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后汉其他译家与初期译经特点——中国佛教史略之后汉佛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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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佛教究竟何时传入中国——中国佛教史略之后汉佛教（一）

历史｜后汉最著名的两位译经家：安世高与支娄迦谶——中国佛教史略之后汉佛教（二）

和安世高、支谶两大译师同时的竺佛朔、安玄、支曜、康孟详等人，也都各有传译。

竺佛朔（一作竺朔佛），以灵帝（一作桓帝）时携带《道行般若经》梵本来到洛阳，在熹平元年（172年，一作光和二年，即179年）把它译成汉文，光和二年又译出《般舟三昧经》。佛朔执梵本宣译时，先来汉地通晓华言的支谶替他传语，所以《道行》事实上的译人是支谶，《般舟》的传译也是同样，孟福、张莲两人笔受。

安玄是优婆塞，来中国的年代比安世高稍后，在灵帝时游贾洛阳，渐通华言，常和沙门讲论道义，以光和四年（181年）和中土沙门严佛调共译出《法镜经》，玄口译梵文，佛调笔受。《法镜经》是《郁伽长者经》的旧本，系菩萨乘经。

支曜、康孟详都在灵、献二帝间来到洛阳。支曜在灵帝中平中（184—189年）译出《成具光明经》（一作《成具光明定意经》）。康孟详在献帝建安中（196—219年）译出《中本起经》（一作《太子中本起经》）。依《高僧传·支谶传》载，此时还有康巨、竺大力等人，也都各有传译。

除上述西域译人之外，汉土沙门严佛调也是杰出的参与译事的人。佛调亲受教于安世高，《出三藏记集》著录他撰有《十慧》一卷，下注“或云《沙弥十慧章句序》”。佛调虽然曾经参与世高的讲次，《十慧》却没有深闻，所以发愤作《十慧》章句。谢敷的《安般守意经序》有“建《十慧》以入微"一语。又《安般守意经》中有所谓“十黠”即数息、相随、止、观、还、静、四谛，“十慧”似即“十黠”的异译，而《十慧章句》是敷陈世高安般法门之作。

综合以上所述，可知后汉末大约七十年间，凡译出有禅经、阿毗昙学、初期菩萨乘经及释迦牟尼佛传等。

在初期的佛典翻译当中，一般批评者常用“文”、“质”两个字作译文的评语。安世高、支谶和他们同时期的译人大率用质朴的直译，例如《出三藏记集》说世高的译本“直而不野”。

道安对世高是推崇备至的，也说他“音近雅质，敦兮若朴，或变为文，或因质不饰”（《道地经序》）；“世高出经贵本不饰，天竺古文文通尚质，仓卒寻之，时有不达”（《大十二门经序》）。

其次《出三藏记集》说支谶的译本“了不加饰”；《合首楞严经记》也说他“贵尚实中，不存文饰”，又说“谶所译者，辞质多胡音”。

《出三藏记集》又说竺佛朔的译本“弃文存质”，《道行经序》也说他“了不加饰”。又《高僧传·支谶传》说支曜、康巨的译本“并言直达旨，不加润饰”。

然而后汉末的译业到康孟详就有了进步，他的译本文辞相当雅驯，译笔也颇流利，所以道安说“孟详出经，奕奕流便，足腾玄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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