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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霞诗选

2017-12-20 李霞 星期一诗社

李霞(1961-),出生于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县张茅乡东村。1984年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创作并发表作品。先后做过师范教师、党报编辑、企业报负责人,现为河南工人日报副总编辑,河南省诗歌协会常务理事。先后在大陆及台湾的多种报刊发表诗歌、文学评论、散文、随笔等,2004年3月开始活跃于国内诗歌网站,时有的诗作、评论引起争议,诗生活网站评论家专栏有个人专栏,每季度在网上推出诗歌大事记《汉诗观止》。2004年5月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诗歌及评论集《一天等于24小时》。2006年9月在网上提出《诗本批评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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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语


生了病的小马驹蜷伏在草地上

活着真不容易呀

中规中矩的训练使它丧失了飞奔的兴趣

遇见兔子都要吓一跳

到处是指手画脚的训者

了无生机的眼神

麻木的神态

烦躁的表情


因循守旧也要费这么大劲儿么

为什么不省点力气寻求超越

我的想法是否真地很古怪

已经没有人能听懂马语么

爱憎喜恶都要你们来规定

上帝都快发怒了

你们还是趁早跪下来吧



夏夜紫丁香

喧嚣落定

紫丁香的夏夜里有婉转的蝉鸣

花香随着风的辗转

一路延伸到

我的心情


丁香别致地栖息

有分寸地典雅高贵美而不腻


六角亭如初恋的少年

为了最初的约定

立成永恒


无数次读红月亮最生动的羞涩

读丁香诗意而多情的回眸

突然的感动袭来

我的温柔为谁而开



从此

西风把你的世界摇撼

一条一条衰老的街道

让你忆起灰飞烟灭的城市

在此地,你固守相思

那新秋的年轻的日夜


接天的柱弦高耸凄愁

它们的影子倒下

回廊起落古旧的恋歌

伤逝遥远的光与影

如果有一天

你的马蹄声为我而响

我将是那羞涩的灵魂


那时我是溪边白莲

让幽淡的暗香引你踏上红砖岸

在午后的琴声里颤抖

我坠落于幸福的悬崖



帝王血(郁金香)

你的生命是最抢眼的风景

引来观者缤纷的神情

你无怨无悔地举起酒杯

畅饮爱情


你以通体燃烧的方式

在不是故乡的故乡

绽放明媚


也许由于思念太痛

你的泪滴出了鲜红

也许由于真诚很透明

你的美丽惊世骇俗


偶然的惊见

你便成为我生命中永远的亮色

我是你痴痴的单恋者



从春到夏的路上

从春到夏的路上

途经牡丹芍药的乐园

呼吸香甜的音乐我穿过

一片一片极致的芳菲


一群群牡丹如百鸟朝凤

放纵娇美

芍药也不示弱

沿着看不见的光线

伸展诱惑


缘分

在缤纷飞舞的鸟声之外

在浓荫浅径的回转之中

盛开



盼你归来

你可以选择远走高飞

可我却没有任何退路

知我者是你么

道路的尽头只有被街灯拉长的影子

母性的涌动使我觉得痛

亲密的欲望布满夜空

我只把孤独挪向了你

很想听到回应的声音

想你走后我静成一座孤岛

你在几百年后驾船而归



当思念来时

我把一车厢的脸

遗落在最深沉的黑夜

你载满远来的诺言

仰天笑了……


宛若鸟儿飘飞展翅

炽热的容颜

在午夜的琴声里升起水仙花

轻握隐隐的指纹

披垂光洁的乐音

我们相拥着一起飞了


太阳是一朵典丽的红焰

你为我升起

母性是千次万次的美丽

我为你盛开


当思念来时年轻的情丝飞舞

我在时光以外述说

柔媚的烟雨强悍的群山

和细密的我不敢触碰的

叹息



我是你的鸡尾酒

我是你的一双船桨

在你的手掌里拼命地摇头摆尾

还得犹抱琵琶半遮面

任你船上

叼红啄绿


我是你钢琴的琴键

随你任着性子敲敲打打

还得永远躲在幕后

看你台前

引风领骚


我是一尊没有了风格的雕塑

一篇没有了主题的文章

一堆没有了尊严的油彩

一杯怎么调也不合你口味的

鸡尾酒



无意

一次无意的捕捉

却使你怀恋了整整

一个世纪


千百双眼睛把你

灼得遍体鳞伤

你渴望一个宁静的窗口

看穿空气中

每一个分子里掩藏的秘密

当俗世的雨声把你唤醒

你已潸然泪下


其实你只不过是无意地

爬上一座美丽的山坡

从此

你却要独自举杯

饮醉

一个个黎明



终于

总是在守侯着什么

终于你以诗般温柔

融化了我长久的积郁

泪雨缤纷

打湿了光阴


你的诗行

可以治疗我心灵的创口

可以和我的精神恋爱


我仿佛徜徉在

城市喧嚣的大寂寞里

还未及回眸

你已乘一骑快马飞奔而来

笑着催我扬鞭




诗殇

文/李霞



诗歌之殇,首先是哲学之殇。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儒、道、释,中国古代文学将是怎样一种情景;如果没有萨特的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西方现代派文学将是怎样一种情景。


历史上,一切伟大的科学家和艺术家,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广义上的哲学家。哲学就是对思考的思考。只要有超凡的创造,就会有广阔而深沉的背景,因为哲学原是思路和眼点学,思路和眼点一变,一切皆变。


赵鑫珊在《哲学与人类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页)一书中的话,每每想起,总令我激动不已:


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的哲学家,否则我们就生活在一个没有头脑的时代,成为一个没有头脑的民族。


不能产生大哲学家的时代多半是一个茫茫然的时代。它所造就的,必然是一个平庸、等待、盲目和自我混沌的社会大群体。


哲学家当然不是什么太阳。但是他能拨开遮盖太阳的乌云,或托起千百万人的精神境界,拓展他们的视野,让他们看见太阳,沐浴在和煦的阳光里。


我想起了联邦德国的迅速崛起和振兴。战后,这个国家和民族之所以能从一片废墟中站起来,并成为一个经济巨人,是有多种原因的。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便是出了六位体现时代精神的哲学家,这就是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霍克海默、布洛赫、海森伯和魏扎克(最后两位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兼哲学家)。


十分遗憾,我们现在只拥有一支庞大的、浩浩荡荡的哲学家工作者的专业队伍,而没有几个真正够格的堪称为我们时代和我们民族的哲学家——“牧羊人”。


——没有牧羊人的羊群是一支盲目的、星散的和慌乱的队伍,它容易遭到草原狼群的袭击。


诗是原初的哲学,哲学是本真的诗。哲学和诗本是一体,都孕育于神话的怀抱,大哲学家与大诗人往往心灵相通,他们受同一种痛苦的驱逼,寻求着同一个谜的谜底。


没有哲学的眼光和深度,一个诗人只能是吟花咏月、顾影自怜的浅薄文人。在屈原、李白、苏轼、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的诗篇里回荡着千古不衰的哲学叹喟,同时哲学的智慧光芒、悲悯情怀,又为他们的诗篇增添了无穷的艺术魅力。


唐朝诗人陈子昂留下的诗不多,但有《登幽州台歌》这样一首也就足够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20个字绝妙地表述了人在广袤的宇宙空间和绵绵时间中的孤独处境。这种处境并不是个人一时的感触和境况,而是人类的根本境况,即具有哲学普遍意义的境况。或者说它已上升到“普遍世界的自我”意识。陈子昂用一首短诗表现了这一境况,因而在中国文学史上赢得了不朽的地位。


赵鑫珊还说,如果我写一部中国哲学史,就把李白写进去,李白的诗句“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表述了一种极深刻的人生哲理,这无疑是存在主义思潮的先声。


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说:“未经反省的生活是无价值的生活。”这反省主要靠哲学智慧,哲学能使人经常有非常人之见,从而超越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而达于天地境界。这正是诗人富有独创精神、发现意识和深刻思维的心理条件与前提。


杨炼说,回到要害处,当代中文诗贫血的原因,就是匮乏精神性。


从五四到现在,我国虽然出现过不少杰出的政治家、科学家和军事家,却几乎没有出现过一位哲学家。所谓的哲学家,无非是哲学的研究家或宣传家,这就造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先天失养。


没有一种崭新的属于自己的现代东方哲学,中国艺术家对社会、历史、人生及生命就无法有独到而深刻的体验,艺术视角单一重复,永远挣脱不了自己影子的困扰和目光的折磨。思想无着苍白浅薄,信仰危机不时出现,后殖民文化橱窗般装饰在大街小巷,消费艺术、泡沫艺术浸泡着人们的灵魂。邪教的出现与泛滥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


真正的哲学著作往往是诗化的,如尼采的许多哲学论著完全可以作为诗来读,但诗的哲学化往往使诗概念化远离甚至亵渎了诗神,如古典诗中人们对宋诗的非议,现代诗中人们对郭沫若《百花齐放》的非议等。


当今许多有识之诗人,都主张诗追求生命意识或原始意识或宗教意识,其实这正是对现代东方哲学的呼唤,更是诗人对哲学失恋后的自怨自艾。


屈原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陶潜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雪莱说“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波德莱尔说“太阳沉没入自己的凝血里边”。


埃利蒂斯说“第一滴雨淹死了夏季”。


北岛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顾城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去寻找光明”。


这些话,是格言,是咒语,还是预言?但它们的的确确是黑夜里的闪电,只要目光一触及甚至只要一想起,我们的灵魂就会颤栗。


北岛以来,中国先锋诗人不少都意识到了哲学对诗歌的救命作用。非非写作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哲学写作。垃圾派的精神领袖老头子在《垃圾派宣言》中说:“垃圾派三原则是,第一原则:崇低、向下,非灵、非肉;第二原则:离合、反常,无体、无用;第三原则:粗糙、放浪,方死、方生。——我说过,垃圾派是一种哲学,是一种人生观,是一种人生态度。一旦有了这方面认识的真正提高,哪怕你是一个文盲,你也可以做一个优秀的垃圾派。”遗憾的是,这些“哲学”在当今中国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其生命力可想而知。


21世纪已经开步,面对变幻莫测的地球和充满了无限诱惑的未来,我们不禁要问:我们的“头脑”在哪儿?哪儿是我们的“头脑”?何以产生我们的“头脑”?



第二是语言之殇。《圣经·约翰福音书》开首说:“太初有言。语言与上帝同在。语言就是上帝。……万物都是藉着语言被创造的。生命在语言之中。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有的版本把这里的语言译为“道”。道在中华传统文化有着特殊的内涵,老子在《道德经》里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可见语言与道有着同样的魔力,都是万物之母。现在,随着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们不仅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而且以语言的方式在世界上存在,语言对人的制约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如计算机语言几乎成了当今社会的主宰。


诗歌作为语言的语言,尤其是现代汉语诗歌,面对语言,它遇到的魔力与尴尬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从诗经到唐诗到宋词到元曲到白话诗,诗歌变革没有一次不是以崭新的语言表现形式为标志的。新诗的危机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语言的危机。


新诗又称白话诗或自由诗,新诗的出现就是“诗体大解放”的结果。


20世纪初,中国诗歌还是穿着唐宋时代的古装,迈着老态龙钟的步子,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变化,难怪梁启超振臂大呼要“诗界革命”。直到1919年10月,胡适《谈新诗》的发表,一场在诗歌领域的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才算开始了。此文是新诗初期的一份纲领性文献,其着力张扬的便是“诗体的大解放”:


文学革命的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是从“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等的大解放……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初看起来,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问题,算不得重要。却不知道形式和内容有密切的关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和镣铐。因此,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是一种“诗体的大解放”。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大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思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句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


——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295页。


胡适的主张对中国诗歌无疑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但从此中国诗歌也走上了“非诗化”之路,要么平淡如水,成了分行的散文;要么痴人说梦,使人如坠云雾。迄今人们对新诗的病诟仍集中在此两点。


有人把新诗的“非诗化”归罪于当初胡适主张的“诗体大解放”的理论主张。其实我们也误读了胡适。胡适主张“诗体大解放”并没有主张诗歌放弃诗体呀。当然古典诗体是必须放弃的,不然新诗就无法产生。


新诗从古典诗中解放出来后,虽失去了枷锁,却又坠入了陷阱:无韵无形的随意排列,诗体的自由却使新诗成了千诗一面的无体之诗,共性代替了个性。只能是面目可憎。


其实,新诗产生以来关于诗体的自由与格律的问题,也即是戴着镣铐跳舞还是裸体跳舞的问题的论争也一直没有停止过。


倡导新格律诗的代表有闻一多。他提出了诗的“三美”说,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情愿戴着镣铐跳舞。


主张“诗的散文美”的代表有艾青。在艾青看来,假若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是诗,反之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不是诗。宁可裸体跳舞。


诗歌是艺术,谁也不会否认。艺术就必须注重形式美,这一点也无法否认。诗歌作为艺术,如果不注重形式美,就是非艺术的,至少说是残缺的。


现在,我们不再强调内容决定形式,但内容代替或等同形式也是一个误区。


新诗的形式美,不能再重蹈古典诗的覆辙:先做好模子,然后填空。应该是自己做模子,是一人一模,而不是千人一模。这也应该是新诗的形式美与古诗的形式美的本质区别。


诗体的创新,每位大诗人都有自己的风气之先。如郭沫若《凤凰涅》的诗剧形式,后来的蒲风、柯仲平等人模仿也创作出了一些力作。台湾诗人痖弦的《深渊》发表以后,诗坛上也形成一股学习的热潮。欧洲的十四行诗,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诗,印度诗人泰戈尔的散文诗,都在我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当今诗人于坚的长句式,莫非、树才的两行一节,在体式上都有独到之处。北岛的一字诗《生活》“网”,迄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但现代汉诗的体式的特色和创新,往往被诗人们所忽视。诗歌语言体式的创新,也是诗人个性魅力之所在。


对艺术而言,形式不仅重于内容,而且有时形式还决定内容,有时形式就成了内容的一部分。古代文言与诗言是绝对不同的文体,这是古代2000多年诗歌一直是文学皇后的真正秘密。现代诗歌语言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看怎么处理诗与文的关系,要么还诗于文,就像还树于林,让诗体消失;要么让诗真正独立,不再混迹于散文甚至小说之中。诗人肯定不想让前一种情况出现,但要使现代诗歌恢复在古代汉语中的地位,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第三是自我之殇。对诗人而言,现实应有两个,一个是物质现实即外现实,一个是心理现实即内现实也即自我。


前者主要表现诗人与时代、传统及生存环境的关系上;后者主要表现在诗人的个性、经历、人格、学识、创造力等方面。


我们常说的现实只是外现实即环境现实和行为现实,而对诗人而言,内现实即心理现实才是真正的现实。因为心理现实才是艺术的生长环境。用外现实来代替内现实,艺术只能成为工具或非艺术。文艺心理学近年发展迅猛,但诗歌心理学仍在起步阶段,诗歌思维绝不是形象思维。诗歌思维的黑洞亟待探明,有的诗人已发现了黑洞的秘密,遗憾的是却没能理性化。


这两个现实都以对方的存在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和条件,可诗人往往企图用心理现实来替代物质现实,就不可避免产生与世界现实的矛盾,尤为表现在与生活、时代、传统的矛盾,当今先锋诗人受到的赞扬和非议都缘此而生。


无论怎样,随着科学的发展,地球会越来越小,全球化已势不可挡。但全球文化并不排除或消除民族或地域文化,正如中国有普通话,也有地方话河南话一样。


当今,诗人面临的最大挑战应是来自自身的挑战,即心理现实的挑战。创作要进入自我状态,首先要战胜自我。


自我,才是诗走向新生的最后一道门槛。


诗人真正的敌人只有自己。要创新只有克服惯性,即环境惯性、历史惯性,更重要的是心理惯性。


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没有出现世界级的大诗人,就是因为没有出现越写越好的诗人。青春期写作能造就诗人,但绝对造就不了大诗人。如果北岛一直是20世纪80年代的北岛,诺贝尔诗歌奖不给北岛不仅中国人不愿意,世界人民也会不愿意的。如果伊沙一直是20世纪90年代的伊沙,伊沙早就成了中国人心中的民族英雄了。如果郭沫若只有“凤凰涅”时代的郭沫若而没有“百花齐放”时代的郭沫若,如果杨黎只有“非非时代”的杨黎而没有“打炮时代”的杨黎,如果杨炼、多多、欧阳江河不浪迹海外,如果食指身体健康,如果舒婷、廖亦武没有在诗坛销声匿迹,如果昌耀、海子不是英年早逝,如果韩东、海男不误入小说,如果翟永明、唐亚平、伊蕾、阿坚、余怒势头不消,如果沈浩波、李磊、依湖水不作贱自己,如果徐敬亚……


我们都明白,如果毕竟不是现实。


目前,于坚的诗歌之挺已属罕见,但大师的气象仍需营造。


自由、互动、迅捷、平等的梦幻般的网络写作,给诗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兴盛,造就了一批诗坛新锐,他们有全新甚至另类的诗歌观念,有旺盛的创作热情,有较全面的艺术修养,中国诗歌的希望也许在他们身上。


新锐们尽管也钟情于民间写作,可是当地下写作成为一种传说时,他们放纵的情欲和想一夜成名的浮躁,已形成又一轮“幼稚病毒”,其杀伤力会立刻毙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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