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霞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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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之殇,首先是哲学之殇。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儒、道、释,中国古代文学将是怎样一种情景;如果没有萨特的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西方现代派文学将是怎样一种情景。
历史上,一切伟大的科学家和艺术家,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广义上的哲学家。哲学就是对思考的思考。只要有超凡的创造,就会有广阔而深沉的背景,因为哲学原是思路和眼点学,思路和眼点一变,一切皆变。
赵鑫珊在《哲学与人类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页)一书中的话,每每想起,总令我激动不已:
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的哲学家,否则我们就生活在一个没有头脑的时代,成为一个没有头脑的民族。
不能产生大哲学家的时代多半是一个茫茫然的时代。它所造就的,必然是一个平庸、等待、盲目和自我混沌的社会大群体。
哲学家当然不是什么太阳。但是他能拨开遮盖太阳的乌云,或托起千百万人的精神境界,拓展他们的视野,让他们看见太阳,沐浴在和煦的阳光里。
十分遗憾,我们现在只拥有一支庞大的、浩浩荡荡的哲学家工作者的专业队伍,而没有几个真正够格的堪称为我们时代和我们民族的哲学家——“牧羊人”。
——没有牧羊人的羊群是一支盲目的、星散的和慌乱的队伍,它容易遭到草原狼群的袭击。
诗是原初的哲学,哲学是本真的诗。哲学和诗本是一体,都孕育于神话的怀抱,大哲学家与大诗人往往心灵相通,他们受同一种痛苦的驱逼,寻求着同一个谜的谜底。
赵鑫珊还说,如果我写一部中国哲学史,就把李白写进去,李白的诗句“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表述了一种极深刻的人生哲理,这无疑是存在主义思潮的先声。
从五四到现在,我国虽然出现过不少杰出的政治家、科学家和军事家,却几乎没有出现过一位哲学家。所谓的哲学家,无非是哲学的研究家或宣传家,这就造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先天失养。
真正的哲学著作往往是诗化的,如尼采的许多哲学论著完全可以作为诗来读,但诗的哲学化往往使诗概念化远离甚至亵渎了诗神,如古典诗中人们对宋诗的非议,现代诗中人们对郭沫若《百花齐放》的非议等。
当今许多有识之诗人,都主张诗追求生命意识或原始意识或宗教意识,其实这正是对现代东方哲学的呼唤,更是诗人对哲学失恋后的自怨自艾。
这些话,是格言,是咒语,还是预言?但它们的的确确是黑夜里的闪电,只要目光一触及甚至只要一想起,我们的灵魂就会颤栗。
21世纪已经开步,面对变幻莫测的地球和充满了无限诱惑的未来,我们不禁要问:我们的“头脑”在哪儿?哪儿是我们的“头脑”?何以产生我们的“头脑”?
诗歌作为语言的语言,尤其是现代汉语诗歌,面对语言,它遇到的魔力与尴尬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从诗经到唐诗到宋词到元曲到白话诗,诗歌变革没有一次不是以崭新的语言表现形式为标志的。新诗的危机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语言的危机。
新诗又称白话诗或自由诗,新诗的出现就是“诗体大解放”的结果。
——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295页。
胡适的主张对中国诗歌无疑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但从此中国诗歌也走上了“非诗化”之路,要么平淡如水,成了分行的散文;要么痴人说梦,使人如坠云雾。迄今人们对新诗的病诟仍集中在此两点。
有人把新诗的“非诗化”归罪于当初胡适主张的“诗体大解放”的理论主张。其实我们也误读了胡适。胡适主张“诗体大解放”并没有主张诗歌放弃诗体呀。当然古典诗体是必须放弃的,不然新诗就无法产生。
新诗从古典诗中解放出来后,虽失去了枷锁,却又坠入了陷阱:无韵无形的随意排列,诗体的自由却使新诗成了千诗一面的无体之诗,共性代替了个性。只能是面目可憎。
其实,新诗产生以来关于诗体的自由与格律的问题,也即是戴着镣铐跳舞还是裸体跳舞的问题的论争也一直没有停止过。
倡导新格律诗的代表有闻一多。他提出了诗的“三美”说,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情愿戴着镣铐跳舞。
主张“诗的散文美”的代表有艾青。在艾青看来,假若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是诗,反之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不是诗。宁可裸体跳舞。
诗歌是艺术,谁也不会否认。艺术就必须注重形式美,这一点也无法否认。诗歌作为艺术,如果不注重形式美,就是非艺术的,至少说是残缺的。
现在,我们不再强调内容决定形式,但内容代替或等同形式也是一个误区。
新诗的形式美,不能再重蹈古典诗的覆辙:先做好模子,然后填空。应该是自己做模子,是一人一模,而不是千人一模。这也应该是新诗的形式美与古诗的形式美的本质区别。
第三是自我之殇。对诗人而言,现实应有两个,一个是物质现实即外现实,一个是心理现实即内现实也即自我。
前者主要表现诗人与时代、传统及生存环境的关系上;后者主要表现在诗人的个性、经历、人格、学识、创造力等方面。
这两个现实都以对方的存在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和条件,可诗人往往企图用心理现实来替代物质现实,就不可避免产生与世界现实的矛盾,尤为表现在与生活、时代、传统的矛盾,当今先锋诗人受到的赞扬和非议都缘此而生。
无论怎样,随着科学的发展,地球会越来越小,全球化已势不可挡。但全球文化并不排除或消除民族或地域文化,正如中国有普通话,也有地方话河南话一样。
当今,诗人面临的最大挑战应是来自自身的挑战,即心理现实的挑战。创作要进入自我状态,首先要战胜自我。
诗人真正的敌人只有自己。要创新只有克服惯性,即环境惯性、历史惯性,更重要的是心理惯性。
自由、互动、迅捷、平等的梦幻般的网络写作,给诗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兴盛,造就了一批诗坛新锐,他们有全新甚至另类的诗歌观念,有旺盛的创作热情,有较全面的艺术修养,中国诗歌的希望也许在他们身上。
新锐们尽管也钟情于民间写作,可是当地下写作成为一种传说时,他们放纵的情欲和想一夜成名的浮躁,已形成又一轮“幼稚病毒”,其杀伤力会立刻毙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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