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回顾 | 伯明翰大学：批判性奥威尔
老吕的蹭会时间！（反正封控在家闲来无事）这次是伯明翰大学英文系办的“批判性奥威尔”，这次会议其实没有那么“科幻”，毕竟除了《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奥威尔的其他作品都是纪实类的，不过鉴于咱们当下现实本身已经变得无比魔幻，读一读奥威尔自然也是极好的。
主旨演讲1：奥威尔与2022年的恐惧
专题1：帝国、殖民与奥威尔
专题2：跨媒介的奥威尔
专题3：奥威尔与世界文学
主旨演讲2：奥威尔与情感政治
专题4：奥威尔与“具体”的人
专题5：教育与哲学
专题6：空间与叙事
专题7：形式、秘史与地方性
主旨演讲3：骗子学校——奥威尔的BBC课程
奥威尔常读常新，不论作为记者还是作者，他八十多年前在英国，在印度和缅甸的观察和纪实，结合我们当下越来越妖艳的现实，竟别有一番滋味。
主旨演讲1：乔治·奥威尔与2022年的恐惧
在会议第一个主旨演讲中，英国奥威尔基金会（The Orwell Foundation）主席、BBC首席历史学家、威斯敏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媒体历史教授Jean Seaton首先讨论了在新冠疫情大背景下，我们如何重新解读、评价乔治·奥威尔的双重身份——作家和记者。她以自身经历出发，回顾了疫情对新闻行业的巨大影响，并且以“恐惧”为关键词，将我们当下对于疾病、气候变化和右翼民粹主义的恐惧与奥威尔时代人们对于战争的恐惧联系起来。当然，两个时代人们恐惧的对象不尽相同，不过恐惧带来的困惑、紧张、创伤和集体无意识却有着相似之处。
她强调，奥威尔有意地选择了一种不稳定的、四处漂泊的生活，而这样的生活方式使他留意到大环境下个人的苦难、经历和恐惧，因而人们不能将《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1949）视为反苏、反集权的政治小说，而应当深入文本，来解读20世纪40年代人们的集体情感和记忆。Seaton随后将奥威尔与其他左翼作家相对比，解读了他与苏联作家、记者瓦西里·格罗斯曼（Vasily Grossman）的联系和区别。不过，Seaton同样也对奥威尔作品中的二元论提出了批评，指出了其政治札记中的“那又怎么说”主义（whataboutism）。
在此基础上，Seaton着重探讨了《一九八四》中的经典概念“双重思想”（double think），并且指出了双重思想对于个体施加的矛盾性，而正是这样的矛盾性，使得个体失去了对时间性的感知，历史与现实在当下的某个瞬间交织，每个人也因此成为了国家恐怖主义的共谋（complicity），“真相”也因此失去了意义。Seaton认为，这种人们对于“真相”的理解失能，是奥威尔内心中最深切的恐惧。
图为苏联作家、记者瓦西里·格罗斯曼随苏联红军前往德国北部城市什未林(Schwerin)
专题1：帝国、殖民与奥威尔
在会议首个专题中，香港大学英文学院教授Douglas Kerr从奥威尔在英属印度的生活和工作经历出发，认为“帝国”是奥威尔文化身份的核心，渗透于他的文学与政治写作之中，而英国的殖民历史也成为奥威尔作品中的关键元素。通过对《通往威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1937）、《射杀大象》（Shooting an Elephant，1936）《缅甸岁月》（Burmese Days，1934）等作品的解读，Kerr指出，在奥威尔看来，从文化上摆脱个人所属的阶层十分困难，这来源于他对印度及周边国家、地区的切身观察。同时，来自当地的经验与来自英国本土的英格兰民族主义相互交织，形成了某种复杂的共同体，在个体的身份认同中体现为某种双重性和模糊性。而正是在双重性之上，当地民族得以发展出反帝国主义意识形态。
图为奥威尔（本名Eric Blair）年轻时在缅甸接受的警察训练
日本东京大学英文系准教授秦邦生（Shin Kunio）同样聚焦《缅甸岁月》，认为奥威尔在缅甸产生的具身记忆和经验，扎根于缅甸当地的生态环境和自然特征。他引用了Rebecca Solnit的学术作品《奥威尔的玫瑰》（Orwell’s Roses，2021），强调了奥威尔作品中各种植物与动物意象的重要性，并由此联系到英国殖民统治的“英格兰性”（Englishness）。秦邦生支持，英国在印度和缅甸的殖民绝不仅仅是旨在建立世界市场的殖民扩张，在这基础上，英国对于该地区自然环境的攫取和压迫，应当站在“攫取主义”（Extractionism）的立场上予以重新审视。
Solnit的新书《奥威尔的玫瑰》突出了奥威尔作品中的植物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博士研究生Ameya Tripathi以维特根斯坦为理论进路，研究了《向加泰罗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1938）中对于西班牙内战（1936-1939）的刻画。他首先介绍了西班牙共和军和人民阵线等左翼队伍发起的革命，并以此强调了奥威尔的反法西斯立场。同时，Tripathi留意到了新闻媒体在报道西班牙内战时使用的政治语言，并以马德里的《阿贝赛报》（ABC）为例，讨论了战争中媒体话语的重要性。他认为，奥威尔同样认识到了西班牙内战时媒体话语中显现出的维特根斯坦式的语言游戏，这最终在《一九八四》中演变成经典的“新话”体系（Newspeak）。
《阿贝赛报》创刊于1903年，是西班牙历史最悠久的报刊之一，其总部位于马德里
专题2：跨媒介的乔治·奥威尔
随后，英国林肯大学（University of Lincoln）英语与新闻学院教授、学术期刊《乔治·奥威尔研究》（George Orwell Studies）主编Richard Keeble介绍了英国作家、记者马尔科姆·蒙格瑞奇（Malcolm Muggeridge）整理的奥威尔档案，这些档案原先是为了为奥威尔撰写传记（但这本传记最终没有完成），包括奥威尔生前的诸多个人通信、文章草稿、政府文件等等。其中，Keeble强调了奥威尔在1947年3月对某一匿名陌生人的回信，在信中，奥威尔解释了自己的写作方式，指出了自己作品中对于苦难和“不安全感”的间接指涉。最终，Keeble认为我们对于奥威尔作品的解读应当基于对于史料的发掘，并且将文本与奥威尔的个人通讯相联系。
蒙格瑞奇是奥威尔很密切的朋友
英国伯恩茅斯大学（University of Bournemouth）高级讲师Jaron Murphy则从新闻和传播学的角度，讨论了我们在数字时代如何重新解读乔治·奥威尔。他首先介绍了牛津词典评选的2016年年度单词“后真相”（post-truth），并将其与当年的美国选举和英国脱欧投票相联系。在新闻领域，人们发现媒体报道的“真相”似乎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意义甚至偏见，而在这样一个“真相”消失的时代，人们却在奥威尔的作品中找到了更多共鸣。在回顾了自1984年以来英国和美国媒体持续低迷的“可信度”之后，Murphy强调了小特朗普在2021年发的推特，推特中小特朗普调侃到，人们似乎进入了《一九八四》中基于语言控制的威权世界。基于Christopher Hitchens的相关理论，Murphy认为媒体和语言在我们理解当下政治事件中仍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后真相"被评为牛津词典2016年年度词汇
英国剑桥大学哈默顿学院（Homerton College）附随院士（bye-Fellow）、驻校历史学家Robin Bunce介绍了1954年版BBC电视剧《一九八四》，其编剧是著名作家奈杰尔·尼尔（Nigel Kneale）。他将这一版本与其他版本的影视改编相对比，讨论了不同版本中的服装、布景以及情节删改，并将这些变化与编剧和制片人的政治立场相联系。随后，Bunce对比了尼尔的改编剧本和原著在对白和独白的异同，指出了尼尔对于“电幕”（telescreen）的详细刻画，这体现出尼尔对于科学和现代性的废托邦式刻画。在Bunce看来，尼尔的技术悲观主义来自于20世纪40和50年代以来的核威慑，在这样的背景下，技术乌托邦成为了永远无法实现的愿景。
奈杰尔·尼尔是英国著名剧作家，除了《一九八四》，其作品还包括《夸特马斯实验》（The Quatermass Experiment，1953）《最先登上月球的人》（First Men in the Moon，1964）等等
专题3：奥威尔与世界文学
在本专题中，美国得克萨斯农工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文理学院副教授Jackson Ayres则讨论了加拿大科幻作家科利·多克托罗（Cory Doctorow）的《小兄弟》（Little Brother，2008）以及美国作家彼得·胡贝尔（Peter Huber）的《奥威尔的复仇》（Orwell's Revenge: The 1984 Palimpsest，1995）。他从“老大哥在看着你”这一经典表述出发，指出当今世界对于技术和技术理性的依赖，从而形成某种“技术霸权”。通过对两个文本的详细解读，Ayres剖析了新自由主义语境中技术和资本的共谋，即监控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并且指出了二者对于奥威尔相关作品的致敬。
多克托罗的《小兄弟》荣获2009年普罗米修斯奖
沙特阿拉伯乌姆·库拉大学（Umm Al-Qura University）英语系助理教授Rana Basfar 则介绍了阿尔及利亚作家瓦西尼·阿尔阿拉什（Wasini Al-Araj）的知名作品《2084：最后的阿拉伯故事》（2084: The Last Arab Tale，2016）。在Basfar看来，《一九八四》为乌托邦和废托邦文学提供了某种叙事框架，其特征包括个人隐私的消失、恐惧之下的人性扭曲、国家权力向个人领域渗透等等，而这一框架在近半个多世纪中，一直都是其他同领域作家参考的对象。她随后详细分析了《2084》的剧情走向，强调了阿尔阿拉什对列宁形象的再现，揭示了阿尔及利亚和苏联之间紧密的政治关联。
《2084》为我们展现了阿拉伯世界对于奥威尔的理解
英国伯明翰大学英语系博士研究生Niall Gallen讨论了杰克·查普曼（Jake Chapman）的最新作品《2+2=5》（2021）。他首先介绍了读者和学者对奥威尔的“补偿性阅读”（redemptive reading），同时也强调了查普曼对奥威尔《一九八四》的戏仿。在《2+2=5》中，查普曼保留了许多《一九八四》中的角色，却赋予了他们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时代精神。随后，Gallen介绍了查普曼兄弟从事的艺术创作，强调了身体残肢在其作品中的重要性，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恰恰也是对于创伤、苦难和酷刑的描写。
《2+2=5》一经出版便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
主旨演讲2：奥威尔与情感政治
在会议第二个主旨演讲中，剑桥大学唐宁学院（Downing College）附随院士Lisa Mullen从情动理论出发，讨论了奥威尔作品中的情感政治。她首先剖析了“情感”（Feeling）一词的双重性，强调了人们在感受过程中“感知”（sensation）和“情绪”（emotion）的作用。她认为，《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Animal Farm，1945）的文学价值不仅仅在于其政治性和历史性，同时它们也为人们探索认知过程，生成新的认识论指明了方向。故事中，角色的“恐惧”（fear）和“偏执”（paranoia）也不仅仅局限于心理学的范畴，这些情绪脱离于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语境，进入了符号学和社会学的领域。
Mullen认为《动物农场》中对于“情感”的刻画具有重要的叙事价值
她引用了Eve Kosofsky Sedgwick的《触摸情绪》（Touching Feeling: Affect, Pedagogy, Performativity，2003）以及Sianne Ngai 的《丑陋的情感》（Ugly Feelings，2007）等著作，从而指出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语境中的“情绪”通常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意义，在特定的情境中成为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基础。在对《行刑》（A Hanging，1931）的文本细读基础上，Mullen强调了奥威尔对于“身体”的描写，而故事中针对身体的暴力也体现出奥威尔的反殖民主义立场。而在《政治与英语》（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1946）、《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以及《通往威根码头之路》中，奥威尔将情感与语言联系起来，在其笔下，限于语言表述的种种情绪成为了人们身份认同的出发点，而在Mullen看来，这样的认同难以脱离政治立场和偏见。
会议中，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反复提到了《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其频率仅次于《一九八四》
专题4：奥威尔与“具体”的人
美国蒙莫斯大学（Monmouth University）人文学院院长、教授Kristin Bluemel首先从奥威尔的病逝出发，介绍了他在伦敦大学学院医院（University College Hospital）度过的最后时光。Bluemel指出，人们对于奥威尔生平的研究通常都有一种悲剧式的视角，她以泰勒（D. J. Taylor）的《奥威尔传》（Orwell: The Life，2003）为例，强调了“悲剧”这一概念在人们理解、评价奥威尔时起到的重要参考作用。在回顾了奥威尔1947~1949年间的患病和服药经历之后，Bluemel认为很多奥威尔传记都或刻意或无意地简单化了奥威尔去世前的个人生活和精神情况，而《一九八四》的写作、编辑过程，与奥威尔本人的身体状态息息相关。
泰勒的《奥威尔传》是影响力最大的奥威尔传记之一
巴西圣保罗大学英文系博士研究生Débora Tavares以《通往威根码头之路》为例，讨论了奥威尔作品中的阶级意识。她首先展示了奥威尔前往英格兰北部工业区的旅行地图，强调了利兹、谢菲尔德、曼彻斯特、利物浦等工业区之间的空间关系。在这部作品中，奥威尔详细记述了当地工人阶级在经济危机大背景下的困窘生活，并以此为基础，阐释了他自己的左翼政治理念。在Tavares看来，书中插入的照片具有很强的政治冲击力，直观地向不了解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中产阶级读者展现了难以想象的画面，使后者产生了切身的共鸣和共情。
图为奥威尔在《通往威根码头之路》中的旅行地图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英语系荣休教授Peter Marks讨论了奥威尔与我们当下的监控资本主义之间的关联。他援引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的理论著作《监控资本主义时代》（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2018），强调了资本、市场等元素对个人生活、隐私的全面介入。手机以及种种社交平台无时无刻不在收集我们的个人信息，而这些信息经过算法的过滤、加工和筛选，重新成为榨取剩余价值的圆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被注视”的环境中，成为化身算法的“老大哥”观察的对象。Marks认为，这样的资本监控与边沁的“圆形监狱”不同，这里并没有施加监控的观察“主体”，老大哥变成了某种数据矩阵，成为了无形的存在。
祖博夫的《监控资本主义时代》是近年来最重要的左翼批判之一
专题5：教育与哲学
印度圣雄甘地中央大学（Mahatma Gandhi Central University）教育学院研究生Astik Mishra 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全球公民教育”项目（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GCED）为出发点，介绍了奥威尔在教育领域的贡献。通过对《反省甘地》（Reflection on Gandhi，1949）的解读，Mishra认为奥威尔对甘地的批判性反思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他对社会、种族和阶级包容性的呼吁。
《反省甘地》是奥威尔晚期的重要评论文章之一
美国萨基诺谷州立大学（Saginaw Valley State University）哲学系教授Peter Brian Barry首先介绍了很多学者对奥威尔的误读，他们认为奥威尔对哲学和心理学的排斥，这些误读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奥威尔自己在诸多札记中表现出的对哲学的“轻视”。Barry重点审视了伯纳德·克里克（Bernard Crick）的《乔治·奥威尔：影响人生》（George Orwell: A Life，1992）和理查德·里斯（Richard Rees）的《乔治·奥威尔：胜利营的逃亡者》（George Orwell: Fugitive from the Camp of Victory，1961），指出了奥威尔掩藏在文本之下的哲学理念，尤其是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以的政治和权力哲学，其著作《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实践与理论》（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Bolshevism，1920）对于奥威尔产生了深远影响。
罗素反思了苏联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革命以及由此建立的中央集权，对奥威尔有着深刻的影响
美国韦恩州立大学（Wayne State University）哲学系助理教授Mark Satta 则强调了从哲学角度解读奥威尔的重要性，他认为，奥威尔的作品体现了政治哲学、语言哲学和认识论的结合，并且反映了他对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国际关系与特定阶级关系的观察和理解。在Satta看来，在1936年，以《通往威根码头之路》为代表，奥威尔的哲学理念发生了重要变化。在此前，奥威尔主要关注贫困、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而在此之后，其关注点转向社会主义、维权主义、民族主义以及政治权力。
《通往威根码头之路》同样也是本次会议中反复讨论的作品
专题6：空间与叙事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英语系荣休教授Daniel Ogden讨论了“旅行”在奥威尔作品中的重要意义。他首先介绍了奥威尔对于压迫阶层的描写（the Downtrodden），详细解读了奥威尔早期文学作品《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1933），强调了贫困、饥饿对个人主体的塑造。随后，Ogden从《缅甸岁月》《行刑》以及《射杀大象》出发，指出奥威尔在缅甸时逐渐加深的对于殖民主义的批判。在此基础上，Ogden重点分析了《通往威根码头之路》和《向加泰罗尼亚致敬》，高度评价了奥威尔在非虚构写作中对于文字的把握，以及他在旅行中对于帝国、阶层的观察。
《巴黎伦敦落魄记》描述了主人公在两座城市之间的旅行，以及下层社会的艰苦生活
英国伯明翰大学英语文学博士研究生Liam Knight详细分析了《一九八四》中的“新话”体系，在他看来，新话可以被视为某种“虚构文本”（Endotext），因而建构起热奈特式（Gérard Genette）的“跨文本性”（transtextuality）。虚构文本的影响范围限于特定的文学文本之内，因而读者也无法通过既定的生活经验加以诠释。但是，Knight强调了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蕴藏的语言哲学，指出了通过“元小说性”（meta-fictionality）理解奥威尔的重要性，其中最重要的例子，便是《一九八四》的附录“新话的原则”（The Principles of Newspeak）。他认为“新话的原则”是《一九八四》最关键的部分之一，是整部小说叙事框架的基础。
在最初，《一九八四》在美国的出版商希望删除“附录”部分，被奥威尔严词拒绝
德国弗莱堡大学（University of Freiburg）英国与北美文学文化研究博士研究生Mir Ali Hosseini讨论了奥威尔作品中的人文主义与“札记”题材（Essay）之间的联系。在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政治札记成为诸多左翼人士发表观点的重要形式，用以反思专制主义以及维权主义，这在美国学界尤为明显。在Hosseini看来，这一思潮得益于奥威尔诸多政治作品在美国的传播，以及奥威尔由此呼吁的社会转变。随后，Hosseini基于《我为什么写作》，再次强调了奥威尔对于人文主义的关注，认为这是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Hosseini 认为，《我为什么写作》是奥威尔对自己的一次系统审视
专题7：形式、秘史与地方性
德国斯图加特大学（University of Stuttgart）英语系讲师Geoff Rodoreda和英语系研究生Selina-Marie Scholz聚焦《一九八四》中的“迷宫”思维（labyrinthine）。他们首先回溯了作为文学母题（motif）的迷宫意象，尤其是希腊神话中的弥诺陶洛斯迷宫。他们认为，以往对于奥威尔以及《一九八四》的研究基本都只关注到了“内容”，忽略了“形式”。人们在强调奥威尔政治意识的时候，却没有留意他的语言和句法。于是，Rodoreda和Scholz通过细致的文本细读，分析了奥威尔如何通过曲折的叙事，在“双重思想”的矛盾性与“迷宫”意象之间建立关联。
在温斯顿晨间锻炼那一幕中，奥威尔对其神游的描述首次出现了“迷宫”一次
独立学者，英国奥威尔协会（The Orwell Society）秘书长Neil Smith讨论了奥威尔对于“反犹主义”（Anti-Semitism）的批判，他从《民族主义札记》入手，强调了奥威尔所观察到的“缄默密约”（conspiracy of silence），并且进而延伸到了奥威尔其他的报刊文章和书评。Smith简要回顾了欧洲反犹历史，尤其是《锡安长老会纪要》（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1903），并将这段历史与《一九八四》中的反叛势力果尔德施坦因（Emmanuel Goldstein）相联系，阐述了犹太历史对于奥威尔写作的影响。
《一九八四》中从未出场却影响甚广的果尔德施坦因拥有一个典型的犹太名字
印度古鲁大学（Guru Gobind Singh Indraprastha University）英语系博士研究生Ishaan Teotia再次聚焦奥威尔的叙事风格，以其在印度的生活经历为基础，讨论了奥威尔文本中对殖民主义的反思。Teotia认为，奥威尔一直以来都十分小心地回避具有政治或种族偏见的表达，也时刻留意不在文本中流露出具有帝国的意识形态。他的创作深刻扎根于奥威尔在不同地区的具身经验，注重地方性（locality）和空间性（spatiality），从而颠覆了“大英帝国”内在的宏大叙事和普遍主义（universalism）。
Teotia认为奥威尔的写作一定置于当地的文化语境中才能充分理解
主旨演讲3：骗子学校——奥威尔的BBC课程
本次会议最后一次主旨演讲来自美国莎拉劳伦斯学院（Sarah Lawrence College）公共人文研究员（Public Humanities Fellow）Emily Bloom重点关注了奥威尔在BBC工作的两年时间（1941—1943），以及他负责的文学类广播节目。她介绍了奥威尔在贝德福德学院（Bedford College）接受的战时BBC广播课程，强调了他作为播音员的身份。由此，Bloom突出了奥威尔为反法西斯运动做出的实际贡献，但她同时也通过奥威尔的政治札记，比如《麦克风前的诗歌》（Poetry at the Microphone，1945），指出了BBC的广播课程所内在的政治宣传。
在二战时期，BBC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学家，通过广播向英国听众分享自己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某种“世界文学”的平台，呼唤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在其《伦敦信件》（London Letters，1941）中，奥威尔相信BBC所传递的“真相”（truth），这些作品发表于他接受BBC培训之前。不过，在1943年他辞去此项工作之后，奥威尔将这两年时间形容为“被浪费的两年”（wasted two years），他发现媒体运用各种语言和文字，塑造某种特定的、经过雕琢的“真相”，这让他十分失望。而正是在这之后，奥威尔的创作逐渐由非虚构转向虚构作品，并在其中赋予了激进的政治意识形态。
一张充满大佬的照片！！
撰文、排版：老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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