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勒律治诗选

柯勒律治星期一诗社 2023-01-02

　　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年10月21日－1834年7月25日），英国诗人、文评家，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以〈古舟子咏〉(亦可称作〈古舟子之歌〉)(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一诗名家，其文评集《文学传记》(Biographia Literaria)以博大精深见称，书中对想像(imagination)与幻想(fancy)的区别尤其著名。一生作诗不缀，但中年时自称弃诗从哲，精研以康德、谢林为首的德国唯心论。他的“鸦片瘾”、他的个人魅力、他与华兹华斯的微妙关系，使他成为西方文学史上最令人注目的作家之一。

　　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年），英国诗人和评论家，他一生是在贫病交困和鸦片成瘾的阴影下度过的，诗歌作品相对较少。尽管存在这些不利因素，柯勒律治还是坚持创作，确立了其在幻想浪漫诗歌方面的主要浪漫派诗人地位。

　　19岁进入剑桥大学攻读古典文学。1794年，与骚塞合写《罗伯斯庇尔的失败》一剧。当时两人都同情法国革命，但又都害怕革命暴力，于是设想去美洲建立乌托邦社会。计划失败后柯尔律治移居英格兰部西部湖区，致力于写诗，并与华兹华斯结成密友。他憎恶资本主义城市文明和冷酷的金钱关系，于是远离城市，隐居于昆布兰湖区，寄情山水或缅怀中世纪的宗法社会。他们创作出歌颂大自然的或美化宗法制农村生活方式的诗篇，以抵制丑恶的资本主义现实。因此被称为“湖畔派诗人”。1798年，两人合作出版著名的《抒情歌谣集》,成为浪漫主义的宣言书。。同年他与华兹华斯兄妹到德国留学，被康德的哲学和耶拿派的诗歌理论和创作所吸引。1809年创办《朋友》杂志。以后大多写诗及批评文章，也曾在皇家学会讲演。1817年发表了著名的《文学传记》，以文学批评为主，是他最完整的散文著作。 1818年作了一系列关于莎士比亚的讲演，后来收集为《关于莎士比亚讲演集》一书。回国后继续居住于湖区，与华兹华斯保持往来。柯尔律治年青时代即患有风湿痛等多种疾病。为求镇痛他长期服食鸦片竟至上瘾，故健康大受损害。晚年他贫病交加，1834年7月25日逝世于海格特。

　　柯尔律治的诗数量不多，但《古舟子咏》、《克里斯特贝尔》和《忽必烈汗》都脍炙人口，是英国诗歌中的瑰宝。这些诗显示了柯尔律治创作的原则和特色，即以自然、逼真的形象和环境的描写表现超自然的、神圣的、浪漫的内容，使读者在阅读时“自动摒弃其不信任感”,而感到真实可信。其他优秀诗篇如《青春与暮年》、《沮丧》、《寂寞中的恐惧》、《霜夜》、《无希望的工作》等，大多伤感、阴郁，表现了作者不幸的生活遭遇和抑郁的心情。柯尔律治的文学、哲学、神学论文在他全部著作中占有很大比例。其中《文学传记》包括他的评论的精华，浸润着浓厚的浪漫色彩，得到现代文学批评界的高度赞扬。其中提出了关于批评理论与哲学基础等基本问题，被理查兹称为新批评派的思想源泉。

　　华兹华斯认为农村人民的通用语言才是诗的真正语言，并说散文和诗的语言是没有根本差别的。柯尔律治在《文学传记》中不同意这种观点。这种语言问题的研究，新批评派看作是对他们所提的内在因素的支持。但柯尔律治忽视诗的思想、概念与意识，即新批评派所谓的外在因素。

　　柯尔律治在《关于莎士比亚讲演集》里强调莎士比亚的剧作天才，并对他敬若神明。他不赞成把莎士比亚看作错误很多的伟大作家，而是把他看成完美无缺的最崇高的作家，认为他不但有天才，而且具有强大的判断力，而且天才实际上就表现在判断力上。此外，柯尔律治还有一些哲学作品，如《思维之助》。他为反对马尔萨斯、米勒等的英国唯物主义倾向，追随巴克莱，把德国康德、谢林等的唯心主义哲学引进英国。

　　柯尔律治强调诗的形象思维，即新批评派认为的文学内在因素。但他又认为好诗不只在于意象。不管意象如何美丽,如何忠实于自然,其本身却不能成为好诗；只有意象受主导的激情控制，或有删繁为简、化暂为久的效果，或受诗人智力统率时，这样的意象才能成为好诗。这是柯尔律治用以批评莎士比亚剧作的标准，也成为新批评派如布鲁克斯用以批判莎士比亚剧作以及其他文学作品的标准。

　　柯尔律治还认为诗对于诗人与读者来说基本上不是固定的，而是不断向前移动的；作为活动体，诗的美学结构是复杂的、丰富的，诗的含意是多层次的，可以接受不同时代和不同读者的再解释，可以满足不同时代的不同要求。因此，新批评家瓦伦便说弥尔顿有艾迪生和蒲柏的新古典主义的弥尔顿，也有华兹华斯、拜伦等人的浪漫主义的弥尔顿。莎士比亚有柯尔律治的莎士比亚，也有威尔逊、奈特的莎士比亚。每个时代在一部伟大作品中找到了未被发现的因素，发现了新的不足之处，但整个地说来，这部伟大作品可以在不同情况下满足美学上的要求。柯尔律治的作品以真的细节描绘超自然的神秘事物，令人甘愿暂时不去考虑普通情理而信以为真，并在领略到一种怪异的美的同时获得教益或良知的觉醒。柯尔律治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建设，不仅影响过他的同时代人，也影响了包括和他政治态度相左的拜伦、雪莱和济慈，而且，对于时至今日的诗歌艺术探索者，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他在英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是浪漫主义思潮的重要代表

　　《苦舟子咏》是英国19世纪湖畔派诗人柯勒律治的一首长诗。全诗是一个充满了奇幻之美的的航海故事。全诗探索人生的罪与罚问题，诗人把热爱宇宙的万物泛神论思想和基督教思想结合起来，宣传仁爱和基督教的赎罪思想。诗中的水手的心理活动刻画得细致入微，水手杀掉信天翁表示他拒绝社会给他的礼物，他除掉了深爱自己并代表超自然的事物，也就除掉了对这个世界的感情，最后水手内心发生转变，以新的态度对待自然，为此他才得以解脱出来。

　　“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 is one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s masterpieces. It is a long poem, telling a story in the form of ballads .The poem can be approached as a dream voyage to another realm, as a story of sin and expatiation, or as the quiet essenti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alienated isolated modern individual.

　　《苦舟子咏》是柯尔律治唯一一部完整的长诗。这部长625行的叙事谣曲是一个神秘恐怖的浪漫故事：一名老水手对一个赴结婚宴的客人讲述了他自己的可怕的故事。客人想走开，赶快去赴宴，却为老水手眼中的特殊表情所吸引住，不得不站在那里把这个故事听完了。老水手和同伴们坐了一艘船出海去。一路上很平安。然后遇到了一阵暴风，暴风过后，这位水手却无端地射杀一只了航海者认为好运象征的信天翁。因此，厄运又降临了。船驶进静海中，那里没有风也没有浪；太阳如火如荼地照耀着。海水绿绿地满载着腐物。船停在那里不动，老水手被视为这次厄运的造因者。水手们都渴得要死去，仿佛有一只船要驶进救他们却又消失不见了。那是一只幻船，水手们一个个都死在甲板上，每个死者的眼光都注定在这位杀死信天翁的水手身上。全船的人，只有他没有死。后来，他对于自所做的恶罪觉得悔恨。于是天使们可怜他的悲苦，使死尸们站了起来，仍去做水手们的职务。他们开上了帆。虽然没有风，船却渐渐地移动。于是，这船一直驶到了老水手的故乡。一个领航者离了海岸，出来迎接。但在他到这船之前，它却突然地沉下了，留下了这位老水手在海波中与死神挣扎着。他被领航者所救。后来，他一想起那时受的言之不尽的痛苦，便不能忍。他的心在体内烧着，一直到了把这可怕的故事说了出来，方才觉得舒服。

　　“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道德重要规范。“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来的。它既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又是资产阶级道德的重要内容。这一口号的提出不仅在政治上曾经起过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而且在人类道德发展史上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它否定了人身依附关系，肯定了人身自由；否定了等级特权，肯定了人的平等；否定了把人不当人的非人道主义的博爱思想。一句话，肯定了人的尊严、价值以及个人对幸福的追求。所以，它对个性的张扬和自我意识的发展，对人们挣脱禁欲主义、蒙昧主义、等级主义的枷锁都起到了巨大的革命作用。

　　西方基督教的万物泛神论主张神无处不在，万物都是神的表象。这种主张认为：上帝就等于万事万物；任何个别事物就是上帝；世上的事物实际上都是虚无的。

　　在这两种思想的支配下，作者把信天翁认为是基督教的使徒。老水手无端地射死了信天翁，表示他拒绝社会给他的礼物，他除掉了深爱自己并代表超自然的事物，也就除掉了对这个世界的感情。老水手违反上天的指意，违反自然规律，射死了无辜的信天翁，必然要受到惩罚。于是，灾难来了：风停了，船无法前进，阳光酷热，水手们口干舌燥。这时候，有人指责老水手——“你怎敢放肆，将神鸟射死！是它引来了南风。”此时，老水手开始意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于是，他开始不断地感到内疚。心理学认为，在道德情感系统中，羞耻感是其中的一个元素。毕达哥拉斯要求人们对自己言行进行反省以后，就应该在内心里对卑劣的行为感到羞耻、悲哀和恐惧；对善良行为感到欣喜。沙莆慈伯利认为，道德上的善恶主要取决于感情系统中的羞耻感。他说：“凡出自不公正的情感所作的，就是不义恶行和过失；如果情感公正、健全、良好，并且情感的内容有益于社会，而且还是以有益于社会方式施行，或有所感动，这就必定在任何行动中构成我们所说的公平和正直。”不义、恶行和过失将引起人们的羞耻感。羞耻感是个人的自我道德意识的一种表现，表示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动机和道德品质的谴责时的内心体验。良心是羞耻感的的主要作用机制，常表现出焦虑、羞愧和内疚等情绪。道德焦虑是一种复合情绪。其中，痛苦和畏惧是主要构成“因子”。但它仅以避免外在处罚为目的，是低级形式的羞耻感，可又是羞耻感发生的基础。那么，羞耻感的真正作用是什么？是内疚，只有内疚才是高度的主体意识的产物，它激活潜在的思维和力量，专注与对过失的懊悔和追悔的行为，促进个体的心理成熟。如果个体内疚匮乏，那他将对道德不屑一顾，达不到“有羞知格”的认识。同时，羞耻感要以自尊为前提，一个没有自尊的人是不会知耻的，更不会自责。自尊体现了对自我社会话的切近，没有自尊的防卫，就不可能有自责的意识和行为的发生。老水手对自己的不道德行为知耻，惭愧和悔恨。老水手真是由于良心发现才深感自己行为的错误，于是惶惶终日，不断自责自己。

　　事态进一步发展，在他忏悔和祈祷下挂在脖子下的鸟掉下来了，但是同行的水手都因为缺水而一个个地死去，只有老水手一个人活着。这似乎是上帝对他的又一个惩罚。他一方面觉得自己的罪行深重，导致了其他水手的死亡——痛苦；另一方面在茫茫大海中，一条船上就他孤零零的一个人——恐惧。于是他的内心又经历了一场痛苦与恐惧的考验。良心是每个人自身内部的道德评析，是自己对自己行为道德价值的认识、认知、判断、态度、感情、体验、意向、意志、动机等一切心理反应活动。老水手不断对自己惊醒良心谴责。良心的基本因素是感情，感情是对需要的体验，是心理的动力因素。它一方面产生良心的认知因素，推动自己去判断自己行为的道德价值；另一方面则产生良心意志因素，推动自己做出改过迁善的选择。在行为过后，良心对行为的后果有影响和评价作用。对于履行了道德义务并产生了好后果的影响和行为，它便于进行自我谴责，使人感到内疚、惭愧和悔恨。这种自我谴责，往往能形成一种力量，促使人们改正自己的行为。

　　后来，老水手虔诚地祈求海蛇破开魔法，他才获救得以回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生在生活中不免发生道德过失。道德反省就是通过对道德过失的追悔，从而激励人们采用新的道德行为去补救已经酿成的道德不幸，并且通过对道德过失的觉醒为将要开始的道德行为提供罗盘。道德反省的实质在于主体对自己已作的道德选择进行批判性的分析，是在主体已经体验到自己的道德行为存在着过失的情况下，从而进行的对自己内心的深刻反思。通过反思，要为今后的行为提供新的路线和方案，明白来者可追，逝者可补。在今后的行动过程中，要用千倍的补偿替代原有的损失；通过反思，主体对自我发展和自我需要与社会道德的系统会领悟得更加深刻。

　　故事的最后，老水手回到了家。于是出现了开篇的那一幕：他极力拉住去赴婚宴的人，让他们听他讲这个离奇的故事——他想寻找听众，承认自己的错误，说出自己的故事，解除内心的痛苦——赎罪。尽管老水手已经虔诚忏悔，但还是有种负罪感难以释怀，于是他渴望被人理解，宣泄出来以排除内心的痛苦。生活也是这样，当我们遇到困难、痛苦的时候，不要封闭自己，找一个忠实的听众，把自己的苦恼说给他听。这是一种释放压力的好方法。

　　总之，柯尔律治的这首诗歌以神秘、怪诞著称，其中的心理描写可谓是典范！诗歌探讨了罪与罚、善与恶，生与死等哲学问题，宣传了一切生物皆上帝听造的教义。但诗歌的真正价值并不在故事本身或它所包含的哲理上，而在以造型艺术的精确性和音乐的流动感为读者创造了一幅幅神奇的海洋画面：时而风平浪静，沉寂安宁；时而风暴骤起，一片喧嚣。在写作此诗时，柯尔律治并不熟悉大海，但他能凭借想象，使真实的情形与幻想的景象互相交织，把平凡的细节与诗意的象征融为一体，充分显示了瑰丽奇特的想象能力。在诗艺上，长诗将英国民歌的自由与古典文人诗的谨严冶于一炉，炼就出适合表达浪漫主义情绪的活泼自然的诗体，而长诗的音韵与节奏之美，也表现了诗人能让文字进行歌唱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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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畔派”另外两位诗人是柯勒律治和骚塞。他们也长住在西北部的湖区，在思想上同样经历了从政治狂势转向保守的过程。在诗歌成就上则各有特色。

　　萨缪尔·泰勒·柯勒律治（1772—1834）是3位诗人中最有天才的。他生于德文郡的奥特里·圣玛丽镇，父亲是教区牧师兼文法学校校长。他从小颖悟异常，很受家人宠爱，在他9岁时，父亲病逝，第二年，他到伦敦基督慈幼学校上学，大量阅读古典作品、研习古希腊哲学思辩著作。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消息传来，17岁的柯勒律治写了颂诗《巴士底监狱的陷落》歌颂法国革命，由谴责****统治而攻击学校森严校规。1791年，柯勒律治进剑桥大学攻读古典文学，他阅读政治书籍，积极参加政治活动。1793年底，他以假名进骑兵团，4个月后返校。回校不久，柯勒律治与友人结伴游威尔士，结识了骚塞，一见如故。他们商议到美洲新大陆建立理想国“平等邦”。在骚塞的促成下，他和参与这个计划的骚塞的妻妹结了婚，然而这场义务性的婚姻是不幸的。尽管柯勒律治为“理想国”奔走努力，这个计划终于告吹。柯勒律治与骚塞国政见分歧关系破裂。

　　1796年底，柯勒律治受友人之邀，移居西部湖区，与在1795年结识的华兹华斯和多萝西密切交往。从1797——1798年，他独立完成了最著名诗篇《忽必烈汗》、《老水手》和《克里斯特贝尔》的第一部分，与华兹华斯共同出版了《抒情歌谣集》1798年，他与华兹华斯兄妹来到德国，学习德国古典主义唯心主义哲学。第二年回国后着手翻译席勒的《华伦斯坦》，1800年，他再次迁居湖区，但终因与华兹华斯的友谊破裂而再度离开湖区。1876年他来伦敦和特区的吉尔曼医生家，一面接受治疗，一面授课、写作，出版了文学批评著作《文学传记》（1817）、《关于莎士比亚讲演集》。晚年的柯勒律治思想日趋保守，转向唯心主义哲学和宗教。1824年被选为皇家学会成员，10年后逝世。

　　柯勒律治并非多产诗人，但他的诗作独树一帜，是英国浪漫主义的奇葩。《老水手》（1798）发表于《抒情歌谣集》首篇，是柯勒律治最优秀的作品，已成为英诗选必选的杰作。如果说华兹华斯寄情山水，在大自然中寻找精神慰藉，柯勒律治则对奇异事件情有独钟。柯勒律治以后曾回忆他们的合作打算：“我努力的方向是超自然或至少是浪漫的人物性格……华兹华斯先生则在另一方面致力于赋给日常事物以新奇魅力，激起一种类似超自然的感觉，其方法是唤醒心灵对习惯的慵懒加以注意，并且注意显现于我们面前的世界的新奇可爱外。……根据这个看法，我写了《老水手之歌》，此外还有《黑女郎》、《克里斯特贝尔》诸篇，以更能由此实现我的理想。”

　　《老水手》全诗625行，分为7段，由老水手叙述他在海上的一次不平凡的经历：老水手与船员们驶船航海，骤起的风暴把他们的船吹向南极，一只飞落的信天翁为他们带来幸运，冰消冻解，老水手却射杀了信天翁，灾难从此降临。船驶入太平洋无风地带停滞不前，船员们备受炎热饥渴的折磨。他们把死去的信天翁挂在老水手的脖子上，惩罚他的杀鸟之过。驶来的骷髅船上的“死亡”与“死中之生”掷骰，“死亡”赢得全部水手，只剩下老水手在死去的同伴诅咒眼光中煎熬7天7夜。老水手怀着本能的怜爱向海中的水蛇祝福，信天翁从他脖上突然坠入海中，风雨降临。在他睡去之时，死去的船员们精灵附身，驾船回国，醒来后老水手向林中隐士忏悔，从此逢人便叙说他的故事以诫世人：“谁最爱世上万物，/谁的祷告最灵。/因为仁慈的上帝，/爱他创造的万物和人类。”这首诗的魅力不在于博爱得救的主题，而来自贯穿作品的奇特瑰丽的想象。华兹华斯曾在1798年写过一首叙事诗《彼得·贝尔》，写自私凶暴的陶工在驴对主人的爱的感化下洗心革面，被称为“华兹华斯的老水手之歌”。但其中缺少诗意，成为雪莱等人戏谑讥嘲的对象。柯勒律治的这首诗却以神奇的力量，摄住了读者。诗人没航过海，却驰骋想象描写出大海上神奇诡谲的图景：既有和风细雨，又有风暴狂澜，从天寒冰坚的南极到炽热灼人的北太平洋，女妖、精灵出没，而他又能以细腻的笔触写得栩栩如生，平凡的细节和富于诗意的想象交织，显示了他在《文学传记》中宣传的原则，即以自然、逼真的形象和环境的描写，表现超自然的、神圣的、浪漫的内容，使读者在阅读时“自动摒弃其不信任感”，感到真实可信。诗中充满抒情性的诗段，诗人采用隔行押韵的歌谣体，富有音乐性。

　　《克里斯特贝尔》是未完成的叙事诗。男爵的女儿克里斯特贝尔月夜跪在城堡外橡树前，为远方作战的情人祈祷，却意外发现一位落难美妇，遂把她领回城堡。在就寝时克里斯特贝尔才惊骇地发现美妇是女首蛇身的妖魔，但她已被妖魔施了魔法，无法向父亲说明真相。次日，妖魔冒充男爵故友的女儿，受到男爵的款待。故事到此中断。诗的背景放在中世纪，诗人以出色的诗行，成功地创造出与“歌特式”小说相似的神秘恐怖气氛。只闻猫头鹰凄叫的沉沉黑夜里突然传来的痛苦的呻吟声，进城堡时狗的躁动，将熄炉火的突然燃烧等，都成为将到来的恐怖场面的凶兆。

　　《忽必烈汗》是3首诗中最短的，柯勒律治年青时为治病痛服用鸦片，以后渐渐成瘾。据他自述，一次他在读关于忽必烈汗建造宫殿的记述时感到不适，吞服鸦片后睡下，梦中得诗二三百行，醒后他立即记下，但被客人们打断，只记了54行。《忽必烈汗》中，没有超自然的人物、事件，但异域神游同样令人着迷。在遥远的东方，忽必烈下令在上都建造宫殿，那里有清澈河流，深不可测的洞穴，花草并茂的花园，古老幽深的森林，巨壑下，泉水汹涌，石块飞舞。断片最后部分，突然转向手拨琴弦的非洲阿比西亚少女，听着这美妙的音乐，诗人如饮琼浆玉液般陶醉痴迷。这篇梦境之作，再次显示了诗人高超的想象力。

　　柯勒律治其他优秀诗篇还有《霜夜》。这首诗以简捷的对话式语言，讲述诗人在霜夜的心理活动。他忆起童年，默想他孩子的未来。《沮丧》初稿采用写给萨拉·哈金生的书信形式，诗人曾陷于对她无望的爱情。诗人描写了自己沮丧的心情，追忆过去，他聆听风声驰骋想象，内心情感起伏不平。《致威廉·华兹华斯》和《菩提树我的监牢》分别写给他的朋友华兹华斯和兰姆，都是被露内心感情的佳作。《青年与老年》悲叹青春的消逝，暮年的来临。这些诗表现诗人晚年生活遭遇和抑郁寡欢心情。

　　柯勒律治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批评家。《文学传记》记述自己的文学生涯，更主要是发挥文学，哲学思想。通过对他自己和华兹华斯诗的评论，阐述他的美好思想，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对现代文学批评以及“新批评派”有很大影响。柯勒律治同时还是浪漫主义“莎评”的开创者之一。

　　无论作为诗人还是评论家，柯勒律治在西方都素有盛名。他的诗以生动的想象、美妙的韵律，赢得“纯粹的诗”的赞誉。

　　罗伯特·骚塞（1774—1843）在3位“湖畔派”诗人中，诗才最为逊色。他生于布利斯托一个布商的家庭，小学时便表现出对文学的兴趣。他14岁进入著名的威斯敏斯特学校，开始试写诗歌。法国革命爆发后，他醉心革命思潮、创办刊物，宣传民主思想。1792年，近毕业时因发表评击校方体罚的文章被开除，这使得他更向往革命。1793年他进牛津大学，写作歌颂法国革命的史诗《圣女贞德》。但随革命的发展，他由欢欣鼓舞为惶恐苦闷。与柯勒律治商定的建立“平等邦”计划化为泡影后，他去了葡萄牙。回国后，思想转为保守的改良主义者。1803年，他移居湖区，与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频繁交往，创作诗歌。1809年起，他在保守派的《评论季刊》上发表了90多篇政论。1813年，他经诗人司各特等推荐，成为“桂冠诗人”，引起拜伦、雪莱等人的嘲讽。

　　长篇叙事诗是骚塞常用的诗体，主要有“《毁灭者萨拉巴》（1810）、《马道克》（1810）、《克哈玛的诅咒》（1810）、《罗特立克，最后的哥特人》（1814）等。诗的背景在东方或古代，情节源自神话传说。《毁灭者萨拉巴》中，年轻的回教徒萨拉巴，深入海底宫殿，杀妖人为父报仇，情节离奇，富有浪漫主义激情。他的长诗《审判的幻影》（1826）颂扬刚死的国王乔治三世，为应制之作。诗的序文里对拜伦作了攻击，称拜伦作品是“恐怖和讥嘲、淫秽和渎神的大杂烩”，将富有反叛精神的诗人称为“恶魔派”的代表。这首诗引来拜伦同名讽刺诗的无情回击。

　　骚塞的短诗有一些佳作，《布伦宁战役》（1793）采用华兹华斯倡导的新诗体，以简单的对话谴责战争给普通百姓带来的苦难。《我在死者中》描写出与书斋中古籍为友的文人情趣。《贝克莱的老妪》、《童尼卡》以民歌形式表现对中世纪的美好幻想。骚塞的成就虽不如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但他的诗作也充分显示出浪漫主义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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