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抗日战争中的杭州佛教

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危险。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只有全民族的团结抗日，救亡图存，才是唯一的出路；这也是家国僧侣的心愿。战前西天目峨嵋山禅源寺山门就题有爱国爱教的煌煌大字：

在这样一场民族灾难面前，杭州佛教界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纷纷投入抗日战争洪流。少不僧人诵经祈求和平和胜利，免除人民灾难。不少比丘尼组织起来，连夜赶制棉衣慰问前线战士。西湖弥陀寺住持大愿法师鼓励佛教徒走上前线，发起组织“杭州市僧尼救护队”，不少青年僧尼踊跃报名，开赴前线救死扶伤，救护伤兵和难民。还有不少佛教徒随同国民党军队节节西撤，流散各地。

▲太虚法师

一些先后离杭的爱国名僧，目睹祖国河山破碎，悲愤交集。

太虚在庐山题诗云：

他随即发出《告全国佛教徒书》，号召佛教徒僧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并率领佛教代表团赴缅甸等邻国游说一致抗日。

弘一在厦门题偈：

他表明为国殉教之志，并常常痛哭流涕告诫弟子：“身为佛子，不能共纾国难于万一，也要为释迦如来张点体面”。他提出“念佛不忘救国”，号召佛教徒 “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

▲巨赞法师

巨赞法师到达湖南南岳后，在叶剑英同志支持下参加国共合办的“游击干部训练班”，并任副教育长，然后亲率“僧侣救护团”，排除重重困难，在长沙、平江、常德前线宣传慰劳、救护伤兵，人民称之为“和尚兵”。在广西梧州时，巨赞法师发表演说指出：“抗日救国，人人有责，而且救苦救难，除暴安良，消灭害人魔鬼，也是大慈大悲的菩萨行为，完全符合佛教大乘精神”。

这些名僧本着普渡众生、爱国爱教之旨，身处佛门，心系民族存亡，与全国人民一道共赴国难，为时人所传诵。正如名僧应慈法师所云：“我佛教明眼知识，当国家清平时隐逸清修，一旦国家有事，当作狮子之吼，奋迅以赴。”

▲天目山禅源寺

当时，杭州一批僧侣外流，有的效法先贤转向浙西。此时西天目山已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而禅源寺就是当时这一中心的活动基地。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在禅源寺设浙西行署。中共浙江省委浙西特委为联合抗日派遣共产党员，爱国人士进入天目山区。

当时的禅源寺方丈印西（燕京大学毕业）担任浙西佛教会主席，曾号召山僧投入抗日救亡运动，“誓与天目山共存亡”。还主动让出殿堂接待抗日将士，安置“浙西临时中学”学生，书声琅琅，佛声浩浩，抗战歌声与梵呗钟磬交响，爱国热情甚为高涨。

民国二十八年（1939）二月，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来到浙西视察东南抗日前线，在天目山与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等会晤，并在禅源寺发表演说，激励抗日斗志。民国三十年（1941）四月十五日，日机轰炸了禅源寺，寺僧竭力参加护林扑救工作，同时照顾保护学生，至今尚在的“临中”学生在回忆当时情景时还记忆犹新。禅源寺被炸毁后，一直无力修复，但殿宇规模尚存。

▲侵华日军占领杭州时期的六和塔

▲杭州沦陷  日军的铁蹄踏过西湖断桥

日军侵略中国，到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同时又企图通过“宣抚”，宣扬“提携”、“亲善”、“东亚共荣”、“王道乐土”，以笼络人心。由于中国佛教盛行，信徒众多，因此日军各部队都置有“随军佛使”，每到一地，就笼络不肖僧人出面成立汉奸组织，受其操纵，以实现其“以华制华”的企图。

日军占领杭城第三天，海会寺僧人成元就在日军“随军佛使”完根、西谷等策动下，成立“日华佛教会”，要求全市寺庙僧尼进行登记，并通知各寺负责人参加会议，但大多数僧人信守“庄严国土、弘法利生”宗旨，竟无一人出席会议。于是日伪组织又施以小惠，试图分化引诱，曾组织和尚为日军军用小黄旗书写“武运长久”、“中日亲善”等字。凡持有此类小黄旗的寺庙可受“保护”和“自由通行”。成元还为拉拢杭州佛教四众弟子举办了“日华佛学院”，号召僧俗参加，但却应者寥寥。

▲侵华日军在杭州灵隐寺

杭州佛教徒对日伪统治的消极抵制，完全出于爱国爱教的民族气节。但日本占领当局误认为他们所扶持的傀儡没有号召力，于是“走马换将”，多次更迭会长人选 ，由隆定等先后担任会长，并命圣裔上日伪电台讲经；同时向寺庙勒索钱财，为全市佛教徒所不齿。

日军占领当局在黔驴技穷的情况下，最后只能将大汉奸、杭州维持会会长王五权推出来，由他和日军“随军佛使”共同筹组“大东亚佛教联合会杭州分会”，由王五权自任会长，日军佛使任副会长。这些民族败类一面组织僧人去上海参加所谓“慰灵法会”，为战死日军招魂，为侵略者张目，另一方面又利用佛教组织所谓“天竺进香团”以捞取钱财。这些活动当即受到地下爱国组织“将以汉奸论处”的警告而作罢。

▲抗战时期的僧兵站岗

八年抗战，广大佛教徒与民族共命运。历尽劫难，留杭僧徒身处逆境，闭门自守，化缘乞食，苦心修行，忍辱度过了苦难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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