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 | 抗战，1938，日本人的攻略
长崎事件，前十年与后十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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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武汉会战战略概述：
华北、华东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南京会战至徐州撤退期间，日本军、政双方高层对战争发展评估并不明确。
战前，中日军力、国力即存在巨大差距。
中日军用飞机保有量总数对比是1V8，其中战机对比为1V18；海军对比是1V13，钢铁产量是1V145，石油储存是1V129。
中国唯有陆军步兵人数以5.7V1，总人口5.1V1，国土面积131V1超过日本。
是时，日本年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辆。反之，中国均不具备生产能力。
正在推进的日军战车与步兵。
由此可见，中日国力、军力差距悬殊。
然而，如以日本实力及国民经济基数，摊平在中国辽阔国土上也是捉襟见肘寥寥无几，根本无法保障日本全面侵略、鲸吞中国。
对日本而言，侵华战争如要演变成野心勃勃元蒙、满清鲸吞中国的历史，概率很低。
假设没有美援、苏援等外援，中国是否可以独立打赢抗战？
历史不容假设。但是，历史可以借鉴。
元蒙，是在吞并金、夏等中原大国，数次西征，控制了中东及丝绸之路、西伯利亚，完成了天文数字的财富积累，兵员积累，彻底孤立了南宋之后，才发起自北而南的侵略战争。
此后，南宋钱粮、兵员几乎耗尽，经历数十年大大小小战争，才有了后来的崖山之变。
满清入关，则是抓住了明帝国在丧失绝对权威皇权，国家纷乱的机遇。
当时，南明抵抗力量分散独立，内乱不息，习惯默认改朝换代的民众的家国意识尚未启蒙，既无全民动员机制，也无统一的军政。
满清在得到蒙古、朝鲜及其他游牧力量襄助下，同样在相对孤立中国之后，经过长期战争直到康熙年间，才完成了自北而南的鲸吞。
宋蒙战争前的宋蒙态势。
历史上中国两次对外来侵略的抗战失败，在军事上有两个特点：
即当时的中国抗战和其他国家、地区抵抗元蒙、满清的战争没有联系，都是中国地区内的、独立的抗战。
冷兵器时代的中国抗战失败的军事主因，除却双方在国力、财力、后勤、机动、军队素质等方面差距悬殊之外，还在于宋、明抗战的最大的战略失策。
过度妥协、退让，使得侵略方在漫长战争中，经常处于完全占据侵略主动地位。直到最后失败。
相比元蒙、满清，日本同样占据国力、财力、后勤、机动、军队素质等方面优势。
更为甚者，日本现代化海陆军在战力上更是超越平面化、近代化的中国整整一个时代。
日本侵华看似和中国历史上两次抗战相比，同样具有相当的实力。不过，抗战时期的国际大背景已经被现代文明刷新。
就当时世界趋于全球化而言，只要得到无法生产、拥有的武器、物资等国际支援，中国以广袤国土和众多人口，就会成为日本侵略无法逾越的高山。
全面侵华战争在军事上最大的、唯一的、现实的变数，便是现代世界的国际关系的变化、制约。
军事与国际社会的外交、政治紧密捆绑，密不可分。可谓美洲的蝴蝶抖抖翅膀，东京便会狂风暴雨。
当时，世界关系错综复杂，假设没有美援、苏援等外援，也会有德援、意援。
装备苏式武器的中国军队
总之，作为世界重要国家之一，中国抗战无法由世界格局中分割出来，在封闭的空间内进行。
日本政府明白这点，但是日本军方集团愤青云集，急于侵华，显然不太清楚这点。
其实，自九一八事变后，国联组织及苏、美等国都已经深浅不一地介入中日关系。
从七七事变发展到淞沪会战，再到日军占领山东，突破制令线向南京、徐州发起攻击，日本侵华规模骤然扩大，日本与英、美、苏、德、意、法等国矛盾也就迅速加剧。
就此，在勉强维持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框架下，在欧美列强三股最强势力集团，即英、美等国集团、柏林-罗马轴心国、苏俄之间，日本的军事侵略与外交取舍的定位，非常艰难。
因为满蒙问题分歧，日本和苏俄长期处于戒备、对峙状态。抗战初期，处于对日本迅速扩张和战争暴露的强大军力的戒备，苏俄含蓄介入、支援中国抗战。
徐州会战结束不久，日苏在中国张鼓峰爆发边境冲突事件。
张鼓峰爆发边境冲突事件，逃难的中国民众。
由此，日军只得暂歇、中止了对蒙古以南的平绥线方向作战，抽调其精锐第5师团驻防青岛，准备应急北方。
同样，在淞沪会战后，中日战争迅速卷入京沪杭地区及江淮流域。日本侵华直接冲突英、美、法等国在华利益和道义底线已成事实。
尤其英、美两国在当时以中国法币和美元、英镑的捆绑，深度参与了中国抗战前的金融、货币改革。所以，两国对抗战迅速扩大到京沪杭地区更为不安。
京沪杭战事中，日军在标识清楚情况下，炸沉了美国军舰“帕奈号”与三艘美国油轮，击沉英国炮舰“莱的巴德”号。
当时，美军亚洲舰队司令官亚内尔将军认为“东京打算排除美国在太平洋各地的利益”，呼吁武力介入援助中国。
这是美国军方第一次提议以军事干涉日本侵华。
由于美国奉行独立国策，英国被德国在欧洲的扩张牵制，对日本在京沪杭的侵略作战除却外交上的警告、抗议之外，并没有实质性军事行动。
不过，英美对日外交日益强硬，也加剧了日本政府和军方的分歧，迫使日军在后续作战上无法形成完整战略。
此后，日军以津浦线、平汉线、平绥线的自北而南侵略轴线发起军事攻势被耽误下来，客观上，既有中国抗战以淞沪会战、台儿庄会战及花园口决堤等重大牺牲、努力。也有苏俄在张鼓峰事件前后的战略牵制，以及英美强硬外交的压力。
日军侵占华北、华东各重要地域以后，日本政府急于谈判，而日军则提出进一步全面侵华战略。
武汉会战期间中国抗战国军迫击炮阵地。
徐州会战之前，日军抛出了“A作战”计划，准备在华东、中原战场与中国决战同时，于1937年12月底在大亚湾登陆，在华南开辟侵华新战场。
雄心勃勃的“A作战”计划目的，是以截断由香港而广州的中国抗战最重要的外援线。继而，对中国完成初步战略性包围，压迫中国妥协、投降。
正是因为英美两国强硬外交，日本政府和部分军人恐怕国际关系恶化，根据日海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的建议，日军才在12月底即将实施计划的前夜，宣布暂停对广州的作战。
1938年，是中国抗战最为复杂的一年。
年初，南京失陷遭遇大屠杀阴影尚未散去，中国即在台儿庄击溃日军第5，第10师团的两个主力旅团的攻势。
台儿庄大捷深度刺激了骄狂不可一世的日本陆军。
于是，日本陆军及侵华华中派遣军方面精心组织，预备在京沪杭战区外围发起徐州会战，企图实现速战、决胜。
徐州突围，在突然失去了在京沪杭战区外围速战、决胜目标之后，日军大本营不得不在仓促之间，把速战、决胜目标放在遥远的武汉。
1938年7、8月间，日本既要与苏俄缓解远东关系进行和谈，也要与英美外交、斡旋在华利益 冲突。
1939年盛夏，日苏在呼伦贝尔大草原发生边境战争。
此外，这些侵华战争中亟待解决的国际关系问题上，日本政府与军队观点分裂，操作起来效率不佳。
政府外交急于解决这些战争激化的国际关系，受传统“诡道”影响的日军急于不间断把侵华进行下去，不断寻衅扩大侵略纵深。
由此，日军在1938年7月前后即开始对中国武汉腹地发起战役性攻势。
同时，为封锁中国海路和进一步侵华准备前进基地，日军也没有停止对与英、美等国关系不大的中国港口的进攻。
随着日军海陆军攻占厦门、连云港、南澳岛、南澎湖列岛，日本虽然在张鼓峰事件后与苏俄实现和谈，但是，日军侵略锋芒不断南移，不断转移到南方重要港口，也使得日本与英、美等国的外交失去回旋，日趋进入绝境。
历史时间轴刻画非常清晰。
在张鼓峰事件善后谈判中，苏日得到短暂和平却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和解。此后，苏日再度爆发规模更大的诺门罕边境冲突事件。
在以出卖中国的日苏和约签订后不久，日本很快就与英美关系彻底恶化，继而爆发了东南亚战争和太平洋战争。
至此，在抗战不久，即被苏俄战略牵制的重兵还没来得及在中国战场完全使用，便匆匆忙忙调往了对英美的南方战场。
国际关系的变化、制约，为中国艰苦卓越的抗战带来了转机和希望。
侵华最高日酋裕仁天皇及家人。
在日本天皇御前，军部和政府同级。
日本天皇不仅是日军唯一的最高权威，更是真正的侵华战争最高决策人和独裁者。
说到底，还是这位最高决策者和独裁者的智商问题。
在日本疲于在外交上应付英、美等国集团、柏林-罗马轴心国、苏俄等三大欧美集团同时，正是他对日军侵华的暴虐的纵容、默许，推动着日本很快陷足中国。
对抗战中国而言，化日军蚕食而鲸吞，化日军自北而南侵略而自东向西，化中日局部冲突事件而大纵深的全面持久战，化中国抗日而中国在友邦支援下抗战，正是早就策定的抗战大计。
日本天皇和日军的分裂、莽撞，阴差阳错，暗合了中国抗战大战略的应对。
后来，随着日本侵华旷日持久，日本与英、美、苏俄关系几乎再无回旋空间。
矛盾日益加剧后再无选择，日本也只得1940年9月选择了德、意阵营站队，签署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组成了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军事集团。
回望历史，不难发现，日本最初企图在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中欲求控制战争规模，以速战决胜中国，再来一次九一八事变的野心，正是在1938年间，不可逆地步入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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