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张世禄先生摄于复旦大学正门，时年80岁）张世禄，字福崇，1902年11月出生于浙江省浦江县东乡礼张村一个书香家庭。那里山峦叠翠，白云缭绕，秀树掩映，溪水潺潺。祖父张有烈是清代贡生。父亲张道型、叔父张道垲都是前清秀才。张世禄幼承庭训，耳濡目染父辈教授的“四书”“五经”一类的古书，从小爱上了古文。在当时，“小学”是“通经”的基础，入门的工具。从乡办小学到省立金华中学，张世禄都以学习古文为主。这为他后来研究古汉语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张世禄所读中学的校长是著名语言学家金兆梓。金兆梓在古文方面的博识精断给了张世禄很大的影响。同时张世禄对当时新设的英文课程也深感兴趣。（1934年张世禄先生赴日本讲学，摄于上海航运码头）五四运动兴起后，张世禄首次接触了白话文和英文。当时的思想文化界交织着中西古今的冲突，张世禄对传统语6研究方法和手段的严重局限感触很深。他开始意识到，中国传统的语言研究必须用西方语言科学的新知来加以革新、改造。1921年，张世禄考入南京国立东南大学中文系，承师著名学者胡小石、陈中凡、顾实、柳诒征、竺可桢、梅光迪、吴宓等。在这里，张世禄对语言研究的功用和研究手段的科学化与精密化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他广泛阅读了清代语言文字学家的著作，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等。在传统小学的文字、音韵、训诂三个门类中，他感到音韵学最难弄通，因此下了很大功夫研读。研读中段玉裁“音韵明而六书明，六书明而古经传无不可通”给他很大启发，他决心深入钻研音韵学。（1932年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聘请张世禄先生任中文系教员）张世禄是胡小石先生的嫡传弟子。在胡小石指点下，张世禄看了高元的《国音学》及赵元任、林语堂、刘复、唐钺等的著作。他参照比较中外语言学著作，逐渐把握了汉语传统音韵学的各种概念范畴，从此选择了用西方语音学理论来研究中国传统音韵学的科学研究道路。在东南大学学习期间，张世禄聆听了章太炎、梁启超等学者的讲学，并参加了东南大学著名词曲家吴梅为学生建立的研习词曲的“潜社”。读书期间他就在《国学丛刊》、《东南论衡》等杂志发表了《文字上之古代社会观》、《日本藤原氏与春秋世族之比较》等六篇论文。（1933年暨南大学聘请张世禄先生任大学部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35年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聘请张世禄先生任中文系教授）1926年，张世禄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次年他赴福建厦门集美学校任语文教师，开始了他漫长的语言研究与教学生涯。1928年至1932年，张世禄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编译员，在此期间兼任暨南大学、复旦大学、中国公学等校文字学、语言学、语音学讲师。1932年到1939年，张世禄任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及复旦大学、无锡国专、成明文学院、光华大学等校语言文字学教授。其间，于1934年，应日本中国语学会之邀赴日本讲学。这段时间，张世禄研究的重点是音韵学和语言理论，出版了一系列学术著作，包括《中国声韵学概要》（1929）、《中国古音学》（1930）、《音韵学》（1932）、《广韵研究》（1933）、《中国文艺变迁史》（1933）、《语言学概论》（1934）、《语音学纲要》（1935）、《中国音韵学史》（1938），翻译出版了一系列外国语言学著作，包括《中国语与中国文》（1931）、《中文解析字典序》（1933）、《汉语词类》（1937）、《语言学通论》（1937）。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在论述中国现代语言学早期理论建设时指出：“张世禄在介绍西洋语言学理论方面，用力最勤，成绩突出。王力、方光焘、岑麒祥等人也在大学开设过‘语言学’，但都没有正式著作问世。”
（1937年张世禄先生在上海暨南大学任中文系教授、系主任）1940年至1947年，张世禄为逃离汪伪陷害，携新婚妻子张瑞云离开上海到西南各省，先后担任昆明云南大学、坪石中山大学、桂林师范学院、贵阳大厦大学、重庆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四川教育学院等学校的语言文字学教授，并曾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时逢战乱，举步维艰。在这些年里，张世禄先生在努力工作的同时，仍坚持学术研究，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了专著《中国文字学概要》（1941）、《中国训诂学概要》（1942）、论文《文字学与语法学》（1940）、《训诂学与语法学》（1940）、《朱翱反切考》（1944）、《中国历史语音学之方法》（1944）、《字形孳乳说》（1945）等，翻译了高本汉的《老子韵考》（1939）、《诗经研究》（1939）、房德里耶斯的《语言论》。（1940年无锡国专唐文治校长聘请张世禄先生任该校文学教授）
翻译房德里耶斯《语言论》的时候，张世禄先生正在坪石中山大学任教。据张瑞云师母回忆，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大儿子刚满周岁，女儿又出生了，生活十分艰辛。一家人吃的是夹有沙子石子杂粮的糙米饭，美其名曰“八宝饭”；睡的是高低不平的硬板床；用的是一块破板两只长凳搁起来的“写字台”。晚上照明用的是小碟子加上三根灯草的油灯。白天张先生备课编讲义，或上图书馆钻研业务，晚上就在油灯下翻译《语言论》。张师母为此退学操持家务，稍有空闲就用布兜背着老大，抱着老二出门游荡，只有这样才能使仅10平方米的租房安静下来，让张先生静心工作。张世禄先生1943年回到母校重庆中央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当时他的老师胡小石是研究所主任，汪辟疆是系主任，系里还有唐圭章、卢冀野、王玉章、杨潜斋、李长之等先生。由于张世禄先生的回归，语言文字学方面的力量大大加强，张世禄成为胡小石先生的左臂右膀。在胡小石的支持下，中文系增设“语言文字组”，约相当于后来的语言专门化或汉语专业。当时全国设这个专业的还有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全国只此两家。（1940年张世禄先生在昆明云南大学与夫人、同事合影）建国以后，张世禄任南京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张世禄先生到上海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次年被陈望道校长聘为中国语言教研室主任。张先生在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开设了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汉语史、汉语诗律学等课程。 （1953年12月9日复旦大学陈望道校长聘请张世禄先生任中国语言教研组主任）建国以来，张世禄的语言研究重点从他辛勤开拓的现代音韵学领域转向中国现代语言学的薄弱环节——词汇学领域。他出版了一系列词汇学方面的论著，其中有《普通话词汇》《小学词汇教学基本知识讲话》《词的构成与词汇的构成》《怎样正确地认识同音词问题》等。尤其他撰写的上海本《现代汉语》中的词汇部分，是他数十年词汇研究的结晶。张世禄词汇学说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同义互训词理论、基本词理论和类义词理论。（1980年张世禄先生与杨伯峻教授在湖南长沙合影）在张世禄进入晚年的时候，“十年内乱”使他身心备受摧残。在粉碎“四人帮”后，张世禄不顾年老体弱，振奋精神，进行学术上的“自我抢救”工作。他要趁有生之年，为祖国语言科学再作努力，“以尽绵薄”。在这一时期，张世禄的研究重心转向了汉语语法。他在我国第一个系统地打破西方语法理论的洋框框，建立起中国特色的功能语法理论。（1986年10月上海学术界举行张世禄教授从事语言教学与研究65周年庆祝大会，主席团上左起是倪海曙、罗竹风，张世禄、夏征农、林克、庄锡昌）1978年，张世禄出版了集其学术思想之大成的大学教材《古代汉语》。这部书鲜明地体现了他半个多世纪在汉语音韵、词汇、语法等领域探索、革新的精神及其独树一帜的成果。1981年，张世禄先生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首批博士生导师。从1982年开始，他亲手指导了上古汉语词汇和上古汉语语法两名博士研究生，在这两个领域系统、深入地发展了他的极富创造性的语言学思想。【1987年张世禄先生关门弟子申小龙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合影。后排左起严修教授、胡竹安教授、许威汉教授、郭在贻教授（答辩委员会主席）、何乐士教授，前排左一李祥年（朱东润先生的博士生，答辩秘书），右一申小龙。答辩会在张先生寓所举行。答辩后师母给大家烧了一桌好菜。】
1986年，上海学术界隆重召开庆贺张世禄教授从事语言教学与研究65周年大会。1991年国务院授予张世禄“为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光荣称号。同年12月张先生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因病逝世。张世禄毕生致力于对中国传统语言研究的继承、改造、发展和创新，筚路蓝缕地引进、消化、吸收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与同时代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前驱们一起，促成了传统语言研究全方位的质的更新，奠定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科学基础。张世禄对祖国的语言科学怀着巨大的献身热忱，任劳任怨，默默耕耘，淡泊名和利，甘为孺子牛。他像春蚕吐丝一样，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祖国和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书剑飘零做客频，
莲花落里探真情。
分明别有青云路，
犹把儒冠自误身。
复旦中文系老主任陈允吉先生为此诗绘制出令人动容的历史画面：“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让张世禄先生倍觉困扰，他很早就交代清楚的历史问题，碰到运动仍会不断被人拿出来说事。一九五七年‘反右’时，幸有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同志的保护，才得以免遭划成‘右派’。‘文革’一开始先生即被列为重点冲击对象，长时期的批斗和过量劳动，使他身心疲惫背负沉重的压力。”“‘文革’中间先生自知政治处境不好，因此说得很少，做得很多，对组织上分配给他的任务从不推诿，甚至连抄抄写写一类事情也做得特别认真。他指导过的后辈严修教授曾说，张先生晚年就像一头老牛，任劳任怨，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终日牵輓着超重的车辆，行走在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山坡路上。”（1983年张世禄先生在复旦大学第九宿舍家中书房工作）张世禄先生前半生颠沛流离无归处，后半生踽踽独行唯学术。他在一个人的“莲花落”里探索科学的真谛。严修先生谈到此诗时说：“张世禄先生享年90岁，作此诗时为45岁，正值他人生中途。此诗是他前半生的总结，也是他后半生的预言。此诗真实地反映了张先生一生的生活轨迹。“凭张先生的学识才华，完全可在青云路上飞黄腾达，然而他却不求闻达，心甘情愿地选择了清贫寂寞的教师职业。（1982年夏张世禄先生、张瑞云师母和1962级研究生李行杰先生在青岛海滨）
（1980年张世禄先生在第九宿舍家中授课后，和严修先生及研究生黄志強、刘志成、丁根生、钟敬华丶李恕豪合影。）“表面上看，张世禄先生不太关心政治，平日交谈，只谈学问，从不触及时事，但在关键时刻，在大是大非面前，他的立场是鲜明的。解放前夕，国民党撤退，张先生所工作的学校已经替他准备好了飞机票，劝他到台湾去。但他根据长期来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和体验，对中国未来的前途有明确的判断，他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坚定地留了下来，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贡献其后半生。”张先生的《自嘲》诗“抒泄出作者久填胸怀的人生感慨，也宣示了他对文化传承和教师职业道德的一份坚守。”这就是我的导师，一位抱真守一负重耕耘，以毕生心血教书育人成就辉煌的世纪老人。当我将老师一生著述寻踪觅迹编集成浩浩11卷《张世禄全集》时，心中的钦敬与爱戴无以言表……（1988年张世禄先生、张瑞云师母与博士生申小龙合影）
附：复旦大学中文系2021级本科生孔芝兰同学为11月29日将在复旦大学举行的“纪念张世禄先生诞辰120周年座谈会”制作的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