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 | 抗战大迁徙：1938年，江兴轮惨案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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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会战期间被迫滞留汉口的平民。
1938年6月，以武汉为核心，在鄂、湘、皖、赣、豫南等地遍布水网和崇山峻岭的广袤战场，中国第二阶段抵御日军入侵的武汉会战打响。
在武汉会战前后，中国抗战史上史诗般的抗战大撤退如火如荼正在开展。
武汉会战中、后期，现代化陆江空日军大举西犯，武汉会战战场纵深削弱，回旋余地减少。国军为防止日军突破、穿插、攻击后方及破坏抗战大撤退，被迫放弃机动作战，开始了寸土寸血的阵地防御作战。
1938年10月，抗战大撤退已近尾声。
10月21日，日军战略迂回登陆大亚湾后占领广州。在武汉会战战场作战的国军失去了粤汉线保障，武汉局势岌岌可危。
于此，中国认为武汉会战已经完成战略目标，迅速做出结束武汉会战的决策。
是时，在船运总司令部指挥下，担负武汉抗战大撤退的民生公司和轮船招商局等船运企业，加紧了武汉军民最后的撤退。
10月24日，傍晚，汉口码头，暮霭沉沉。
大约19时，汽笛长鸣中，当时中国最大的江海轮船企业轮船招商局旗下的“江兴”轮，搭乘了武汉船运总司令部先期撤退的人员和抢运民工5000多人，慢慢离开了码头，驶向宜昌。
武汉会战期间，抗日集会的武汉市民和孩子。
武汉会战后期，日军凭空中优势完全控制了武汉及周边制空权。
于是，日海军前进武汉的舰队虽然没有航母，却更是肆无忌惮放出水上飞机，频繁在武汉、岳阳、宜昌长江航道进行侦查、轰炸。
当时，中日全面开战却尚未正式宣战。同情中国抗战的英、美、苏、德等国海外记者密切关注着日军动态。
武汉会战中，日军暴虐攻击。虽然对中国积极展开的抗战大撤退恼怒万分，然而在中外媒体关注中，日军却不得不作出为保护侨民而远征武汉的姿态，其空中力量主力并没有对长江航道进行无差别封锁、轰炸。
欧美列强外交和中外记者舆论，显然对日军无限扩大战争的武汉作战起了一定的限制作用，是抗战时期武汉、宜昌大撤退成功的一个侧因。
彼时，日军以战力更强的陆军战机主要对武汉抗战国军作战。相对弱小的海军战机则负责监视、侦查和袭击长江航道。
日海军航母无法逆江抵达长江中游，是以，在武汉及长江中游航道巡航的日海军战机，主要是日海军第三舰队水上飞机航母神川丸号和各巡洋舰舰载的航程短、火力弱的水上飞机。
通常情况，日军水上飞机对中国抗战大撤退的船队，如有教会、红十字会标识的，并没有直接采取无差别轰炸。
然而，战争毕竟是战争。在长江航道上，日机频繁出没，对中国船只稍有怀疑便找借口进行狂轰滥炸，给中国抗战大撤退带来巨大的损失。
武汉会战期间的日军水上飞机。
船运总司令部选择“江兴”轮在傍晚出航，正是为了避免万一。
离开汉口码头，满载的“江兴”轮逆流往西南前行。
按照抗战大撤退惯例，非军事用途的“江兴”轮在船上有序放置了教会和红十字标识。
在长江主航道上，相比长江中、上游的常见的江轮、木船而言，500吨的“江兴”轮无疑是一个庞大、显眼的目标。
夜晚，21时左右，“江兴”轮在湍急的江流中急切却缓慢行驶着。
潾潾波光，阵阵涛声。灯火管制的船上一片死寂。
经历紧张、危急的武汉会战和大撤退，乘客们或官、或民、或军人，他们身心疲惫却充满焦虑，心事重重，少有睡意。
昏暗的指挥室里，船运指挥部乘船的管理员们和船长偶尔交谈。
他们在计算、祈祷，如果赶在拂晓之前，“江兴”轮能够抵达岳阳一带寻找港汊隐蔽，那么，次日“江兴”轮将摆脱日机威胁，航程也就不会有太大的风险。
抗战初期，日军水上飞机虽然航程短，火力弱，但便于投送。对失去制空权的中国，依然是非常大的威胁。
突然，“江兴”轮的船长收到了武汉的船舶运输总司令部紧急电报。
原来，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上将在刚才给船舶运输总司令部下达命令，要求立刻将汉口日租界6门高射炮和500箱弹药，紧急抢运重庆。
白崇禧命令十分强硬。
他要求船运总司令部在驻防国军撤退时完成抢运，倘有贻误，军法追究。
是时，汉口码头，除却不足30吨的等待军委会侍从室最后撤退的建武轮，等待船运司令部撤退的更小的“建兴”轮之外，仅有少数木船，再无轮船可调。
如要执行白崇禧的命令，船运总司令部只得火速电令位于汉口最近，载量最大的“江兴”轮返航。
国难非常时期，“江兴”轮上，船长和船运总司令部管理员们苦笑着，服从了命令。
调头的“江兴”轮顺水而下，很快，在22时左右，返回了汉口码头。
这时，已经是武汉会战尾声。日军由大别山北麓一路突击，正在武汉江北，对阻击国军发起最后的攻势。
在汉阳码头，隆隆炮声清晰可辨。
时值深夜，秋风撕扯着昏暗路灯，映照疲乏、惊惶的由前线撤下来的伤员、散兵，以及为躲避战祸由四面八方涌来的难民。
码头上，所剩木船已然寥寥无几。为争夺最后逃离危境的船只，不断有人跌落寒冷的江里。军民早已阵脚大乱。
在抗战大撤退中一直井然有序的汉口码头，混乱不堪。
此刻，“江兴”轮慢慢靠近码头。这艘500吨江轮的突然出现，无疑是身处绝境军民们眼里逃往生天的方舟。
长江上游，宜昌大撤退的中国船只。
人们激动起来，向“江兴”轮涌来。望着伤员、难民，宪兵们流泪不忍开枪，挽手拦在江兴轮前，声嘶力竭勉力维持着“江兴”轮靠岸和登船。
这艘本来已经超载，转向回来转运高射炮和弹药的轮船，随着伤员、军人和难民登船，吃水线慢慢沉入江面。
等到由阵地撤下来的6门高射炮和500箱弹药准备装船时，原来载有5000余人的“江兴”轮又涌上了近5000人的伤员、难民。
“江兴”轮严重超载，再无立足之地。
无奈，船运总司令部和船长想方设法，只得强行把500箱弹药塞挤到机舱、底舱，而后，拆卸高射炮，分散捆绑搁置在船顶和船面甲板。
这时，“江兴”轮原先放置的教会和红十字标识篷布、蔽盖物，匆忙间东拉西扯后已经凌乱、不清。
一番折腾，已经是1938年10月25日凌晨。
武昌珞珈山附近，火光熏天，炮声密集。武汉守军与日军正在进行最后的激战。
夜色中，军委会侍从室和军委会幕僚们登上“建武”轮先行撤退。
凌晨3时，船运总司令命令“江兴”轮先行撤退，最后，船运司令部剩余人员乘“建兴”轮，离开了汉口码头。
江兴轮遇难示意图。
汽笛长鸣，割断了码头和船上人们无助、绝望的呼喊声。
无法撤退的军民哭泣着，黯然四散。
在码头上维持秩序的宪兵尽职尽责等到轮船全部离开之后，这才各自整备武器，抹泪离开码头向西赶去。
后来，史料再没有了坚持在汉口码头执勤到最后的宪兵们的下落。
离开武汉，“建兴”轮一路急行，船小不择航道，很快赶上了先期出发的“建武”轮。
江兴轮是江轮，必须按照曲线水槽在主航道上行驶。也就远远落在后面。
适逢秋季，天高云淡。8点以后，天光大明。日军水上飞机出现了。
最早遇袭的是“建武”轮。一架水上飞机发现“建武”轮上军人装扮警卫，立刻以机枪实施扫射。
船上军民10余人被枪击伤亡之外，正在船上的最高国防委员会副秘书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四处躲避，身穿袍子也被多处洞穿，幸免于难。
日机是水上侦察机，仅有机枪却无航弹。“建武”轮太小，日机并没有意识到“建武”轮重要。在射击弹尽后，自行离去。
武汉会战期间，船运司令部负责抗战大撤退，颇有应对日机空袭经验。
他们知道，大撤退船只在长江距离武汉约四五十里左右，就是日军以水上飞机侦查袭击的主要区间。
日军以两架一组，遇到中国船只立即以机枪扫射四周江面示警，随即，一架凌空监视，一架降低、甚至落在水面与船只平行，强行检查船只。
你的国军？你的武器？你的老百姓？
日机飞行员结结巴巴都会几句汉语。
这时，中国船只也只得以三声汽笛致意，示意自己属于非军事船只，表示同意检查。
民生公司最大吨位的民本轮。长江大撤退轮船都要做一定的伪装和非军事标识。
“建兴”轮用标注教会、红十字会标识的篷布捂盖严密，涉及军事的人员物品躲在底舱，船面也以堆放普通物品掩护。此刻遇到日机，船运司令部人员早已准备的便装人员出面应答，做手势。
很快，日机离去。小小的“建兴”轮毫不起眼，蒙混过关。
然而，严重超载，落在“建武”轮后大约3小时航程的“江兴”轮，却没有“建武”轮和“建兴”轮的运气。
灾难和死亡，正向刚刚离开武汉的命运多舛的军民们袭来。
侦查“建兴”轮的一组日机向顺着航道向东北飞去，很快，在现在的洪湖市的新堤、新泽口一带的江面附近，发现了艰难行进，目标显眼的“江兴”轮。
“江兴”轮严重超载10000人的民工、难民、伤员、军人，行驶缓慢。本来船上布置有教会和红十字会标识已经散乱，阳光下，高射炮搁置船面，非常显眼。
企图强行检查“江兴”轮的日机很快发现，“江兴”轮拒绝了鸣笛，船上也有军人和疑似高射炮，于是，日机不再喊话，开始俯冲射击，威胁，命令“江兴”轮向武汉返航。
“江兴”轮上，军民才经历了惨烈的武汉会战，对日军同仇敌忾，恨愤填膺。
尤其在武汉操作高射炮抵御日军空袭的国军官兵，此刻见到日机，自然分外眼红。
“江兴”轮上，船运总司令部船舶管理所负责人李世芳先生遇难脱险后回忆：
日机俯冲以机枪扫射船身、甲板威胁返航，船上军民死伤惨重，然而“江兴”轮并没有屈服日机命令。
很快，军民匆忙间，冒死在船面开始组装了1门高射炮，对着日机一阵猛揍。
隆隆炮声响起，日机向梁子湖方向逃窜、躲避。一架被重创坠毁，一架向东飞去。
“江兴”轮上，船长和船运总司令部随船的管理员紧急商议，大家认为日机肯定会快速赶来报复，主张立即将船开足马力，搁浅江滩，大家涉水登陆避险。
武汉会战期间，日军战机袭击长江航道。
然而，船长的搁浅命令还没下达，此刻船上已然大乱。
击落一架日机的军民群情振奋，尤其高炮队官兵认为日军水上飞机数量不多，战斗力不如日陆航轰炸机，必然不敢再来。倘若再来，“江兴”轮以高射炮与机枪、步枪反击，日军水上飞机也无可奈何。
击退敌机，必然比搁浅、涉水登陆损失小。
高炮队官兵急于组装、架设其余5门高射炮。然而，苦于“江兴”轮船面狭窄，军民组装、布置高射炮费时。船上船下军民奔走呼号，场面纷乱，放置机舱的炮弹更是难以及时搬运。
就在手忙脚乱之间，日军6架水上飞机已经赶到了“江兴轮”上空。
日机轮番俯冲轰炸、扫射“江兴”轮。以燃烧弹、航弹轰炸下，长江水道闷声轰鸣，浊浪滔天。
江面虽宽，但在狭窄航道上，轮船绝无回旋空间，只能被动成为日机靶子。不及躲避刹那，“江兴”轮的船尾、中舱相继中弹。船身燃烧，船头上翘，船尾开始下沉。
船上浓烟滚滚，卷起撕心裂肺的呼救、哭泣、哀嚎，飞扬在长江航道之上。但并没有引起日机同情。
宜昌以上到重庆航道，正在行驶的大撤退船只。
日机继续向已经开始沉没的“江兴”轮继续攻击着，不过数分钟，“江兴”轮拉响了汽笛，凄婉长鸣着，犹如上万的军民最后的哀歌，被凄惨的血水、滔滔的江水吞没。
相距60公里之外，“建武”轮上，大家为日机袭击下的“江兴”轮的命运无限揪心。
船运总司令部副司令庄达先生当即派出了三个船舶管理员与一个水手，携带款项，雇上轻快小木船，限于当日，抵达“江兴”轮遇难地点查勘。办理善后。
“江兴轮”沉没了。
“江兴轮”遇险江面航道虽窄，江面却很宽。当地长江南岸村庄村民听闻轰炸声、汽笛声，急忙赶到江边时，再无日机、轮船踪迹。
太阳高挂，犹如血洗。村民们泪眼看去，江水滔滔，蒹葭苍苍，长江如血。
1938年10月25日，上午，大约9时，“江兴”轮为日军轰炸沉没。
武汉会战中一位普通的抗日国军战士。
全船遇难者，包括船运总司令多位管理员及其家眷，5000余为抗战大撤退服务的民工，以及后来登船的国军高射炮队及零散官兵、伤员、难民5000人左右，共计超过万人。
全船仅84人获救得生。
岁月荏苒，作为抗战期间最大的江难，“江兴”轮沉没事件长期不为人得知。想来原因无非有三：
白崇禧命令“江兴”轮调头转运6门高射炮，其代表军委会的错误命令，有损抗战最高层形象。故而，抗战战史少有记载。
抗战期间，武汉、宜昌大撤退历来不是史家研读抗战的重点。在抗战大撤退中，被日军袭击遇难民船不少，同样也没得到现在专业人士的重视。
当然，最为重要的，是“江兴”轮最后撤离汉阳码头，搭载的除却数位船运总司令部管理员外，绝大多数都是民工、难民和低层官兵。
在史诗般恢弘的八年抗战中，他们无名无姓，默默无闻。似乎无人想过，遇难的他们，有我们的亲人吗？
中国人民最喜欢关注的，是名人，明星。
如不是特殊的时间、背景下，谁又会去关注当年于绝望、凄惨中死难的无名无姓，默默无闻的平民百姓？
谨以此文，祭奠1938年10月25日“江兴”轮遇难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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