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碧海舟公司成立于1995年，性质为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为邸建军、李依璇。雷石企业为专业的股权投资公司。

二、2011年4月29日，雷石企业作为投资方（甲方）与碧海舟公司（乙方），邸建军、李依璇（丙方）签订《增资协议》，约定：乙方向甲方定向增资，雷石企业以现金22496750元认购乙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310.3万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4.0829%。

三、同日，雷石企业（甲方）与邸建军、李依璇（乙方），碧海舟公司（丙方）签订《对赌协议》，约定：如果丙方未能在增资后24个月内成功完IPO，则甲方有权参照以下价格，要求乙方全部或部分回购甲方在丙方中持有的股份。回购价格为：甲方投资额再加上每年10%的收益率溢价，计算公式为：P=M×N×（1＋10%×T）；其中，P为回购价格，M为甲方已认缴的增资额，N为甲方有权回购的股权比例占其总持股比例的百分比。T为自甲方实际增资款到位之日至乙方及丙方实际支付全部回购价格之日的自然人天数除以365。乙方确保在90日内将回购价格全额支付到甲方指定账户内，丙方向甲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四、上述协议签订后，雷石企业履行了出资义务，碧海舟公司亦于变更了相应股权工商登记。2013年6月1日，碧海舟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IPO并在上交所上市；此后向证监会提交了IPO申请，但于2014年7月1日被终止审查，直至本案发生争议时仍未上市。

五、 2014年7月7日，雷石企业要求邸建军、李依璇按照对赌协议约定价格回购股权，并要求碧海舟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但邸建军、李依璇及碧海舟公司则认为对赌协议无效，拒绝履行回购义务。

六、本案经北京丰台法院一审、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均认定雷石企业与股东邸建军、李依璇的对赌协议合法有效，但要求碧海舟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约定无效。

投资方与原股东约定“目标公司若未能在指定期限内完成合格IPO，则公司原股东应当按照约定的回购价格回购投资方持有的目标公司股份”的对赌条款合法有效。首先，在商业实践中，股权投资估值调整协定在直接融资领域中存在颇为普遍，其实质是对商业经营中资本价值风险判断的合意行为，该条款的效力认定应当以《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为审查依据。本案中，该股份回购条款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规定，亦未损害公司、其他股东以及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其次，该对赌条款不会产生不公平或损害股东及公司利益的情形。一方为专业的投资企业，对商业风险和法律规范有着充分的认识；另一方为融资企业及控股股东或者原始股东，对公司的实际情况及盈利能力有着充分的了解，并对融资后企业的利益获得、价值目标作过详尽调查和理性预估。双方均为平等理性的商业行为主体，并不存在主体地位的优劣，所约定的回购条款亦非格式条款，不存在排除他方权利、免除己方义务的情形。从双方风险负担情况来看，雷石企业作为投资方投入大额资金入股，并不参与碧海舟公司的经营管理，本身承担了较高的投资风险；雷石企业等投资方入股后，碧海舟公司实现了融资，获得了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机遇，邸建军等控股股东或者原始股东亦能享有企业成长所带来的股份增值等收益。因此，在碧海舟公司未能按期上市后，回购条款的履行是雷石企业等投资方正当的风险规避方式，对邸建军、李依璇亦未造成不可预见的风险和重大责任，其所支付的溢价应视为系根据事前自主商业判断所自愿负担的责任后果。

约定目标公司为原股东的回购义务向投资方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约定无效。雷石企业以股东身份与公司签订上述条款，从而在邸建军、李依璇不履行相应义务时成为公司债权人，会使得投资方的投资可以取得相对固定的收益，该收益脱离了目标公司的经营业绩，获得与公司其他正常商业活动中外部债权人相同等的地位，既会损害公司以及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也会损害公司外部债权人的利益。

（一）本公号解读的判决文书案件事实纷繁复杂和证据较多、往往涉及多个法律焦点。为了写作和理解方便，我们可能仅选取某个具体角度、某个焦点问题进行解读和评析，难免挂一漏万。需要完整了解某个案件，请通过法院官方网站或其他渠道获取判决书原文进行研读。

（二）与此同时，有些案件事实似乎相同的案件，却出现不一样甚至相反的判决结果，这可能是因为案件事实看似相同实际上却存在某些细微但关键的差别，也可能是最高法院根据社会发展的变化调整裁判规则和思路，甚至可能是法律法规本身出现了变化。判决书一旦做出就固化了，但是立法和司法实践是不断向前发展变化的。

（三）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除非是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的指导性案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七条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否则即使是最高法院的判决书也并不具有指导另案判决的法律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