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关键词 | 赵国新：雷蒙·威廉斯

1988年1月27日，英国广播公司播发了一条讣闻，令英美左派知识分子为之震悼不已：著名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文学批评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2—1988）因身患绝症，医治无效，于1月26日不幸辞世，享年六十六岁。英国广播公司很少发布知识分子的讣闻，享受这份哀荣绝对是异数。终其一生，威廉斯以其深厚的学养、严谨的生活方式、谦冲自抑的行事做派，一直为人所称许。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威廉斯一直被英国新左派奉为精神导师。他的早逝，让新左派痛失精神支柱。

自上世纪50年代中期新左派崛起以来，在学界人才辈出，诸如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希尔顿（Rodney Hilton）、希尔（Christopher Hill）、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奈恩（Tom Nairn）、萨维尔（John Saville）、安德森（Perry Anderson）等人，都是享有国际声誉的大学者，但他们只是某个领域内部的权威，而非纵横各门学科的通才，与威廉斯相比，他们的研究著作广度和深度方面未免相形见绌。在四十年左右的学术和创作生涯中，威廉斯出版了三十多部书，发表了几百篇文章，其中有五部长篇小说和四个剧本。其论著内容汪洋恣肆，涉及文化研究、文学批评、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和传播学等学科，并在每一个领域都不乏独到之见。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就蜚声学界的老一代新左派学人，还是60年代之后声名鹊起的新一代新左派人士，都难与之匹敌。

1922年，雷蒙·威廉斯出生在威尔士的一个小村庄。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工人运动的活跃分子、工党的积极支持者。在家庭氛围的感染下，威廉斯自少年时代开始，就积极参与工党的政治选举活动。乡间纯朴的民风、底层工人阶级的团结与互助精神，这些亲身体验，为他日后接受有机社会观念、倡导共同文化的民主精神奠定了生活基础。

1939年秋，他中学毕业后，拿到了国家奖学金，进入剑桥大学英文系。从社会底层跃入“贵胄学堂”，这一人生突变给威廉斯带来了巨大心理冲击。他深切感受到，自己与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同学在生活方式上格格不入，这种差别不仅源于经济不平等，而且源于文化不平等。从威尔士乡村到剑桥大学，其间的心理距离大于地理距离。即使几十年后，他已是剑桥教师，可以享受“高桌”（high table）就餐的礼遇，这种文化心理障碍还是挥之不去，底层工人阶级文化与中产阶级文化之间的隔阂，竟然如此深厚。

30年代中期之前，在剑桥大学的教师当中，左派学人凤毛麟角。但1936年之后，由于社会氛围日趋激进，一些科学家开始倾心社会主义，引领整个校园向左转。到了30年代末，剑桥大学已是英国左翼势力的大本营。在这种政治氛围的熏陶下，左派学生团体纷纷涌现，信奉共产主义蔚然成风，威廉斯就在此时加入了英国共产党。（Wood，1959；Woodham，2001）

就学期间，威廉斯受到两种思想的影响：以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udwell）和韦斯特（Alick West）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文学批评；以利维斯为代表的细绎派文学批评。他后来的所有论著都与之有关，对于它们，他既有接受，又有怀疑，既有反驳辩难，也有引申发挥。在30年代，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深受苏式正统理论的影响，信奉经济决定论，其内容简单粗糙，理论武断教条，动辄以文学为宣传工具，以政治立场为判断作品高下的标准。不过，在当时激愤的政治气候之下，这种文化理论还是不乏拥护者。在这一时期，他是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经济决定论的。威廉斯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阶级情感，而不是折服于经济决定论的学理；他在情感上倾心马克思主义，但是在理智上，他钟情于30年代以来植根于剑桥大学的细绎派文学批评，细绎派缜密细致的专业批评手法、对保守的学院派文化所持的批判态度，最令他心仪。

大学生活刚开始，二战即爆发。1941年7月，他应征入伍，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军旅生涯。战争结束后，返回剑桥完成学业。二战之后，左翼激进思潮在英国社会迅速退潮。1945年上台的工党政府，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创建福利社会，30年代左派的一些社会主张得到实现。在大学里，战前生气勃勃的激进思想氛围已经无迹可寻。被战争折磨得精疲力竭的英国人正在百业萧条、经济困顿中开始重建工作，无暇提出新的政治诉求。1945年，美国著名批评家威尔逊（Edmond Wilson）造访伦敦，在他眼里，伦敦的文化界一片肃杀之气，近乎幽闭恐怖。（Hewison：1）威廉斯就是在这种寂寥与平庸的环境下读完了大学。

1946年10月，他婉拒了剑桥大学的正式教职，就任牛津大学校外成人教育的指导教师。在同时代的左派学人当中，做出这种选择的，不在少数，例如历史学家汤普森和希尔，思想接近左翼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霍伽特（Richard Hoggart）也当过成人教育导师。

英国成人教育的发端可以上溯到19世纪，其初衷在于，为那些未能接受正规大学教育的工人阶级子弟提供人文学科的训练，帮助他们理解社会，认识到社会变革的重要性。这个立场既得到改良派的首肯，也得到激进派的认同。在左派知识分子当中，思想越激进，就越认同成人教育，他们之所以从事成教工作，有明确的文化政治目的：以人文教育塑造激进的社会意识，促动社会变革，为此他们中的许多人放弃了大学里的正式教职。当然，成人教育的经历也给他们带来了不菲的学术思想回报。成人学生是流行文化的消费主力，报纸、收音机和流行音乐为他们喜闻乐见，教师可就地取材，因势利导，采取社会学、史学以及文学评论中的视角和方法，帮助他们分析这些流行文化现象，进而从总体上透视社会，感受战后英国的历史变迁。这段成人教育经历促成了英国文化研究的几部奠基之作：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和《漫长的革命》、汤普森的史学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Steel：9—30）

从1946年至1961年，威廉斯一直从事成人教育工作，讲授文学和国际时事方面的课程。他始终认为，文化教育是唤起民主意识、争取民主权利的有效手段。为了很好地达到这一目的，他总是把传统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与左派政治思想结合起来。在授课过程中，他很推重理查兹（I. A. Richards）、燕卜荪（William Empson）和利维斯所倡导的实用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同时，他又打破实用批评和细绎派专重经典的倾向，极大关注当代诸种流行文化，利用细绎式文学批评去分析电影、广告和其他大众媒体。在他看来，这些流行文化形式之所以具有研究价值，就在于它们也承载了社会意义和价值观念。以此观之，他对流行文化的审视，是从历史和社会文献的视角出发的，而不是从美学角度出发的，这与当时学院派学者对待流行文化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照。在当时的英国学界，这种为流行文化正名的做法绝对是惊世骇俗之举，需要一定的见识和勇气。这种胆识只有在学术成见不深、正统思想薄弱的成人教育中才能产生。假如当时威廉斯任教牛津大学校内，身处传统文化势力盘踞之地，这些“惊世骇俗”的想法必会受到强烈压制，无从付诸笔墨。

在从事成人教育的同时，威廉斯还与友人合办了两份水准很高的刊物：《批评家》（The Critic）和《政治与文学》（Politics and Letters）。战后初期，经济凋敝，民生困顿，物资短缺，这两份刊物因纸张缺乏而倒闭。他办刊的初衷是，把利维斯的文学批评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结合在一起，后来的事实证明，此种想法未免天真，他在晚年的访谈中对此坦然承认。他的第一部著作是一本教材，名为《阅读与批评》，这是他为成教学生编写的，被收入了“人与社会”丛书。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执教成人的教师，读者对象锁定为成人学生和一般自学的学生。这本书篇幅很短，只有144页，它以细读式批评方法分析了各式文本：报纸、犯罪小说、畅销书、诗歌、散文，还有康拉德的小说《黑暗的中心》。这是威廉斯思想学徒时期的作品，殊少创见，一版而绝，未见重印。

在50年代，他还出版了两部戏剧研究著作《从易卜生到艾略特的戏剧》和《戏剧表演》。前者是在大学毕业论文的基础上扩充而成的，后来被改写和扩充为《从易卜生到布莱希特的戏剧》。正如他在初版前言中说，此书不是对1850至1950年这一百年西方戏剧史的归纳总结，而是运用实用批评的手法分析具体的现代戏剧作品。《戏剧表演》是一本篇幅不长的小书，也是成人教育的教材，它主要考查了古希腊以来直到20世纪贝克特（Samuel Beckett）时代的戏剧文学创作和戏剧演出。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利用相当的篇幅探讨了伯格曼（Ingmar Bergman）的电影表演；他把电影这种流行文化形式也纳入了广义的戏剧传统之中，此举意在证明，戏剧的传统因时代变化而变化，因观众情感结构的改变而发生改变。这书在60年代曾由几家知名出版社印行，到了90年代，在威廉斯去世之后，它又由开放大学出版社再版。1954年，他又与友人奥罗姆（Michael Oromo）合著出版了《电影导论》一书，他在书中发出呼吁，让电影制作摆脱自然主义。由这本书可以看出，威廉斯开始以严肃的眼光来看待流行文化。

到了50年代中期，凭藉以上著作，威廉斯已在英国文化界小有名气，不过，真正让他名声鹊起、并奠定他在新左派中领军地位的，还是1958年出版的《文化与社会》。此书已被视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任何追溯文化研究发展历程的学术性探讨，都要由它入手。当然，它也是一部思想史名著，其影响和意义远逾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领域。

该书发掘和整理了18世纪以来直到20世纪中叶英国社会思想史中“文化与社会”的传统，属于这一传统的人物，包括这一百多年间的大部分思想家、作家和社会改良者。从英国现代保守派的始祖、以《法国革命论》一书而驰名的伯克（Edmund Burke）开始，直到20世纪的左翼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这本书汇总了他们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反思。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自从工业文明兴起以来，英国的传统文化不断遭到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蚕食，整个社会乃至人心都在机械文明的拖累和愚弄之下，变得机械化、庸俗化，而传统的精神和气度却日渐式微，惟存于杰出的文学与艺术当中；判断一个社会的好坏，就应以文化水准为准绳，大力宣扬文化，有纠偏时弊、挽救颓风、匡正人心的功效。威廉斯在书中反驳了他们对工业化的片面诋毁，肯定了工业革命的正面成就，指责他们制造了一个田野牧歌式的神话，过度美化了贫困流行、疾病丛生的前工业时代。

在整个五六十年代，威廉斯受利维斯的影响至深，他本人对此并不讳言。（特里·伊格尔顿称他是左翼利维斯主义者，这一论断虽说有讽刺之意，但并非无稽之谈）《从易卜生到艾略特的戏剧》一书就显露出利维斯批判资本主义机械文明的思想痕迹。例如，威廉斯在书中认为，在伊丽莎白时代，戏剧作家与观众有着共同的感受性，可是随着工业文明的勃兴，这种共同的感受性日渐式微，因为“机械环境的压力产生了机械性的思考、感觉和联系方式，对于这些东西，艺术家和志同道合者所能做到的，只是有意识的抵制和下大力气去排斥”。（Stevenson：16）在《文化与社会》的末尾，他构想了一种超越阶级界限的共同文化，其思想理路与传统人文主义知识分子“有机社会”（organic community）观念有暗合之处。（Easthope：4）

《文化与社会》的行文以经验式描述为主，缺乏系统的理论分析、社会背景的细致描述，读起来令人感到枝蔓丛生，难以把握其主导脉络。与其相比，它的姊妹篇、1961年出版的《漫长的革命》就显得系统整饬多了。《漫长的革命》这一标题中的“革命”，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所构想的阶级暴力革命，而是指社会整体的历史变迁。之所以说革命是“漫长”的，乃是因为，它仍然处于初级阶段。与社会的政治变革和经济变革相比，威廉斯更重视文化变革，即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对社会的冲击和影响，这一着眼点与欧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倾向相当一致。

该书最有创意的地方在于，它提出了一种具体的文化分析模式。在他看来，高头讲章式的文化史有一大缺陷，编撰者的选材落笔，难免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致使行文立论、材料取舍具有高度选择性，有维护现存社会阶级结构的嫌疑。而且，后人分析先前的文化，如果仅仅依赖文化史记录，这种做法也有失偏颇，为了比较完整地认识过去的文化，就必须把握住时人的社会体验和真实感受；后人万般文字描述，往往只有形似之效，而无神似之功，而“在研究过去的文化之时，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了解时人对生活的真实感受，以便领悟到，当时人们所特有的各种活动是怎样组合成为一种思考方式和生活方式”。（Williams，1961：63）他提出，分析一个时期的文化，一定要分析当时人们的情感结构。

“情感结构”这一术语是威廉斯个人的发明，用来描述某一特定时代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普遍感受。这是一种矛盾的思想状态，它产生于主流价值观念与现实发生冲突之际，持有某种情感结构的阶级有意无意地维护社会现状；而与此同时，方生方成的社会现实又让他对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产生怀疑；用他本人的话说，情感结构是官方意识形态与新出现的社会体验之间相互矛盾的场域。在《漫长的革命》一书中，他从情感结构入手，分析了19世纪40年代以及20世纪60年代英国社会的心理，这一部分是全书的精华所在。

到了60年代初，由于高等院校规模扩大，新的工科院校大量增多，上大学已非难事，成人教育的对象发生了结构性改变，工人阶级子弟的数量迅速减少，中产阶级家庭妇女大量进入成教的课堂，成人教育的性质随之改变，而成教管理阶层的种种举措也不尽人意，于是威廉斯就萌生了退意。就在此时，剑桥大学英文系延请他担任高级讲师。于是，他接受了剑桥的聘书，结束了十五年的成教生涯。此后，直到1983年退休为止，他一直任教于剑桥英文系。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剑桥英文系一直是利维斯麾下细绎派的大本营和试验场，这一传统于今已根深蒂固。细绎派素以英国文学研究道统的维护者自命，注重形式分析，反对文学批评过多掺杂历史和社会的考量，视经典文学为文化正统，以其为改变世道人心的利器，对于战后兴起的流行文化，则视为文化水准堕落的表征、腐蚀心灵的渊薮，一概予以否认和抹杀。在左翼学者眼里，这种文化观乡曲狭隘，不惟体现人文主义的狂妄自大，更有意识形态共谋的嫌疑。撇开作品的历史语境、偏离作品背后的观念结构，去揣摩具体语句的语气和感受，再去微言大义，这种批评方式有其纠偏对象，它就是一战之前英国大学所盛行的一种印象式批评。印象式批评喜欢大讲作家的生活轶事，很少谈作品风格与结构，显得散漫松弛，不够谨严。细绎派与此针锋相对，力主回到作品本身，让文学批评摆脱散漫的业余作风，成为一门严谨的、准科学的学科。在当时的背景下，细绎派的主张当然算是有见识和道理的，否则，它也不会大受追捧，迅速跻身于文学批评的正统。可是，过于强调文本，就不免矫枉过正，走入另一个极端。

在剑桥英文系，威廉斯一直让人感到是一个特立独行的编外人士，用伊格尔顿的话说，在英文系人的眼里，他本应是社会学系或历史系的人，因走错了门而跑到英文系来了。对于威廉斯的著作，利维斯也很不以为然，认为利维斯夫人早在30年代就搞过他那套东西。威廉斯本人则说，他在六七十年代的著作，始终是在同剑桥官方英文传统进行斗争，包括《现代悲剧》、《从狄更斯到劳伦斯的英国小说》和《乡村与城市》。

在传统的悲剧批评家笔下，悲剧主要讲名人要员、帝王将相的多舛命运，以此来激发观众的怜悯同情，达到心理净化，至于普通人物的苦难不幸，则不属悲剧的范围。在威廉斯看来，这样给悲剧下定义显然是意识形态作祟的结果，事实上，悲剧的概念和内涵在历史上曾有多次变化。他最有意义的一个发现是，重要的悲剧作品往往出现在重大社会历史变革的前夜。至于现代悲剧，往往与20世纪的战争、革命和社会危机相关。就此而言，悲剧与历史的关系就是悲剧与革命的关系。

《从狄更斯到劳伦斯的英国小说》是他在剑桥大学开设的英国小说课程的讲稿，其论述范围为19世纪40年代末至20世纪中期。书中着力探讨了这一时期英国社会的变迁与长篇小说创作之间的关系。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观点是，英国的工业化最早，城市化速度也很快，但是，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英国小说中的名篇还是以农村题材为主，例如，乔治·艾略特和托马斯·哈代的小说，即为显著例子。

《乡村与城市》堪称威廉斯文学批评的代表作。自从中世纪以来，直到20世纪，英国文学中一直存在着田园忆旧文学的传统，这个传统中的诗人、作家都极力美化乡村生活，在他们笔下，安闲静谧的田园风光与丑陋粗俗的城市面目形成了有力的对比，乡村生活被美化。在19世纪，文人学者一直以乡村生活为理想境地，去批判唯利是图、道德堕落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然而，威廉斯却指出这是一种现代神话。因为，英国的资本主义本身即始于农村，它萌芽于16世纪，17世纪和18世纪农业的高度发展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基础。事实上，那种田野牧歌似的乡村生活景象，不过是反资本主义的贵族人士、中世纪情结严重的浪漫文人一厢情愿的幻想产物。在此书的后几章，他利用城市与乡村的对立模式去解释宗主国与前殖民地国家，这一视角颇有新意，也有很强的预见性，它与后来兴起的后殖民主义批评有殊途同归之处。

在60年代末以前，威廉斯所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还是苏联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对于战后欧洲大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他了解甚少。在他眼中，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经济决定论和政治宣传联系在一起，这都是30年代遗留的思想印记。英国与欧陆之间的思想交流竟然如此不顺畅，非地理隔阂所能解释。其主要原因在于，英伦三岛与欧洲大陆文化传统的不同。按照安德森的说法，英国本土的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势力庞大，排斥一切总体性社会理论，这就造成整个知识界漠视理论，西马新思潮在二战之后未能如期抢滩登陆，自然也是此种缘由作祟之结果。（Anderson：1992）

1970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卢卡奇（Georg Lukcs）的私淑弟子、罗马尼亚裔的法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戈德曼（Lucien Goldmann）访问剑桥大学，做了两次学术演讲。戈德曼的到来让威廉斯认识到卢卡奇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进展，打破了他以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成见：马克思主义以经济决定论为主。他在《文学与社会学：回忆戈德曼》一文中评价说：戈德曼的造访让剑桥认识了理论，而且像受过欧陆传统训练的思想家那样理解和使用理论。就在同一时期，英国新左派的喉舌《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在安德森的积极倡导下，开始系统地译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述，这一系统的文化工程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它对英国左翼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年轻一代的左翼学者由此开始接受欧陆理论的，威廉斯的大弟子伊格尔顿，即是其中之一。在这股西马浪潮的冲击之下，威廉斯也重新思考和梳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随后渡海西来的葛兰西的理论的启发和推动下，他写出了一生中最为出色的理论文章《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基础和上层建筑》和晚期代表作《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在这两部重要著述以及其他相关著作中，威廉斯提出了著名的文化唯物论思想。文化唯物论一方面是对利维斯派专注文本轻视社会历史背景的批评方式的反动，另一方面也是对正统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扬弃。其唯物之处在于，它强调社会生产、历史语境对于文化生产的重要性。用他本人的话说，文化唯物论是“研究文化（社会和物质）生产过程的理论，它研究特定的实践和`各门艺术'，把它们视为社会所利用的物质生产手段（从作为物质性`实践意识'的语言，到特定的写作技术和写作形式，直到电子传播系统）”。（Williams，1983：243）

有学者曾经这样评说，威廉斯死后留给英国思想文化界三笔丰厚的思想遗产：一是他对利维斯的高雅文化传统提出了另类解读方式，二是马克思主义的或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唯物论，三是他创建了一门新学科——文化研究。（Jackson：211）综合起威廉斯三十多年思想生涯的全部成果，我们不妨得出如下结论：这三笔不菲的遗产构成了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内容。

威廉斯的忘年之交萨义德（Edward Said）曾多次呼吁，人文知识分子应以社会批评为使命，不要画地为牢，将思想视野局限于本专业之内，而应将思想的触角、批评的笔锋延伸到学术圈子之外，针对社会时局发表见解，体现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和社会良知。如果用这个标准去衡量，威廉斯无愧于知识分子这一名称。他以文化左派的身份，毕生坚持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立场，始终不懈地关注社会底层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从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他致力于工人阶级教育协会的成人教育工作；从50年代末发起新左派运动，积极参与核裁军运动；在1967年他与汤普森、霍尔（Stuart Hall）联名发表《五一宣言》（May Day Manifesto），赞同学生的造反行动；在七八十年代，他又投身于英国的反越战运动、女权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学术与事功两不误，可为威廉斯盖棺论定之语。

参考文献省略，全文请参阅《外国文学》2011年第3期。

【作者简介】

赵国新，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现代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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