笑翁妙堪上书朝廷说，如果有千金就可“主法”，则“吾道殆矣”。宝祐元年（1253），径山寺住持心月见南宋统治摇摇欲坠，趁机提出改“十方住持制”为“分宗制”，各宗保举僧人管理各宗，立即遭到上天竺住持法照的反对，他向朝廷奏称：“宗宗党党非古也”，意为分宗分党有违古训，随后宋理宗下谕：“古法难易，预为釐正”作罢。

南宋末朝，朝政腐败，不少名僧忧国忧民，有的还提出改革朝政。无准师范就提出：“法要示陈，参政贵谊，奏云简明直截，才有补圣治”，虽也受到朝廷赞许，但已无补于事。在蒙元大军侵入江南时，杭州有大批僧人怀着“亡宋之痛”流亡出走，有不少高僧就在此时东渡日本，在日本传播中国禅宗，特别是临济宗杨歧派从此在日本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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