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诗选

2017-12-10 海上星期一诗社

海上（1952- ），69年开始诗歌创作，出版的诗集有《还魂鸟》（1998）、《死、遗弃以及空舟》（1999）。

海上的诗在民间诗界具有极大的召感力，被称为“最彻底而极端的先锋诗人”。台湾诗评家黄梁先生评语：“海上的诗气象苍茫，迷离的身体性知觉空间与死亡视点运用，展示革命性的诗意构成”。在国内多次荣获民间奖项。海上的著作百分之九十待出版，为新纪元带来文学新现象，语言老辣野性飞扬。

海上对汉字和中国文化有独到的研究，其先锋性十足的诗文、无限的哲思与精彩的诗写实植根于古老的中华文化传统。海上对艺术有独到的见解和造诣，其书法、绘画亦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堪称“通人”。海上被称为“文化妖精”。

尤为难得的是，年届花甲，海上至今还保持了异常年轻的面貌与旺盛的创造力，其关于中国文化源流、关于汉字、关于艺术的诸多思考，其已经成文的多部手稿，还有待出版，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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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枣之死，区别于海子之死。前者是现代的，后者是传统的，类似于屈子之死，诗人所对抗的是一种近似于“野蛮人的垂直入侵”——比如统治者一贯如一的无知，百姓的愚昧、平庸，官僚/民间知识分子永远的攻讦、诋毁、谗言、排斥、误读，反神话及疑古的深入人心，世俗化、实用主义之盛行……等等，而对抗者精神凭依的则又是那种最为古老的——“茫茫禹迹”的意识形态，故多表现为乡愁、黔首和“龙旌承祀”之争，可谓“国殇”，所激起的崇拜、精神庋藏，绵延至今，影响甚远。

现代诗歌，其人其诗之感染力则是另外一种疾病——首先是大众文化整体覆盖，电子传播攻剽城邑，然后是艺术家、诗人“自渎式的眼光”，自娱自乐，统治者的“高度暴力”逐渐转为因势利导的“美学管理”（与西方所谓“文化创意产业”直接对接），而且是极其有效的创造性的专业委托管理，犹如能源管理。不知不觉，奥威尔的“老大哥”非常漂亮地就实现了，“网控”和“五毛党”风华卓绝，不在1984，而就在此刻。连群众都能虚拟，反叛的群众，变为宴乐性群众，这点是奥威尔所没有想到的。许许多多的重大争论，最后是由“对偶性群众”（见埃利亚斯·卡内提《群众与权力》）来完成的（如1998年余策划的某书引发的关于吴宓、钱钟书、陈寅恪之争为一例），火候最终由党幕后轻松、愉快地捏掐。用麦克卢汉的话说就是“今天，暴君的统治不是靠棍棒或拳头，而是伪装的市场研究员（各种各样的谈判员）。他像牧羊人一样用实用和舒适的方式来控制羊群”。

诗人当然不再是思想家，先知，为大众脱盲、治疗、启蒙，评价正义、良心、和谐一类……而却要花费相当多的精力，调节自身的使命——也就是和文学的关系，这正是主体和意义最深刻的一种关系，通过语言这一比任何团体更为复杂、也更为可读的“组织”，受制于从思想、感性和智性的多重逻辑。今天的人生，已不再是过去的人生，今日之文学，也非往昔的文学——固然，对今日诗人的评价，也不再是过去的评价——不在好与不好的层面。所以，诗人张枣君早归道山，死者不幸生家幸，读其诗文与哀怨未遂的人生，使我们对大家一向偏爱的诗人之哀史传统小有区别，少些糊涂虫，不在“对立统一体”中无意识地美化社会灾难就好。毕竟受害者、反叛者分享极权主义剩余快感的真相早就在那里了，只是当事者迷，不知而已，或知其一不知其二罢了。

现在，社会形态、个人情感交织更为复杂。张枣的诗一直处在这样紧张的关系中，加上时空、肉身种种的不适，其音势必然是一种近似于反反复复、絮絮叨叨的风格：哪儿，哪儿，时代总是重复这样的絮语：“说，‘没有我’；——好，没有你。不，说：‘没有你’；——好，没有我”（《骰子》）。被抛来抛去，此一时彼一时，若有若无，肇其诗歌之始，终其生活之所，作为一个人，也当叹为观止。不光是精确性在哪里——“哪儿，哪儿，是我们的精确啊！”最重要的是，其忍耐力在哪儿？他的，我们的，大家的，或许，这才是纪念者该缅怀的，无论他为此付出过多么惨重的代价，无意中羞辱过谁，或被羞辱过，我们都无可挽回地失去了一个他者。

镜子的作用就是反射，破碎一面，就少了一个维度。即使你昂扬着扭头不看，他也在那里，逝去了，也只是隐于幕后而已。用他的诗言之，即“隐回事物里”，——也就是古人所谓作“鬼”，实际训为“归”义。即使他攻击了我们大家，最后，他仍然归于他所攻击的“我们”这个本位。他早期有首诗也偶然表达过这点：“莫尼卡，我有一道不解的谜，是不是每个人都牵着一个一模一样的人，好比我和你……里面的每件小东西，也正正反反地毗连”（《惜别莫尼卡》）这是张枣写作特有的一种方式，或语法关系：设局-迷失-寻找主体和客体的对偶及倒置关系——最后，歧问，悬念——也就是斯芬克斯之谜的伎俩。答案其实尽管简单，不过，弯弯绕，还是孳乳了环境，隔离出了某种距离，让人有所期待。其诗戏曰：“掉落在地上的东西无始无终”（《空白练习曲》）；“我叫卡夫卡，如果您记得／我们是在M.B.家相遇的”（《卡夫卡致菲丽丝》），当然，谁也不会记得的，因为，弗洛伊德之后，我们知道了梦的移植作用，会改变所有的中心词项，它起源于内心防御和稽查。其陌生化，正好是非常强烈的一种吁求——吁求知己者。就这点而言，他有点生不逢时。但或许正是这点，拯救了他一段生命，给了他时间空间，也就此成全了他所发明的诗歌套路，一种“复调诗叙法”，跟巴赫金论述陀思妥耶夫斯的“复调小说”有点类似。但汉语的结构，包括南方的左言，更宜于诗歌音韵的变化，身份的重叠、混合、分离。“你看我已经看见了另一个你”、“那个像我的渔夫，我便朝我倾身走来”。过去，由于南腔北调对抗的潜移默化，诗人也常言及“古风”，但显然这不是用词问题，张枣也用过自己不熟悉的词，比如“潜龙勿用”、“爻辞”一类，我们都清楚这只是些假面贴花，犹如牡孔雀吸偶展翠屏一样。在日常生活里，张枣君懂得这种吸纳技巧，很会“望气”，可谓人面相士，诗里也反复写了孔雀：“我奇怪的肺朝向你的手，像孔雀开屏，乞求着赞美”（《卡夫卡致菲丽丝》）。但他更清楚“这些贴花，懒洋洋的假东西”（《海底被囚的魔王》），改变不了诗是种调调，有更内在的音韵、节奏，谁也改变不了它的调门，它是孤立的，器官的，牵涉到很具体的生活方位，——而谁又比谁更有资格来论断、或改变这样的方位呢。所以，某种角度讲，风格基本上在宿命的范畴。所以，柏桦那句“鲁迅即林语堂”，只能看做是一种假言命题，一种悖论。

关于当代诗歌，张枣或许比其他人表现出更焦虑的一面。一方面我们可以从其个人境遇来考察，内心隐藏的东西——较他人更深，故所知甚少，用他的方式说，最快活的人就是最苦闷者，但零星的接触、书信、言谈、诗作会有所披露；另一方面，对人人身处的社会进程进行考察，我们会发现更多的面目全非。

张枣君十分聪慧，天赋极高，具蜀人的狡黠，秉湘人之烈，且混杂南人的颓靡——因敏感而脆弱，因苦闷而好纵情、尚滋味，调侃戏谑，风流倜傥，为性格复杂综合之人，其诗为楚音。民间曾有人言：天下倘若有湘军一人便不会失国。若硬译到诗界便是：诗界倘若有一楚人当歌就不会寂寞。张枣君便是这样一个诗人，也是这样的一个发楚音者。喜欢不喜欢——或开始喜欢后来不喜欢他的人，都受过他语言转弯抹角的影响。这点无论怎样的折射，还是很容易辨识的，除非不想辨识，为了造就天才和高人。当然张枣君也是知道这点的，故他对自己的诗也期望颇高，成为一种乐趣——这点，他没什么选择。正因为心理上的转移，他对现实也就看得很低，故生种种的冲突和鄙夷，否则，我们就解释不通，像张枣这样的圆通之人，怎还会和别人发生冲突！

但不管怎样，他基本上还是个很好的对话者，未曾在鉴诗品位上大出血过，而不少人却失血过多，只是因为亢奋，方苍白地在那挺着，一旦真相大白，便萎顿在地。其妙处何在？事情其实很简单，若大家拿了各人的诗，换着读一读，便一目了然：有的人，读其诗，不解其人，只是变着法在那讲着大家早已都晓得的道理，可谓“人法天”，多为“毛式”，所以，其道理是死的，诡辩的；而有的人，一读，便知其人，道理如影随形，人之不同，道理便自然不同，即所谓“天法人”。张枣属后者。天性所使然，他所确定的是一个未知的自我（张枣谓之“永远的迷惑”），并非胜利者，明白人，或精神导师一类，气质根本上是反话语权的，更像个诱惑者，而诱惑者自己也很容易陷入迷惑，也就经常性地预言其失败，一向如此。所以，他不像早期诗人（包括许多朦胧诗人），有意无意为自己预设了模式，或身份，被社会接受（他在论文里涉及过此话题，惜未深入），而他更愿边缘化些，很像一扇尚待敲开的门：“首先是敲，……敲是回家，……家应该是这儿，这儿，随喊随开。敲”（《今年的云雀》）。但现实中，他似乎也没有真正意义的家，婚姻只是个壳而已，所以，最终他只能算是个迷途者，他反复在诗里这样自我定义着，骨子里也就属心理学意义的“窥阴癖”，这需要没完没了的精力，重复、折腾——或折射，这点，他恰好胜任，也就这点而言，《镜中》成其为代表作。他恋诗，并不自恋，这点未曾有人细察，因为当今诗坛，充满了自大狂，这些自大狂，抬头在他者身上永远也聚不了焦，低头，则又看不清自己。虽喜评头论足，却无效。所以，张枣与乐滋滋享受成功者不太一样——后者，在污泥中取乐，看自己很高，诗和现实也就一并看高了，故一味高蹈的策略。犹如“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于无过之地”（《周礼·正义》）的反语。其姿态，由其诗的音势、君临之相，单体繁殖，便不难辨别。相反，这些人是真正意义的“暴阴癖”。贯穿其诗的是北方那种最为传统的“经世之想”（梁启超语），口语格言化，有一种套路。毛时代充满了这些玩意，毛时代之后，仍然泛滥这些玩意，而且，换了环境，大家还玩得十分开心，这就是当代最典型的知识分子所享受的“剩余快感”。这点，我将在《旁观者》修订版中巨细陈述。而在张枣，贯穿其诗的则主要是貌似智力游戏的乐趣，文字打靶场上的射击游戏——“嘿，请射我的器官。别射我的心”（《德国士兵雪曼斯基的死刑》），因为，那里充满了矛盾，充满了错误、失败、伤口，但还是值得探讨此间的问题。故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诗者乐言，而言，悖谬的环境使然，故只能抱残守缺，生小智，而非大智。他有点像爱丽丝漫游奇境，最后却迷失在自己的窥视和转换之中：“我们的突围是无尽的转换”，（《卡夫卡致菲丽丝》），“以朋友的名义，你们去镜中穿梭来往”（《以朋友的名义》）。中间这个“你们”，在亡者的语境中是可训为“我”的——并由此及物（参读《今天》1992年2、3期余旧作《笼子里的鸟儿与外面的俄耳甫斯》）。及物与否也正是南腔北调界分之根本元素。

社会之不健全，人之瑕疵，人之道德承诺亦不完美，生之乐趣所剩下的便也就只有写诗这“活”了。其它的只是为此服务，包括工作、抽烟、喝酒、以及他在信中言及的“体面的生活”。他设想着、实践着，或许为自己划出了块“圣地”，就像叶芝对毛德岗描述的爱尔兰（叶芝也正是张枣最喜爱的诗人，指中晚年作品），也或许就像湘人的三腊。总之，张枣内心是挚爱诗的，而且，认真程度较之他人要高些，也更专业，故也较类型化，在诗与人的关系处置上十分传统。对社会在更大的文化背景下正悄然改变着人类与书写关系这点，其认知度较之他人则很低。他真正的热爱诗，故用诗评价一切，只是最后失之韧性，若逼着则个，那非闹出病来。就其个性看，按新文学运动的旧话说，张枣君不宜入儒林，也很难入文苑，因为这两者均难一蹶而就，独聪慧不行，非耐心不可。这点从他过世后留下的几篇最完整的文论看，略知一二。

记得是1990年11月，他从特里尔来了封信，那时，他边在一家公司上班，边做论文，非常辛苦。他像大男孩一样——“大男孩亮出隐私比孤独”（《空白练习曲》）——请求我代他撰写论文的其中一章《九叶集诗人的现代主义倾向》。我理解其苦衷，做沉闷的学问非他擅长，便帮着硬写了3万字，权作素材。另外两篇是《诗人与母语》、《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当代中国诗歌的元诗（metapoetical）结构和写者姿态》。前者偏散文写法，后者想以学院逻辑、句型式的陈述，过经过脉地讨论当代诗歌之演变，但他过于灵动活泼的性格，搬了学院腔并不适合，于是失之语言的纠缠，以致无一个问题得以陈清。翻译，他极有天赋，但终为苦活，也不是他所能忍受的，所以，最后，他还是擅长作即兴诗人。

诗人，我是一个诗人，这是他的骄傲。国人自古就因少而贵。但因社会不断地世俗化，把诗人珍稀化——其实，也就是边缘化，而诗界又不断地自恋，高康大化（巨人化），便形成了十分尴尬、滑稽的局面，双陷矮化而不自知，彼此认知的出入也很大。所以，确定其职业化的程度——就像现代社会确定其压制者，成为职业革命家、职业的讨伐者、监管者一样，是评价诗人最重要的线索之一，“职业化”的方式尚待探讨，但事实早已摆在那里了。所以，张枣君敢说“我是一个诗人”，虽有堂吉诃德之嫌，但，他这样说，并非完全出于传统的“文学精英”的概念，而更多是对现代诗人职业化的确定。身份建立其上方显内涵。他在国外，也多少受过这样的训练，所以明白其间的意义。当他在给我的信中言及“谋生”时，我犹如读到了T.S.艾略特、卡夫卡的现实。其实，诗人虽为即兴，也得盈濡而进，漫漫岁月，不断进行身体和语言的调整，等待玄机当头，恒言受命，方能见一线生机。这就是他非得写《卡夫卡致菲丽丝》的原因，从《镜中》到《卡》，也就是从1984～1989年，此间我们联系也较多，我称之为“蓝色时期”（那时他喜欢用一种蓝色的信笺纸），谈诗也最多。我们大家都目睹了他在一种可谓十分壮烈的折射中，保持了自己的初衷和一致性。为此，生命逐一分散，也就表现出认真，也不得不认真。我过去说诗是其唯一的乐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当然，换了语境，即使“认真”也是个谶。毛泽东说过，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你越认真，而你越努力之事越背道而驰，那你便越失望。而表达此种失望，新文学运动以来早已流行。数年隔着与同行交往，看透了而不“油滑”、还能单纯认真着的寥若星辰，张枣君算一个。生活、交友、臧否人物方面我不敢说他特别率真、准确，有时，他更像个“坏小孩”，口无遮拦，信口开河，自恋倒错强迫得有些厉害，泄露于诗比比皆是：“它们萧萧的声音多痛，多痛，愈痛我愈要剥它，剥成七孔，那么我的痛也是世界的痛”（《楚王梦雨》）。这个结论，实在主观得很。若在古代，通灵之说，尚能安慰我们一二，但现在，恐怕连作者自己未必相信。否则，他就真免了那人生的苦果了。

也正由此，我们看出，张枣喜欢玩调皮，语似诙谐，以对抗思想的正统，但不油滑，这点，他控制得还好。这大概和他了解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汉语写作早沦为残余的理性挣扎有关（他的论文梳理过这些人），死的文艺摆在那里，固得反叛，只是许多诗人虽仍造着非理性的句子，“浪漫的”生活方式，继续杜撰人与诗的神话，却并不明白何以这样。这些，一概被他讥为“病中水果”。但他也吃这水果。

张枣的焦虑，说明他也容身此病。他明白大我小我这最简单的辩证关系。诗人，最多在此间撕开一条裂缝，但撕开，虽跌宕起伏，也在这撕开的共谋关系中：“我们是裂缝中的人/裂缝是世界的外形/只要酒杯不曾粉碎/裂缝便与酒杯共存”（《断章》）。晓喻此种关系，也就像戴着镣铐跳舞。语言由这平庸的境况崛地而起，也就必然为冲突措辞。他的诗，有一种病态的跳来跳去，这点是很明显的，但大家却不一定看出这背后的语境：其一，骨子里他知道“死水”的范畴，自己也在其中，所以，写作究竟是“避谶”，逃离旧窠，怎样逃，方式何许，成败如何，评价如何……这些才真正决定着写作的内在性，或内蕴。但这些年，多数诗人采用的是“河那边”的策略，回避此种话题，自然也就回避了置诗歌于死地的矛盾，而人人又受制其间，所以，也就和中国人悖谬的政治倾向一样，对抗着而又同陷虚假的意识形态。因为一种残酷的事实，早就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也就是现在——或很久以来“诗对现实中的精神层面支配性框架早已解体”，诗人只是选择以何种姿势摔下来而已，摔在什么地方而已。

张枣君摔得很难看，他摔在了异国，现驾鹤仙去，则又得摔回故土。即使在那，又何尝安过心呢？若是科学精确之人，在那混混，尚可。但他并非此种人啊。所以，很早就为他捏了把汗。但就诗论诗，他摔得也还算坦荡荡的，因为摔得很传统。命运与他描写过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差不多，他们托身的“那对蝴蝶早存在了”。张枣君的宿命感非常强烈，他没有避谶的办法，苦苦寻找也没找着，因为，这些办法，都被他错误地“镶在（了）来世中”，读其诗，充满了这些悖谬的描述，对“错误”他也有几近狡猾的辩护，可又怎样呢——诗人生来又不是非要改变世界的，而反倒要改变自己。

这点，他比许多人都清楚，也更聪明。所以，他在稍显随意地化用里尔克的诗句时，有着不一般的急切和动机，那就是想依据俄耳甫斯的神话原型——你以诗为生，拯救自己（母性躲在受难者后面），已无可挽回，也就是你不能回头。这个原理，是诗歌不能战胜科学制下的。你要回头，就像海子，就必死无疑。张枣是个聪明人，他是绝不会犯那么幼稚错误的（他对诗歌烈士评价都不甚高），他采用了折射。折射也是科学之举。但它在某些时候，可以帮助我们达到自己的目的，勿用身历险境，便回头眺望，观察自我拯救的效果。这条道路才是唯一的诗歌之路：

所以，张枣佩服的是那些“技巧性怀旧”的诗人与诗作。比如我们身边的柏桦，张枣就曾不计其余地给予过赞扬。记得，柏桦有诗曰：唯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这里的唯一性和俄耳甫斯的唯一性有着非常内在的关系。旧日子完全可以直接训为诗意性。这在我们三人许多年的交往中，在这上面我无数回体验过二人的秉性，深知此间的转换与兴奋。惟有诗（或广义的写作）改变诗人自己，这才是职业诗人和传统诗人的根本区别。我们的诗坛，滥竽充数的业余写手多如牛毛。张枣君一直想划清两者的界线，他平时即兴的言谈，他的文论，甚至诗作，都隐埋着此种倾向。但他最终还是没有真正地发现，这最有可能重塑自我的复杂证据——而最有意思的是，这证据恰恰就在他自身。现在，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了，这折射的恶果，跳来跳去地，也正好构成他为人为诗的趣味。作个有趣味的人，这点他算是精彩地完成了。这也正是他诗歌的价值所在。

张枣的诗写得非常有趣，这对那些一直枯燥写作的人，是非常严峻的挑战，甚至无情——诗论家们一直没注意到，“枯燥”作为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姿态，孶乳为大众文艺、甚至反叛文学的要害，只在极少数聪慧的诗人那里被反复地攻击着，这点，我与柏桦、张枣早年谈论最多，而且，不约而同地在诗文里给予嘲笑和攻击。关于这点，甚至蔓延到了大家以为有的那个诗歌圈子。就张枣文论《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来看，他仍在延续我们最早的话题，但他简单归于“南北宗论”，在今日社会形态变得如此复杂、语境如此交错的环境中容易造成误读。但梳理这些，对研究当代诗歌，厘清谬误、歧见十分重要。

因为以上的交代，我已可以说张枣其人，不管与他怎样的熟稔，其实他都保有秘密内心活动的层面。不了解这点，那简直就是傻子，也等于自杀。倒不是说他故意“虚伪”，而是他很了解自己，能从镜子不同侧面观看自己的人不可能不洞穿自己的结果。按一般的习惯，多数人就直接拿了别人当祭品。张枣君终究善类，知道厌恶的后延性，故想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所以，其攻击性是预先的。凡和张枣君交接的人，久而久之，必两败俱伤。读他如下诗句：“照镜，革命的僮仆从原路返回；砸碎，人兀然空荡，咖啡惊坠”（《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这些小细节，都有过人之处，而凡有过人之处，也必惊心动魄。下面这几句就更直截了当了：“人们都想走近他，摸他。但是，谁这样想，谁就失去了他”。所以，我劝所有为他捉弄过、伤害过的人，真的是可以完全原谅他的一切，因为，他谜样的性格，从一开始就迷惑了大家，也迷惑了他自己，欲挣扎而不能。他后期生活的紊乱，证明了他的绝望与放弃，同时，也证明了原来期望他很高的人，也完全放弃了他。通灵者之沦丧，标志着枯燥乏味的再次降临，也标志着全民超意识形态时代的到来。

张枣的诗我过去有过很长的分析，多数观念仍然有效。1992年他读到那篇评论后，异常兴奋，赞叹不已，在后来的信里也反复谈及对他的影响。如今翻箱倒柜下来，枣娃（我一向用蜀语称他）的东西不多，一册薄薄的诗集《春秋来信》；与人合译的华莱士·史蒂文斯诗集《最高虚构笔记》；然后，就是许多《今天》杂志，里面有他的诗文；再就是那两篇诗论，还有些诗稿复印件；再就是残剩的书简、画片、明信片——其中一张，引我写了《画片上的怪鸟》，题献给他，时间是1987年：“这就是那只能够‘帮助’我们的鸟，它在边远地区栖息后向我们飞来”，图案是雨中飞行的怪鸟，撑着伞，口呼“help”，“救命啊！”“救命啊！”那时，他在德国，大家都很苦闷、艰难，互吐衷肠，苦中作乐，萦绕于诗，谈吐荒诞不羁，是那时的风格，他给你来这么一下，让人哭笑皆非，因为都知道谁也救不了谁。

我们通信牵涉最多的便是诗，第一封在1986年去国前，他和新婚的德国妻子达玛，想带大家的作品去译介，最后1995年才由荷尔德林基金会资助翻译出版了“四川五君”（张枣、欧阳江河、柏华、翟永明、钟鸣）诗选《中国杂技：硬椅子》，可他的生活也早已面目全非，过得十分艰难，孰知后面所付出的心血，却从未言及。写诗者和以诗为身体精神的双重秩序者不同，诗界、批评从未厘清。张枣心中有数，故调侃：“你我何等人杰！”

张枣君，湘人，口操浓重的南音。每每聊天，听他楚语哝哝，独有魅惑，那是民间蛰伏的欢乐之魅，早被鲁莽灭裂，由君诵唱，故使“物芳”，此种情绪，一入诗，便诡异，缠绵，依《诗》取兴，引类比喻，其义皎皎洁而明朗，犹如“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当代诗人中，古风最甚，非他莫属。古典现代杂揉不露痕迹，且能于秦灰劫后、新文学运动以来、尤其“朦胧”之后，在诗歌叙述中机智成为“对话”者，也只有张枣君等一二人，其余无神无形，做出来的派，混点名头，不过尔尔，莫能望其项背。

文坛一般知道张枣，是因为其名作《镜中》《何人斯》《灯芯绒幸福的舞蹈》《姨》等。但终观其诗，最好的还应该是《空白练习曲》《卡夫卡致菲丽丝》《茨维塔伊娃的对话》《大地之歌》等。尤其《大地之歌》，其时（1999）正是人类社会的转折（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战争爆发），对他来说，也是新的契机。那段时间，我们由传真机互通新作。可惜时光实在短促。相同的情景，也只有他写《卡夫卡致菲丽丝》那段时间——艰难的1989年可相提并论。那时他十分困惑自己的诗歌，一方面是形式上的，一是汉语诗和现代性的，后者由他1995年的一封信能看出：“……我是有方法论的，因而想再谋求在汉诗的现代性上作一些突破，以最后确定这门语言在诗的先锋性上的可能。先锋性离不开汉语性，这点我已确信不疑，这也一直在指导着我的诗歌实践，但我的汉语性虽准确，却太单薄，我的方法往往都是靠削减可用的语汇来进行的，因而题材还太窄，有些技术如幽默、反讽、坚硬一直未敢重用。现在我想试试这些走向，《茨维塔伊娃的对话》开了一个好头”。但更成熟的是后来的《卡夫卡致菲丽丝》，因为这首诗才促成了他形式上真正的变化。张枣擅长短诗，因为，其语音风格更多是建立在反“枯燥”这一“措辞”技术上的，但长诗要靠结构，而且，也要保持短诗的措辞密度，两者均达到和谐平衡并非易事。于是，我鼓励他写长诗，谈过技术上的问题，在信中聊这事。他写了，而且成功。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我奇怪的肺向你的手，像孔雀开屏，乞求着赞美”。随后我在《笼子里的鸟儿和外面的俄耳甫斯》中分析了这句诗，这是当代唯一一篇的关于他的论文，想讨论其诗歌节奏和呼吸之间的秘密。结果，恍惚像中了谶。卡夫卡死于肺病，张枣君也是。他曾在论母语时翻译引用过诺瓦利斯的诗，似乎暗和了什么：“正是语言沉浸于语言自身的那个特质，才不为人所知，这就是为何语言是一个奇妙、而硕果累累的秘密”。因为，风格即宿命。

他的秘密不光来自语音本身，也来自其他多方面的兴趣，和复杂的人生经验。就我观察而言，张枣可说是诗歌趣味的洞悉者，电影幕味十足的鉴赏家——许多年前，他带了盘俄文版的塔可夫斯基的《镜子》，边给我和柏桦放边解释，好像提到了茨维塔耶娃的诗，此景历历在目。由于语言天赋，他自然也是个称职但很懒的诗歌翻译家。不多，但精。译在《今天》（1992年1期）上的特拉克尔（Georg Trakl），是我迄今能读到的最好的，运用了他自己的修辞方式，《卡斯帕·豪塞尔之歌》可视为德译汉之经典。这批诗我窃以为和他的某些诗——比如《在夜莺婉转的英格兰，一个德国间谍的爱与死》等有更内在的关系。他译的华莱士·史蒂文斯，更是灵气十足，质量很高，混合自己的声音：“你若还是夏娃，酸果就还会甜”，“四十岁的男子如果还要画山水，必将把短命的众蓝混为一谈”（《我叔叔的单片眼镜》）。

他也是个美食家，《厨师》表达了他这方面的天赋。措辞跟做菜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之于蜀地，他最后赞叹的是我夫人为他做的一碗川味臊子面。如此简单的乐趣，见他浓烈地享受，也不得不为他黯然伤心——因为阴差阳错、经济的繁华虚浮让他有时过境迁感，当年朝气蓬勃的倾述，变成了腹语，让诗人深深地受挫。因为他并不了解这背后的复杂性。革命和金钱教育了一代人，代价惨重。前者，破坏了诗人和历史最幽暗的部分；后者，却破坏了诗人和文学——乃至书写最纯洁的关系。那时，他已开始在国内任教，盘桓北京、上海，来往很少。偶得音讯，都不怎么好。寂寞这种现代病，害了不少人，张枣也不例外。没想到，那次是我们最后一面。记得许多年前，他创用了“毁容”这个词，没想到，最后，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他被“毁容”的厉害。他所言的“变，其实摆脱不了不变的”，通过他，也只在变中了，而且，巨变。他在诗中特别喜欢运用一种“微型辩证法”——“少就是多”、“生虫儿在正面看见我是反面”一类，而他的生活也似乎在这样的怪圈中。

比如，他是饮食男女的高手，诱惑者——却可惜不能说“爱”，因为他曾坦率地告诉过我，他从未有过纯粹意义的“爱”，并为此深感遗憾。毛时代，社会压抑，多数人的口唇力比多遭重创而延迟转变，抑郁成疾而伺机爆发。幻想性、强迫性和不同寻常消灭了所有过程：“地上的情侣搂着情侣……可怜的我再也不能幻想，未完成的，重复着未完成”，关键是最后两句：“透明的月桂下她敞开身，而我，诅咒时间崩成碎末”（《吴刚的怨诉》）。说穿了就是阴差阳错：“摸摸这个提前或是推迟了的时代”。敷衍出去，便可能成为一代人感知的惯性：“要走多少路，人才能看见桌上的一只鳄梨啊？”（《而立之年》）。这种惯性，无论是他早期最好的诗作——比如《镜中》，还是后期更成熟的作品——如《卡夫卡致菲丽丝》，都嘀嘀咕咕地潜伏着。这个话题值得深究。

最后，张枣也是半截子收藏家，张枣骨子里压根为一种连他自己也未必了解的“游牧性”所压倒。他发明了“器官漂移”这个组合词，没想到竟然会成为他的谶。漂移者，就不具备收藏的条件，但他有自己奢侈的领域——他只收藏两样东西：记忆和书。前者关乎友人，后者关乎物具。但同时两者也享有其强劲的克手——烟与酒，冲突与谅解，或不被谅解。相互纠缠，斯磨于岁月，十分厉害。关于书，我们谈过很多。他有一个计划，在“永远”回来之前，搜集所有自己喜爱的诗集，当然也包括其它书——比如，他心爱的卡夫卡——“我们这些必死的测量员”（《卡夫卡致菲丽丝》）。有次，我得知有个摄影师曾跑到布拉格，专门拍过卡夫卡生前的城市、街道、建筑、物具、房间、枝形吊灯、灯泡、犹太墓地、乡间木瓦房、童照……我很想得到这本摄影集。但他给我复印了一部分，这样的分享常在我们之间发生。这些书，他和我同样喜欢。

毕竟这两样东西，书和记忆，一虚一实，而且，虚关涉实，比如友人一类，实又牵扯虚，比如书本知识之转变为思想，人生中，都是流变之物，而且，最难庋藏。关键还在于，你一旦进入广义收藏的魔圈，你就成为自己的掌门人、判官、法律的制定者、仓库管理员、修补匠、继承者……甚至不小心还会是某种快感的奴隶。这些“物”的存在，现实性，使你必须照看它们，维护它们，买进卖出，避免天灾人祸，也避免相互自残，所以，很容易它也会成为你的累赘，成为你咒骂的对象，继而成为你咒骂自己和社会的原因：“节日，我听到他骂我。他右眼白牵着右下巴朝右上方望去，并继续骂我”。这里，讥诮、调皮得十分厉害，和作者擅使人皆欣喜截然不同。如果，世界上只有两种人——骂，与被骂，那人人也就都解脱了。如果，以朋友的名义，张枣正好有这样的诗遗留着：“以朋友的名义，你们用右手拿我，用嘴巴吃我，耳朵上还留着我的心，……让我以朋友的名义不点你们的姓氏……”（《以朋友的名义》），那我们就真得好好想想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已至非得如此分裂，世事逆变，况乎人性。上个世纪，北岛的“卑鄙者”成为一个很有趣的双关语。一旦反抗、启蒙的语境消失，它便交换为泛格言。我们知道，泛格言，人人可用，任何利益集团均可据此告慰世界，跟“人权”这个词在中国国内使用的情况一样。大家都懂得了符号的重要性，所以，大家也都懂得了迷恋，和“泛正义主义”。所以，“自渎式的眼光”才有了可以象征交换的背景。这是了解张枣诗作，通过词语关联更为本质的诗歌现实的唯一途径，反“诗歌神话”，决定了他嘲讽的、碎屑状的叙述风格。这种风格，便于分析。格言，警句，适合背诵，记忆，成为典范。张枣却试图逃离这样的典范。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这是一个很厉害的谶。比如当“自渎式的眼光”返回我们自身的时候，就有可能伤及我们自身，这在张枣的生活中几乎成为一种比喻，在比喻后面——用他喜爱的方式说，“好吃的眼睛”后面，究竟是怎样的悲哀和境遇，或该细考，是布罗茨基所言的那种“僭政的石块”，成比例增多？可他用诗否掉这样的简陋：“我走着，难免一死，这可不是政治”；抑或文学生计的冲突，时空错位，焦虑所致？可读他赠我的诗——“到江南去！我看见那尽头外亮出十里荷花，南风折叠，它像一个道理，在阡陌上蹦着”，便又确信他是乐观、好戏谑之人，还不至于；或许源于可怜的嗜好，吸烟，饮酒，日积月累，终酿大祸？

翻检旧信，他这样写过：“……一是我酗酒，专业的酗酒者，我不好意思告诉你”；另一封：“我目前正在戒烟，暂时算成功了。我只是想玩一玩意志，只是一种极度的虚无主义而已。”糟就糟在这“玩”字，因为时过境迁，不再玩意志了，便会照旧。诗无需玩意志，就像博尔赫斯说的：作家的基本工作就是消遣，就是想别的事情，就是幻想，就是不急于睡觉而是构思点什么……。记得，他也说过类似的话，可有些事却非要意志。以前也婉言敦劝过，没用。祖国之下的诗界风尚一向为“消极才华”所笼罩，爱丽丝漫游镜中，很难脱身。他一边探讨诗的现代性问题，一边却又陷入最传统的神秘的法咒。这不能不说是个谶。中国诗人的哀史传统似乎都有那股生与死的鼎沸味——生前寂寥，死后殊荣。屈原如此，故作《离骚》，“遭忧”之辞，开“不得志”先河，也算“国光”；朱湘如此，故有“泰山凶器”说；海子如此，方诵自杀者之歌；顾城如此，仍叹诗为“现代主义的蝴蝶……竟不以为那是生命”；或许，张枣也不得不如此——所以，千不该万不该却冥冥中吁请死神来猜他的年纪：“死亡猜你的年纪，认为你这时还年轻”（《死亡的比喻》）。他讥讽死亡，死亡便寻上门来。他曾在给我的一封信里聊及叶芝的“48岁”，那是大器晚成的“48”，但张枣君却夭折於此。他确实太年轻了，正值盛年。曾与他谈过“避谶”一类，他不大信，他在诗中言及“死亡”，就像谈每天吃的大萝卜，甚至不惜说“让我死吧”，简直就是犯忌、着魔，他或想用他习惯的措辞以恶抗恶，游戏辩证一番，让人们晓得没有区别的死：“我死掉了死——真的，死是什么？死就像别的人死了一样”。其实，这点，自古以来，就没人会认为有必要让一个诗人这样来验明。圣人也早已提醒众生：不知生焉知死。

2010.7，于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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