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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晓渡诗选

2017-12-15 唐晓渡 星期一诗社


唐晓渡(1954-),江苏仪征人,1982年1月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同年2月到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编辑部工作,先后任编辑、副编审,现为作家出版社编审、北京大学新诗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著有诗论集《不断重临的起点》、《唐晓渡诗学论集》等,译有米兰·昆德拉文论集《小说的艺术》等,主编“二十世纪外国大诗人丛书”多卷本、《新诗三百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副主编)、《灯芯绒幸福的舞蹈——后朦胧诗选》等十余种诗选。


唐晓渡1988年与芒克、杨炼等联合发起成立“幸存者诗歌俱乐部”并创办民刊《幸存者》;1990年与芒克等创办民刊《现代汉诗》(前后印行10期凡16卷)。1995-2002年间先后应邀赴荷兰莱顿大学、英国伦敦大学、美国布朗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法国里昂第三大学、捷克查理大学等国外学府讲学或朗诵。2001年应邀出席在法国里尔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公民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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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的孩子


镜子挂在墙上

我们悬在镜中

毛茸茸的笑声把镜面擦了又擦

——“这是爸爸”

一根百合的手指探进明亮的虚空


一根百合的手指来自明亮的虚空

——“这是爸爸”

水银的笑声在心底镀了又镀

我们隐入墙内

镜子飞向空中




无题


愤怒的柳树把春天扯成棉絮

玫瑰在咆哮。灰烬喷吐着新意

当然火焰有可能熄灭于半空

但落地之前

谁曾对你说,我将离去!


我将离去……

我又能去往哪里?

在刀锋上跳舞

我的脚早已鲜血淋漓

白的血。白白的血

瑜伽功教我向上腾跃

我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这就是罪!

是前世就已挖成陷阱的罪

因无辜而格外残忍

谁不服,谁就越陷越深

黑水晶面对铁锤必须绽开微笑

我说过,我罪孽深重


这是唯一的真实。其余都是谎言

但真实的谎言比铁锤更令人动容

你看它步步生莲,旋舞得有多精彩

如同我梦幻般悬在空中

跺脚、叹气、抓耳挠腮

像一个幕间小丑

和哈哈大笑的观众一起

对着自己起哄——


是的,这就是罪

是不服不行的罪!

谁能测出从玫瑰到刀锋的距离?

在灰烬中跳舞


我哪儿都不去!


1992




住进本楼第十三层

说不清该幸福还是忧伤

我当然喜欢高高在上

却又怀疑这数字是否

真的隐含着某种不祥


有人告诫要装上双保险门锁

有人推销猫眼二元一副立等可装

殷勤的客人旋转的陀螺

全不知我城府九丈,墙中有墙


俯临阳台才真的感到一阵心慌

一只白翎信鸽

正在冥色的脚下无端滑翔

这温柔的灵禽究竟来自何方

我转身进屋

房门却已先我

砰然关上




五月的蔷薇

——致R.Y


当然,这是一个秘密——

缠绵的藤蔓

怎样从荆棘丛中

一把抓住春天


却不知怎么打开

就这么暗暗攥着

整整一个冬天的蓄积

憋得血管发蓝


迎春开过,樱花开过

然后是桃花、杏花

压缩再压缩的热情

竟会有雪花的冷淡


慢。必须是慢!

忍耐缓解着忍耐的负担

这世上不会有过时的芳香

看那些在风中晃动的小拳头


——我的花事,一百万颗

瞬时齐爆的集束炸弹!


2002,5,4




唐晓渡:

从创作而言新诗存在四大困境


1视角不同,诗歌景观大不相同


以前30年,以至五四以来的新诗发展为参照,以一般的进化规律为内在视角,认为近年来的诗歌创作普遍繁荣甚至空前繁荣是可以成立的; 然而,若将参照置换为世界当代诗歌,将内在视角置换为诗歌本体,则会描述出别一种景观,给出别一种评价


关于新诗本质上的缺陷,早在新诗草创期,周作人、俞平伯等就一再发出抱怨,穆木天甚至就此尖锐地指责胡适是“最大的罪人”。但他也同样未能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文本,新诗在此方面不仅存在着先天不足,后天也一时乏善可陈。因此,围绕新诗价值的争论,百年来从未中断。


新世纪以来,网络勃兴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空间又加剧了这种论争,十年前的“梨花体”事件和六年前的“羊羔体”事件,又将新诗争论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沸点,甚至有人将此视为中国新诗形象的沦丧。


对于新诗存在的问题,著名文学评论家唐晓渡说,今天新诗存在的问题,并非是在短时间内形成的,有些问题多年前就已经存在,问题的解决也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中国新诗到底产生了哪些问题,如何才能解决问题,这是唐晓渡30年来一直致力研究的理论课题,仅仅在去年,他就先后推出两部诗歌随笔集《镜内镜外》和《先行到失败中去》。两部新著写作时间跨度30年的文字,恰恰为我们勾勒并呈现了中国当代诗歌发展流变的全过程,以及中国当代诗人的精神内核。


唐晓渡说,新诗未来的走向即孕育于当下现状的发展中,这是可以肯定的。“我无力、也不想具体测定新诗的未来走向。以前30年,以至五四以来的新诗发展为参照,以一般的进化规律为内在视角,认为近年来的诗歌创作普遍繁荣甚至空前繁荣,是可以成立的; 然而,若将参照置换为世界当代诗歌,将内在视角置换为诗歌本体,则会描述出别一种景观,给出别一种评价。这种景观和评价,我称之为‘困境’。它同样是普遍的,以至是空前的。”


2从创作而言,新诗存在四大困境


对于生命的困境,由“回到人本身”而“回到诗本身”,记录着近年来新诗发展的主导轨迹。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分析文化困境,首先必须置于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以来一直存在的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大背景下来认识


从诗歌创作方面而言,唐晓渡认为新诗存在生命的、文化的、自由的和语言的困境。


记者注意到,早在20多年前,唐晓渡就曾提出过这样的观点,这位批评家当年观察到的问题,至今并未得到解决,有些甚至还有加剧的倾向。对此,唐晓渡并不认为难以理解,因为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太大了,对于生命的体认,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不太可能一蹴而就。


唐晓渡对诗歌所处困境的分析,是他以诗人、批评家兼具的身份,是他以参与者的身份,是他的在场,是他亲历得出来的思考。


对于生命的困境,唐晓渡说,由“回到人本身”而“回到诗本身”,记录着近年来新诗发展的主导轨迹。前者是后者的前提,但“回到人本身”不是抽象的。从强调“自我”的重要到生命意识的持续高涨,与之相伴随的是那种先入为主又不容分说的旧诗歌观念的不断解体,个体的主体性不断得以确立,它带来了个人独特经验和创造才能的双重洞开,而这正是所谓“开放”相对于诗的基本涵义,同时也带来了深刻而持续的价值危机。


生命的困境即以此为背景呈现,其情形与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之后西方的境况大致相似。偶像不复存在,个体因此而被置于某种无所凭据的游离、孤悬和分裂状态。不止是一代诗人“情不知所钟,魂不知所系”,软弱无力和骚动不宁成了最常见的两种精神状态。一部分人转向传统的“静观”以求超脱,但未必求得了一条真正的超脱之途; 一部分人则借诗转移长期的生命压抑,使之成为纯粹个人情绪的宣泄和投射。


“对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反思造成了更深刻的‘荒原感’,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普遍的脱节、断裂以至严重的对立情绪。最极端的甚至将这种困境归咎于人种的质量。这些诗人的真诚不容置疑。它尖锐地提示着一个问题,即我们究竟依靠什么维系自身的生命,从而维系诗?”


分析文化困境,唐晓渡认为首先必须置于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以来一直存在的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大背景下来认识。困境从未消除,但长期的闭关自守掩盖了这一点,同时又激化了它。随着对外开放带来的视野的日渐扩大,对自身停滞和贫乏的意识也逐步增加。僵硬保守或竞相模仿固属可悲可笑,但创新的可能性似乎又确实微乎其微。文化进程的时间性以复杂的空间并存形式横陈在我们面前。


现代西方文化的发展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精神内蕴,我们很难“错认他乡作故乡”,唐晓渡就此提出了应该反思的问题:既然其中超前地包含了人类文明一般进程的共同处境和共同问题,我们将何以回避?又据何超越?我们文化上的真正故乡又在哪里?困境于此不是表现为缺少选择的可能,而是表现为某种程度上失去了选择的能力。由此而反观当时较为突出的所谓“寻根”和“反文化”这两种诗歌现象,实在发人深省。


唐晓渡说,前者除少数人外,大都流于浮夸虚玄,它又一次证明传统文化就整体而言,已无从作为真正强有力的文化——心理依据; 后者的情况较为复杂,但至少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说,近于某种自我再剥夺。它不但没有取消文化之于诗的重要性,恰恰相反,是突出了诗人广泛汲取人类文明精华的必要,否则我们就只能在贫乏的内容和粗陋的形式中了此一生。


3语言困境是其他三种困境的结合


青年诗人的自由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被转化成了真正的诗的创造……语言的困境是上述三种困境的结合,这也是诗本身的困境


对于自由的困境,唐晓渡追问的是,青年诗人的自由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被转化成了真正的诗的创造?他说他无意对那些或陷于苦闷彷徨而感到难有作为,或拼命生活以充塞难耐的空虚和寂寞时刻的现象进行泛泛的评价,而只想强调,并非所有的人都具有承诺自由的能力这一事实。“在这种情况下,自由成了某种负担,成了逃避现实、逃避自我的借口,正如在那些对诗或把玩不恭,或随心所欲的人那里,自由成了一种奢侈一样。”


语言的困境是上述三种困境的结合,这也是诗本身的困境。唐晓渡说他并非是在贬低近年新诗发展所取得的突出成就,但说到底,究竟有多少人,在多大程度上真正以诗的名义开口说话,这种“话”不但有其不可抗拒的艺术魅力,而且深刻揭示了我们的存在本质?不但有着强烈的个性色彩,而且对更新民族语言做出了突出贡献?究竟有多少人,在多大程度上回到了这个意义上的“诗本身”,而不是使之成为一个徒具其表的口号,甚至满足在这一口号掩护下非诗的功利需求?唐晓渡进一步解释说,这里是采用口语还是采用书面语,是诉诸非意象的直接性还是诉诸充分意象化的间接性,只是第二义的问题,关键在于: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语言就是语言,它在生命和灵魂的临界点上自身具足;偏狭的功利和情感需要却又一再把它降为仅仅是个人表达的工具。


4困境是新诗走向真正繁荣的重要条件


正如危机是和生机一起到来的,在困境中也隐含着出路……困境是诗在回到自身的过程中所必然面临并将不断面临的现象,它构成了并将不断构成新诗走向真正繁荣的重要条件和中介环节


“我所说的困境远不是一个消极的、仅仅令人悲观的事实。正如危机是和生机一起到来的,在困境中也隐含着出路。”唐晓渡说,许多诗人也一直在为此进行种种探寻和实验。困境是对诗人的生命和创造力的激发和考验。真正的诗人不仅不回避困境,相反他自觉地突入困境,并通过坚韧不拔的努力,获得新的综合和超越的可能。困境是诗在回到自身的过程中所必然面临并将不断面临的现象,它构成了并将不断构成新诗走向真正繁荣的重要条件和中介环节。就总的趋势而言,通过个体主体性的深入而走向多元化,将是很长一段时间内新诗发展的内在目标。只有当它不再如目前这样,更多地还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成为生生不息的动态平衡机制,不再如目前这样,更多地还只是品种、数量的迅速增殖,而成为品位、质量的至上追求; 不再如目前这样,更多地还只是拘泥于自身格局的纵向演进,而成为无愧于诗的光荣的当代世界诗歌秩序的有机组成的时候,我们才能献上由衷而谨慎的赞词。


诗有自己的命运,包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无法就此抽象地表示悲观或乐观,真正值得思考的是那些必须记取的历史教训。


唐晓渡一再强调,诗歌在公众舆论中的衰败构成了当下一个小小的文化景观。然而,立足诗歌自身的立场,情况也可能相反:正在衰败的不是诗,而恰恰是那种认为每况愈下的公众舆论,是这种舆论看待诗的一贯眼光,是形成这种眼光的内在逻辑以及将其与诗联系在一起的共同记忆。诗歌的困境,或低潮,都是深入自身的契机。然而许多年来这种情况并未得到改善,反倒愈演愈烈。他追问的是,现在还有多少人能够静下心来好好地读一本诗集甚至是一首诗,或真诚地面对诗歌说话?与此同时,高度发达的网络和把一切娱乐化的时尚交互作用,又使得人们越来越目中无诗,而只对层出不穷的诗歌事件有兴趣,下半身、垃圾派、低诗歌、梨花体,乱象丛生,真正的好诗却被遮蔽和遗忘。


唐晓渡说,诗歌被边缘化是当代世界的普遍现象,但如此被恶搞,则为中国所独有。在这个意义上,唐晓渡认为,“诗歌之死”在特定的语境中早已不只是一种可能,而是一直在发生。对于如何走出困境,唐晓渡建议大家首先不妨重新做一个读者,他相信中国并不缺少真正热爱诗歌的人,相当多的诗人在默默地坚韧地写作,不断挑战新的难度,而不是热衷于制造事件,必要时闹出一点丑闻,以此提高知名度,正是因为有这些人的存在,诗歌在中国无论境遇如何,都会一直活下去。而从大的格局来说,正如他30年前所说,当代新诗注定会在艰难的路途上行走一段时间,无论如何,通过个体主体性的确立,我们已经获得了并将不断获得新的起点,这是一个拥有无限可能的起点,诗人们将做出越来越有力的选择,在多元的格局中不断实现对自身的超越,从而不断在失重中达到平衡,于混乱中建立新的秩序。在这种重构中,诗将真正成为对生存和价值的双重探索;真正成为新文化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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