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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磊《水下八关》【中篇小说专号】

2017-05-17 侯磊 小说月报

精彩导读 

侯磊喜爱历史,他的小说里可以感觉到八九十年代至今北京胡同里的气氛。而与三四十年代老舍笔下的北京比较,这中间感觉缺了点什么。缺了点什么呢?可能不是侯磊缺了什么,是当下缺了什么。


老舍笔下的北京,拿《骆驼祥子》来说,这里面有热情,有一个人要靠个人奋斗挣辆车、创个身家的热情,小福子死时他是痛苦的,虎妞更是充满了生命的蛮暴的热力。《正红旗下》更有一种虽贫穷而互相体恤的情意。而侯磊的小说,不论是《水下八关》《女司机》,还是《少年色晃儿》,寻不到让人感觉温暖的成分。


《水下八关》里小雷受欺负、被群体排斥,依托于“丛林法则”的优胜者获得安全感。侯磊没有作任何评判,把这些细微的地方一一写出,只是在小说结尾,通过“我”幻想中的静琪托梦,以让人心酸的口吻虚构了一个不存在的温暖的“培育中心”。


孩子世界可能的问题,根源在人性,而“你们本来可以玩得更好的呵”——《蝇王》里军官那句嗔怪的话,也提示我们,成人世界在规约不合理的人性上,是不是负有责任?读《女司机》感到,成人世界同样充满无奈和伤害;女司机最后与大货车相撞,似乎有了一瞬的清醒和解脱。侯磊的小说中没有超人、没有力量超群的英雄,他写的主人公连“好看”(性的力量)都没有,他让人物后退,后退到在个人特质上没有任何可圈可点的东西,坐在这里开始提问:人群、或者说社会,能给予这样一个彻彻底底的“普通人”什么?他的出路在哪里?该向何处寻求精神依靠?为什么普通人的生活中充满层层累积的精神创伤,为什么会麻木地生活着?侯磊没有作分析评判,他如实地记述。我想,当下的我们,可以作更多的思考。


——止慈点评




那粗麻制的绳子越摇越快,似带血的皮鞭似绞肉机上的刀锋,同学们一个个都跳过去了,他们跳得轻盈,似小兔似蹿出的野猫。那绳子摇成完美的弧形,似胳膊上腿上一块完整的肌肉,每个人都钻到正中间,那最圆润宽广的地方。我感到我的肌肉被挖了下来,我即将如蚂蚁一样跳过去,我的眼前已一片血红。


我努力往前跑,闭着眼,要穿过大绳编织成的墙。摇绳的同学面无表情,他们不管数数,只管盯着跳,摇。他们是机器,连跳绳的、摇绳的、数数的、体育老师、班主任……都是机器。


我也是机器,只有这架机器出了毛病。


踢毽我是不会的,根本踢不到;砍包我砍不到人,只会满场乱跑。“递包!”“定!”他们一边把沙包高高抛过,另一边接住,先把我砍下去,大家再好好玩,好像是心有灵犀。更多的时候,他们会喊:“不加了,不加了。”可一会儿他们又加了别人。我过去,他们还是说:“不加了,不加了。”更有的,他们总是去菁菁小姐家玩游戏机,但从来不叫上我。老师多少次想提拔我当个班干部,可我什么都不会。


只有一项是必须带我玩的:跳大绳和折返跑比赛。


我们这里的跳绳比赛,不是组,而是班。一个年级只有两个班,两个班肯定是死对头。我们每一项都在比,在较劲,在楼道里贴满各项挑战书与应战书。所有项目所有人都必须参加,大家是战场上视死如归的兄弟。那个年代,所有人都要维护集体的荣誉,小学生也一样。我们绝不和外班交朋友,我们对他们就是打。


没有人不想融入集体,只有我这样常常给集体抹黑的才会被抛弃。


跳绳比赛的种类多得超过校园里的鲜花,分单摇、双摇、编花、一带一单摇、一带一双摇、双摇前编花(简称“双编”)、集体大绳等等。我每次看着,他们单摇一分钟能跳到一百六十八个。那绳子是另一种塑料,像橡胶,绿色极细且柔软,在北京凛冽的寒冬中也不会僵硬。跳起来时,我看不到绳子,只见跳绳的人每次都高高跳起,听绳子打地啪啪啪地响。编花是编在身前,跳过去时左右手交叉。双编是编两次。还有个同学能跳双摇后编花,是在身后编两次,我看不明白,更跳不了。我想起体育老师的教导:“前面的,跳的时候一定要往前,能多往前就多往前,得给后面的留地方啊。要不就撞上啦。跳完了赶紧走,你以为是玩一加一啊!”


“一加一”也是种跳法,绳子更长,人更多。一个人上去了,跳几下再加上一个,要比最后哪一组加上的人最多。上去一个人,还有人拍着手,跟着喊:“一加一等于二!”每当我全神贯注当观众时,同学们就在大绳里玩各种杂耍,前面的忽然趴下,后面的人双手抓住他的脚踝成“推小车”状,这样两个人一起跳,像跳跃的甲虫。再有是像戏台上那样折个跟头,翻进大绳中。当然,这些同学们都做不到,都是我想出来的。我想出来的东西他们做不到,这就是我的高明。我就在一旁让各种想象塞满我的脑袋,以度过永远不带我玩的时光。


我冲到摇起的弧线下,那弧线美丽似彩虹,阳光被它打碎,洒落到我身上缤纷如落英。我闭着眼睛,那忽明忽暗的阳光落在眼皮上。而绳子兜到我的脚踝,脚被高高扬起如风帆,我的脸朝下,从大绳中飞了出去。


没有人改变他们的动作和神态,我的眼镜没有甩出去,因为有金属的眼镜链,只是贴在脸上,我爬起来加入跳绳的队伍。那队伍与大绳磨合如齿轮,另一组齿轮也在飞速旋转,那是二班的队伍,在我摔倒时还那么流畅。


两个齿轮一起转动,从两架机器合并成一架。


操场是齿轮的固定框,那校园是机器的外壳。


再一次跳绳时我低着头缩着脖子。我个子不高,身子很瘦,脑袋很大。我的身子像麻秆,我的脑袋像足球,他们说,我离远了看,像根棒棒糖。我把自己蜷缩成武大郎,缩成同仁堂的中药丸。


大绳砍到我的脸上并落到肩膀。我的眼镜被兜飞,眼镜链断了,眼镜落地碎了,成几片蒜瓣。我的脖子被蛇一般的绳子缠住,摇绳的像《红岩》里的行刑特务,他们用力一勒,再重新一抖手腕把绳子抡开。


没有人改变他们的动作。我第三次跑进队伍跟着跳。我不知道要先迈哪条腿,我辨不清方向,我把后背冲着大绳,双手抱头如囚犯,比滚过去更难看。


“你,下去!”体育老师冲上来照着我的屁股踢了一脚。我们两个班共用这样一位体育老师,听说还是班主任和他关系好,才为我们班多指导一二。我不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耽误了老师和大家的时间。


大绳比赛结束了。我们班输了。



我的眼镜框是塑料的,粉色,镜腿很粗,但腿儿与边框链接的地方被我的脑袋撑大。我把摔碎的镜片一片一片地捡起来,双手捧着,如同捧着一把洁白的花瓣。我不敢抬头看同学,我知道所有的同学都在骂我。我的心里压上千钧巨石,我抱着摔碎的镜片,眼泪在眼睛里打转。


一块粉色的花手绢递到我面前,那手绢脏兮兮的,有粉色的花朵和很细小的绿叶,不仔细看,更像风干的鼻涕。我抬起头来,看到一个同样戴眼镜的女生。“你怎么啦?”


她很胖很高,像一堵墙像一座石碑。她的脸是圆的,圆得有点双下巴;她的肚子把粉色的裙子撑得鼓鼓的,像胡同里怀孕的阿姨。她伸出胖手,来摸我的脸,我一下子躲开。


“你干吗?”


“他们不跟你玩,我跟你玩儿。”话有点不大清晰,每一句话,牙齿都咬在猫样舌头尖上,但只是轻轻地一硌,绝不会把柔软的舌头咬痛。后来我才知道,这就叫大舌头。


“玩什么?”


“捏橡皮泥。你叫什么?”


“小雷。”


“我叫静琪。”


这个名字耳熟,这个胖女生没见过,她像个幽灵,学校里从来没有她的影子。作为一个受人欺负的孩子,我始终在角落里偷窥每一个人。我能记住他们的每一个细节,并在心里反复地揶揄。她若是我们学校的,我肯定记得她。我开始想,我想起,一年级上学时第三天的时候,老师郑重地在班里宣布:


“从今天开始,咱们班的小雷和二班的静琪都戴眼镜,大家多帮助帮助他们。”


所有的同学都扭头看我,我打开眼镜盒,那眼镜盒是按的,我在开启机器。眼镜被眼镜布包裹,散发出一股花露水的芳香。我褪下眼镜布,打开眼镜腿慢慢戴上,一个武林高手在拔剑出鞘,那剑正发出龙吟。我看清了每一张扭头的脸。从此我有了武器,我戴眼镜,要受照顾。但我感到,这班里还有人戴着眼镜。为什么同学们不去看他?他是谁?我前后与同学对眼,我扭头看墙,墙上有赖宁像。我明白了,这班里只有我和他两个人戴眼镜,一个坐在班里,一个挂在墙上。我的眼镜比他的厚。


除了赖宁,我的脑子里还记得另外一个名字:静琪。





诱饵胡同是东西向。诱饵小学坐北朝南,是座纵深的大院。进门是巨大的操场,操场后是一排排的平房。每一排有两间教室,放下每个年级死磕的两个班。从开头到后面,依次是三四五六年级,一二年级就放在大操场的周边。进校就听到叽叽喳喳的喧闹声。老师在声嘶力竭地维持秩序。这是上副科;若有学生被罚站或轰出教室,那多半是主科。排子房的西边有个宽敞的过道,一直通到西北角的厕所。每排教室前都上演着活色生香的西洋景,花哨得超过十八层地狱,多是打成沾满泥浆的人团儿,得用开水浇才能分开。孩子们身量越高,人就越皮实,低年级的不敢往后走,砍个沙包、扔个网球都会被没收。每当新学年开学,都有高年级的站在顶头的厕所前,为一年级的屁孩儿指引男女。那刚上学的小丫头儿穿着遮不住屁股的跨栏背心,露着白色或红色的三角裤衩,裤衩上兴许还破个洞。五六年级的傻小子们就这么看着,谁也没觉得不自在。


校园里有一棵老槐树,它伞盖般的枝叶覆盖了整个操场。树干粗得几个人抱不住,外面修了圈漆成绿色的铁栅栏。栅栏上是平的,刚好够小屁股的孩子去坐;栅栏之间有铁艺图案来装饰,三角圆圈,供孩子们的小脚丫蹬上去。每天课间或中午,我都会蹬上去坐到栅栏上,看着男老师和女同学一起踢毽,我会为他们踢得好或不好而高兴而悲伤。他们笑我也笑,他们哭我也哭,我就这么看着,像一只猴子,直至重新打响上课铃。冬天渐渐近了,那老槐树脱了叶子,似一只巨大而干枯的爪子。


我所在的是一班,和二班的接触,只有每个星期的手工课。


手工课是两个班合着上,安排在星期二下午的两节课以后,二班的人带着椅子来我们班,两个人共用一张课桌。二班那几个闹将又高又壮,但我不怕,他们若是欺负我,我们班的会跟他们打。表面上是嘻嘻哈哈,实际上都真打,用着十成的力气。但最可怕的是同班,他们欺负人。我找班主任告状告到厌烦,我也不敢找他们家,我不认识他们的家,认识了我也不会去。


我坐在最靠墙的地方,教室后门稀里哗啦一阵乱响。后门从外面用椅子顶开了,更像是撞开的,附近的同学四散逃开。二班的似妖怪似天兵天将,他们分成两队从前后门一起拥来。手工课的老师走到学生中间维持纪律,挡住了我的视线与阳光。她闪开时,我的前面出现了一个胖大的男孩,是我们班的学峰。


学峰坐在我前面同学的旁边,“哎!”他回头跟我打招呼。


我张了嘴,正要和他说话,脑后挨了重重一巴掌。啪的一声,十分地响。“叫你说!”手工老师在打我。


班里安静了,同学们都回头来看。我被打得头蒙,对老师说:“我没说话,是他跟我说……”


“他跟你说你就说啊……”老师重音落在“他”字上,他动了一下头示意,用鼻子指了一下学峰。


“哈哈哈!”班里哄堂大笑。我不明白,更感到委屈。


我的身边没有人。老师环视一下,有三个女生挤在一张桌子上,像三只挤在饭盆前的小猫,她们都穿得漂亮。


“菁菁,你到这儿来。”老师指着那三个女生中的一个说。菁菁来得磨磨蹭蹭,好像很不乐意。我们平常管她叫菁菁小姐。我们有一次去她家里玩,她换上新的红裙子,戴了棕黄的假发,还戴了墨镜,一手端着个红酒的杯子,里面装满了可乐。我们觉得她像个小姐,这个小姐不是我们长大后的意思。


我不明白,为什么女生非要扎堆儿。更不明白,我是男生里功课最好的,菁菁是女生里功课最好的,我的功课比她还好,她理应坐到我身边。为什么她不乐意?也许吧,我什么都不是,而她是大队长、班长,兼手工课代表。


我跟菁菁小姐共用一桌,但我们的目光从未交汇,身边就像坐着个假人。我跟她小声说话,她说:“好好听讲。”


我百般无聊,在桌上趴了一会儿,抬头看看窗外。窗外是冬日明晃晃的阳光。又看看屋里,屋里是黑压压的人。手工老师讲解一会儿,发下各种硬纸壳巴儿,让我们染上颜色剪剪粘粘,做成各种小动物。我忘了带剪子和胶水,实际上,我没有顺手的。奶奶做活儿的剪子太大了,夹剪处几乎分开,我拿不动。我没有菁菁那种粉色的、小得只能用大拇指和食指的剪子,也没有细得像根嫩葱的胶棒。水彩笔早被抢得七零八落,留下的几根也不出水。我曾管一个同学借彩色墨水来灌,那墨水洒满了我的手,又被我抹到了脸上。


“借我用用。”我对菁菁说。


“你干吗自己不带?”


我伸手就去拿。


“老师,小雷抢我东西。”老师站在教室的前门,脸冲着门外。她好像没听见,但周围的同学都回过头来,我想把脑袋塞进书桌,像一只乌龟缩进壳中,不再出来。


“给人家!”一个欺负我的大男生说,他叫亮亮。一个他,一个浩南,总是欺负我。他们都很壮。表面上,我是打不过;实际上,我戴眼镜,从没打过架。


我没拿到菁菁的剪子。她把椅子往外搬了搬,地上长出一座透明的围墙,把我与她隔开。


教室里渐渐地静了,大家都在忙活,以便下课时交上手工作业。这门课没有期末考试,只计算平时成绩。每当我看到菁菁拿的那张大而白的成绩表、她一个个地填成绩时,就感到红笔是种权力,而我功课再好也没有这种权力。她像个公主,而我像个随从。我用力叠那硬纸壳巴儿,用力压出死线,反复地压,再一点一点地撕。没几下,我把它撕巴坏了。看看周围的人,他们画完了,又剪出部件,开始拼装。


“我借你吧。”学峰一回头,剪子递到我跟前,同样是把破剪子,很不好用。我用了几下,又还给他,他用几下又给我。


这节课我们每个人还发了橡皮泥来捏。男生们捏出各种飞机大炮,女生们捏出各种锅碗瓢盆。我双手搓着那橡皮泥,想揉出种好看点的颜色。每块橡皮泥都像压花饼干,每块一种颜色,拼成一个平板。我想捏个大野象,那样简单,只要揉成几个棍子当象腿,再揉个方块当象身,揉个长条当鼻子,再做出象牙。只用同一种颜色肯定不够,于是,我在想,用哪四种颜色做大野象的四条腿?


橡皮泥很硬,我把那一块块的“饼干”揉成卷,按在桌子上,学着父母揉面的样子用掌心用力地搓。离下课时间不远了,我的手疼了。


“我给你揉吧。”今天学峰的动作出奇的快,他转身就把我的橡皮泥拿走。“给我,给我。”我拽他的脖领子,但他很胖,我拽不动。他更埋下头去揉,揉得课桌直响。


哒哒哒的下课铃犹如电锯般响起来,那铃声似一条线,吓得我一个激灵。“快给我。”我对学峰急了。


“给你!”


学峰还回来的,是一条粗大的长条,似一根变质的火腿肠,各种颜色都扭在一起,并透着乌黑。那火腿肠的两边还扭着看不出的花。


“这是什么?”


“糖!”


从那以后,每次的手工课,别人不借我东西,我就管学峰借。他总是借给我。再往后,我就和他一桌,我管他借胶水,他用小手指蘸着胶水正往纸上涂抹,就立刻伸过小指来,我也伸出小指,我们的小拇指在一起轻轻地碰着。他每次过来,女生们都会主动躲开,集体给他让道。听她们说学峰会闹,闹起来他庞大的身躯像《恐龙特急克塞号》里的恐龙,没人能拦得住他。菁菁不喜欢靠近我,但更不喜欢靠近学峰,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但所有的女生都这样。





班里起了传闻,传说是我跟学峰关系最好。


之所以跟学峰好,是因为跟其他人都不好。在我们这里,如果你是班里唯一功课好但又不会玩的男生,那全班则是你的地狱。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们整个年级只有一人永远考一百分,那是我;只有一个人永不及格,那是学峰。


学峰的脑袋是正三角形,他身子很胖,像是一个三角搭在一个方块上。整个人长得像积木,也像个雪人的雪糕。他说话并不利落,好像每句话从没超过五个字,只是蹦出些单词。我们打由四年级学的英语,平时不是捣乱就是写其他作业,一年也没见过几个词,可学峰说中国话,比我们说英语还费劲。从没有老师提问过他,也从没有人收过他作业,连他的考试卷子有时都不收,反正收了也知道他考不过二十分。有一次他得了四十分,是整张卷子都是判断题,他全部打对钩蒙上的。发下卷子来,从没见过他那么沮丧懊悔,要是全部打叉就及格了。那是他唯一的机会。


在一所功课抓得很紧的重点小学,学峰是完全的异类,在班里,有他没他都无所谓。他只是一坨肥肉,甚至是一团空气。班里所有的体育活动,不用想就要排除戴眼镜的,最瘦的我;还有不戴眼镜的,最胖的他。那时候,我的脑袋长得很大,再加上厚厚的瓶子底一样的眼镜,更显得我身子瘦小。同学们会叫我“四眼儿”,更会叫我“大脑炎”。他们说,我之所以永远考一百分,是我有四个眼睛并得了大脑炎的缘故。


不过,也有想起学峰的时候。赶上老师们换课,全天都是班主任的课,我们上得无聊,仍旧是自习写作业,把课本里的单元练习一遍遍地抄录。老师要我们整理了生字本、组词本、成语本、抄书本、公式本、难题本、错题本……我们把一本本练习册上的题、考卷上的题都分门别类地抄下来,把一本本雪白的、印着浅绿色格道的本子写满。老师又在课堂上判期中考试的卷子,甚至写她自己的卷子:她在我们放学后,还要去进修,当学生,以补上大学文凭。我们的卷子是竖着的,老师的卷子是横着的,密密麻麻,一个字也看不懂。我们想老师要考大学了,都十分地佩服。


判着判着,老师突然说道:“你们看人家小雷,语文数学都一百,双百。人家将来要考五百中的。”五百中是东城区最好的学校,同学们转过头,我再次把头埋下,我脸上发烧,像是做错了什么。我还是不会跳大绳,不会砍包,不会玩游戏机。


接着,老师又判到了学峰。“你们看学峰,也跟人家学学,卷子多好判啊,全是空白,一眼就看出得几分了。”


“哈哈哈。”全班学生都笑了。


“你们要么学小雷,要么学学峰,也好让我轻松会儿。”看得出,班主任烦得厉害。她忽然问道,“学峰,你过来。一加一等于几?”


学峰从教室后面嗫嚅着过去,闷着头说:“二。”


“学峰,二加三,再加五,等于几?”“十。”


“学峰,二乘三得几?”“六。”


接下来问的不止是老师,还有同学们,大家从如山的作业本练习册中抬起头来,前所未有地放松。


“十一乘十一得几?”学峰想了想,低头开始玩自己短胖的手指头。


“学峰,碗里有一百个丸子,吃了一千个,还剩几个?”“不知道。”学峰在说实话。


班里乱得开了锅,同学们在抢问,学峰在抢答。


卷子发回来后,学峰向我请教问题。我不情愿地给他讲,我讲得很明白,但他不是听不懂,而是彻底没反应,他连自己懂不懂都不知道。更多的时候,班里的男生会一拥而上,把学峰别在教室的角落里,四五不靠六地打。只有今天课间不一样,是教室外的墙角,大家一个一个地上去叠罗汉,而最下面压的是学峰。


学峰穿着紫色的上衣,已脏得发黑;而下身黑色的裤子却脏得发白,厚厚的全是脏土。同学们叫喊着,欢呼着。我正走出教室门口,几个同学立刻拥我而上,一起往学峰的身上倒去。我怕被压,成为花卷中的一层。我想往外跑,但跑不出去。我猛地转身,把脚伸进人群,向学峰的肋骨处踢去,像踢足球。


同学们又拥上来一拨儿。刚才压在学峰身上的都赶紧跑开,他们纷纷用脚踢他,踩他,踹他,像在踩一个大棉包。我想起胡同里有个粮店,每次我都蹦到那五十斤一包的富强粉袋上,在上面走,然后被粮店的人拽下来。我们很多同学都这么干过,直至粮店的人对我们破口大骂。


不知谁“啊”地喊了一声,他们都四散地跑开,我跑在最后,被高大的体育老师截住了。我被体育老师带到了班主任的办公室。他简略地说了说。班主任把我叫过去,我看得出,她生气了。


“哟,涨行市了?”她往前用力推了我一把,“你也会欺负人了?你不是老挨人欺负吗?”她又推了我一把,“看着挺白净的,戴着眼镜,连你都敢打学峰了?”


“是别人先动的手。”


“他打你没有?”


我不敢说话。


“去,那边站着去。”



在罚站时,我突然想起我第一次认识学峰时的场景来。那还是在这位眉骨突出的体育老师的课上,他眯缝着眼睛,高大硬朗,他厉害。上课时总是说:


“今天,你们跟着我做,我看谁的脑袋是个球!开立!”


这节课要学几个武术动作,我们要练冲拳,每一拳都像要打倒了一个敌人,操场上杀声震天。我们像体育老师一样,两脚打开与肩膀同宽,双手放在腰间。手要有力,放好。


他上前拉我的手,我被他拉动了。


他瞪我,冲着同学们说,大家看好了,不能这样,一拉就动。他自己做个姿势,他先伸右手,冲拳,再伸左手,冲拳。每冲一下拳,就喊一下:“杀,杀!”


“跟我一样!”他苍老的声音在喊,“杀!杀!谁做错了,谁的脑袋就是个球,到那边去。”他一指队伍以外。


“杀,杀!”


“你是个球!”他伸手向后指着。有个胖子站在我身后,我扭头向后看往他的方向。我在庆幸,我没做错,大家都没看我,都在看他。我用手悄悄一指,对着他说:“你是个球!”


“啪”的一下,我的后脖子挨了一下。我扭头,看到体育老师指着我说:“你是个球!那边去!”


我做得跟体育老师一样,他出哪个手我就出哪个手,我为什么会错?我在想,体育老师是对着我们站的,他出左手,我该跟他一样出左手岔开,还是出右手跟他是一样,用我的小拳头对他的老拳头。


他喊了,我来不及多想。


我不知道,但我做错了。


不一会儿,那个胖子也下来了。


我问他:“到底该出哪只手?”


他却不理我,远远地看着校门的方向。他的头是正三角,那他的眼睛就是倒三角,腮帮子很大。他鼻子很瘪,整个人挺白,但并不干净。他的鼻子下方,永远挂着两条清鼻涕,要么就用纸团塞着,像冬天院子里冻坏的水龙头;要么滴滴答答地流水;要么被一团烂布层层包起。


体育老师继续训练其他学生。太阳越来越足性,我们在太阳底下站着。旁边有阴凉儿,是房屋延伸出的影子,但我们不敢站过去,更不敢靠着墙。老师好像把我们忘了,他们练习累了,都去大树底下休息,过一会儿再继续。我们是掉队的战士,是开小差的,是体检不合格的。更不多久,我们两个好像人间蒸发了。


直至他们散了,我们站累了,还是没人理我们。许久,那体育老师才过来,看了几眼,对我们说:“一个胖子,一个眼镜。哦,一个傻子,一个眼镜。”


他挥挥手,示意我们回家。他转身走了,但我们没看懂他的示意。直至他走远了,胖子问我:“可以走了吗?”我说:“不知道。”


我们两个人互相看了看。我,男的,瘦,戴眼镜;他,男的,胖,不戴眼镜。


……


——摘自中篇小说《水下八关》,作者侯磊,原刊《西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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