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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出生为人,就得一份生计│中篇《乡关处处》【小说月报新刊精彩】

2017-07-06 小说月报

今晚向您推荐《小说月报》2017年7期选载的中篇小说《乡关处处》,这是作家王安忆继《红豆生南国》《向西,向西,向南》后又一部中篇新作。


作家王安忆


《乡关处处》原来起名是“同乡人”,因写的是来自同一地的女人们,还因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俗谚,总之,有关异乡和乡谊。


曾经去天目山区,寻访母亲抗战时候就读的一所临时中学,校舍已归村产,村主任又去了山里,就在一户山民家中打尖,等人找村主任来。这户人家住一幢小楼,院子铺了水泥地,盆栽占去一半面积。坐在堂屋里吃西瓜,窗外是青山绿竹。西瓜在井水里镇得冰凉,女人很奢侈地切开一个又一个,手里的一瓤刚咬去尖就被夺走扔了,换上新一瓤,用她的话——“不要吃得那么彻底”。就觉得物产的富庶。山茶很酽,放得又多,苦过之后有回甘;菜蔬是后院里自种的,采来即可下锅;责任田里的稻米尽够四季嚼吃;还有小鸡小鸭们,度着无忧虑的童年时光,破瓜后则可下蛋;山上的竹子是她家的,偌大的一坡,进去都要迷路,可是收购的客商一年少一年,雨后的幼笋长到窈窕,再到合掌,就有些虚抛春华的怅然,在农家,则少了进项。自产自足的日子已经不够循环,这里那里缺了口子,需要进入交换经济。至少,这房子的砖瓦水泥以及水泥里的钢筋,地里长不出来,还有家用电器,瓦斯灶头,身上的衣服,颈上腕上的金银,样样都要现钱。所以,男人必得外出打工。下一代呢,也是外出、上学读书,书上的知识多是关于山外面的那个货币世界。


上海的街道,风驰电掣的动力自行车,主要是两类人,一是快递小哥,二就是家政服务的钟点工,他们都是抢时间的人,又拼得起劳力。快递小哥我不太了解,钟点工却有交集,暗中替她们算一算,收入比得上大学教授,只是要去除养老保险这一块,就是这一块差异,事情大相径庭。她们不止为当下衣食,更需未雨绸缪,为长久计之。勤勉实干的,多在家乡盖了房子,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孩子们少有愿意回老家的,现代教育使他们与故土隔离,将来就又变得渺茫了。精明一筹的,则在街镇买下商品房,从此做了城里人,老屋圮颓,草木闭合。有时候,会想起天目山的女人,恍惚中,那电动车的铁骑兵中间,仿佛有她的身影,气宇轩昂。城市里分工合作的生产社会中,她们甚至比男人还能挣,也更攒得住,手指缝并得严严的,蓄起水来,养得起老,养得起小。至于将来——她们大都有天命观,乡间的一句老古话,一棵草顶一颗露,出生为人,就得一份生计。


——王安忆谈《乡关处处》



把写作比喻成“农人种庄稼”的著名作家王安忆,在2017年迎来了中篇的丰收。最近新鲜出炉的《长江文艺》杂志,发表了王安忆的新中篇《乡关处处》,加上今年初分别首发于《收获》和《钟山》杂志的中篇小说《红豆生南国》《向西,向西,向南》,王安忆在针脚细密的三部中篇文本中,继续书写普通人的喜怒哀乐。


与其说《乡关处处》借月娥来沪打拼穿梭的足迹,勾画普通人众生相,毋宁讲这是作家倾身聆听日常生活的絮语。小说如何把握角色的经验与心理?王安忆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小说中写到的很多事不一定要亲历,但小说家要为角色做种种设想,这些设想来自个人经验,以及对经验的认识。这种能力对于小说家是必须具备的。“重拾中篇,是因为故事的材料就确定了它被讲述的方式。大或小不完全由题材决定,更决定于思想的容量。”


在评论家吴佳燕眼中,王安忆今年发表的三部中篇一以贯之的,是对世态人情的探寻,透着对个体心灵归属感的入微观察,比如月娥在生活的历练下把日子过得踏实而欢腾,浓浓的烟火气、人情味和昂扬的生命力,支撑起《乡关处处》里丰富的精神天地。


在王安忆的观察中,以月娥为代表的新一代家政人员,辛苦归辛苦,人格却是平等的,这与她写过的《富萍》里的传统保姆“奶奶”,已不能同日而语。《乡关处处》没有重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伤感,而是秉着对最平凡生活的敬意,生出“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达观。


小说中的月娥常怀庆幸之感:“幸亏,幸亏走出来,看到大世界。倘若不是这一步,少赚钱不说,还错过多少风景,岂不可惜死!”她有着朴实积极的生活哲学,在奔忙中建构起对家的想象与期待。“上海到了,车在楼宇间盘桓,窗格子蜂窝一般,里面都是人家。公寓里的灶间彼此相似,水管分饮用与非饮用;砧板分生食与熟食,拖鞋分内和外。”吃苦耐劳是月娥的底色,她最不愿错过的风景,正是自己的生命风景。在作家章缘眼里,王安忆用一支笔探进上海寻常巷弄,活色生香的日常气息流动于字里行间。


当然,高密度叙事,并不一定要情节多么跌宕起伏或人物命运大起大落,更多时候意味着作家从各个角落的烟火气里挖掘打捞出生活的底蕴。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曾提到,20多年前他读王安忆中篇《逐鹿中街》时还不懂得小说中“世俗人生的庄严”。世俗与庄严,看上去似乎不太搭调,却在王安忆笔下构筑出别样的小说美学。


“这对关系的建构,是王安忆独有的。她在小说审美上很执着,一直在追问生活应该是什么样,或者说生活在小说里应该是什么样的。”身为王安忆的学生,青年作家张怡微与老师多次讨论过“日常生活里的庄严”,在她看来,如果不能理解王安忆对“日常”的解剖与创造,就很难理解她如何一步步理性地探索文学的世俗书写。无怪乎王安忆曾说:“持久的日常生活就是劳动、生活、一日三餐,还有许多乐趣,这里体现出来的坚韧性,反映了人性的美德。”


——摘自《文汇报》,记者许旸



《乡关处处》精彩预览之一


 



上虞往沪杭方向的长途班车破开晨曦,驶近停靠,车已半满,月娥竟还坐到凭窗的座位。向外看去,正看见自家房屋,被天光照亮,绰约有人影从门里走出,向公路过来,却只一霎,转眼不见,仿佛被草木合闭。合闭中,有一张五叔的脸,罩着怨色:走,走,走,留我一个!正月开初,就是这一句话,越说越剧烈,十五过后,儿子媳妇一家三口离开,则又颓馁了,直至无声。本就是个讷言的人,此时更沉闷,二人相对,她害怕又盼望动身启程,好在有年后的残局需要收拾,时间稍事热闹。将剩余的鱼肉鸡鸭腌制或者风干,量出五叔一人份的稻谷,担去电碾房舂米,菜畦里点瓜种豆,再有春夏的衣物,一一取出摆好,免得翻找。终于到临行的前一日,与五叔一同上山,挖些新出的竹笋,带去上海。她做的钟点工,东家中有几户年头在八和十年之上,她也喜欢长做,彼此知道根底脾性,这新笋就是给他们的。


称五叔的是月娥的男人,家中总共兄弟六人,他行五。有点像越剧《祥林嫂》的贺老六,是山里的猎户。他家也真有一个老六,五叔的弟弟,就只这排末的二人有家室。婆婆是个强人,早年守寡,带六个小子,从四明山下来,参加进合作化的农业人口登记,田里收成虽薄瘠,总比没有的好。也因此,前面四个儿子都无婚配,举全家之力娶进两门,说好要给四个大伯送终。目下送走两个,还有两个。可能从小吃苦,寿都不长,拖累就有限,想起来真是可怜。走在山里,竹木蔽了天日,齐顶处,浮一层清光,光里有无数针尖,上下蹿跳。五叔的怨艾平息下来,她呢,也有了耐心,虽还是不说话,但四围的寂静将那一点气闷吸纳,就觉不着了。地下竹根盘结,一脚高一脚低的。自小走惯,脚底长眼睛,总能踩到路径。她娘家也是靠山吃山,家中人力单薄,总共两个兄弟,还死一个,拖毛竹让竹梢打了,没有创口,也不见血,人就像睡着了,还有笑意,晓得从此不必再苦,陡然轻松下来。那一年,方才十六岁。倘不是这样贫而且背运的家境,也不会跟了五叔,多少是图人家兄弟多,有阵势。她是家中最末的女儿,早知道就不生她了,所以是最叫人失望的。都说她笨,就没有读书,一字不识,更以为自己笨了。笨人往往有笨视,在她就是生完一个儿子再不肯多生,无论养育还是做人,都让她有抵触似的,再则还有计划生育的政策呢!事实上,儿子顺利长成,读书,做工,娶妻生子,人并未受多大的辛苦。同年龄的人,大多生两个以上,卖两棵树交罚款便落上户口,她呢,既不后悔也不羡慕。这儿子至今三十多岁,从来没往山里进去一步,就也不知道自家的山林在哪一片,有意或者无意,规避着命运的覆辙。


五叔背着的手里掂一柄短把铁铲,停住脚步,蹲下身,铲头插进竹根,听得见一声脆响,起出来,就是一个笋尖,扔进她手上的竹篮。有一点记忆回来了,欣欣然,勃勃然的喜悦——包产到户,分地分林,田里是牛犁的吆喝,山上斧斫声声。眼看着林子稀了,却起来新房子,这一幢,那一幢,迎娶送嫁的鞭炮这边响,那边响。这一阵欢腾渐渐沉寂下去,次生林长起来,掩盖了房屋,村里的青壮陆续往外走,只余下老和幼。五叔这样的男人,若在上海,尚是风流倜傥,裤缝笔直,头上抹了发蜡,皮鞋锃亮,腋下夹着公文包,白日里的股市,晚上街心花园的舞场,都是他们的身影。但在乡下,完全是个老人了,外出打工少有人要。所以,这一家,就剩他一个闲人。总共一亩六分地,种和收只占一忽工夫;树林已经砍伐,次生的杂木不值钱;竹子呢,起先还有客商收购,后来货源多了,工地又流行金属脚手架,足迹便也疏淡,由着它疯长,开出花来,死一片,再生新竹,总之,自生自灭。那留下的人,正愁如何打发时间,就像说好了似的,四乡八野,共同兴起牌九和花筒。这种古老的博彩游戏,本以为绝种了,料不到又活过来,一旦上手就收不住。寄回家盖楼房的钱,送出去有十之八九。那一个旧历年,实在惨淡,眼泪和唠叨中过去半个正月。五叔看不明也道不出自己的苦衷,逼急了,就也要出去打工,托亲戚在上虞找了个保安的活计。有一日儿子去看老子,见一堆年轻保安中,夹个老的,犹显得形象枯萎,二话不说领回家,当月的工资都没结算。这一趟出门的好处是,戒断牌九的瘾头。长日漫漫,无人相伴,五叔越发木讷。好在,媳妇生了孙子,回家专司抚养。公媳单在一个屋檐下,有多种不便,就住在娘家,每月里亲家邀去,看看孙子,吃两盅黄酒。每跑一趟,离年关就近一趟,眼巴巴的,外出的人回来了,再一眨眼,又走散了。


竹林的沁甜空气里,心情舒缓下来,不那么焦虑了。月娥想到极远的终了,终了还是要回来的。上海的水真是吃不惯,一股子药味道;米也吃不惯,油性太大,一团团的——她吃惯籼米,糙和松;住行就更是艰苦,甚至危险。为要摊薄租金,越多人越好,一个亭子间可睡七八个。那种老房子,电管水管煤气管盘互交错,接无数灶眼与热水器,稍有破漏,便得酿成人命。说到交通,车水马龙,最不怕死的,数电动自行车,所以人人怕它,男的多半快递和外卖,女的,则是钟点工。然而,这样的急促紧张里,却潜在一种快乐。后面有车超她,她不让超,顶撞起来,嘈杂的机动声里,听见彼此激昂的相骂,不由惊讶自己的厉害不好惹。





车在公路上滑行,停靠频繁,开一回门,上来几个人。其中有约定的同行者,互相招呼,又要调座位,为了好说话。多半是女人,男人是没多少话的。难免生抱怨,乘汽车又不是做人,就算这一世在一起,下一世呢?女人们就嬉笑,还动手拉扯推搡,终于萝卜都落坑,汽车就也驶上国道,加速了。太阳这才出来,车仿佛走在金光里,意气风发。她们开始交换吃食:酱油肉、煎咸鱼、茶鸡蛋、鸡膀鸭膀,年饱还没过去,受欢迎的是几味素食:盐水煮笋、霉干菜夹馒头、碱水粽、虾皮拌榨菜……满车厢都是食物的咸香,茶水从保温瓶口晃出来,烫了手,尖声的笑和叫。男人们斜睨着,心里嫌她们猖狂,嘴上不敢吐一个字。过道那边两个学生仔样的小孩,缩起身子,流露出害怕的表情,她们偏要脸对脸喊,“阿弟阿弟”,将吃食塞进阿弟嘴里。司机从后视镜里看,嘟哝一句:老牛啃嫩草!汽车上高速,山矮下去,村村落落掉在脚底。出发时的兴头过去,困倦就上来了,渐渐垂下头,抵着膝上的提包,打起盹。车厢里忽然鸦雀无声,听得见发动机的轰鸣。两车相向,喇叭叫一声,隔着玻璃窗,仿佛很远的地方。


月娥第一份生意是替同乡人顶工。同乡人说男人要她回家,东家就要她找人。这年儿子结婚,小两口一同去杭州,一个做电工,一个做保洁,她就也想出去,应下这份差事。差事在上虞城里,一个鞋厂老板的四口之家。她专司带孩子,做饭和清洁另有一个阿姨,也是上虞本地人。老板与她儿子同年,已经有两个小孩,听小孩子喊她阿姨,就觉错了辈分。明知道“阿姨”不过是个称谓,好比单位里的工种,与年纪无关。这种伦理的概念等到了上海,不知觉中就淡化下来。那里,无论老少,一律喊她的姓,姓前加个“小”字,她倒没有什么不适,被这城市崇尚年轻的风气带着走了。小老板过着一种新派生活,冬夏二季不在家里过,而是住酒店客房。不止上虞城,底下的乡镇,都有五星级酒店了。开两间套房,小夫妻一套,小孩和阿姨一套。酒店里早餐是随便吃,中午晚上两顿,由烧饭阿姨到工厂食堂灶上做了送来。酒店里有中央空调,冬暖夏凉,照理很享福,她却有点苦闷,因为不是过日子之道,像是坐监。酒店里有多家临时住户——上虞的酒店,有一半是做本地人的生意,靠外地人是吃不饱的。早餐厅,大堂,走廊,电梯,常可遇见像她这样,带着东家孩子的女人,互相看几眼,就看熟了。有那种自来熟的性格,上前搭讪,先还是淡淡的,因听东家说过生意道上的险恶,守着保姆的本分。但实在熬不过寂寞,不免多说两句,竟就收获保姆业的许多内情,从而得知这一行实是有着相当广阔的空间。这一年做完,她也辞了工,过完春节,随另一个同乡人去到上海。所以,当她和前一个同乡人,也就是她的引路人,山不转水转地,在上海遇见,彼此都不觉得意外和惊奇。


绍兴一带的人多少有些两样,乡土观念极重,抑或是出于自傲,在外面帮佣,总是自己人一处,与其他籍贯的人疏离着。保姆介绍所的地方,她们是不去的,用工只在同乡人间互相介绍。分租房屋,休息日玩耍,也只和同乡人搭伴。公园里露天舞场上,三五人聚起,看多跳少的,就是她们。这一定和上海地方的历史有关系,绍兴和扬州是保姆社会的主流,前者大约是浙商来沪上自带,如家生子,有规矩;后者却是草根,犹能吃苦。也因此,殷实富户家族常是雇佣绍兴籍人。如今,这城市保姆的需求激增,进城求职人数也激增,从业队伍输入新成分: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同时呢,苏北一带工业发展,扬州籍的保姆日益退出,几乎销匿踪迹。人事更替,时风变革,唯绍兴一支,依然在传统中,保持着行业的名节。


初到上海,月娥也是怯怯的,如不是同乡人的帮扶,未必能熬住。这地方不知道要比上虞大和乱多少,她又不识字,认路,找地方,领东家嘱咐,都凭死记。所以,抱定一条,绝不买菜。不会记账,还吃不了猜忌的闲话,她是个老实人,唯老实才更犟性,真叫人为难。当时并不觉得,过后她常常以为自己有福气,所遇都不是恶人,相反,多受照顾。来到上海第一个雇主,如今犹记得好处。四十岁上下的女人,生相十分轩朗,依她们乡下人说法,女人男相,但又不粗气,而是大方。高额宽颐,浓密的头发编成股,盘在顶上。其时,月娥未找到其他生意,女人就说做全天;然后才有第二家,让出半天;再有第三家,再让一半里的一半;一层层对切,最后只剩一周三次,各一小时,而且是早上六点到七点,晚睡的人第一觉没醒呢。一切从月娥方便赚钱计。女人单独住一套三室两厅,在临江高层公寓房里,早上,驾一辆宝马去到大户室,落市时开回来,专职炒股。听前任保姆,一个同乡人说,房子汽车都是股市上赚来的,赔进去的却有两套房子,一个男人,半个小孩——离婚给到男方,争得一周两次探视权,所以算是半个小孩。无论从生意,还是风水,都应有起有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但女人的运势却一直向下。眼见她大房换小房,小车换大车——公共汽车,最后只能租房,却一直用着月娥一小时的工,倒是月娥自己不好意思赚了,提出不要工钱。女人说,这算什么?你们出来是做工,不是行善,或者就不要做了,还不够脚力的。女人租房独在另一区,从月娥所做的几家地方旁插出去。月娥更不好意思,说,自小家里人都嫌她背时背德,小弟弟被竹梢头劈死也是怪她,她要离开了,股市大概就会好起来,输出去的又赢回了。女人笑起来:这事,老天帮不上忙的。临别还给出多一个月的工钱,算作遣散费。月娥不肯要,说是我自己不做,并不是你辞我。女人定要给,几十块钱推来推去,最后说出一句:我还没落魄呢!月娥才不敢不要。后来,回来看过一次,女人已经搬走,不知道去了哪里,从此再没见面。上海的人就是海里针,手一松就没有了。月娥在这城市邂逅过许多人,形貌难免模糊,但这一个却是清晰的,因为是事业的起头。如若不是如此这般起头,接下去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另一个什么样子,更好或者不好?她不知道。可是,对如今的境遇,却是相当满意,常有庆幸之感。幸亏,幸亏走出来,看到大世界。倘若不是这一步,少赚钱不说,还错过多少风景,岂不可惜死!


……



摘自中篇小说《乡关处处》,作者王安忆,原发《长江文艺》


阅读全文请关注《小说月报》2017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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