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们——他们——到底发给谁呢？”我总是在他说到最兴奋的时候插一句，表示我还在听。

“随机发当然可以。不过，如果想多中两个奖，可以买号码。村里也有专卖这个的，八百块买一万条连名带姓的电话号码，怎么样，不贵吧？”中奖，他终于找到了让我们俩都松一口气的词。这个奖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中，也不知道能中多少。想法干一票大的，以后就不用再干了。像李波扬这样一本正经当师傅的，跟手底下几个徒弟肯定说过这样的话。

我惊叹了两句，私人信息原来这么不值钱，这么容易就弄得到。“那是啊，哪怕用最笨的办法，你到废品回收站去蹲两天，有多少名片通讯录快递单上都白纸黑字地写着名字、地址和号码？你换个手机，用那个软件，叫什么来着——反正你用它把信息通通同步到另一个，你以为这个过程不会泄露？还有，你们城里人办个手续买点东西，不是动不动就上网的嘛，留下多少漏洞你想过吗？再不行就满世界发链接，逮着一个倒霉蛋就送他一个木马程序，什么信息都套得出来。反正他们有的是办法，具体我不懂，也没必要懂。我只管花点小钱买下这一大堆，嗯，就当它们是彩票好了。总有中的时候。”

“然后呢？”……

一辆小卡车懒洋洋地从正前方驶过，车速慢到我不可能不注意它。车厢四周贴满红布，布上的白色美术字一个个蹦到我眼里。坚决打击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行为。打防并举，彻底铲除。

黄昱宁《呼叫转移》（选自《人民文学》2017年第3期）

黄昱宁，女，1975年生于上海。已出版随笔集《一个人的城堡》《变形记》《假戏真做》等，译著《甜牙》《追日》《在切瑟尔海滩上》等。

阅读链接

黄昱宁：自己跳下水，承受虚构的代价

《幸福触手可及》（2015年10期）

 《三岔口》（2016年中篇专号3期）

我也老了。老到已经看见死。于是，有些事，慢慢变得模糊，另一些事，却慢慢变得清晰。模糊下去的，都是些大事。清晰起来的，都是些小事。比如，我答应过十三姨，给她打一件毛衣，但到现在还没打好。十三姨已经死了，她不会穿毛衣了，但这些日子我老是想起那件毛衣。

我翻箱倒柜，想把那件没有打完的毛衣找出来。我记得我把她压在樟木箱底层，但怎么也找不到。她跑到哪里了？对，我把毛衣看成她，而不是它。我知道我又在犯糊涂。我把身边所有东西都看成她。女人的她。这让我感觉还生活在女人当中。十三姨老说我头脑比别人少了一根筋，最重要的一根筋，能把东西区分开的那根筋。但到现在我还是区分不开。她跟它非要区分开，能区分开吗？我想毛衣就是想十三姨，想十三姨就是想毛衣。二者在我脑海里就是这样混在一起的。

十三姨则相反，她好像能在头脑中划出许多格子，把所有跟她有关的东西装进去。每一件东西储存在哪个格子都有规矩，帽子应放在衣柜，饭碗应放在碗橱。错了不行，错了她就烦躁，非调整不可。在她眼里，把帽子放在碗橱就是犯罪。这怎么可以！她声音尖细，小小的身体几乎颤抖起来。

现在我可以想象她那时候的身体了，尖细声音和颤抖身体里面的感觉。几十年帽子都放在衣柜，有一天打开却突然看到蛇。帽子呢？在碗橱里了。那种震惊、慌乱、身体的异样感，世界乱套了……

从不能想象到可以想象经历了几十年。这几十年，我的身体渐渐枯竭，老去，所有器官都已经像古董，虽然老朽却依然外表完整地摆在那里。在时间隧道中，我正在经历跟十三姨一样老去。我感觉我正在穿越她的身体。她的身体像洋葱，被时光一层一层剥落。

我终于可以看到她，没有身体，只有灵魂的她。

陈永和《十三姨》（选自《收获》2017年第1期）

陈永和，女，生于福州。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后旅居日本。著有长篇小说《一九七九年纪事》等。本期为《小说月报》首次选载其作。

其实在汤弥生和姬元之间发生这种“偶然的爱情”，除了上面那两个条件之外，也还是有些其他条件的，比如小喻给了姬元资料室的钥匙，这条件等于是小喻给他们两个创造的，如果姬元没有资料室的钥匙，她就不可能在那个时候去资料室，也就不可能和汤弥生躺在资料室的地板上做那种事情了。

还有，如果小喻不是那么频繁地邀请姬元到她家吃饭，不让姬元和汤弥生由疏远的、客气的同事关系演变成有点随便的同事关系，汤弥生那天下午就是再蠢蠢欲动，估计也只是自己蠢蠢欲动一番而已，不可能贸然把手放到一个女同事的身上，他也不是衣冠禽兽。就算去法国访学把自己的道德水准访低了，可他之前已经做了三十几年的中国人，中国人即使不擅长别的，但在压抑自己身体欲望方面还是很有一套的。全世界估计任何一个民族，这方面也不能和中国人相媲美。所以，小喻在这件事上，也是有责任的，差不多可以说是她撮合了汤弥生和姬元——有一回，姬元在小喻家待得有点晚了，她主动提出让汤弥生送姬元回去。姬元住的“西北偏北”，实在太偏僻，一个女人——就算是长得不怎么好看的女人，独自走回去，也是危险的。夜里乌漆抹黑的，哪看得清女人长得好不好看？只要是个女人，就危险呢！小喻之后这么对汤弥生说，这么说实在是有点阴损的，但小喻说得好心好意。

阿袁《姬元和汤弥生》（选自《十月》2017年第2期）

阿袁，女，本名袁萍。著有长篇小说《鱼肠剑》，小说集《郑袖的梨园》《米红》等。中篇小说《鱼肠剑》《子在川上》分获本刊第十四、十五届百花奖。现为南昌大学中文系教师。

阅读链接

作家现在时·阿袁

阿袁：女人都有一把鱼肠剑

阿袁：有时候，爱比不爱容易

《镜花》（2016年2期）

《苏黎红小姐》（2016年10期）

在电梯里，她删除了男孩所有的联系方式。

还没有进家门她就听到了电视机的声音。打开门，玄关的射灯依然亮着。客厅的灯没有打开，只是被电视机的屏幕所照亮。

丈夫躺在沙发里，并没有换上睡衣，鞋子也没有换，不过一只穿在脚上，一只不知道去了哪里。显然，他是喝醉了。

她走过去，默默地看着自己的丈夫。他的睡姿很古怪，蜷缩着，右臂以一种高难度的动作缠绕进两条腿之间，像是被打断了骨头或者表演着柔术。他的唇角流淌着涎水，鼾声听上去艰难极了，每一下都像是溺水者被水呛进了肺里。她想要喊醒他，或者起码先帮他擦擦嘴，但又立刻放弃了念头。她觉得，此刻，让他就这样窝在沙发里，没准才是对他最好的优待。不要叫醒他，不要……

丈夫在不断地呻吟。停顿一下，继而发出更大的声音。他分明是在吁求着什么，嘶哑，迫切，还伴着类似抽泣的哀鸣声。

她突然听懂了，像是受到了神启。

他在痛苦地祈求：“水……水……水……”

她去给他倒水。水壶在厨房，她的大衣还没有脱掉，自感如一头笨拙的熊在黑暗中穿越三百平米的房子。黑暗中，她的眼睛再次如同“电子扫描显微镜”一般，头头是道地看到了世界那真实的图像。她看到了人的痛苦，人的饥渴，人的盼望，并置的月亮与太阳，尘埃和霾，还有无数盏等待夜归者的灯。然后她想起了男孩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那时，他翻下身去，气喘吁吁地对她说道：“给我一杯水。”

弋舟《但求杯水》（选自《长江文艺》2017年第3期）

弋舟，男，1972年生。著有长篇小说《跛足之年》《蝌蚪》《战事》《春秋误》《我们的踟蹰》，长篇非虚构作品《我在这世上太孤独》，随笔集《从清晨到日暮》，小说集《我们的底牌》《所有的故事》《弋舟的小说》《刘晓东》《怀雨人》《平行》《丙申故事集》等。中篇小说《所有路的尽头》获本刊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现居兰州。

阅读链接

弋舟：我们这个时代的刘晓东

张楚：弋舟印象

《而黑夜已至》（2014年中篇贺岁版）

《所有路的尽头》（2014年中篇专号3期）

《礼拜二午睡时刻》（2014年第10期）

二十几岁时的沈东武正在走霉运，他所做的每件事都以失败告终，有几次他感觉自己挺不住了，冒出过轻生的念头。幸好只是情绪波动，没有采取行动。没有亲人，找不到要做的事情，四处借债度日，朋友们疏远了他。总之，一个年轻人该有的困境，都能在沈东武的身上找到。这并不是短时间内的运气不佳，而是持续如此，让一个正处于人生最美好时光的小伙，毫无招架之力。沈东武不无绝望地想到，他的余生也会在这样的状况下度过，甚至还要糟糕。可是对照现实，还能糟糕到哪里去呢？过了一阵子，沈东武发现他的人生的确还有下降的空间。

沈东武穿着有些脏的衣服，坐在海边的石凳上抽烟，望着灰色的大海，眼神麻木，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或许脑子正空着。我从他眼前走过去，又站在他的身后。过了几分钟，我忍不住笑起来，他回头看了我一眼，有些不解，回头继续看海。一会儿，他起身，要走。我说，沈东武。他停下脚步，望着我。我说，还认识我吗？他摇头。我说，你不记得了吗？沈东武还是摇头。我递给他一根烟。他回绝道，刚扔了。大概我认错人了，我忙说对不起，然后坐在沈东武先前的位置上。沈东武走出十几米，回头看着我，走回来。我问，想起来了？沈东武指着自己的脑袋，我们是不是认识？我笑起来，我认识你，你已经不认识我了。

魏思孝《沈东武》（选自《大家》2017年第2期）

魏思孝，男，1986年生于山东淄博。著有长篇小说《不明物》，短篇小说集《豁然头落》《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等。本期为《小说月报》首次选载其作。

现在回想起来，我这阵子碰到的所有倒霉事，似乎都是由那张贺卡引起的。

卡是一张生日卡，已经发黄的软纸板上印着一个穿着红袄绿裤的大头娃娃。这玩意儿大概已经在库房里压了二十年了，如今想找一张这样的贺卡，一定不比找一只限量版的新款路易·威登包包容易。

卡上的字写得歪歪扭扭的，我得斜着看才不至于眼晕。

阿玉：

初五是你的正（整）生日，我和你爸去杨六的电（店）里买卡片。我条（挑）了这张，因为那个娃像你小时候的样子。

北京冷不？好好吃饭，不能恶（饿）肚子。

全家都祝你生日快乐，心想事程（成）。

你大概看明白了，写卡的人是我妈。

我妈贺卡上说的那个整生日，其实有误。我今年既不是三十，也不是四十，而是三十五。当然，你假若用四舍五入的方法来计算日子，每一个生日都可以是整生日。

我放下卡，松了一口气。至少我妈没有挑我过生日的时候，提起那两件一想起来就要头皮发麻的事：一是讨钱，二是催婚——嫁一个有北京户口的人，最好有房子。凤凰女在大都市里必然遭遇的两件事，哪件我也没能逃得过去……

我去了一趟厕所，回来看见办公室里的那几个丫头正冲着我嘻嘻哈哈地笑，说程姐你原来姓的是心想事“程”的程啊。我醒悟过来，她们都看见了我摊在桌子上忘了收进抽屉里去的那张贺卡。我在公司对自己身份的介绍仅限于老家在温州，但没人知道从温州机场或温州火车站出来到我家，至少还要转两趟长途汽车、打一趟摩的。我妈现在几乎不写信了，即使写，也都是寄到我北京的居住地址的。这次我刚搬了家，还没来得及告诉他们新地址，没想到我妈会照着我丢在家里的名片上的地址把贺卡寄到公司。这张贺卡上的地址和错别字赤裸裸地暴露了我在凤凰女色谱上的深浅程度。

张翎《心想事成》（选自《天涯》2017年第2期）

张翎，女，浙江温州人。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获听力康复学硕士学位。作品有长篇小说《流年物语》《阵痛》《金山》《邮购新娘》《交错的彼岸》《望月》，小说集《余震》《雁过藻溪》《盲约》《尘世》等。

阅读链接

没有流出的眼泪，没有被深究的后来

——张翎谈《唐山大地震》

张翎：谁来充当“上帝”，结束这“欲死不能”的闹剧

《死着》（2015年第8期）

佬佬——

在山坳口，他扯起喉咙喊了几声。当地话把儿子叫“佬佬”。这里是儿子丢失的地方，具体讲就是从那块大岩头后面消失不见的。

回音把他的喊声传得很远，寨上人听见，都晓得他又回来了。当然他主要是喊给屋里人听的，这阵子，她不管在做什么，都会丢下手里的活计，沿着大路一路小跑迎上来，开口就问：佬佬挪得没？

“挪”是找的意思。

佬佬挪得没？今天照例又这样问。

其实不用问，她已经从他的脸上看出了结果。他一脸闷闷笑，那笑瞬间就要雷一样炸开。她的心不禁狂跳起来，真的？这消息和当初听说儿子失踪一样来得突然，眼前一黑差点晕倒。丈夫脚快手快一把扶住了她，顺势一揽抱紧了。他的蛮劲通过手臂传达给了她，箍得她出不得气，骨头都要被箍断了。

整整十二年前，哪月哪日哪个时辰，他都清楚地记得。那是他命中最黑暗的一天，天垮下来了，一颗铆钉扎进了他的独心，他忍着不让它生锈，每天带着锐痛去寻找儿子，这样他的信心才不至于有丝毫动摇。

田瑛《尽头》（选自《广西文学》2017年第3期）

田瑛，男，土家族，生于湖南湘西。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花城》杂志名誉主编。已出版中短篇小说集《龙脉》《大太阳》，散文集《未来的祖先》等。

就像每部电视剧里都有一个小太妹一样，似乎每一栋大楼里，都有个喜欢八卦的大妈。万万没想到，这回八卦的会是K。刚在咖啡馆坐定，服务生们还在飞花穿蝶般地打扫卫生，Ｋ就打来电话，说乡下来人了。谁来了，你没接待一下吗？听说是你大姨，她说，我这不赶紧上班嘛，老板派我去嘉兴跑一趟呢。K说，你赶紧回家看看吧。我一听火了，啪地扔了手机。

K是个不怎么好动的人。碰到节假日，有时候她两三天都不下楼。这为我省了不少事儿，也多了不少内疚。我经常撺掇她出去晒一晒。她翻翻眼皮，转过身子，又睡了过去。近来K出差确实勤了些。本来我还挺高兴，出去散散心，好事儿啊。有一次听到她接电话，对老板说，最近有什么出差的机会，就尽量安排我吧。我不由一愣。我觉得电话那头，她的老板也愣了一愣。不管她真话假话，我都有些郁闷。她既然这么说了，就相当于把我们私人生活隐晦的一部分泄露了出去，好像她提这样的要求真的是别有隐情。

我俩能有什么问题呢。尽管谁都知道家庭生活的门后潜伏着危险，令所有的参与者都感到厌倦乃至厌恶，但谁都逃不出这一关口。我们之间，没有争吵，没有冷战，也没有孩子。据说，争吵比冷战要好，而因为孩子的争吵与冷战，压根就不算个事儿。显然，逃避不在考虑之列。那么，K这是要做什么呢，她突然喜欢在路上的状态，是来自艳遇后的动力吗？我不敢保证K的心里只有我，我只能保证，哪怕这世上所有的女人都劈腿了，K也不会为之所动。

但我还是火冒三丈。不为别的，只为大姨。大姨已经离世七八年了……现在，陡然说大姨来了，而且Ｋ亲眼所见，我能不诧异吗？

罗望子《针箍儿》（选自《时代文学》2017年第3期）

罗望子，原名周诚，男，1965年生，江苏海安人。著有长篇小说《暧昧》《在腼腆的桥上求爱》《梅花弄》《群芳》，小说集《我们这些苏北人》等。作品曾发表于《小说月报·原创版》。

蝉声催眠了整座小城，阳光如纱，覆盖着午睡的屋顶，街道。几座房屋，散落如遗弃的玩具。

下午三点的厨房，洗衣机，桌子，凳子，碗橱，都在沉睡，冰箱在打呼。墙上的挂钟睡不着，在圆周上一圈一圈踱步。水龙头陪着挂钟失眠，每两秒渗出一滴水。水滴像一列跳水运动员，依次坠入盆子，敲出一星水花。

钟诚顶着一颗午睡过后的昏沉脑袋，赤脚迈进厨房，吵醒所有家电，依次拉开冰箱，掀开锅盖，翻开绿纱罩下扣着的碗，捡了两份剩菜，不加热，就着余温吃。他吃着吃着，突然看见自己的影子。

那影子薄薄的，折成两段，一段铺在地上，一段贴在墙头，静如破损的皮影。钟诚一惊，只觉此幕似曾相识。他停了筷子，花了一些时间去接受这的确是自己如今的皮囊。人到中年，光阴悄无声息从皮面上剥离，逐渐渗透到皮下，腹部，腿根，臃肿堆积。

上一次见这皮影，形状还是精瘦的，约是二十年前……

七堇年《二十九路公车》（选自《人民文学》2017年第2期）

七堇年，女，1986年生。毕业于香港浸会大学。已出版《大地之灯》《被窝是青春的坟墓》《澜本嫁衣》《尘曲》《平生欢》等小说、文集，翻译克莱尔·吉根《寄养》。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本期为《小说月报》首次选载其作。

人一旦吃过些盐，走过些桥，就会被周围认作可授人以渔的导师，有的人养了个考上北大的孩子，就被所有家长奉为教育界楷模，孩子当然也被捧为明星，引无数人来讨经验。盛隽怡也常是被讨教的对象，因她的婚姻家庭异常美满，丈夫在外企任技术高管，一根筋的工科男，从不拈花惹草，除了工作挣钱甚至全无其他爱好；儿子懂事乖巧，读书很用功；他们的家也经过学区房、郊区别墅等几番折腾，现安在市中心的高档小区里，俯瞰徐家汇；她打儿子出生后就做了全职主妇，相夫教子，因为从不需操心，年岁在她脸上雁过无痕。在外人看来，这一切的圆满首先都源于隽怡眼光很“汹”，铆准了个好男人，而后才有顺风顺水的人生。

怎么说呢，隽怡也常感慨老天爷待她不薄。她天生丽质，有着江南女子的婉约俏丽，面不露骨，宽额，鼻头和双颊都有肉，有些女子给人如水般的温柔之感，说的就是这种面相。外加她有中国人向来重视的雪白肌肤，使得有些人第一次见她，又听闻她姓“盛”，不由多问一句：

“您该不会是盛宣怀的后人吧？”

确实，她的美让人觉得是好几代人都过好日子才能修来的。

隽怡面对这样的提问，会爽朗一笑，而后似有若无地接一句：“都是陈年往事了，提它做啥？”。

钱佳楠《盛隽怡的午后时光》（选自《小说界》2017年第2期）

钱佳楠，女，1988年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著有短篇集《人只会老，不会死》。现就读于美国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本期为《小说月报》首次选载其作。

既然写上了小说，就难免想杀几个人，炸一幢楼，搞点大事情。戴墨镜，敞风衣，背AK-47，走出火光硝烟，惊起一地白鸽。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我说的不是故事情节，是文气和感觉。

想扮酷，想尝试凶狠残暴毒辣险峻的风格。这一念，撞上“少年网瘾”题材，就有了这篇小说。

最开始，结构是简单的一分为二。真一半，幻一半。女主角精神分裂。正常时是丧子之母，支配性感情是悲痛欲绝。发作时是职业杀手，愤怒和仇恨成为主导情绪。几番杀戮后，自责和反省占了上风，在忏悔中杀死自己，与另一个自己（恨的化身）同归于尽。但原发刊责编杨晓澜说，太暗黑太残酷了，改改？猎杀孩子，心理上真接受不了。他的建议针对内容，意思是加点温暖。我修改的动力，却更多来自形式的挑战。将叙事从真幻两层转做上下三层，最深处的事实（真），中层是妈妈的回忆和想法（真幻之间），表层则活跃着絮絮叨叨的杀手（幻）。全篇不更换叙述者，就从杀手的视角，让那一团饱满的恨（具象为杀手）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幻灭，从虚妄之境步步为营地透出真实。

所以《清洁工备忘录》是孩子看的立体书，两万字的城堡森林，仙女撒旦，鲜艳生猛，有棱有角。但封面一合上，什么都没了。原来一切都不曾发生，扁平的笔记本里，只有妈妈在精神恍惚中写下的狂乱文字。她用这种方式发泄和化解怨恨和愤怒，只留下爱和理解。

对，妈妈做的事，也正是我借助小说想做的事：处理“恨”这个东西（本文真正的主角），琢磨它的性质，表达它的丰富性。见识过很多网瘾孩子的家长，从“恨铁不成钢”发展到怒吼“你为什么不去死”。这不对劲，情感一定在哪里拐了弯，误入歧途。

分析的结果，是剖出三重恨，分别放置在叙述的三个层面。病中妈妈的层面，是对游戏的恨，纯粹，单薄，强烈。游戏占据控制了孩子，于是恨也转为对孩子的恨，这就是杀手层面，故事讲述的主体，却是全文最不重要、最不真实的一部分。恨最深的本质，也是文末清醒过来的妈妈层面，则是针对自己的无能。身为人母，既不能理解更不能影响孩子，眼睁睁看着游戏从自己怀里夺走孩子整个身心，毫无抵抗之力。看着孩子渐行渐远而无从挽留，那一份痛彻肺腑和无能为力，才是要表达的核心之一。

当然，作为一个无可救药的重口味者，我舍不得，也不可能，完全消灭恨。文末放杀手一条生路，让它有可能选择新的寄主（爸爸）。仇恨和愤怒是生命力极强的情绪，不会那么容易被剿灭，它们时刻觊觎，总有办法蔓延并控制人类。所以人类啊，要警惕，当心杀手附体，杀心漫。

——创作谈《当心杀手附体，杀心漫》

冬安居《清洁工备忘录》（选自《芙蓉》2017年第1期）

冬安居，本名陈洁，女，湖南人，哲学博士。已出版长篇小说《永远是什么意思》，散文诗集《我的眼睛一睁开》等。现任教于北京某高校。

阅读链接

冬安居：哪一种母爱会舍弃孩子的生命？

《母爱》（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