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讶异的是，作为一个青年女性，皮佳佳何以动念写一个这样“非我”的小说。很多女作家是“自我”甚至于“私我”的，她们更乐意沉溺于私人经验的表述，在细腻精致，甚至黑暗疯狂的书写中释放孤僻和才华。这种写作在被商业包装潮流化和浅表化之前，确实也存在着将私我、性别立场和文学创造结合起来的作者。这种类型的女作家往往只能讲述自我的故事，一旦离开“自我”这个言说框架她们常常连故事都不会讲。可是，另有一类“非我”的小说家，他们善于将主体性客观化地投寄在不同性别、年龄、民族和时代的个体身上。简言之，便是善于通过他者讲故事。这本是传统小说家必备的技艺，可是自从现代主义催生了种种剑走偏锋的藏拙技巧之后，这种小说的至简大道反而被很多作家忘却了。所以，我本不该对皮佳佳的“非我”叙述感到惊讶，然而我何以依然惊讶呢？大概因为，小说家固然应该有能力去讲述一个其他人的故事，但小说家何以有动机去讲述“这一个人”的故事却值得继续追问。是的，我惊讶的不是皮佳佳拥有这样的技艺，而是她拥有这样的“移情”能力，她要通过一个暮年男性的视角去体验什么？答曰，去体验美这个繁华盛世的内在疮痍。这是她一直便有的大情怀，这是一个于艺术和哲学都有颇深造诣的80后女性的思虑和感慨。

——陈培浩

皮佳佳，80后作家，湖南常德人，有古诗词、赋、散文、小说等发表于《诗刊》《作品》《光明日报》《收获》等报刊。已出版长篇小说《时间在弥敦道没有离开》，小说集《方死方生》。现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文│皮佳佳

是身不坚，依兰水沫，是身常坏，芭蕉之树。

——《涅槃经》

新来的小施正在院里扫落叶。欧阳教授在篱笆外就唤起来，莫扫，莫扫。

欧阳教授晨练回来，脸还有些红。他背着手走进来，抬头看大枫树，几叶飘零，又到秋天了。他对着阶前的空地发呆，从年初开始，欧阳教授就打算在阶前种一株芭蕉树。当然，午睡的夏天，看芭蕉叶的一抹绿是惬意的，夜晚听雨打芭蕉，更是要与古人对话了，但欧阳教授皱着眉，在另一些事上思量着。小施放下扫把，提着撮箕走出去。一辆自行车骑过来，打起铃铛，有些嘶哑的丁零声。她闪到一边，侧头望去，矮篱内，欧阳教授一身白布衬衣，踏着微黄的落叶，秋光在他身上明亮。小施也发起呆来，不扫还真是挺好。

这两间瓦房是民国时期留下的。旁边还有几间，不过没人住，倒是成了几只野猫的宅院。它们蜷伏墙头，慵倦地享受太阳。有人经过，它们也懒得挪移，只是微微睁开眼，日光下，瞳孔缩成一缝，散毛随风摇摆几下，算是它们保卫领土的警告了。

余先生过世后，欧阳教授执意搬了进来。妻子不愿意，说是晦气。他说没人嫌老师晦气。他搬进来的第一样东西，就是余先生的照片，黑白的，摆在书桌上，旁边伴一方歙砚。现在，欧阳教授又一个人住了，陪着那张照片。

吃过早餐，有人进院来，把欧阳教授迎上了一辆霸气的路虎车。车有点高，那人搀了一下，欧阳教授才爬上座位。出城外，车停在一个农家小院，可望远山，门口写着“逸庐”。一身苎麻衣的钱总迎了出来，举着肥润的手掌作揖：“可把您老盼来了。”

进屋，一块巨大的和田玉原石横卧在那里，前面还耸着一根石化的木枝。蹲在地上的青黑色石头狮子，显得有些委屈，似乎这位置辜负了自己的身价，瘪嘴顶着一头灰，靠在一个缺了边的陶罐身边。后面摆了一副观音唐卡，旁边紧挨着一副潇湘云水图轴，上面盖了无数个红章，像被人吐上很多生橄榄渣。

欧阳教授坐在茶台边，打量着满屋的“雅物”，手指不觉在膝上敲起来，密集而杂乱，再看向泡茶小妹的手，进行着各种高雅的仪式，不停在茶盏间翻来覆去，好像要从里面变出一只鸽子。钱总软倚在红木榻上，把弄着手腕上的蜜蜡手串，“我这人啊，就好点清玩，不像我那些朋友，成天喝酒唱歌，刚从酒桌爬下来，又爬上麻将桌。说不好听，那叫俗。”喝了几杯茶，为了证明自己的不俗，钱总让欧阳教授指点一下书法。书房里，磨盘大的砚台，上面结了厚厚的墨痂，裂出一条缝，讨水喝的样子。旁边的笔洗足有脸盆大，欧阳教授确认了一下，比他用的脸盆要大。钱总铺开一张纸，“这纸好，老纸，已经没火气了，润墨。”最后那“墨”字说完，嘴里还悠出几口气，在屋里回味了几秒钟。钱总的表情很满意，似乎自己也被这雅致的表述感动了。

写了几幅字，钱总面带神秘，说最近收了一套宝贝，要让欧阳教授见识一下。欧阳教授戴上眼镜，看着画面徐徐展开，“噢，石涛的！金山龙游寺册页。”他又凑近了一些，贪恋地顺着每一条线、每一笔皴擦游移。生命纯是一种欲望，他藐视这说法，用他文化人的清高，“那是贬低了生命”。而此时呢，他的眼里全是欲望，企图把躲藏在山石里的美攫取出来。眼光腾挪了很久，诧异起来，为什么总是难以聚焦。手也跟着焦躁了，急速地翻动后面的图案，直到最后一张，紧张的肩松了下来。他摸了下脸，竟然有泪。

“应当愚还是不愚？”余先生曾问过。

那晚，余先生穿着那件旧毛线背心，手里举着一本《论语》，就这么问他。欧阳刚读研究生，已经给自己规划好了学术道路。第一年要通读中国典籍，打通文史哲的界限，第二年纵览西方经典，吸收中西文化精髓，第三年只沉思，什么也不做，第四年创制出属于自己的艺术思想体系，他这样跟宿舍好友描绘，手里拿着一条长长的书单。好友躲在上铺的蚊帐里，正偷偷啃着一根玉米，伸出头来，继续咀嚼着，指着书单的第一排，让他先把这排书读完再来吹牛。后来这位同学当上了农业龙头企业的老总。同学聚会上，他拍着欧阳教授的肩膀，“大教授，书单上的书都看完了吗？”回家后，欧阳教授找出那张书单，发现还没有完成四分之一。但那时，他年轻得像破土而出的春笋，正要向上舒展，不要弯曲着面对世界。孔子说颜回在自己面前显得很笨，总是不发表意见，后来才发现，颜回能很好地阐发老师所教，原来颜回并不笨。欧阳教授很不屑，这表面是尊师，实际只是老练的圆滑，甚至缺少文人最起码的诚实。余先生长叹了一口气，“死之将至，我却还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活。我才是真愚吧！”余先生那时已确诊为胃癌。

“怎么样？”见欧阳教授激动得流下眼泪，钱总感到得意。当然，他更希望欧阳教授评估一下收藏前景。去年，钱总到日本淘了一批古籍书，欧阳教授找出一本宋版书，还是公文纸本。钱总兴奋得几晚没有合眼，用紫檀盒子装好，摆在枕边，“能买我们这套别墅了。”他对老婆说。

“画得不错。”欧阳教授回答。

这似是而非的评语，拔去了钱总的底气，他有些急了，“这画得不错，当然不错，石涛的画还会差，你看看这笔墨。”

欧阳教授不想摆弄那些术语，就试图说明，他并不是因为激动而流泪，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流泪，就是那样一种刹那感应，所以那个时候，他才明白石涛所说的内在感受。几百年了，隔着静流的时间之河，这感受一直等待在那里，只等观者打开画卷。

“而前面几幅，我看到什么呢。我只知道画得不错，笔法精到，不露痕迹。但这笔是尖的，气是弱的，神是散的。”

“你是说这八张画，只有最后一张是真的？”这下钱总要哭了，想到自己为这册页付出的代价，“那可是一块整料。”他在心里哀悼着那张海南黄花梨大床。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你看这有收藏印，还有……还有专家早就公认的，你一个人说了可不算。”钱总坚决反对欧阳教授的独断。

说是不信，钱总还是很沮丧，告辞的时候，嘴比石头狮子还要瘪。当然他不忘递过来一个红包，说是感谢欧阳教授的。欧阳教授推了，说我就是来看画的，不是给你鉴定的。

钱总突然想起，上次答应帮忙给余先生出全集，后来有事忘了，做人还是要有信用，现在马上叫人去办。欧阳教授迈出的脚收了回来，走过去特意跟钱总握握手，“这前面几张虽然是仿品，但这是张大千仿的，所以还是很有价值的。”

余先生全集的事有了着落，欧阳教授看着远山，觉得像先生的一幅云山图，整个画面皆是空荡的雾气，深处仅有小山一痕，落款是“愚翁”。要说愚，先生倒真有点愚。也许是一辈子未婚，老来脾气就有些古怪。每天清早，他准点起身，顺着小路往西北角走，那里有个小院，院里种了一株芭蕉树。这芭蕉树是个怪物，别人都这么说。北方这么冷的天，居然不会冻死。冬天，主人在它身上缠些稻草麻绳。到了春天，又新发蕉叶，绿荫如故。余先生围着小院踱步，不疾不徐。人们说，他是想着芭蕉树下的佳人，好像仿照另一个民国老故事。早些年，院子里的人都还在。院里那位男士听着余先生的脚步声起床，并在先生到达窗边的一刻，准时向太太请安，附上一句，“还是我最爱你”，与院外的脚步声暗自较量。等到院里的两位都已不在，院外的脚步声还执意响起。那天，芭蕉树也死了。余先生站在那里，路人听到余先生说，“还是我最爱你”。那以后，余先生经常画水墨芭蕉，寥寥几片残叶。

回来后，欧阳教授打开电脑，继续修改书序。有些资料要查找，他站起身，从书柜翻出一本旧书，里面夹着个信封。他想起来，这是余先生留给自己的《勤礼碑》拓片，可他早就不记得放在哪里了，跟架上很多书一样，只在放置时得到他手指的眷顾。他忘了关电脑，展开拓片仔细赏玩，以前他一直以为印刷的图片跟这差不多，今天他看出来了，拓片保留着原有的一种感觉，一种很模糊却又真切的神采。就像他对着余先生的照片，时间久了，会觉得陌生。而他想起先生时，对着头脑里的那个影像说话，倒感觉更加亲切了。可这亲切有那么真实吗，每次他要定下来努力捕捉那影像时，一切却消失了。

第一次到先生书房，他给镇住了，是那块丑石镇纸吗，摆在桌上，几块麻点，像个佝偻的老人，还是那满柜泛黄的书，在看不见的深渊里给他搭出一条软藤。有的人就像生活在故事里，故事外的人张望着，那是一种让人无所适从的浪漫，他愿意停留。

有时，先生会教他磨墨，看似简单却不易做好，指掌与墨条的力量很微妙，否则就听不到那极富节奏的款款声。中秋节，月色极好，人与物都泛着青瓷的釉光。家里晒的豆腐干，欧阳蒸了一碗，还带了一壶黄酒。两人在大枫树下赏月。余教授难得兴致好，用手拿豆腐干吃，喝了半壶酒，说起了国外的求学生活，还有那爱了一辈子的美人。“学问很好，性格要强，生气时，她能用无锡话夹英语骂人。”先生看看自己的手，还有指甲，一切都很清楚。

“你们到底是……”

“那时约定，谁先毕业就先娶她。”

“那你比他慢了。”

“不是我慢，是他狡猾，耍了个花招。”

先生换了个话题，说起平升见过最美的月亮，在一处峡谷，两谷之间升起一轮澄圆，“古人说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想起来，人生倒不一定是梦。梦总会忘记，而人生的一些记忆却越来越清晰。”

“糟糕的是，我的记忆却越来越不清晰了。”欧阳教授想起黄酒的味道，还有先生的面容，好像月亮落进水里的影子，水波荡起来，一切混淆起来，成为模糊却依然美丽的影像。只有一处，那白色，过于清晰。欧阳教授慌忙跳格，书序还应该加上两点，论述一下余先生的理论创新。

妻子来了，带了一包杂粮粉，还有核桃和红枣，嘱咐欧阳教授早上用开水冲泡。

“可不能再吃方便面了。”

欧阳教授被看穿了秘密，露出青年学生才有的腼腆笑容来，“就吃过一两回。”前年，儿子生了小孩，妻子搬过去帮着带孩子。他不愿跟过去，走进儿子租的那间两居室，他总觉得有点不安。

“儿子让你搬过去，反正你也要退休了，听说这些老院子都要拆了。”

“等拆的时候再说吧。”

他想起儿子辰昊的话，“爸，你不能只活在一个概念中。”

“概念？这是个什么概念，自以为活在古代，模仿着高人逸士的言行，其实是妄想症，是不合时宜？”欧阳教授可不认为自己是老古董。虽然平时写书法，但他早就用电脑写文章了，微信朋友圈上也比较活跃，时常发些感悟心得。学生们那些新鲜玩意儿，他也感兴趣，书桌上的荧光笔、立式书夹都是学生帮着网购的。那天学生还送了一包新加坡的方便面，包装袋十分诱人，画着几只带咖喱酱的大虾，画风浓郁，逗惹起嘴里无数味蕾。欧阳教授迫不及待把姜黄与奶白两种颜色挤入面汤，随手拿起一本书，压住面碗，让面饼充分受热。这时，辰昊来了，看着他那碗古怪的方便面。而他们的谈话绝不会从这碗方便面开始，他们经常沉默，交代一些必要的事情，或者展开一些不那么激烈的争执。争执的时候，他看着辰昊的眼睛，里面有一个生了绿毛的古董，还只是一个古董盒子。

辰昊五岁，欧阳教授给他一支毛笔，让他在报纸上涂抹，渐渐儿子能在描红格上写出像样的横竖了。先背诵《声律启蒙》《幼学琼林》这些，再慢慢进入“四书”，他想象着那份宏大的书单，可以在儿子这里完成了。但辰昊开始心不在焉了，“云对雨，雪对风，什么时候让我学武功。”儿子嘴里的“学武功”就是玩游戏机，每个孩子都着迷，游戏机可以连接到电视，还有一个操作手柄，控制着屏幕上的英雄拳脚生风。儿子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开游戏机，欧阳教授分明记得，他以前回来是写毛笔字的。现在，儿子正紧张地扳动手柄，“侧踢，侧踢，连环脚加旋风腿，过关！”欧阳教授看到一个未来的武林高手，一个插着裤袋在街头游荡的影子。他恐惧，后悔应该答应儿子，用一个月不吃零食的承诺，买来那台游戏机。儿子回来，发现电视机旁的宝贝不见了，换成了一摞厚厚的字帖，像是一座纪念碑。可惜，这是代表欧阳先生失败的纪念碑。儿子在找遍家里每个角落后，把那座纪念碑打翻了。欧阳教授的火气上来，扬着手要打，可这张脸，他吓了一跳，这分明是自己的脸，那有些高低不对称的眉毛，现在扭成了愤怒的“一”字，像康有为的碑体书法。

辰昊不再拿毛笔，后来改学素描，大学选了建筑设计。欧阳教授曾试图跟儿子拉近距离，他知道儿子喜欢德国建筑师密斯的风格，看儿子做设计图的时候，他凑上来说，那位建筑师的理念其实跟中国传统哲学很接近。辰昊干咳了几声，好像被欧阳教授的陈年气息呛住了，又好像努力在咳走讪笑，称那是“一种懒惰的附会”。儿子跟自己对话时，总带着些讥讽的语气。欧阳教授不甘心，提起毛笔，演示了一下黑白的简洁优雅。

“可这与生活无关了。以前的人用毛笔写文章，你现在是用电脑写文章。你现在用毛笔不过是个空洞的概念。”欧阳教授脑中那么多圣贤之语，竟然卡住了，“你以前老跟我说什么书法之道，我也不反对他们的优美，但那是属于过去的优美了。现在真要有道，那也是打字之道、开车之道，不是你那些虚无缥缈的道。难道我们就不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道吗？你看我现在打字，都要打出韵律了，再打打就气韵生动了。开车嘛，开得熟练了，开出文化了，说不定就像你们这些人说的，身心俱忘了。”辰昊带着胜利者的姿态。

父子的沉默让房间的阳光格外刺眼，欧阳教授这才注意到压面碗的那本书，是一本《周礼正义》，上面溅了滴面汤，晕开一小块难看的黄渍。“这才是我的生活场景吗？”欧阳教授体会到一种真实的不堪，自己就是一本被虫蛀坏的书。

欧阳教授心里也愿意听儿子的数落，有时他也会觉得是自己错了。前几年，儿子结婚买房，首付款还差四十万，欧阳教授和妻子清点了全部存款，还不到二十万。儿子低着头领来一位朋友，带着一幅画，“能不能给个鉴定意见，你是权威，说了就算。”儿子的眼神里有无奈、恳求，为另一种自尊降低自尊。欧阳教授突然明白了，余先生为什么会说自己“一无是处”。谁都想要理想地活，但那想法是从手握就散的沙土生出来的。如果存款上的数字多一些，就不会面对这种场景，如果面对这种场景，没有那些无形的原则桎梏，他就会平静地完成这一切，至少在现世里的完美。手在发抖，拿不起笔，他尽量低头，不敢看儿子的脸。他知道这固执是跟余先生学的，在个人世界里这当然是高雅的姿态，可现在，真像儿子说的，这只是多么空洞无力的概念。儿子没有再说话，转身走了。欧阳教授看向照片里的余先生，很想埋怨他两句。心里又觉得痛，如果余先生为现实留一点余地，那么他不会过早逝去，而这意味着他可以完成毕生的心愿，写完那三大卷的五代艺术史。而他在确诊胃癌后，根本无力承担巨额手术费用，只能保守治疗。其实也就是开些止痛药，那并不能缓解多少痛苦。在后人的阅读中，这个生命最多留下一个简介，最后一句“患胃癌去世”，这几个字，读者轻轻掠过，叹息一句走得太早，而故事里那个人要用多少个痛苦的夜晚去完成记叙。

学生们想办法帮余先生凑钱，有学生介绍了一位藏家，专门来买余先生的画。先生有些为难，说自己只懂点水墨，怕是过于简陋。藏家也不介意，请他画一枝墨梅就好。余先生下笔利落，也不晕染，单用笔勾勒，一枝梅花就清清落落出来了。藏家品评了很久，说着清雅妙绝的话，眼神却在犹豫。藏家自认也是懂文人画的，围着书桌转了几圈，指着一处小枝，请先生再添上几朵，当然，文人那种疏淡是要的，但不能太过稀疏，否则就有瘦瘠之感了。先生不动，搁了笔端水吃药。藏家劝说了很久，得不到回应，脸上的笑容有点僵了，手伸过来捉住先生的手，往毛笔那里挪。一排墨汁溅上了藏家的脸，“你自己画吧。”

余教授离开的那个冬天，那是个最冷的冬天。即使走在泥土里，也能隔着鞋感觉土地的坚硬。树木冷作一团暗褐色，野猫也不知缩进哪处缝隙。

欧阳教授和余先生的侄儿轮流在医院守着。余先生醒了一次，抓着学生的手，“那芭蕉树还在吗”？

“他已经糊涂了。”旁边的侄儿小声说。

“我要回家。”余先生又醒了。

一股劲风迎面推过来，欧阳教授裹紧了围巾，顶着风向前跑。他要去找一辆车，把先生接回去。先生的侄儿也同意，已经那样了，让老人回家也许更好。

后勤处处长坐在办公台后面，没有抬眼，沉思着某个重大的问题，“哦……先打个报告吧。”

“来不及了？你这情况是什么呀。”处长站起身来，抽出支烟，用食指和中指间滑动着，好像很努力在想办法，忘了点烟。

“他孤身一人，是不容易啊。”他把烟又放回了烟盒，走出去问了几句。回来时，他告诉欧阳教授，副校长开会，那台小车已经出去了。全校就两台车，一台老拉达，另一台大货车。

欧阳教授不能放弃，哀求，“人都不行了，为什么不能接一下。”

“本来就不符合规定，你也知道的。余先生就是个讲师，也不是教授，我已经破例想办法了，你怎么就说不通了。”

他知道是自己不讲理，现在他能讲什么理，他只有一腔无力的愤懑。处长的话把这无力变成了有力，他生平第一次拍了桌子，扔了处长桌上的文件，并扯掉了处长别在胸口上的钢笔。他稍微清醒了一点，看着处长发红的脸，他的脸应该更红，像有烙铁贴在上面，热得让他想撕下来。他开始跑起来，在下楼梯时被绊了一下。他转过身朝那楼梯踢了一脚，嗓子里干哑地冒出一句，“我才不会死在你这楼梯上。”

他想起了表弟，这几年改革开放，表弟开早餐店卖包子，现在买了一辆小货车跑运输。

“你让我运个快死的人，哥，万一死在我车上，我可怎么办？你可别求我，我求你了，我给你下跪了，好不好。”

风更大了，一根树枝经受不住，断裂下来，砸在欧阳教授脚边。他失魂落魄地走着，围巾散了下来。回到余先生院子，他想把先生桌上的照片带过去。他的手扶着篱笆，没有往前推，只是紧紧地攥着。竹片嵌进肉里，好像这种痛能减轻他的痛苦。

远远他看见余先生的侄儿，前倾身体，拉着一架板车。他感到慌乱，慌得要逃走。周围突然变得寂静，心脏跳到了耳边，咚咚地起伏。他走近，板车上一片白，没有下雪，那不是雪。心脏的鼓动加快，他用手抓住头发，盖在眼睛上，又拨开一条缝，好像这样才能固定视线。再走近，他看清了，那是一块白布，覆盖着什么。这时候，风掀开一角，露出一簇白发。这一小簇白发，雪白了整个天地，让世界回到未始有意识的那刻。在开始之前，一切都没有形状，而一根稻草在燃尽的瞬间也不会改变形状。先生回来了，可惜是闭着眼睛回来的。风太冷，那簇白发微微颤抖了一下，每个生命就是这一点点的颤抖。

欧阳教授全身冰凉，膝盖如折断般，跪了下去，头磕到地上，他听到大地的抽噎声。这是个最冷的冬天。

从发现第一根白发，欧阳教授就开始拔，他害怕白色，看到就想起白布下的那簇头发。年纪大了，这记忆反而更深刻。他在枫树下坐一整天，看一片叶子如何掉落。走路的时候，他怀疑自己不是在前进，只不过是面朝着前方，后退着步子。在南方一个小院，他见到一株芭蕉树，叶子黄了，全部垂落下来，样子很难看。“这芭蕉好像专为了展示生命有多脆弱。”主人抱怨着，这树特别好生长，但也容易死。

欧阳教授答应帮一位名画家写画评。第一眼看到画面，他的眼珠马上沉到脚底，不忍再看第二眼，他看不懂这后现代的水墨画，但人家的画值钱，刚从欧洲展览回来，据说一平尺在十万以上。就这一平尺，刚刚能够盖上余先生的脸。还有，这一平尺上，摆着一沓钱，他想给儿子买套房子。他开始参加一些画家的研讨会，努力找出一些好话，以理论的堂皇形式表达出来。对于批评，他比较谨慎，最后这些都变成一些温和的希望。“我并没有违背自己的原则，至少不会把假画说成是真的。”欧阳教授自语，似乎要对余先生有所交代。第一次参加研讨会，工作人员递上信封。其他几位熟练地放进裤袋。欧阳教授也学着他们往裤袋放，但偏偏今天这条裤子口袋浅，只放进去一半，留了一截在外面。这无疑让大家都感到尴尬。欧阳教授走到角落，把信封拿出来，捏小一点，再塞进去。这下裤袋又鼓出来，像长在外面的一个肿瘤。无奈，他只好再次拿出来，缩进了西装袖管里。在朋友的劝说下，他还买了一种高额的投资型保险。“可以留一笔给你儿子。”听到这样的话，他感到安定了很多。

他认真地思考过自己的变化，自己并不是个贪恋物质的人，一碗方便面配豆腐干就很有滋味，日用品也是简单为好。想到钱总那堆积如山的物品，那倒是一种受难，把人消耗进物品中。欧阳教授不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些什么，仅仅需要给儿子买一套房子吗？余教授的白发又染白了他的视线，他在心上发现一处过不了的关，“我需要点尊严，至少要尊严地死。”

高中同学大鹏夹着书法集来了，头发留长了一些，穿着褐色对襟布衫。

“你从前不是卖保险的吗？”

“我现在是书法家了。知不知道现在艺术才是最火的。”

欧阳教授这才知道，从前的很多朋友都成了书法家。大鹏倒是苦练了几年，又结交了不少圈内朋友，顺理成章地上了几次展览。据他自己说，也算是小有名气了。有个老板看上了他的字，觉得大气周正，摆在家里聚财，便和他签了协议，每年给三十万，全部书法作品归那位老板。大鹏开玩笑说，“有点像被包养了，可不能给别人写字了。”“书法是什么，不过是心迹的震颤，是学养的流溢。”余先生的话老是冒出来。他觉得这固然不错，可总要先让自己站立，有一只自由的手可以握笔，欧阳教授希望自己不要那么迂腐。

大鹏带欧阳先生去参加古琴雅集。欧阳先生发现，好古之风果然盛行，听众里有不少汉服美女，盘高头发，插了几根金钗。他想起前几天参加一位书法大师的雅集，几位道袍美女开道，各执一个花篮，向天空撒着花瓣，雅乐奏起，大师这才缓缓出场。相较下，琴师倒是清素，跪坐席上，凝神聚气，正与古琴对视。大家期待了很久，他才悠然抬起双手，轻放弦上。谁知人群中响起一阵手机铃声，坏了这清净气氛。琴师修养好，只当作听不见，再次起势，右手挑抹了几下，左手正要走弦，另一部手机响了，这次是唱歌，“可是，张士超你这个浑蛋，你带着姑娘，去了闵行，你到底把我们家钥匙放在哪里了，你到底把我们家钥匙放哪里了……”歌曲声势浩大，八音齐奏，八个声部共鸣，还有人群中捂嘴的笑声。琴师的指甲在弦上扣出一句愠怒，停了下来，竭力保持脸部清冷的表情，“琴为知音人，还是请你出去吧。”弹了两曲，散了不少人，他们找到那位被驱逐者，“你这歌太牛了，什么歌，最近的那个神曲吗？我也要下载来当铃声。”

上午听琴喝茶，下午听琴喝茶，傍晚，欧阳教授碰到熟人买菜回来。对方很羡慕，说你这生活多好啊，天天听琴喝茶，多雅致。

“差点给雅死。”欧阳教授忍不住说了实话。

余先生的全集终于出版了，一共三本，包括他的论文集、诗文集，还有未完成的五代艺术史。研讨会那天，正好是先生逝世三十周年，欧阳教授特意选了这个日子。

小会议厅坐得很满，圈内的专家几乎都来了。“这比先生追悼会来的人多太多了。”本来应该高兴，欧阳教授却感到有点扭曲的失落。

发言自然也是热烈的。有位老先生拿着话筒不愿放下，从庄子的艺术思想谈起，结合“二王”书法精神脉络，还有苏轼的文人画传统，沿着千年的历史数下来，一直传承到余先生身上，最后还站起来即兴咏了一首七绝。像喝完一壶好酒，他带点醉醺醺的得意，摆摆衣襟，才挺着胸坐下来。快到午餐时间，还有一大半专家没有发言，欧阳教授让学生拿个钟摆在桌上，到十分钟就轻敲一下桌面。为节约时间，吃完盒饭，大家继续研讨。有的人撑不住，半张着嘴，悄悄靠在椅角睡着了。听着他们或从容或激昂、或严谨或散漫的赞美，欧阳先生越发感觉羞耻，就像自己参加的无数个研讨会一样，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许有的人，连先生的书都没有翻过”。他知道这想法有些刻薄。但他分明记得，自己是感觉良好的，尤其会后，总有些人簇拥他，夸赞他的发言“精妙”，“在古典底子里陶蒸出自己的气象”。他的笑容不自觉冒出来，很想学着年轻人的样子，伸出手来跟人家“givemefive”。现在，他苦笑了一下，原来最可笑的是自己。发言快要结束了，他掏出一张纸，前天写好的总结发言稿，密密麻麻像爬着一群蚂蚁，他念不出一个字。他把稿子折好，重新放回包里。

他站起来，举起先生的一本书，封面有一半是白色的，“你们知道余先生死的时候什么样吗?就这样……”他弓着身体，艰难地走了两步，“就这样，用一架板车拉回来的呀。”他走着，仿佛那架沉重的板车就在他肩上。

高铁上，欧阳先生抱着那株芭蕉，也是这样弓着身，像护卫一个新生儿柔软的躯体。

去年他在无锡相中一棵大芭蕉，朋友从树上分了种苗，培育到半米高。小蕉叶搭在欧阳教授脸上，有一股清凉。对座那位穿褐色皮衣的男人，怀里也抱着一瓶酒，与欧阳教授对视，露出了会意的微笑。

“老兄，你这一看就是好东西。”对面的男人终于说话了。

“不是。”

旁边的人开始议论，有人说像棵芭蕉，马上被旁边见多识广的人否定了，看那小心的样子，不可能是那种不值钱的东西。皮衣男人也加入讨论，根据他周游世界的经历，这应该是南美一种铁皮芭蕉，样子跟中国芭蕉差不多，价值可就不一样了，那东西金贵，据说能治疗癌症。

大家露出敬佩的眼神，看向他怀里的酒瓶。

“这可是我的命呀。一八一一年的伊甘，法国波尔多产区的伟大年份。”他轻轻抚摸了瓶身。为了这瓶酒，他专门飞去法国，拍卖场上竞争激烈，丝毫无损他的决心。为确保安全，他开了证明，专门为这瓶酒买了个头等舱座位。后来还是舍不得放下，在飞机上抱了十几个小时，“手都抱得抽筋，但想想和几位老友品评这好酒，是人生最大的乐趣了。”欧阳教授没有看他们，低头数着蕉叶上的脉络。

欧阳教授把小芭蕉种在屋前，培上些肥料，五月的天气开始暖和，草丛里开了些白色的绣线菊。

初冬第一次降温，芭蕉叶就全蔫了，过了几天，只剩一个光秆。“也许它过不了这个冬天。”欧阳教授还是用稻草小心包好，进屋继续收拾东西，他要离开了。

第二年春天，这里变成了工地，老房子都准备拆了，到处是挖掘机和工人。

欧阳教授回来的时候，正是夏天，芭蕉叶在他额头上摸了一下。他想起一句诗，“芭蕉心尽展新枝”。

（完）

芭蕉树上结水仙

——评《庭前谁种芭蕉树》

文│陈培浩

我不知道皮佳佳是否喜欢英格玛·伯格曼的《野草莓》和安哲罗普洛斯的《永恒与一日》，但她的新作《庭前谁种芭蕉树》（以下简称《庭前》）却让我联想起这两部伟大的电影。它们之间并无主题关联性，是一种晚年男性视角使它们成为可以对读的互文。当然，《野草莓》中的伊萨克和《永恒和一日》中的亚历山大年龄要远超《庭前谁种芭蕉树》的欧阳教授。欧阳教授儿子已经成家立业，自己虽未退休，但也差不多了。这个年龄，对于政治家或企业家或许还风华正茂、意气风发，但对欧阳教授这个已过不惑之年的文化人，却是重新感受种种困惑的年龄。毋宁说有一种令人百感交集的岁月晚景，使得欧阳教授在形象上跟上述两部电影中那两个垂垂老翁更加靠近。当然，它们的差异也是分明的：两个欧洲大导演的晚年视角中交织出的是上帝、善恶和存在的探寻，而皮佳佳小说触及的主要是世俗化语境下美的沦丧和知识分子尊严的挑战和坚持。

我所讶异的是，作为一个青年女性，皮佳佳何以动念写一个这样“非我”的小说。很多女作家是“自我”甚至于“私我”的，她们更乐意沉溺于私人经验的表述，在细腻精致，甚至黑暗疯狂的书写中释放孤僻和才华。这种写作在被商业包装潮流化和浅表化之前，确实也存在着将私我、性别立场和文学创造结合起来的作者。这种类型的女作家往往只能讲述自我的故事，一旦离开“自我”这个言说框架她们常常连故事都不会讲。可是，另有一类“非我”的小说家，他们善于将主体性客观化地投寄在不同性别、年龄、民族和时代的个体身上。简言之，便是善于通过他者讲故事。这本是传统小说家必备的技艺，可是自从现代主义催生了种种剑走偏锋的藏拙技巧之后，这种小说的至简大道反而被很多作家忘却了。所以，我本不该对皮佳佳的“非我”叙述感到惊讶，然而我何以依然惊讶呢？大概因为，小说家固然应该有能力去讲述一个其他人的故事，但小说家何以有动机去讲述“这一个人”的故事却值得继续追问。是的，我惊讶的不是皮佳佳拥有这样的技艺，而是她拥有这样的“移情”能力，她要通过一个暮年男性的视角去体验什么？答曰，去体验美这个繁华盛世的内在疮痍。这是她一直便有的大情怀，这是一个于艺术和哲学都有颇深造诣的80后女性的思虑和感慨。

《庭前》相比于皮佳佳以往小说在题材写法上也颇为不同。她之前的《方死方生》和《罪愆》都将某种追问镶嵌于一个侦破结构中，使思索有一个颇具可读性的通俗外壳。可是《庭前》却放弃了这种严肃与通俗融合的途径。小说本身并无前后连贯、环环相扣的情节，更别说什么跌宕起伏、悬念四起了。然而那些看似散乱的人和事却通过欧阳教授的现实处境和记忆闪回有效地组织起一种精神张力：那便是，美已经沦落，如芭蕉之易毁，而认同并寄身于美者，他们如何确证自身的尊严，他们将何去何从？如果明了这一精神主题，则不但不会感到情节散乱，反而将与人物共呼吸而心有戚戚焉。

小说一开始，艺术教授欧阳先生搬到了仙逝先师余先生的旧瓦房里，房子是民间留下的。从余先生到欧阳教授，传下来的不但是房子，还有固执的脾气和种芭蕉的癖好。这大概暗示着某种不合流俗的精神品质及其内在传承。芭蕉对于余先生和欧阳教授的意义并不相同。在余先生，芭蕉关系着一个用一生去较真的爱情故事。芭蕉树下有佳人，余先生的一生至爱却阴差阳错嫁作他人妇，孤僻固执的余先生于是要用一生的时间来和情敌较真，以证明“还是我最爱你”。所以，每天早上必围着昔日恋人的芭蕉小院踱步。皮佳佳显然无意将这个被当代小资传奇化的“民国故事”浪漫化，她在余先生这里提取的是一种不合时宜的顽固，以及坚持较真背后的那份“我相信”。关键不是这个爱情故事有多动人，而是片刻之间余先生已为古人，在一个高仿真的时代，真和较真一起消失了，这才是作者真正唏嘘的。

余先生晚景凄凉，终生单身并一直是讲师，罹患癌症而无钱就医。然而绝境并未使他稍为弯腰，他傲慢拒绝了收藏家对他画作的修改意见，便失去了获得体面救治的可能。弹性这个词似乎不存在于余先生的字典里，他是那种绝不做任何置换的古人。相比之下，欧阳教授虽承其衣钵，却已能变通得多。比如余先生是讲师，欧阳先生却已经是教授；余先生狂狷不群义无反顾，欧阳教授却不能不常处于犹疑矛盾、进退不能的困境中。然而，既为余先生弟子，便不可能全然随俗。如果说余先生坚持了精神的标高，欧阳教授却常常希望守住那道精神的底线。儿子成家立业，面临巨大的购房压力，遂引来一人，持一字画，希望欧阳先生进行权威认证，以便置换买房之资。在求真与求财，真实与现实之间，欧阳先生的学术操守战胜了爱子情切。可是，他也不得不有所妥协地混迹于各种红包研讨会，以“真话不全讲、假话全不讲”的学术话语包装一下未必靠谱的新晋作品，并笨拙地收下包着出场费的信封。为了给余先生筹集出版文集的费用，他也不得不跟各色附庸风雅的收藏者打交道。

皮佳佳在欧阳先生的现实境遇中，寄托了对美之沦陷这一现代性的世俗化现实的文化悲凉感。欧阳教授之所遇，似乎到处是说着术语的艺术爱好者，是一掷千万金以求真迹的收藏家，是高谈阔论，上下五千年的评论者。越如此他便越寂寞，他信奉余先生所谓“书法是什么，不过是心迹的震颤，是学养的流溢”，熙熙攘攘的尘世看的是书法的经济学，他所传承的却是书法的心学，如此焉能不寂寞。皮佳佳在看来最雅的行业中，区分了装雅和真雅；装雅者说着专业的行话，做着机巧的置换，盘算着雅物背后的等价物。在一个太雅了的时代，恰恰真已经不在了。应该说，这是一篇对真有执著的小说。唯有至真者才是真雅，可是真雅寂寞，甚至于失魂落魄、无所寄身。就其对艺术行业的刻画而言，这篇小说其实是有很深的现实反讽立场的。可是，作者的立场不仅是反讽，更有节制的哀伤和同情，她坚定地站在了现实的失败者、本真的热爱者一边。也许，皮佳佳更悲哀的事实是，欧阳教授已经没有办法熏陶儿子了。一个了不起的书法教授，他的儿子义无反顾地成为了对书法不屑一顾的建筑设计师。这个细节安排意味深长，它暗寓着艺术从道到器，从体到用的世俗化趋向。如此，欧阳教授焉能不寂寞。

可是，皮佳佳并非完全绝望。一方面是美的沦丧，另一方面则是美的孤独流传。这在欧阳教授看到石涛真迹时非常清晰地表露出来。他流泪了，“他并不是因为激动而流泪，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流泪，就是那样一种刹那感应，所以那个时候，他才明白石涛所说的内在感受。几百年了，隔着静流的时间之河，这感受一直等待在那里，只等观者打开画卷。”这是这篇小说非常动人的段落，它说出了某种孤独的确认。它令我想起艾略特关于文学传统的理解，艾略特认为一个艺术家的作品，“不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个人的部分，也是他的前辈诗人最有力地表明他们的不朽的地方”。在他看来，一个艺术家的意义，只能从他所汇入的艺术传统中获得。必须补充的是，艾略特所谓的传统不是显在的，而是隐匿的，它隔着静流的时间之河，几百年等在那里。可是，它毕竟在那里！这是皮佳佳的确证。

正是因为有这份确证，才有了皮佳佳对于芭蕉的创造性表达。小说开始引用了《涅槃经》“是身不坏，依兰水沫，是身常坏，芭蕉之树”作为引题，这跟作者的中哲博士背景相关，这种手法也呈现于她的《方死方生》之中。不同的是，这篇小说之芭蕉并非《涅槃经》意义上的芭蕉；而且它也不是宋词“窗前谁种芭蕉树”意义上的芭蕉。前者从芭蕉处引申出“是身常坏”的佛理，后者则从雨打芭蕉，窗下幽思中引申出相思的愁绪。“窗前谁种芭蕉树”典出李清照《添字丑奴儿·窗前谁种芭蕉树》，正是为了跟原作做出区分，作者轻巧地改了一字，从“窗前”到“庭前”，一字之别，便从闺房走向庭院，从自闭的情感世界走向眺望更宽广文化景深的前台。事实上，皮佳佳使芭蕉发生了从哲学到文学的转换和从感伤到思悟的位移。小说中，芭蕉虽易坏，但细心照料依旧会在季节转换中重焕生机。小说的后面，“初冬第一次降温，芭蕉叶就全蔫了，过了几天，只剩下一个光杆。”也许它过不了这个冬天，欧阳教授想，但还是用稻草细心包好。第二年夏天，欧阳教授回来了，“芭蕉叶在他额头上摸了一下。他想起一句诗，‘芭蕉心尽展新枝’。”显然，皮佳佳用以照亮芭蕉的正是那个寂寞而又坚韧的审美传统。

最后，我要说说为什么皮佳佳的芭蕉上结的是水仙。希腊神话中有一个有趣的水仙花（narcissus）故事。希腊神话中，Narcissus因为在水面窥见了自己的倒影而疯狂爱上自己终于酿成悲剧。（苏童早年也有一个短篇《与哑巴结婚》书写了一个自恋男人的故事）1914年，弗洛伊德发表了《论那喀索斯主义》，把纳西索斯（又译纳蕤思，吴晓东教授新作《临水的纳蕤思：中国现代派诗歌的艺术母题》采用的便是这个更诗化的译法）的自恋情结推衍为人类普泛的心理机制，此后，水仙花情结成为自恋情结的通俗说法。显然，说皮佳佳这篇小说存在某种“纳蕤思”元素，并非指那种“自”恋的情愫，而是指纳蕤思临水自照时的那种深刻“迷恋”。由于皮佳佳将自我投寄到更大的对象上——这一次她的自我跟现实中沦落的文化和审美紧密地联结。所以她的“自恋”，恋的不是私我，而是那个寂寞坚韧地世代流传的美本体。她的芭蕉树，结的正是美之文化河流上漂流的水仙花。当然，相比于雨夜芭蕉的感伤和纳蕤思临水的自恋，皮佳佳之“芭蕉树上结水仙”，意义已经完全不同：芭蕉不复“是身常坏”之物证，而成了生生不息的文化源流的盈缺表征。水仙不复是孤冷不群、临水顾影、自我凝视的自恋狂，而是于水面窥见审美本体川流不息之身影的文化眷恋者。如此，它是在召唤我们自觉地站到文化传统的内部去。

摘自《创作与评论》

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人群从四方汇聚而来又交错，像纺织机上奔涌的五色彩带。林雅拖着行李箱，不紧不慢地走着。她穿着蓝色风衣，麂皮小靴在光滑的地面上点画着波影，黑色眼线在丹凤眼尾挑出一道淡淡的弧线，头发绾成一个松松的发髻，别有意味地插了根琥珀色发簪。她懂得装扮自己。

林雅将两手插进口袋，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四处打量。接踵滑行的飞机不时在窗外轰鸣，免税店杂乱摆放着玩偶和糖果，她的视线开始忙碌起来。

穿过一条梦幻般的霓虹通道，大厅中央竟然摆放着一个巨型的恐龙模型。这个很美国的符号，让她清醒了。之前十几个小时，她麻木地穿过一道道关卡，登上一个巨大的飞行器，蜷缩在狭小空间十多个小时，吃了一份牛肉意粉、一份鸡肉饭、一份三明治和奶油蛋糕，喝了无数杯橙汁、牛奶和茶，望着舷窗外忽而黑夜忽而白天的异象，下飞机后，跟着人流，机械地走过移民局官员审视的目光。此刻，她看着恐龙模型，才意识到，她这回是真正可以松口气了。她抬起头，脸上焕然一亮，伸出鼻子狠狠地吸了一口混杂着浓重体味和香水的很有异国感觉的空气，她想要伸开双手，拥抱这一切，她觉得自己就像竞选中的希拉里，有种想要跳上舞台、高声演讲的冲动。对了，就像希拉里竞选纽约州议员时的那个演讲，那般自信和优雅地说着“Because of you,here we are”。林雅停下脚步，坚定地看向恐龙，学着希拉里不可一世的腔调，用极夸张的口型和极小的音量喊道：“Here I am！我来啦！”声线仿佛直穿过穹顶，无限扩散于天空，呐喊在宇宙的某处。

走到转机闸口，林雅发现电子屏幕上显示的名字不是她要去的目的地。她再次确认了一下登机牌，然后开始左右张望。一个白人男子坐在地上，正在摆弄着手机，口袋里插着张登机牌。林雅走过去，礼貌地询问起来。

男子迅速站起身来，微笑着告诉她找对了人，他也是坐这趟航班去奥马哈的，但是听说临时又换了登机闸口，只能等待广播通知了。没有办法，去这种小地方总是不受重视的，这机场的安排简直比他刚才吃的热狗还要糟糕。

男子凝视着林雅的黑色眸子，闪过一缕温柔的光，“很高兴认识你，你是中国人吧！我确定，你是中国人。当然，你是我见过的最美的中国女孩。嘿，我叫凯文，奥马哈就是我的家乡了，但是现在我住在佛州，不过这半年我待在芝加哥做一个水利工程。今天是周末，我要去奥马哈看我的两个孩子，因为我离婚了，孩子跟着他们的母亲。”

这句看似自然却过于直接的话，让林雅恍惚了一下。林雅尴尬地笑笑，这个高大健硕的男人，神情和气质像极了好莱坞的老牌明星。

“哦，那真是太遗憾了！您一定很爱您的孩子。”林雅拨弄了下额边的碎发，夸张地耸耸肩。但她停了下来，并没有如男子所想，将此话题继续下去。

凯文却热情无比，幸福漫溢在脸上,柔声描述着他的孩子，忽然说了句：“您愿意去喝杯咖啡吗？”

登机广播响起，宣布了新的登机闸口。林雅估摸着是该结束这无聊搭讪的时候了。她环抱着手臂，淡淡地说：“谢谢!我是来看我丈夫的。”她说完心里同时骂了一句，“去你妈的丈夫！”

窗外，天空是刺眼的蓝。

皮佳佳中篇小说《彼岸天堂》，《小说月报》2014年贺岁版选载，收入小说集《方死方生》

陈培浩点评

从写实的层面看，“彼岸天堂”对应的正是当代中国人的某种崇洋心理，既然“外国月亮比中国圆”，自然也就“彼岸是天堂”了。因此，小说裸呈的部分便是“天堂”的残酷现实：那些中国高校里的才俊精英，多少场考试竞争的胜出者，在美国使馆官员冷峻的审视下，在中国同胞羡慕的目光下，只有凤毛麟角的人能登上大洋彼岸，可是在“天堂”里他们必须和肖恩一样紧盯超市里的打折食物，连一小块不打折的西瓜都舍不得买。残酷的不仅是物质现实，还有社会现实：为了获得绿卡，林雅狠下心嫁给了留学生肖恩，无疑她先利用了肖恩；为了在美国读上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她先后跟肖恩的导师李博士以及大人物霍华德先生发生关系。这些并不体面的交易才能够支撑起外人眼中体面的生命轨迹。就写实层面而言，《彼岸天堂》具有相当广阔的及物性和覆盖面：这里有林雅母亲的知青命运及其创伤；有李博士这种早年坎坷，中年混进美国中产阶层者的傲慢与偏见；有肖恩这种从贫困山村走进清华大学、走进美国的勤奋压抑自卑理科技术宅的命运；有林雅这种从小地方走向北京城，通过婚姻出国，通过一个个男人一步步走向更高的生活，想回头而不能回头的女性命运；有将信仰作为一种融入美国社会的表演的吉娜；也有早年放纵，如今虔诚地办着家庭教会的美国妇女琳达；有窘迫留学生合租房里的尴尬；也有霍华德金碧辉煌客厅里的上层沙龙；有老满系主任家里奇形怪状乱七八糟的家庭派对；也有琳达感人至深的家庭教会。一个中篇小说在叙事内容上如此强的涵纳性并不多见，然而这些都是显在的层面，更重要的依然是那些沉默的部分。

如果说《彼岸天堂》裸呈的部分叫做世相的话，那么它沉默的部分其实就是悲悯。它之所以杂陈了如此多不同的人生，就在于作者不想对这些人生进行浅薄的道德判断。小说大部分情况下从林雅的角度进行叙述，这便使得这个不无功利的女人得到了被读者理解、同情的机会。皮佳佳显然不讨厌林雅，可是她也没有讨厌肖恩。毋宁说，她对于笔下的人物都尽量持着一份理解之同情。她自然是知道肖恩一路走来的艰难，肖恩的性无能已经是生活加诸于他的重压，作者对他也有一份不忍之心。即使是面对李博士这样傲慢和偏见的代表，作者也尽量好恶不形于色，至多是叙述语调上不经意的讥讽。这篇小说写了那么多冰冷的现实，这些世相由林雅的遭际所串起，所以林雅自然是小说的主角；可是小说其实有另一个主角，不是肖恩，不是其他人，而是琳达，因为正是她代表了悲悯。小说中，当林雅身心如浮萍般在异国无以附着的时候，正是琳达在家庭教会上给了她一个长长的拥抱，“她的身体柔软而舒服，还带着一点淡淡的香味，不是香水的味道，是那种在太阳下晾晒后熏入的阳光和花香的味道”，令林雅想起母亲，涌起乡愁又有所皈依。我们知道，《悲惨世界》的主角是冉阿让，可是另一个处于沉默部分的主角却是米里哀神父。琳达正是《彼岸天堂》里的那个米里哀神父。没有这个女性，这篇小说就没有魂。她之存在，使小说在写实的层面上有了一重灵魂的根系。她真的没有看穿吉娜的虔诚的表演吗？也许在她那里，看穿跟信赖，其实是一致的。琳达的存在，使“彼岸天堂”不仅是一种写实和批判，更是一种存在上的反思和寄托。在现实秩序的等级上不断向天堂攀登者，如林雅，该自问：天堂何在呢？天堂在等级阶梯的最上方吗？自然不是，天堂也许在琳达的信仰里。可是琳达的信仰不可能现成地变为林雅的信仰，所以，我们该如何去抵达自己真正的天堂呢？这个生命的难题是皮佳佳用一个看似写实的故事向我们发出的疑问。

早上七点十五分，东方熹微，叶灵站在十七楼的阳台，几乎是俯瞰的姿势，望着刚刚苏醒的城市，一切还笼罩着惺忪的睡眼。

就在她面对的方向，直线距离一千多米，有一片城中村，参差树立着紧挨的砖红色出租屋，还有几间破旧的瓦顶平房。在其中一间瓦房里，阿娟刚刚睡去五个小时，十六个小时后，她将在这里被人杀害。

如果叶灵知道，她将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陷入这团黑色旋涡，也许她不会穿那件黑色雪纺裙，虽然上面的刺绣是这一季米兰时装周上最热门的——黑色猫头鹰——她后来认为那是倒霉的象征。

十点，阿娟醒过来，一切还在黑暗中。这是本地人从前住的那种小砖房，遮上仅有的那扇窗后，小屋就成了个碉楼，四壁的墙压抑着仅有的一张木床，一个杂物柜，一个简易布制衣橱。床脚对着个木楼梯，爬上去是用木板搭出的半层空间，现在那里已经成了老鼠嬉戏的乐园。阿娟扯开床头的灯，小小的空间顿时染成一种妖冶的桃红色，墙壁上的裸女竭力伸展着四肢，灯光中的皮肤像是能滴出蜜一般的诱惑。楼上的老鼠似乎被光刺激得骚动起来，开始在木板间走动起来，时而停下来看着阿娟，黑豆般的眼睛像在洞察着人类的秘密。

也许这只老鼠是这场凶案唯一的目击者。十三个小时后，正是警察推测的被害人遇害时间。它在杂物柜里搜寻着残留的食物，听到开门声，它迅速弹跳下来，轻盈地落在墙角，沿着木楼梯的扶手回到了那堆麻布袋中。从缝隙里它看到阿娟走进来，后面跟着一个男人，她每天都能带回几个男人，每次的脸都不一样。它试图看清那张脸，却只看见灯光投射在墙上晃动的模糊的影子……

良久，影子从床上直立了起来，从裤袋里抓出一截生锈的铁丝，熟练、迅速地套住身下女人的脖子，像水手吹着口哨那样轻松地，给桅杆打上一个漂亮的水手结。两只膝盖牢牢压住她的手，一只手肘抹在她的脸上，将她的嘴、鼻子和半边眼睛扭成一团，并如踏进沼泽那样开始下陷。这一切仅仅发生在短促的几个呼吸间，床上的女人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大脑的指令还没有传达到声带，已经被阻断了呼吸的通道，腹部无力地挺了几下后，房间再次陷入新的寂静。

木板上的老鼠躁动起来，来回跑动，不时停下来，咬着一块硬纸板，焦虑地摩擦着前齿，惹得静止的黑影抬头望了一眼，昏暗中他们的眼神对视了一下。影子抓起床头一个笔记本朝老鼠扔过去，咒骂着。喘了一口气，他翻下床，踢开女人的鞋子，找到手提包，迅速翻动着，将里面的四十元钱和手机揣进衣袋。整理好裤子后，他又打开手提包，取出一管口红，开始在裸露的尸体上写字，鲜红的痕迹走动在苍白的柔软上。老鼠没有再跑动，从阴影处探出脑袋，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皮佳佳短篇小说《方死方生》，收入作者同名小说集

陈培浩点评

“方生方死”出自《庄子·齐物论》所谓“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皮佳佳自述道：“在庄子看来，生与死，是与非，我与万物，都是相生相待相化的。这听起来很玄，却与我们有关。只要我们生存着，就一定有着生存的烦恼，就有着对死亡的思考。”《方生方死》说出的是一个底层悲剧，“沉默”的部分则是对死亡的凝思。

小说由一宗命案开始，中年性工作者阿娟被谋杀了，在没有任何破案线索之下，一直做内勤的女警叶灵被安排了一项特殊任务——假扮站街女去引诱罪犯上钩。这是一个镶嵌于侦探小说外壳之中的生命追问叙事。它通过“假扮”的情节设置，强迫一个生活光鲜亮丽、波澜不惊的中产阶级女性去亲历一个底层女性的心酸破碎、粗粝得难以下咽的日子。这是侦探叙事前景背后“沉默”的第一层，正是这一层重叠于“人道主义”，也重叠于“左翼文学”。只是，左翼文学往往将底层悲剧置于相应的政经透视框架中，以推进写作的社会学深度。所谓“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必要求探究至相应的“典型环境”。可是《方生方死》显然不是。小说开始由一只老鼠的视角来观照阿娟在出租屋中的悲惨丧命，其氛围之沉闷压抑，令人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可是，陀翁不是革命作家，他祭起的是东正教的宗教伦理；皮佳佳也不是左翼作家，她更愿意将阿娟之死置于一种原罪式忏悔的自省伦理之中。关于写作的精神来路，作者自述：

我承认，哥特式教堂里的音乐很神圣，我也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但那飞升的教堂尖顶上，我却没有看到我灵魂的栖息。那时我想，我一直努力追求那种哲学上、灵魂上的超越到底在哪里？

直到我读到《维摩诘经》里的一句话“从痴有爱，则我病生；以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把众生的病当成我的病，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我突然明白，我必须在另一个维度追求人生的意义，向上追求精神的高度，向下体味每一种人生。关心每一种人生的快乐和痛苦。这就是我小说写作的原点。

显然，作者将佛的“众生平等”跟近代的人道主义结合起来了，“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跟“没有人是一座孤岛”的人道宣言恰有着某种重叠映照之处。可是，照我看来，众生平等与人道主义毕竟是不同的。在后者那里，我们之所以爱他人，是因为金贵或卑微的生命在上帝面前是一样的；而在前者那里，众生所以平等，是因为金贵或卑微的生命内在的“病”是相似的。人道主义很容易便成为一种姿态甚至于施舍，而众生平等的佛觉则源于对生命内在的省思。这种生命内在的互通，在皮佳佳那里又接通于庄子“方死方生”的万物互通。我以为，在思想资源上，将佛、道跟人道主义予以汇通，使之成为小说叙事“沉默”着呼吸的精神根系，大概是皮佳佳小说相当大的看点。因此，你看叶灵之扮演阿娟，从开始的抵触、抗拒，到继之的同情、共鸣，并非一种简单俯就与施舍，而是领悟生命脆弱性之后的心有戚戚焉。在阅读阿娟的日记过程中，叶灵不仅同情阿娟，也开始同情自己，自己的生命也是脆弱经不起推敲和追问的。小说最后，凶手并没有并抓到，叶灵的任务撤销了，她重新当回那个不再跟现实短兵相接的内勤女警。有一天她路过阿娟家居住的城中村，一股莫名的力量让她去到她家里探访。当然，她看到的是粗粝而普遍的底层生活。她问自己，“我来这里干什么？”“她没有答案。仅仅为了同情？她觉得这同情带着卑鄙的旁观，这让她觉得耻辱。”“但她忍不住对自己说，应该有些不一样吧！应该有些不一样吧！”这不一样，大概就是“众病我病”的生命自觉与施舍式同情的区别。这种区别，又构成了皮佳佳小说跟一般底层叙事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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