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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俊明：回望先锋诗歌系列1

2017-11-29 霍俊明 星期一诗社


霍俊明，1975年生，河北丰润人，诗人，博士，作协会员，主要从事20世纪新诗史学与新诗理论研究。现执教于北京教育学院人文学院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比较文学教研室主任），河北科技师范学院中文系兼职教授。任中国人民大学文艺思潮研究所《新诗界》常务副主编，《汉诗年会：10+1》编委。著有专著《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大学语文》等，合著《中国文情报告》等。目前参与两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主持省级以上课题多项。



名家荐读：胡适　郑愁予　周伦佑　洛夫　痖弦　仓央嘉措　戴望舒　林徽因　徐志摩　卞之琳　海子　废名　穆旦1　穆旦2　顾城　席慕容　余光中　北岛　芒克　食指　鲁迅　14 100k 14 15261 0 0 3137 0 0:00:32 0:00:04 0:00:28 3136>郭沫若　公刘　陈敬容　臧克家　贺敬之　刘大白　刘半农　徐玉诺　冯至　沈从文　汪静之　冯乃超　朱自清　苏金伞　朱英诞　周作人　流沙河　潘漠华　金克木　胡风　方令孺　刘梦苇　邵洵美　孙大雨　韦丛芜　辛笛　鲁藜　陈梦家　方玮德　邵燕祥　罗逢春　陈秀喜　李金发　朱湘　何其芳　周梦蝶　郭小川　沈尹默　闻一多　李广田　羊令野　钟鼎文　艾青　俞平伯　覃子豪　王统照　宗白华　冰心　阿垅　冯文炳　冯雪峰　应修人　骆一禾　穆木天　刘延陵　田间　杜谷　南星　彭燕郊　邹荻帆　康白情　徐雉　于赓虞　饶孟侃　梁实秋　王独清　臧棣　翟永明　韩东　余怒　汤养宗　于坚　李少君　柏桦　谢冕　多多　张枣　东荡子　沈浩波　伊沙　昌耀　杨克　欧阳江河　纪弦　西川　杨黎　杨炼



诗在东北：“远方有大事发生”

——回望先锋诗歌系列之一

霍俊明



隔着老故事餐吧以及寥落的诗人，不远处就

是车流鼎沸的北京三环街头。随着时过境迁，这

种残余的诗歌之梦与先锋之痛不能不经受一个不

痛不痒的时代摩擦。

——题记


    

在1980年代的先锋诗歌地理图景中，紧邻以北京为中心华北地区的东北三省以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属地性格造就了一批生猛的先锋诗人。豪放、粗犷、奔突、狂野的东北大地和白山黑水在这一时期闪现出少有的诗歌亮光。


1.


当然就作为运动的先锋诗歌而言这一过程是极其短暂的，比如郭力家和邵春光等人的“特种兵”基本上在执行了两三个“任务”之后即宣告解体——“拣来各军兵种所有番号对对付付 / 缝上我这件浑身呲牙咧嘴的破衣裳 / 拒绝加入正规部队 / 是我的本性”。多年之后的2007年1月11日，在北京火车站对面的一个逼仄的胡同里，吕贵品、苏历铭和郭力家——当年东北的这些先锋诗人正在华美伦饭店里开怀畅饮。先锋诗人早已经开始发福了。2007年1月苏历铭的诗集《陌生的钥匙》最终还是采取了自印的方式，这与苏历铭很多诗集都是“戴着非法出版物的帽子面世的”“先锋性”是一脉相承的。尽管随着文化体制和出版机构的商业化转轨，一本有书号的诗集和坊间自印的诗集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区别可能仅在于出版社编辑过程中会删掉一些带有政治色彩的文本——但是在1980年代自印诗集仍然是有一定危险性的，比如1985年吉林大学经济系的苏历铭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的杨榴红自费出版的诗歌合集《白沙岛》。著名诗人、时任《诗刊》主编的张志民无比激动地为这本诗集作了序言《青春的诗，诗的青春》，“读着两位年轻人的诗作，我自己，似乎也忽然年轻了！他们牵着我的手，不！仿佛是拍了拍我的肩头，不是称我‘伯伯’，而是把我作为他们的同伴，拎过那来不及系好带子的旅行包，说声‘走！咱们到白沙岛去！’‘走！’，已经花白的两鬓，好像没有提醒我年龄上的差异，一颗还不甘褪色的心，既没有失去与他们作一次同游的兴致，也没有拒绝他们的理由，我们欣然同往了！”。这篇序言在上海的《文学报》发表，而不久之后上海出版局就在《文学报》上针对这本诗集发出了《非出版单位及个人不能自行编印出版发行书刊》的通报和批评：“你报六月二十日第二二一期第二版上发表了一则两位大学生（苏历铭杨榴红）自己编辑、自费出版、自己发行抒情诗集《白沙岛》的消息。根据有关出版管理方面的规定，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学校、企业、事业等非出版单位以及个人是不准自行编印图书出版和发行的。你报发表这则消息很明显是和有关出版管理方面的规定相违背的。”为此，苏历铭和杨榴红不得不向有关部分说明情况。在北京市副市长陈昊苏的帮助下这本自印诗集最终纳入到北京出版社的出版计划得以“合法化”地“正式出版”。1988年杨榴红先后辗转香港和美国，如今成了旅美华人。2008年1月4日杨榴红回到北京在老故事餐吧举行新诗集《来世》的首发式。关于先锋诗歌的“来世”我们无法预知，但是对于先锋诗歌的“前世今生”而言我们还是可以得出诸多观感的。在寒冷的天气里，我看到当年的很多“第三代”诗人都前来捧场，但是当年火热的场面已经无法重现。这个时代仍然只能是诗人之间小范围的互相支持。

隔着老故事餐吧以及寥落的诗人，不远处就是车流鼎沸的北京三环街头。随着时过境迁，这种残余的诗歌之梦与先锋之痛不能不经受一个不痛不痒的时代摩擦，“我们患上热爱诗歌的怪病，而这种病一旦染上，终生无法治愈。有时真想生活在久远的年代，哪怕是民国时期，战乱纷争，却可以战死疆场，痛快的生与死，远比现在不温不火的生活更有意思。精神已经苍白，财富在博弈中，名利双收似乎已成为衡量成功的唯一尺度。”（苏历铭：《细节与碎片——记忆中的诗歌往事》）。


2.


说到东北三省，人们自然会想到茫茫的林海雪原、白山黑水间粗野、豪壮的关东汉子和高大、丰满、泼辣、直爽的东北女人。而东北文学似乎只在抗日时期呈现出了文学史家所称的“东北作家群”，也似乎只有萧红、萧军、端木蕻良、穆木天、杨晦、舒群、白朗、罗烽、高兰、公木、辛劳、骆宾基、雷加、丘琴、邹绿芷、铁弦、师田手等人在文坛闪现出光辉。更多的时候东北文学似乎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地理版图中并不出众，甚至可以说静寂无声。而这里的文学留给我们的印象最深的除了建国之后的《林海雪原》和1980年代电视文化开始流行时的《夜幕下的哈尔滨》，以及“说书人”王刚之外，就是三四十年代的萧红和她特有的北方女子的文学性格。由萧红的文字，时在动乱的上海闸北的鲁迅已经看见了五年之前甚至更早的冰天雪地里的北方以及哈尔滨，“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鲁迅：《生死场·序言》）。然而鲁迅所说的萧红《生死场》中女性作者的“明丽”和“新鲜”可能是想表明女性写作与男性的不同，而就这部作品自身我们看到的却更多是沉重和北方这块土地上的悲凉和女性命运的悲惨遭际。而萧红在《生死场》中非常细腻和个性化的女性视角呈现出了东北大地上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特点。夏日北方的田野、蔬菜和庄稼象征了这片土地的生机和反抗，烈日里的榆树下啃食树皮的山羊、“绿色的甜味的世界”的高粱、柳树、杨树以及菜圃上的大白菜、圆白菜、卷心菜、西红柿、辣椒、倭瓜、黄瓜、青萝卜、白萝卜和胡萝卜都一起带有东北黑土地的泥土气息。东北特殊的地理环境，空旷大地上稀落的村落和人群，异常寒冷的空间使得生长在这里的人们更渴望温暖和交流，更希望在大声说话和热气腾腾的酒桌上来驱逐寒冷和寂寞。

徐敬亚、吕贵品、王小妮、张小波、郭力家、潘洗尘、苏历铭、张洪波、朱凌波、宗仁发、张曙光等诗人1980年代的先锋诗歌写作的确也一定程度上呈现了“北方”的性格。在当时的一张照片上，这种北方性格有鲜活的体现。在一个高大的雕刻成大象模样的假山石那里，徐敬亚、吕贵品、王小妮、郭力家、白光和张峰等十一个人摆出各种姿势拍照。男诗人一律占据了这个假山的各个制高点，在最高处侧身坐着一人——白衬衫，白礼帽。


3.


当时吉林大学77级中文系的徐敬亚、王小妮、吕贵品、刘晓波、邹进、兰亚明、白光等七名学生组成的“赤子心”诗社（人数最多时达到24人）成为80年代这一时期东北先锋诗群的代表。

这一诗社的成立以及几个年轻诗歌写作者的成长离不开当时著名的诗人公木的扶持。1978年9月21日徐敬亚等人已经开始筹划成立诗歌社团。当时的徐敬亚、吕贵品、张晶、邹进、陈晓明和丁临一等还亲自给住在女生宿舍326室的王小妮写了一封邀请函：“特邀王君小妮屈驾参加。余有志同者，皆十分欢迎，并请于今天下午16:00整光临207室，共商大计。”后来办刊时还是公木先生从两个备选诗社名字“赤子心”和“崛起”中敲定了前者。油印刊物《赤子心》共出版九期。从1981年开始，在当时官方刊物发表作品还很困难的情况下吕贵品已经接连在《人民文学》、《青春》、《萌芽》、《青年文学》等发表诗作。这在吉林大学以及诗人朋友们中间引起了轰动，而吕贵品的单身宿舍也成了一个文学沙龙。成都诗人万夏来到吉林大学找吕贵品的时候，万夏已经留起了漂亮的大胡子。“赤子心”诗社有一张集体合影。照片上共八个人，前排三个人或躺或坐，后排五个人一字排开成站姿。王小妮单手托腮似乎正在构思一首诗作，而徐敬亚意气风发，双手叉腰，面带自信的微笑。

可能是寒冷的气候导致“赤子心”的诗歌带有高亢的适合朗诵的大声调。即使在天寒地冻的日子里，这些被诗歌之火点燃的东北青年们仍然在校园和南湖等处朗诵和交流诗歌。而当时王小妮和徐敬亚的爱情故事更是给他们的诗歌写作增添了传奇性。他们不仅一起切磋诗艺，也谈情说爱，在风雪中二人亲密地手拉手。白桦林中是厚厚的白雪，徐敬亚骑在一棵树上微笑着俯看王小妮，王小妮则站在树下幸福地仰望。关于徐敬亚和王小妮的爱情生活还曾有过这样一段趣闻：“为了能和小妮缔结恋爱关系，徐敬亚和吕贵品在一家小酒馆里进行过严肃的谈判，最后徐消除戒备和疑惑，大胆地宣告诗人婚姻的诞生。”（苏历铭：《细节与碎片》）。

继“赤子心”诗社之后，苏历铭和包临轩等人在1983年9月成立了北极星诗社。这个诗社延续了近十年的时间，期间所涉及到的诗人主要有苏历铭、包临轩、曹钧、王乃学、李学成、陈永珍、华本良、王占友、张锋、鹿玲、丁宗浩、野舟、马波、杜笑岩、田松等。

1980年王小妮接到《诗刊》编辑雷霆（1937～2012）的一封信，邀请她到北京参加一个诗会。这就是后来震动文坛并影响深远的首届“青春诗会”。而无论是对于南方诗人还是对于王小妮、徐敬亚这样土生土长的北方人，北京是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和文化魅力的。在徐敬亚的积极争取下他以年轻评论家的身份和王小妮一起在1980年夏天离开长春前往北京参加青春诗会。临行前曲有源等诗人专门为徐敬亚和王小妮在南湖九曲桥举行送行仪式，有关单位则示意徐敬亚到北京后不要和任何“地下”刊物联系。1980年7月20日徐敬亚和王小妮到达北京车站，这时候徐敬亚想到的是食指的那首《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时年25岁的王小妮兴奋莫名地坐在天安门广场前拍照，笑容灿烂。而对于王小妮和徐敬亚而言天安门广场确实是一个“让人无法平静的地方”（王小妮语）。参加首届青春诗会的这些年轻诗人除了江河、顾城等北京诗人外，其他的都住在当时虎坊桥的《诗刊》社。这些低矮的平房却使得80年代的先锋诗歌达到了一个高峰。诗会期间，北岛和芒克、杨炼的到访在青年诗人中引起了炸弹般的反响。徐敬亚和王小妮还参加了北岛等人组织的沙龙活动以及谢冕、吴思敬和孙绍振在《诗探索》创刊前召集的青年诗歌会议。


4.


在1980年代的校园先锋诗歌热潮中，黑龙江省大学生诗歌学会主办《大学生诗坛》（1984年8月创刊）有着广泛的影响。82级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潘洗尘担任主编。主要成员有程宝林、彭国梁、钱叶用、张小波、苏历铭、傅亮、陆少平、王雪莹、杨川庆、杨锦、许宝健、苏显钟、王广研、李锋、菲可、袁晓光、艾明波、唐元峰、王鑫彪、桂煜、沙碧红、李光武等。《大学生诗坛》创办半年之后，重庆市大学生联合诗社创办了后来影响深远的《大学生诗报》。主要涉及来自云南大学、兰州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南师范学院的于坚、梁平、尚仲敏、宋琳、潘洗尘、张小波、燕晓东、张建明、邱正伦、杨榴红、胡万俊、菲可等。

在这一代诗人身上一直有着“远方”的情结和冲动，无论是海子的《九月》等一些诗，还是王家新的《在山的那边》、韩东的《山民》以及吕贵品的《远方有大事发生》、潘洗尘的《六月，我们看海去》、杨榴红的《白沙岛》都证明了这一点。东北诗人宋词在1985年甚至有骑着单车转遍全国的壮举。

1982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这天吕贵品写下这首名为《远方有大事发生》的诗：“一棵光秃秃的树下有一块石头 / 他习惯坐在那里 / 看一列又一列火车 / 通过辽阔的原野走向远方 // 每天他都这样 / 他已经十四岁了 // 他生长在火车道边 / 可从没有坐过火车 / 只能靠在树上嘴里发出火车轰轰的声音 / 他的父亲面对奔腾的火车 / 却打着哈欠 // 他又一次要求想坐坐火车 / 父亲告诉他 / 老了再坐 / 现在你的两条腿还能走 // 火车上有许多窗口 / 他记得有个小女孩 / 向他微笑过 // 他在铁道边捡了几张漂亮的糖块纸藏起来 / 觉得远方有大事正在发生 / 还有他所喜欢的一切 / 也都在远方 // 终于他决定离开那棵树 / 离开那块石头 / 去坐一次火车 // 轨道伸向天边 / 沿着轨道奔走使他兴奋 / 坐火车能够接近云 / 走了很多的路 / 他饿了 / 但他不愿离开这条轨道 / 他要顺着这条轨道走下去”。尽管吕贵品这首诗叙述节奏显得拖沓，但有意思的是王家新和韩东在《在山的那边》、《山民》中也采用了叙述的呈现手段，并且都设置了父亲和儿子之间的对话。显然，“父亲”、“儿子”对“远方”的态度是矛盾的，而这正体现了1980年代先锋诗人们的集体冲动、反叛和自由的愿望。1985年春天吕贵品完成诗作《向南走》，这似乎预示了不久之后那场轰轰烈烈的现代诗群体大展的前奏。1985年吕贵品辞去吉林大学教师的公职南下深圳与徐敬亚汇合。

曾经有人告诉过王小妮说中国有两个地方乞丐最愿意去，一个是东北，一个是深圳。理由是东北人心热，深圳人手松。而王小妮和徐敬亚这两个东北人却机缘巧合与深圳结缘，但其中的辛酸和放逐感只有他们自己最能体悟。


5.


1985年1月3日，东北极其寒冷的时刻，徐敬亚几乎是两手空空独自一人从长春火车站登上南下深圳的列车。

在王小妮的印象里，徐敬亚用他那只惯用的左手抓住门边的铁扶手登上了火车。这一刻在他们看来无疑是“大抉择的时候”。火车一直向南，“他的脚再也不用落在这片雪地上”。尽管徐敬亚是被迫离开吉林，但是深圳作为一个遥远的“南方”也正好暗合了那一年代青年人所向往的一个梦想。在三个多月离别的日子里，王小妮带着幼子等待并接连写下了《车站》、《家》、《方位》、《独白》、《告别》、《冬夜》、《爱情》、《三月》、《日头》、《岔路》、《晚冬》、《完整》等近二十首诗歌。在《车站》这首诗中我们能够看到一种难以言说的别离的惆怅以及命运的无奈感。也许此刻只有相互安慰和彼此撞身取暖，“手紧插进大衣口袋 / 你的车厢终于隐去 / 很好 / 束着肩，匆匆走过窄路 / 一团浓厚的烟 / 使我们彼此再也不能望见 // 眼泪开始流动 / 这什么也不说明 / 路轨走向车站 / 就是为了曲折错杂 / 很好 正合你意”。分别数月之后，王小妮也终于坐上开往“中国最南面的边界线”深圳的火车，“从当时那个很狭窄的小火车站里走出来。迎面看见大幅的美国香烟广告，还有一棵过于茂盛、仿佛正在爆炸之中的亚热带大树。那是我一生中呼吸最畅快的时刻。我是轻松而宽纳地一步步走进广东话奇形怪状的密网。我不知道该向哪个方向走，但是它当时是我想象中的自由之城。”（王小妮：《一直向北：我的人生笔记》）。而残酷的事实却是因为“现代诗流派大展”，《深圳青年报》社被解散，王小妮也遭到单位解职。在1987年夏天这场所谓的“驱徐运动”中徐敬亚又独自一人回到东北。正是当时这种动荡的生活以及陌生的深圳给王小妮心灵上以巨大冲击，1980年代末期因此成了她诗歌的爆发期。1988年其油印诗集《我的悠悠世界》问世。其中就有那首后来广为传颂的《不认识的就不想再认识了》：“到今天还不认识的人 ／ 就远远地敬着他 ／ 三十年中 ／ 我的朋友和敌人都足够了。 // 行人一缕缕地经过 / 揣着简单明白的感情。/ 向东向西 / 他们都是无辜。/ 我要留出我的今后。/ 以我的方式 / 专心地去爱他们。// 谁也不注视我。 / 行人不会看一眼我的表情。/ 望着四面八方。/ 他们生来 / 就不是单独的一个 /　注定向东向西地走。// 一个人掏出自己的心 / 扔进人群 / 实在太真实太幼稚。// 从今以后 / 崇高的容器都空着。/ 比如我 / 比如我荡荡来荡去的 / 后一半生命”。

同样是在1988年夏天，徐敬亚和孟浪（时为深圳大学出版中心编辑）为了《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出版事宜坐火车来到长沙。徐敬亚还独自畅游湘江并在橘子洲头意气风发地与孟浪合影留念。这还不算过瘾，徐敬亚和孟浪还坐火车去了韶山冲。徐敬亚甚至趁管理员不在，将一只脚踩在主席故居的一张大木床上拍照。这一时期王小妮的诗歌给我们呈现的是与日常生活相关但又被日常生活中的我们所忽略的“另一个世界”的城市景观。她以冷峻的审视和知性的反讽以及人性的自审意识抒写了寒冷、怪诞的城市化时代的寓言。而这些夹杂着真实与想象成分的白日梦所构成的寒冷、空无、疼痛与黑暗似乎让我们对城市化的时代丧失了耐心与信心。我们所看到的是灰暗城市里车站和天桥上的人流，沉暗卧室里投射进的阳光，水泥旷野里的仰望者和砸墙者，在时光的斑点中疯狂行驶的列车上颠簸动荡的灵魂，涂脂抹粉又难掩荒芜的现代城市。这一切都使得我们不断惊悚于现代化进程中一再被忽略的寒冷与真相。王小妮这种“不相信”的质疑性的姿态和冷静的观察视角让我们看到了一场场飞降的大雪般的严酷与寒冷。一个被不断改造和拆迁的现代化城市里车流和人流都在疯狂飞奔，而诗人则是那个时时为时代踩下刹车的人。她不是旁观者，也不是道德律令的持有者。她是一个持续的发问者，是一个城市寒夜里的失眠者和心悸者。她同时也是一个孤独的介入者，她的诗歌正在等待我们的呼应。基于此，冷静的反讽成为王小妮这些关于城市诗歌写作不得不为之的选择。值得注意的是王小妮关于城市的诗歌大多都带有很明显的时间性场景，比如清晨、中午、黄昏、夜晚等。而围绕着这些场景则出现了光芒与阴影，寒冷与温暖并存的平淡无奇但是又具有强大心理势能和象征力量的核心意象。在屋子里的阳光、干涸河道上的夕阳、暴风雨之夜的闪电、稀薄的月光、无光的灯以及火车窗口刺目的阳光中我们可以发现王小妮诗歌文本中所显现的时代光影以及无处不在的巨大阴影。而与这些场景和意象相关的则是诗人的情感基调是反讽的、冷峻的、悖论的、无望的。这是否印证了对于曾经的乡土中国和具有农耕情怀的人们而言，每个人都宿命性地成为了大大小小城市里的异乡人和精神漂泊者？而对于由北方南来的诗人王小妮是不是更是如此？王小妮诗歌的视点既有直接指向城市空间的，又有来自于内心渊薮深处的。而更为重要的还在于王小妮并没有成为一个关于城市和这个时代的廉价的道德律令和伦理性写作者，而是发现了城市和存在表象背后的深层动因和晦暗的时代构造。而她的质疑、诘问和反讽意识则使得她的诗歌不断带有同时代诗人中少有的发现性质素。比如她诗歌中的这些诗句，“后面的后面”，“背后的背后”，“尸体上的尸体”等。王小妮的诗歌往往会选择一个很小的日常化切口，但是她最终袒露出来的却是一个个无可救药的痼疾与病灶。在此意义上王小妮是一个后工业时代或者一个后社会主义时代里的寓言创设者。她的“小诗歌”就是“大社会”。而王小妮也更像是一个城市里的巡夜人，她的虚弱的灯盏在城市黑暗的最前线，而她所要迎接的风雨要更为严酷。而失眠和偏头疼的诗人形象则为我们打开了寒夜里一个个窄门，当我们挤身进入的时候那迎面而来的寒冷让我们在些许清醒中重新认识了自己、认识了身处的这个城市以及这个时代最为日常又最为步步惊心的真相与风暴。


6.


当多年之后王小妮和徐敬亚在深圳的一个公园的草坪上平静而悠闲地合影的时候，1980年代的先锋诗歌以及个人遭际是否也变得平静？尽管徐敬亚经受了命运的磨难，但是他幸运地赶上了（更准确地说是“创造了”）一个诗歌的黄金年代。简单举一个例子，当时江河、杨炼和顾城在北京作诗歌讲座之前，消息（确切地说是“广告”）已经提前登在了《北京晚报》上。即使是在1980年代的最后一年，当徐敬亚和宋词、温玉杰这三个东北人在珠海喝酒的时候他们也受到了公众的特殊“拥戴”和礼遇，“最后的高潮，场面感人。不知什么时候。餐厅老板已落座倾听，还听得如醉如痴。后来也一起喝了起来，中间甚至喊出了‘你们全是神人啊’这样的句子。于是，整个餐厅的服务员小姐团团围成一圈，站在我们四人周围。每当妙语出笼，全场一片鼓掌声、叫好喝彩声。”（徐敬亚：《燃烧的中国诗歌版图》）。

当我多年后在深圳与徐敬亚、王小妮以及吕贵品见面，吕贵品一边打着胰岛素一边喝酒的场景似乎意味着先锋的年代越来越远了。中国先锋诗歌经历了集体的理想主义的“出走”和“交游”之后，诗人的“远方”（理想和精神的远方）情结和抒写已经在1990年代宣告终结。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不断去除“地方性”的城市化和城镇化时代，我们已经没有了“远方”。顺着铁路、高速路、国道、公路和水泥路我们只是从一个点搬运到另一个点。一切都是在重复，一切地方和相应的记忆都已经模糊不清。一切都在迅速改变，一切都快烟消云散了。



“莽汉”的暴动：“我要去北边”

回望先锋诗歌系列之二

霍俊明


1


早在1982年，位于四川盆地中北部和嘉陵江中游的南充小城就出现了“第三代人”诗歌活动。按照杨黎比较夸张的说法，万夏（南充师范学院中文系）、胡冬（四川大学历史系）和廖希（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于1982年的诗歌聚会和活动是因为万夏当时的中学女同学帅青。1982年10月，在万夏和胡冬等人的前期联系和策划下，来自南充的万夏、朱志勇等人，来自成都的胡冬、赵野、唐亚平等人，以及来自重庆的廖希、马拉等人在西南师范学院进行了后来渐渐辐射到四川其他校园的诗歌活动。尽管这次为期仅仅三天的诗歌活动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更多还局限于青春的激情和对未来诗歌的美好畅想，但恰恰就是这种青春的狂妄和大胆设想，在这次会忆上让这些同龄人将自己定名为“第三代人”，并决定出版《第三代人》诗集。同年年底，胡冬和赵野到南充与万夏商讨“第三代人宣言”。

1984年，万夏和胡冬在一次酒桌上针对有人骂他们的诗歌是“他妈的诗”、“混蛋的诗”，于是决定就写“他妈的诗”给这些人看看。“莽汉诗”由此产生。在“莽汉”的诞生过程中除了来自于诗人面对面的讨论之外，更多的是来自于李亚伟与万夏、马松、胡冬、二毛和胡玉等人之间极其频繁的通信。那一时期的诗歌活动主要来自于诗人之间的交游（一种类似于当年红卫兵的“串联”）和通信。这些四川诗人的信件中出现最多的词汇就是“妈的”、“妈妈的”、“他妈的”、“他娘的”、“狗小子”、“臭小子”、“奶奶的”、“油爆的”。李亚伟等人甚至把四川之外的诗人都蔑称为“鸟诗人”。

1984年3月2日李亚伟给胡玉写了一封信，鼓动写作“男子汉”气派的诗。短短200来字的一封信李亚伟竟然重复使用了六次“妈妈的”。


    胡玉：

把你的长篇大哭放下，写一点男人的诗，兄弟们一起在这个国家复辟男子汉，从而打倒全国人们写的妈妈诗。名字暂定为莽汉，这种鸟诗我们暂订半年合同，签到人都是些还来不及刮胡须的男人，把一切都弄来下酒!
你我都是罗马角斗士是复辟古风的韩愈和一些奇怪的硬东西硬玩意。妈妈的口红诗妈妈农民诗，妈妈的哲理，妈妈的编辑部，妈妈的读者和稿费!


你的亲兄弟   亚伟

尽管万夏和胡冬在分别写出《莽汉》、《打击乐》和《我想乘一艘慢船去巴黎》（此诗有两个版本，有的名为《我想乘一艘慢船到巴黎去》）之后不久即告别了“莽汉”，但是李亚伟却在这种“莽汉”精神的巨大策动和感召下带着“豪猪的诗篇”疯狂地上路了。

在这些嚎叫的“莽汉”身上我们能够找到1893年表现主义大师蒙克《尖叫》的精神呼应。李亚伟等“莽汉”身上真正体现了一种文化和心理的生猛不羁的青春叛逆和张扬，“更能体现四川作家青春气息的还不在于生理的年龄”，“重要的是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都在很长的时间内保持着青年人的活力与开朗，满怀着青年人的天真与幻想，更富有青年人的丰富而多变的情感，许多四川作家都是心理上的青年”。这似乎正如巴金所说“我不是一个冷静的作家”。正是因为这种天真、开朗、豪放、叛逆的青春期心理以及不冷静的“青年”性格，巴蜀大地孕育出李亚伟等如此奇怪而出类拔萃的诗人。


2


在不断的逃课、打架、流浪和酒精、女人的刺激下“莽汉”诗人开始跨出南充小城在四川甚至北方产生影响。此时的李亚伟正像腰间挂着诗篇的一头豪猪，而不是狮子或老虎。豪猪，个头小，头部像老鼠，全身上下长满黑棕色的利剑一样的刺儿。受到攻击或惊吓，这些毛刺根根直立。20岁出头的李亚伟以高亢的川东方言和罕见的力比多喊出了那一代人的冲动：“听着吧，世界，女人，21岁或者 / 老大哥、老大姐等其它什么老玩意 / 我扛着旗帜，发一声呐喊 / 飞舞着铜锤带着百多斤情诗冲来了 / 我的后面是调皮的读者，打铁匠和大脚农妇”（《二十岁》）。这种“粗糙”甚至“粗砺”的口语美学和身体文化姿态更新了那个时代青年诗人的诗歌认知。当然这种诗歌写作方式是以耗费青春和激情为代价的。也就是说这种写作精神只能靠一时的冲动而难以长期维系。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这一点上芒克和李亚伟居然有着惊人的相似。老芒克至今仍然在酒桌和诗坛上叱咤风云，仍然在随意中袒现自由、率真的天性，仍然会在酒后对人挥拳相向、大打出手，即使是唐晓渡这样多年的哥们和好友也曾遭受芒克酒后失控的老拳。而李亚伟至今仍然像老芒克一样喝酒、写诗、打架。尽管李亚伟因为常年喝酒胃部已经动过手术，但是这对于李亚伟而言算不了什么。2007年1月我作为评委去内蒙额尔古纳参加第二届“明天·额尔古纳诗歌奖”的颁奖。当北京灰蒙蒙的冬日烟尘转换为额尔古纳广阔的草原和莽莽的白桦林，我以近乎狂醉的心情呼吸着这里的一切。海拉尔车站，零下二十几度的气温。我在斯琴格日勒、韩红和凤凰传奇的歌声中不停在雪地上来回走动好去除周身的寒气。在去额尔古纳的路上，雪原、白桦、羊群和蓝得让人生疑的天空让我们感谢诗歌给了我们聚会的机会。临近半夜，我和江非因为劳累几已进入梦乡，但是曹五木、沈浩波这两个家伙却喝得大醉。曹五木不停打电话，在屋子里窜来窜去。最后他在眩晕中打着海啸般的鼾声入睡，我和江非则在黑暗中接受这非人的折磨。江非在抽烟，那明灭的火光成了一种无声的反抗。第二天早上吃饭的时候，李亚伟在饭桌上大发牢骚，痛骂昨天晚上两个不好好睡觉的家伙“野驴”似的在房顶上折腾。接下来的几天，我和李亚伟住在恩合农俗村一个俄罗斯式的院落里。那时已是凌晨，人们纷纷回房睡觉，而李亚伟却仍独自一人坐在厅堂里喝酒，大声打电话。莽汉就是莽汉啊！李亚伟在后来的颁奖典礼上和一个俄罗斯姑娘喝酒喝高了，人事不省地被人抬回了住处，在此之前他还挥拳打了一位年轻诗人。从这里依然能够看到这个“莽汉”年轻时的“风采”。在这一点上，芒克和李亚伟属于同道中人，也属于布鲁姆所说的那种强力诗人。其持续燃烧的热情和天才的歌唱是诗人中罕见的。

值得纠正的是李亚伟的“莽汉”诗歌和行动并不是直接受到了嚎叫派金斯伯格的影响。直至1986年李亚伟才第一次接触到金斯伯格的《嚎叫》并且用川东方言甩出一句，“他妈的，原来美国还有一个老莽汉。”李亚伟应该说是在最典型的意义上呈现了四川诗歌的性格。就像火热的四川盆地和嘈杂火辣的火锅店一样，李亚伟的火爆、直率、无所顾忌的激烈和自由反抗的癖性被痛快淋漓地喷射出来。狂想症、语言暴力、架空的诗歌热望和难以挥泄的力比多都在诗歌中得到了释放和喷发。这在李亚伟写于1987年的《陆地》一诗中有着直接的对应。这首暴躁的诗不分行、无标点，类似于狂人和暴徒的自言自语和狂热叫嚣，“一九八四年那一跤才够厉害那是怎么啦那天空怎么啦你怎么啦我他妈到底怎么啦刚才怎么啦用砖头毒药跳楼自杀你又把我怎么啦不写遗书又怎么啦不做好人不做诗人做件东西怎么啦怎么把头撞向地球去拼命啦老子得一天不混一天混半天你又把我怎么啦我怎么你又怎么啦你算老几我活在世上又算老几我们都不怎么却要干倒艺术干倒莽汉干倒女朋友这又怎么干不倒又怎么把自己轰隆一下干倒又怎么啦女朋友您一点也不漂亮关我什么事儿啦怎么啦怎么啦我他妈今儿个到底怎么啦”。而被政治弄得疲软多年、丧失自由和活力的中国诗歌正是需要李亚伟这样的狂飙突进式的诗人对僵化的写作模式和诗歌秩序，以及更本质地，对诗歌语言展开“挑衅”，“曾经在漫长的时光中写作和狂想，试图用诗中的眼睛看穿命的本质。除了喝酒、读书、听音乐是为了享乐，其余时光我的命常常被我心目中天上的诗歌之眼看穿，且勾去了那些光阴中的魂魄。那时我毫无知觉，自大而又疯狂，以为自己是个玩命徒”，“我至今还不是一个和语言和平共处的诗人”，“与其说我是凭着技巧、感觉和酒胆毋宁说我是凭着命中的一种呼唤而在语言的群山中迂回和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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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亚伟在1980年代有一张照片非常值得注意和回味。画面上李亚伟的长发被风吹向左边，他的左手紧紧握住右边的手臂，仿佛受了重伤或者正准备挽起袖管还击。而他那双不羁而凌厉的眼睛正斜视前方，准备随时发出挑战。这鲜明地体现了这位大学时代的校拳击队成员的不安分个性。四川诗人生动的诗歌故事和诗人形象在李亚伟等人的照片影像中得到最为传神的诠释。1983年夏天，李亚伟和万夏、胡钰正离开校园在逃学的路上。远处是一片山地和低矮的庄稼，三人并排站立。李亚伟头戴一顶农民式的草帽，歪着身子，左手放在右臂下；胡钰个小居中；右边是万夏，左手叉腰，右手搭在胡钰肩上。三人表情有些严肃，可能正在为逃学的路费和吃饭问题发愁。大学时代少不了郊游，在一张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画面正中草地上横卧一人，画面左侧是一个高个子烫过头发的女大学生，右侧是侧身站立的李亚伟。李亚伟左手夹着烟卷，右手提着吉他，穿着当时流行的喇叭裤。1984年夏天，李亚伟留起了长发和小胡子。照片上的他蹲在床上，双手抱拢，眼睛无所事事地瞪视前方。他的身边是在床上正在练习倒立的二毛，只穿短裤。多么急迫地等待发泄的青春冲动和诗歌暴动！此后一段时间，李亚伟经常是以长发示人，酒桌上则赤膊上阵。在大学毕业前夕，李亚伟、万夏、马松、胡钰等人所在的中文系和另外两个大学的30多名学生与两个工厂和一个街道的40多名社会闲散人员展开了一场群殴事件。结果是李亚伟、扬帆和马松被关进拘留所。这次校园斗殴事件也导致马松、石方、尹家成被勒令退学，李亚伟、扬帆、胡钰记大过，敖歌留级，小绵羊被开除。我们能够在1984年南充师院中文系的毕业合影上看到第一排的李亚伟等三人的发型非常特殊，其他的人差不多都是长发，而他们则是平头（显然是从拘留所刚出来不久）。而被勒令退学的马松却不以为然，请看他的自陈——“63年10月出产于母亲。赏读三年半大学，打架与写诗”。我们能够在这些诗人的日常生活和诗歌行为中看到80年代四川诗人最惹人注目也最为极端的一面——先锋、生猛、另类、行动、串联和流浪，“80年代万夏的奇装异服及发型花哨是相当有名的，他不能代表英国服饰师及纽约夜生活中的玩意儿，他不属于资产阶级，但他可以代表莽汉主义的理论”。值得注意的是以李亚伟等毛头小子为代表的狂飙突进的“莽汉”诗歌和行动不仅呈现了这一年代诗歌的先锋精神和叛逆色彩，而且也是这些出生于1960年代诗人的政治情结和运动精神在诗歌中的体现。这仍然是毛泽东时代一代人在少年时期未完成的红色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某种变形和延续，“1968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三百万红卫兵，万夏6岁、我5岁，两个小男孩，被革命的光辉照得红彤彤。我们没有得到主席的检阅，大串联的列车中也没有我们，武斗的时候我们在哈着腰捡子弹壳，我们当时目不识丁，但能背语录，从大人的腋下和胯裆下往前挤从而出席各种批斗会”。这些年轻气盛、鲁莽、强壮的青年与当年的红卫兵是如此相像，只是前者是阶级运动的闯将，后者是诗歌运动的强者。以张小波为例，他远离诗歌下海成为书商后，我们看看他运作的畅销书以及他图书公司的名字就可以看出那一代人的性格和情结，比如凤凰联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重庆凤凰决定图书传媒有限公司、北京共和联动图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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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汉”诗歌的意义一定程度上还在于这些诗人的生活方式和诗歌行动以及它们体现在诗歌写作中的活力和魄力代表了与以往诗歌（包括“今天”诗人在内）不一样的写作方向。像海子的“到远方去”一样，出生于川东的李亚伟在80年代的诗歌中也不断有向远方出发的冲动。

看看他这一时期的相关几首诗作的题目就可以看到青春期式的躁动甚至“暴动”心理——《远方是一个洞。洞中是另一片大陆。》、《远方搁浅在地平线上。你以眺望的方式到达那里。》、《远方被早晨傍晚扛来扛去，越扛越远。从今天到昨天，从今年到去年。》、《你被固定在一个角色的位置上。远方被卡在远方动也动不得。》、《远方一伸一缩。这是到达的一种方式。》、《远方在远方大喊一声“哎哟”》、《远方走过来喘着粗气，就你妈近得要命》。这种远方情结竟然与当年“迷惘的一代”的出走方式如此惊人地相似。显然时代赋予了这一时期的“远方”以理想主义的色彩。尽管李亚伟等“莽汉”嘴里不断骂骂咧咧，但这正是骨子里的“理想主义”的极端呈现。而这种远方很多时候是与“北方”一致的，甚至有时候是可以替换的。可以看到无论是在潜意识里还是在自觉层面，“北方”尤其是北京仍然是李亚伟这样的南方诗人冲动的动因和行动的目标。这种不无强烈的“北方”意识鲜明地体现在他的诗歌《进行曲》中。


我要去北边

我要去看看长城现在怎么啦

我要去看看蒙古人现在怎么啦

去看看鲜卑人契丹人现在怎么啦

我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去看看我本人

今儿到底怎么啦


李亚伟在《进行曲》中不断呼号的“我要去北边”的冲动在另外一个层面上也有80年代文化“寻根热”的情结。在李亚伟看来现代人无疑丧失了很多宝贵的传统血脉的东西，而北方、长城、蒙古人和契丹人无疑是李亚伟所想象甚至向往的曾经的强力民族和地域的象征。然而在北方诗人朱凌波、苏历铭、包临轩、李梦和黄云鹤那里喊出的却是“北方没有上帝”。1986年，李亚伟在《闯荡江湖：一九八六》中仍然在呼喊着要去“北方”：“一九八六年，朋友在烟圈边等我，然后携烟圈一起离开大路 / 一九八六年，火车把夏天拉得老长，爱人们在千万根枕木上等待这个高瘦的男人 / 爱人们！爱人们在浓汁般的阳光中裸戏，终因孤独而同性相恋 / 一九八六！一九八六！ / 你埋葬在土地下的内脏正在朝北运行 / 你的肩膀，在正午在湖北境内朝北运转 / 这样的年月，无尽的铁轨从春天突围而来恶狠狠朝江边酒楼一头扎去 / 一九八六年！/ 每天所有枕木毫无道理地雷同，一九八六！ / 你这粘糊糊的夏天，我额头因地球的旋转而在此摇向高空等待你迎头痛击”。80年代的李亚伟就是这样因为“北方”而不断激动着，嚎叫着。而这种豪侠一般甚至带有匪气的诗歌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应该与李亚伟的川东性格有着潜在的关联，这同时也是重庆性格在诗歌中火热而赤裸的呈现与挥霍。按照柏桦的说法就是“川东，是重庆赋予的，因为重庆的本质就是赤裸！诗歌也赤裸着它那密密麻麻的神经和无比尖锐的触觉。川东，沈从文生活的湘西就紧紧挨靠在它的身旁。黔北、川东、湘西勾连成势，自成一派，‘浪漫情绪和宗教情绪两者混而为一’，于此间袅袅升腾。在女子方面，它是性的压抑与死亡，沈从文从此处受惠，写《边城》，写翠翠，轻轻地挽唱着田园牧歌的女性之声。而莽汉李亚伟的声音从另一个意义上补足了这种绵密的细腻，提供了另一个地理之声，那是男性的，游侠的声音”。值得纠正的是柏桦为了强调和衬托李亚伟“男性”的一面而片面强调了沈从文写作“女性”的一面，这里忽视了复杂和丰富的沈从文。实际上沈从文关于湘西的小说和散文中有很多都凸显了强力的“男性”特质。但我想确如柏桦所言李亚伟的川东身份和性格与他的诗歌有重叠的部分，尤其是他诗歌中罕见的铁链一般令人喘不过气来的逼人气势恰如这位高大的川东壮汉的身躯。而不时闪现其中的川东方言和口语也呈现了汉语（或汉化的方言、诗歌化的方言）的活力。川东诗人李亚伟的身上有着四川边地和湖南交界区域的驳杂性。这个过渡性的区域性格也正如沈从文所描述的“白河的源流，从四川边境而来，故凡从白河上行的小船，春水发时可以直达川属的秀山。但属于湖南境内的，则茶峒为最后一个水码头。这条河水的河面，在茶峒时虽宽约半里，当秋冬之际水落时，河床流水处还不到二十丈，其余皆一滩青石。小船到此后，既无从上行，故凡川东的进出口货物，皆由这地方落水起岸”。在柏桦这样的重庆诗人看来李亚伟和“莽汉”诗歌直接对应的仍然是北方的“今天”和“朦胧诗”的传统，“对应着这种‘文人’化的社会转型，莽汉的出现，无疑是对‘今天’的反拨（仅诗歌内部而言）。正如我们看到的，‘今天’的激情是以时代代言人的形象出现的，他无疑是一种传统知识分子受难、担当的现代书写，是历史宏大叙述和表达。莽汉，代表第三代诗歌的总体转向，是一种个性化的书写，农耕气质的表达，他们用口语、用漫游建立起‘受难’之外另一种活泼的天性存在，吃酒、结社、交游、追逐女性……通过一系列漫游性的社交，他们建立了‘安身立命’的方式，并为之注入了相关的价值与意义”。我想，柏桦将“莽汉”诗歌与“今天”进行美学上的比较是具有合理性的，但是柏桦仍然因为说话者的身份和立场而导致了一定程度上的“自我”和“地方”中心，过于强调了“莽汉”诗歌的意义和价值。包括“莽汉”诗歌在内的很多“第三代”诗歌群体都带有过于明显的政治年代的余绪和运动特征，很多诗人仍充当着代言者的角色。这些诗人笔下的“我”仍然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同“今天”诗人一样的代言人——只是代言的方式和内容有所区别罢了。这个代言人所代言的不再是以往畸形宏大的政治和集体，而是扮演了各种文化身份。“第三代”诗歌中的“我”仍然不是纯粹的个体意义上的，个体被无限放大为过于具有颠覆和反叛性的一代青年的整体形象。或者说“第三代”诗歌中的“我”仍然承担了很多单纯个体之外的表征和功能，仍然承担着一代人的时代想象、诗歌理解和角色承担，“我有无数发达的体魄和无数万恶的嘴脸 / 我名叫男人——海盗的诨名 / 我决不是被编辑用火钳夹出来的臭诗人 / 我不是臭诗人，我是许许多多的男人 / 我建设世界，建设我老婆”（李亚伟：《我是中国》），“背着书包，深夜的草原到处都在上晚自习 / 身着黑夹克的嬉皮士和身佩红袖章的红卫兵 / 在课堂上共同朗读又梦见周公 / 谣言使人民普遍成了诗人，少数成了敌人”（李亚伟：《秋收》）。在“今天”诗人这里他们代言的是英雄和启蒙者，也包括柏桦所说的“受难者”；而“莽汉”李亚伟等人所要代言的就是“第三代人”有意为之的不同于前此诗人的立场和姿态，仍然是为一代人立言。只是这一代人强调的不再是苦难、英雄、大写的人和启蒙，而是换成了自由、反叛、冒犯和颠覆以及这一代人特有的流浪、奔走和交游。这仍然显现了最后一代“毛泽东时代抒情诗人”的政治情结和血管里面流淌的政治时代的因子。甚至在“莽汉”诗歌亢奋的吼叫中我们能够听到当年“今天”的回声，正如北岛在《今天》创刊号的“致读者”中所说的“这一时代必须确立每个人生应有的意义，并进一步加深人们对自由精神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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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夏天，万夏从南充师院中文系毕业回到成都，并在不久之后组织成立四川青年诗人协会并当选为副会长。1985年万夏和杨黎、赵野等人主编民刊《现代主义同盟》（后更名为《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1984年大学毕业到1986年短短两年时间内，万夏以行为艺术的方式彰显着“莽汉”精神——代课、跑龙套、掮客、流浪汉、Y公司经理、咖啡馆老板、杂志社美编、百货推销员。在第一期的《现代主义同盟》上万夏等人表现出强烈的诗歌史意识以及企图超越北方“今天”诗人的“野心”。这期刊物的栏目设置是“结局或开始”，“亚洲铜”和“第三代人”。很明显在诗歌历史序列里北岛等诗人被排在了第一位，而“第三代人”的即将集体登场在这里奏响了前奏。至于“第三代”中一部分人喊出的“Pass北岛”也暗含了南方诗人对北方诗歌的反拨甚至“反动”。柏桦曾经针对所谓的“第一本”铅印的民刊《现代主义同盟》发出这样的判断——“诗歌以这本万夏主编的书的形式完成了它绝非人意的神秘转移，诗歌风水从北京到成都简直就像从雅典到罗马。历史和显示一个惊人的相似性！” 柏桦的这个说法实际上并不完全准确，但是确实存在着四川诗歌在80年代的崛起以及其难以消弭的历史重要性和诗歌美学的重要性。说到诗歌由北京向成都转移在我看来并不意味着一般意义上的以北京为核心和象征的北方诗人的诗歌写作式微和衰落。实际上80年代北京涌现了大批的重要的“今天”之后的青年诗人群落，如众所周知的海子、骆一禾、西川、戈麦、老木以及晚些时候的臧棣、西渡等等。而说到诗歌在80年代由北京向四川的转移确实也说出了另外一个事实，尤其是在1989年之后以北京为象征的北方诗歌体系由于丧失了长期的政治等非诗歌因素的强大支撑而光辉惨淡。这还原出诗歌应有的“边缘”和“孤独”品质。

尽管李亚伟作为“第三代”诗歌的重要人物曾经高度评价了这次喧闹的诗歌运动，正如他所高声宣布的“80年代中期在中国出现的数也数不清的诗歌社团和流派不仅体现了中国人对孤独的不厌其烦的拒绝和喜欢扎堆，更多的是体现了中国新诗对汉语的一次闹哄哄的冒险和探索，其热闹和历史意义绝不亚于世界各地已知的几次大规模的淘金热”。但是在短暂的喧闹和辉煌之后留下了大量的诗歌稗草和非诗歌的垃圾和草灰。就四川而言，只有零星的“莽汉”、“非非”作为“流派”得以在诗歌史上存活延续。而同样是在1989年之后四川诗歌和北京诗歌以及全国诗歌一样在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开始了诗歌的“落寞”转换。在长时期的孤独、压抑、紧张和分裂中中国当代汉语诗歌真正完成了一次最初由政治、次而由经济再到诗歌本体自身的艰难蜕变和转换。换言之，1990年代以来的诗歌才真正走上了诗歌发展和变革的正常之途。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贬低当年的白洋淀诗群、“今天”和朦胧诗潮以及“第三代”诗歌运动的意义和价值，只是这些诗歌现象和诗歌运动是还不能完全摆脱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性的产物和“后遗症”，还显得不够纯粹。这同时也许就是中国诗歌的宿命性存在和悖论性特征，诗歌现象和诗歌活动往往是与非诗的政治和复杂的社会背景共生。

当多年之后李亚伟、万夏、杨黎、欧阳江河、孙文波、潇潇等人纷纷离开四川到北京打拼的时候，他们可能没有想到在远离诗歌的时代北京这样的城市带给他们的重重压力。尽管杨黎等人仍然上演各种让人匪夷所思的噱头，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一个曾经的四川诗歌的时代结束了。李亚伟也不得不向朋友抱怨，“我要快点离开这狗日的北平”。北京显然成了李亚伟这些“外省”诗人们又爱又恨之地，这也显现出北京这个大熔炉的强大。当年的诗歌青年成了中年书商和画廊经理，当年的诗歌交往成了今天的商业聚会，当年的“闯关东”置换成了“闯北京”——“闯关东的后代如今又往回闯 / 远远看见 / 蚯蚓在黄河边生锈 // 祖孙八代了 / 弄来弄去 / 不如停在北京发财 / 并且   灯儿喝 // 张哥对我—— / 假东北人对假东北人——说  / 咋整呢咋整呢 / 我操，大不了回东北”（李亚伟：《山海关》）。尽管李亚伟在不同时期的诗歌中保持了“莽汉”和四川诗歌的“地方性知识”，但是来北京之后的他的诗歌显然已经不再是80年代先锋诗歌精神的继续了。此时强大的北京以其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度进程取代了80年代的诗歌地方性知识和“青春期”写作。在人过中年的李亚伟等人身上更多的是无奈和失落，我们看到的是80年代诗歌以及四川诗歌曾经闪烁的诗歌光芒的渐渐黯淡，“海淀区的上空，天堂是无人值班的信息台 / 云抬着它们的祖母在暴雨中轰隆隆向朝鲜方向走去 / 一丝绿意才呻吟着从上个世纪的老棉被里轻轻滑进沿街的服装店 / 变成了无人注意的中关村的初春，我真不知道这点春光是什么卵意思”（《新世纪游子》）。

也许，并不遥远的成都游人如织的窄巷子32号的白夜酒吧和宽巷子香积厨正在成为是这个商业时代诗人生活的最准确注脚。



理想年代与北方诗歌

——回望先锋诗歌系列之三

霍俊明


诗歌的“地下”状态在20世纪的发展中处于一种在国家、民族、战争、运动语境中不断被边缘化的一种尴尬处境。这在六七十年代更多是一种与主流和政治相对抗的隐伏状态，而到了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则更多显现出写作的“地方主义”和“江湖气”。文革结束之后以“今天”的创办为标志的北方诗歌迎来了又一个“理想年代”。这一时期《今天》的创办以及相关活动对“外省”诗歌的重大影响形成了公共媒体尚未敞开环境下油印机时代主导性的北方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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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地下”诗歌甚至包括后来的“今天”诗歌带有的现代性和探索性不是凭空产生的，但是一些诗歌也明显带有十七年主流诗歌范式的印记和影响。而这正是我们今天需要重新认识这一时期的先锋诗歌的入口，而不要盲目地推崇和过高的经典化和美化。推而广之，当时的很多“地下”诗人的写作都是存在着“多重性格”的。这呈现了个人话语和集体话语之间的龃龉——有冲突也有妥协。在长期的乌托邦的幻想与冲动中诗歌语言被浸染上道德判断和政治色彩，这就形成了过于简单的善恶对立的二元修辞体系。诗人往往是从阶级、斗争和思想纯粹性的立场出发，先入为主地对词语做出“好坏”的分类——“整齐的光明，整齐的黑暗”。然而在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众口一腔、万人同调的“战歌”和“颂歌”的大合唱中早已失效的僵化语言如“青山”、“旭日”、“红梅”、“大海”、“青松”、“向日葵”、“航船”、“红灯”等被广泛使用。这形象地呈现了语言工具论和本质化语言观的诟病以及其所带有的先天不足的精神疾病气味和浓厚的道德气息。“地下”诗歌仍然是一种经验型的意识形态写作（当然也有一部分诗人的诗作不在此范围之内），或者更为确切地说这是一种过渡性的写作。当然这并非意味着这种过渡性写作没有意义，甚至在历史语境中考量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但是，从诗学和语言的层面来看这种夹杂着意识形态性的经验型写作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1975年冬天，文白洋在白洋淀完成了第三本诗集《朝霞集》。在这本诗集中有《童年回响》、《自由之歌》、《雪莲之歌》、《路》等具有反思性的现代主义色彩的诗作，也收录了《纪念聂耳逝世四十周年》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四十周年》的“主流”诗作。而这些主流的诗作对于研究文白洋以及其他的白洋淀诗群是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的。换言之，这些先锋诗人在当时的写作是双重甚至多重的，既具有个人反思性意义上的“地下”性质，也有当时普遍存在也不可避免的“地上”色彩。然而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一些核心的白洋淀诗群的成员所呈现给我们的完全是具有先锋性、探索性、反抗性、个人性的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地下”诗作，而那个时代诗人不可避免的双面性却被刻意地掩藏了。在文白洋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四十周年》（1975年11月2日）这样的诗中我们能够明显看到毛泽东诗词和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的影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食指），“征途的水啊，征途的山，/ 征途一去四十年。/ 四十年前风雷激，/ 长征二万五千里”。这从郭世英、张朗朗、黄翔、哑默、食指以及北岛、根子、方含、舒婷、江河等诗人的经典性文本的肯定性的直陈式语气中可以程度不同地看到带有思想性、箴言性、宣告性、讲演性的广场写作范式。这种直接的甚至简单的语式、明显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语调一定程度上妨害了诗歌的繁复性和多义性。由此可见“地下”诗歌和“今天”诗歌还不完全是求真意志的“成人”式的诗歌写作，还是一种不成熟的带有“不纯”成分的过渡性写作。这也暴露出1970年代到1980年代诗歌写作在语言能力和创造力上的时代局限性。换言之，“地下”诗歌和“今天”诗歌仍然是在“思想—权力”的框架内写作，仍带有意识形态幻觉和“宏大叙事”的影子。当然，诗人是不可能脱离历史话语场而存在的。也正是如此我们才有必有在诗歌本体和历史层面来考察当代汉语诗歌的问题和生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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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1970年代末期的先锋诗歌运动，尤其是随着北京的一些公共空间的逐步敞开，诗人们在聚会的酒桌上以及广场、街道和公园开始进行诗歌活动。而此前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互动则更多只能在个人住宅的隐秘空间里进行。值得关注的是诗人们频频在饭馆聚会谈诗还与北京人特有的爱吃一口以及北京众多的餐饮在文革后的大面积兴起所形成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有关。北京的先锋诗歌似乎从一开始就与饮酒和吃食结下了不解之缘。诗人与酒确实存在着某种天然上的切近关系。

当年北岛、芒克等人无论是创办《今天》还是日常的交往和活动几乎都是在饭局和酒桌上完成的。这些喝得面红耳赤的诗人们在酒精的刺激下可能找到了思想的活力和文学的激情。在芒克、北岛关于这一时期的回忆文字中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个遍布在胡同和街道上的大小不等的酒馆。老北京特有的饮食文化是否影响了这些诗人可能还不好下定论，但是基于这段诗歌史事实，北京先锋诗人和饮食文化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一个趣味性的话题。尽管这可能会引起那些板起面孔的诗歌史家和研究者的批评和不屑。作为千年古都，金代开始北京就有了大规模的酒楼（《东京梦华录》），北京的饮食文化从此开始产生，到明清两代达到繁荣。我们曾经在民国时代看到梁启超、鲁迅、周作人、郁达夫、胡适、朱自清、徐志摩、林徽因、沈从文、朱光潜等人在东来顺、西来顺、南来顺、老正兴、全聚德、都一处、又一顺、砂锅居、烤肉季、便宜坊、鸿宾楼、月盛斋、四大居、淮阳春聚众畅饮的场景。而随着文革的结束，一度停业的北京老字号饭店才纷纷开始营业。这些档次不同的饭馆也才开始出现了先锋诗人的身影。

北京作为北方儒家文化的聚集地，尤其是明清以来600余年的历史性塑造，社会各阶层都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北京作为中原文明的东部终点，其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地位显然对文学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影响。甚至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今天”诗人成为南方以及其他“外省”诗人长期觊觎和不满的对象。而北方广阔的平原和低缓山脉为生活其间的诗人提供了朴素、忠厚和宽容的性格。这从北岛和芒克那里能够得到充分证明。而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文化和北方诗歌所承载的意识形态的主流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和市民阶层的民俗文化显然增加了这一地带的丰富而厚重的属地性格。

说到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的先锋诗歌，我们会立刻将视野转向北方。在白洋淀、杏花村以及北京的13路沿线、西四大院胡同5号、德内大街、北京东四十四条76号大杂院、大雅宝胡同、三不老胡同、朝阳门前拐棒胡同11号、铁狮子胡同、百万庄辰区、北京第三福利院以及玉渊潭、圆明园、颐和园、北海公园、百花山、潭柘寺等这些地理坐标上想到当年的食指、张郎郎、郭世英、北岛、芒克、多多、根子、江河、顾城、杨炼、林莽等“北方”诗人们造就的传奇往事，“从白洋淀到大西洋、太平洋，从北京到整个世界，伴随着‘今天’群体的漫游，这个记忆的河流早已不在同一条河道上，却总能追溯至《今天》的前史……而且更是那些为‘八十年代’的光芒遮蔽了的名字和与诗歌联系在一起的日常故事”。“今天”留给我们的已经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寻常故事了。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今天”诗人开始被海外大规模的译介和传播，其头上的光环越来越耀人眼目。1992年春天，北岛、多多、舒婷和顾城等人参加在美国加州举行的朦胧诗英译本Splintered Mirror的活动和巡回朗诵，“记得那天活动安排在我们柏克莱城的一个叫黑橡树的书店里，书店的地方不大，但来的人很多，有不少听众被挤在书架和书架之间站着，盛况空前”。

当时江河居住在宫门口横二条一个胡同不足八平米的房间内。江河会和来访的诗人和朋友们到大街上排队、加塞儿买廉价的啤酒喝。而“今天”的同仁大多居住在13路沿线的左侧（巴黎的左岸？），这是一种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不得而知。而核心人物北岛则居住在围绕13路沿线展开的中段位置——位于厂桥附近的三不老胡同以及胡同深处那幢1950年代苏联风格的红砖楼，“这种巧合似乎印证了《今天》作为一个小小的地域性的概念所暗含的意味——文化意味着交流，交流有赖于交通的便利。一个不怎么合度的比方是，历史上那些沿大河流域或地中海形成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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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们还应该关注更广泛的意义上以北京为中心所展开的“今天”的前史和发生阶段。尽管“今天”诞生于1978年年底，但是在此之前相关诗人和朋友就开始了交往和相关活动。这种交往和活动显然无论是对于“今天”诗人还是这本天蓝色封面的民刊《今天》而言都显得格外重要。因为这些诗人都来自于北京，所以北京成为这些诗歌活动展开的空间区域。同时北京特有的政治、文化和文学的绝对权威的核心地位以及特有的地理文化成为了北方先锋诗歌的摇篮，尽管这些诗人当时或后来对以北京为代表的政治年代有所不满和反叛。

到了文革后期诗人之间的交往已经不再局限于私人空间，而是渐渐向公园等公共空间延伸。

1975年春天，北岛、芒克、赵振先、黄锐等人以及三位手里拿着野花的女性在潭柘寺游玩。

1975年秋天，北岛、芒克和蔡其矫、陆焕兴、申礼玲等一行人到北京郊区游玩。有意思的在这十四个人中竟然有七个女性。这些穿着已经具有个性特点且已经有些时髦的女性在那个年代具有某种象征性。

1976年春天，北岛和蔡其矫在北京的景山公园促膝谈诗。

1977年春夏之交第一次到北京的舒婷和北岛、芒克、蔡其矫、艾未未等人尽兴游玩并合影留念（那个年代能用照相机留下影像已实属不易）。同年10月舒婷再次来北京，在八达岭长城与北岛、蔡其矫等游玩。

1977年夏天，北岛、蔡其矫、邵飞（当时北岛的女友）等前往北京郊区的樱桃沟郊游。

1977年秋天，北岛、芒克、蔡其矫、黄锐、赵振先以及另外三位女性在北京郊区门头沟游玩。

在这些游历中我们可以很多次看到蔡其矫的身影。显然，这位居住于北京和福建两地的“候鸟”诗人将南北两地的诗歌信息进行了责任性和及时性的传递。而舒婷加入“今天”就是直接来自于蔡其矫的引介。福建、厦门等地的文学青年如舒婷、金海曙等从蔡其矫这里最先了解到北京“地下”诗歌的状况，而北京的诗歌状况又最能代表当时全国的政治和文化的最新动向。

值得注意的是中山公园、北海公园以及玉渊潭公园在当时“今天”诗人活动中曾经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先锋诗歌在公共空间里的进行正体现了这一时期所特有的启蒙精神和公众意识。从诗歌功能而言当时的诗人都希望以诗歌的方式参与民主、自由的群众性运动。当波德莱尔等诗人在巴黎的各个公园里游荡的时候，公园就不能不成为这些精神上的波西米亚者一个重要的空间——“公园——诗中提到它们时称之为‘我们的花园’——向城市居民开放，他们陡然地向往着巨大的、周围封闭的公园。到这些公园去的人们并不全是在游荡者身边乱转的庸众”。而新文学年代的胡适除了在后门里钟鼓寺胡同14号的家里与北京以及各地文人交流之外还经常到公园里去与朋友散步交谈。而在二战结束后的日本，尤其是60年代由于经济和居住条件等诸多问题，很多年轻人在晚上不愿意挤到那些狭小的阁楼上去而来到分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公园里。这些公共空间已经因为那些青年男女的到来而带有了某种隐秘性，尤其是在夜晚公园黑黢黢的角落里。但是这些青年男女在约会和接吻的时候却没有注意到那些带有夜拍功能的相机早已经对准了他们。当这些照片在媒体上公开的时候，很多日本青年无比愤怒，为此成群结队的上街游行活动开始了。

玉渊潭公园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内。文革时期曾有很多作家和名人在这里含冤自杀，比如著名的国家队乒乓球运动员、世界冠军容国团就是在一个清晨穿戴一新在八一湖南岸的一个小土坡的树林里上吊。而就是在八一湖畔的心中空地上，北岛、芒克等人在这里进行迎接一个即将完全解冻的诗歌时代的到来。当时《今天》编辑部成员每人胸前都别着蓝白相间的有机玻璃制作的徽章。当时的音响扩音等设备是徐晓从当时所在学校里借出来的，而没有调好的扩音器不时发出刺耳的噪音和嘶鸣。北岛、芒克等“今天”诗人以及朗诵者在空地的中央，四周的草地和缓坡上是成百上千的观众，其中有大学生、工人、游客、无业者、文艺青年、公安、便衣……。这里面甚至有文革当中的学生领袖和风云人物，还有高干子弟，“还有一些不修边幅、形象怪异的人。他们剃着光头、留着络腮胡，穿着破旧的中式对襟小褂或发白的中山装，光脚穿着圆口布鞋”，“他们叼着烟斗（或不叼烟斗）讳莫如深地笑着，在他们的门徒的簇拥下活像是乱民之首”。当时有女孩朗诵方含的《在路上》，陈凯歌朗诵食指的《相信未来》。当江河正在面部绷紧有些紧张地朗诵自己的诗歌时，不远处的一个女大学生正在翻越草坪的护栏。这次朗诵会现场有众多的警察和便衣在检察和维护秩序，这也因此更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参加这次朗诵会。这种自发而壮观的“民间”场面在1990年代基本绝迹。会后，北岛和芒克为了避难跑到当时陈凯歌在北京电影学院（朱辛庄）的大学宿舍并结识了田壮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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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曾经在1980年代初期翻译过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的诗《写于1966年解冻》。显然对于北岛这一代人而言，对文革年代的回忆和反思成了必备的功课。在七八十年代以北京为代表的“今天”诗人和朦胧诗潮显然成了一种主导性的北方诗学。北方诗歌在汉语诗歌史上呈现出罕见的耀眼光芒。“今天”显然在经过短暂的禁锢之后迎来了日久弥新的神奇力量，它至今仍然延续和强化的诗歌传奇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汉语诗歌史上少有的奇迹。难怪柏桦等西南的“第三代”诗人会发出这样的感叹——“时至今日，当我们回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今天派’最活跃的那段历史时，我们仍然不觉惊叹：‘今天派’带给我们的神话是罕见的，也是永远的。它通过几个人，一些诗就完成了对一个伟大时代的见证”。远在鼓浪屿的舒婷在1977年的一个夜晚第一次读到手抄本的北岛诗歌的时候其感受却不亚于一场八级地震，“北岛的诗的出现比他的诗本身更激动我。就像在天井里挣扎生长的桂树，从一颗飞来的风信子，领悟到世界的广阔，联想到草坪和绿洲”。而自“今天”之后，“第三代”诗人中只北京的顾城、骆一禾、西川以及来自安徽而寄寓昌平的海子等极少数诗人在身后获得过这种“荣光”。而随着写作和时代语境的双重转换，一个不再产生“传奇”和诗歌英雄的年代已经不可避免地降临。但是即使到了1980年代末期，在南方诗人柏桦眼中“一个外省诗人只有到北京得到承认，才算得上成功”仍然具有某种普遍性。

 尽管远在贵州的黄翔、哑默等人创办民刊《启蒙》要早于《今天》且这些西南诗人的诗歌行动要远远比北岛、芒克等这些北京诗人更激烈、更直接、更非常规化，但是他们这些“过渡性诗人”以及他们的诗歌远远没有被更广泛的范围认可。尽管黄翔和哑默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比如他们多次到北京活动希望争取更多的人来认可。甚至黄翔和哑默在1980年代来北京的时候还专门找过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王富仁先生，那时北京的高校是贵州诗人重点活动的目标。在1986年8月31日写给哑默的回信中，可以看到王富仁起初对这些远道而来的外省诗人是持有戒备和警惕心理的，但是王富仁仍高度肯定了哑默和黄翔的诗歌，“黄翔同志的诗我已经读了很多”，“他的诗是使我的心灵最受扰动的一个。这是一个红色的诗境，是从肉里骚动着的不安的灵魂，颤动的灵魂，有时它又是一个混茫的深无底极的幽黑的宇宙，我们人类便在这样一个幽黑的宇宙中来，又将到这个幽黑的宇宙中去，它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底蕴，是我们的诗的底蕴，他表现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的奥秘”，“我敢说，黄翔同志的那些好诗，是不带一点虚伪的真的生命，活的灵魂，奔涌着的人的血与肉”。但是这种来自“北方”肯定的声音仍然是相当微弱的，仍处于极小范围的私人之间的交流，而不可能在更广范围内传播和认可。甚至黄翔等西南诗人在当时的诗坛“泰斗”艾青这里还吃了闭门羹。这导致了贵州诗人的强烈不满，他们甚至声称要把艾青埋进棺材里去。

尽管1980年代四川诗人钟鸣借很多机会向国内和国外介绍黄翔这些诗人，但是直至1990年代这些诗人才首先被西方“认可”，并且黄翔和妻子还远渡重洋到美国定居。直到今天，在众多的当代先锋诗歌选本和朦胧诗选本中，在1990年代以来“重写”诗歌史的浪潮中较之北岛、芒克、顾城等北方诗人，黄翔、哑默等人仍处于边缘的位置。而反过来同一时期的北岛等北方诗人，他们的诗歌传奇、英雄故事和诗歌文本却都被罩上了巨大的光环。尽管他们的诗歌也曾在一个时期内不被官方和主流认可。

黄翔在给钟鸣的一封信中曾激烈地表达对北方诗人和“今天”的不满，“北京的一些人把中国当代诗歌的缘起总是尽可能回避南方，老扯到白洋淀和食指身上，其实是无论从时间的早晚，从民刊和社团活动，从国内外所产生的影响都风马牛不相及。食指的意识仍凝固在六十年代末期，至今仍坚持‘三热爱’，无论过去和现在思想都非常‘正统’和局限。他当时的影响仅局限在小圈子里，而不是广泛的社会历史意义。我想这是公允的”。显然这种说法有失公允而过于主观臆断。实际上，无论是黄翔当时对《今天》的微词，还是后来人们对这份刊物的极力追捧似乎都忽略了这份民间刊物的命运并非一帆风顺。1985年冬天，北岛、芒克、多多、顾城和徐晓等一行人踩着厚厚的积雪到北京大学参加校学生会举办的艺术节。当走进阶梯教室的时候，他们都没有想到大学生对《今天》的了解和认识甚至已经达到了无知和冷漠的程度，“北岛开始回忆《今天》。我不知道坐在讲台上的《今天》元老和主力们当时有怎样的感受，大学生们对这一话题的茫然和冷淡深深刺痛了坐在观众席上的我，我觉得受了伤害，并且为这些无从责怪的学生感到悲哀，我甚至想走上讲台，讲述我们当年承担的使命和风险，我们所怀的希望和冲动……那时离《今天》停刊只有四年”。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以大学校园为交流空间的校园诗人纷纷油印诗集创办同仁刊物。1982年贵州“崛起的一代”成员吴秋林、黄健勇、瞿巍和张时荣油印诗集《三签名》。1982年到1984年时为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的陈东东、王寅和陆忆敏等创办不定期的油印诗刊《对了，吉特力治》、《地下餐室》等近20期。这已经成为“第三代”的校园诗歌崛起的重要现象。而这种创办刊物的热潮其直接导源就是以北岛为首的“今天”的影响，“新一代诗歌正酝酿着。蓝色封面的《今天》，给当时许多人带来了新的颤栗——尽管，这颤栗因各种偶然原因，在我身上反应微乎甚微，傲慢，不善学习，奇思怪想，但它在南方碰撞的痕迹，却为我亲眼所见。这是一条游动的怪鱼，皮肤粗糙，但摩擦生电，它的气泡，直接喷溅到正焕发的春天的粉刺上。春天，——啊春天，那时正缺乏特征和意义。必须赋予它充实的意义，赋予它正显露的生动性”。作为北岛（北京六建工人）、芒克（造纸厂的临时工）、江河（街道制药厂）、舒婷（建筑公司临时工、宣传员、统计员、炉前工、泥水匠、织布厂的纱工、挡车工、灯泡厂焊工）、赵南、方含（电焊设备厂）、周郿英（自动化仪表厂）等“工人阶级”创办和参与的《今天》对于以大学生为主体的“第三代”诗歌却产生了重要影响。发行1000多份的《今天》已经在全国产生了持续性的“波动”与震荡。雪片一样的读者来信以及外省的读者和青年作家来编辑部“朝拜”成为普遍现象。而北岛、芒克、赵南等人的家则成为文学沙龙和作品讨论的据点，外省的黄翔、韩少功、孔捷生都曾与“今天”发生关系。而外地的民刊和社团更是频频与《今天》接触，比如南京的“我们”和“他们”。正如韩东所说的“我本人便直接受惠于《今天》的启蒙，是在它的感召下开始写作的……《今天》在我看来不仅是一本文学刊物，不仅是一群写作的人以及某种文学风貌，更是一种强硬的文学精神”。《今天》在全国大学校园的传播占了主体地位，时在武汉大学读大学二年级的湖北青年王家新也接触到了《今天》，并指出“它唤醒并激动了整整一代人”。徐敬亚则回忆了当时自己在吉林大学中文系上学时读到《今天》的激动情形，“1979年秋，我突然收到从北京寄来的《今天》。是创刊号。‘诗还可以这样写？！’我当时完全被惊呆了。最初，它很秘密地在我们《赤子心》诗社内部传阅。后来，那本珍贵的油印刊物，传到了宿舍。最后，我们吉林大学中文系204寝室的12名同学一致决定，由一个人朗诵大家听：‘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我至今还能清晰地记得那种精神上的震撼。它是一根最细的针的同时它又是一磅最重的锤……那样的震撼，一生中只能出现一次”，“正是在一种近于痴迷的阅读沉醉中，我陆续用笔写下了我最原始的一些读后断想，并命名为《奇异的光———今天诗歌读痕》。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写诗歌评论。我把文章寄给了‘刘念春’后，竟收到了北岛的回信。后来，它被发表在《今天》最后一期第9期上。在最后一段，我写道：‘我敢假设：如果让我编写《中国当代文学史》，在诗歌一页上，我要写上几个大字———在七十年代末诗坛上出现了一个文学刊物：《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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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今天》我们还不得不注意到北岛的母校北京四中的重要性。

文革期间《中学文革报》、《新四中》、“新四中公社”以及红卫兵组织“北京四中井冈山革命军”成为北京四中的标志。尽管《中学文革报》还不能与当时清华大学的《井冈山》相比，但是在全国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影响。当时《中学文革报》接到的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数量巨大（据统计除了西藏和台湾，各地都有来信），以至于相关人员只能蹬着三轮车到邮局去取。这所全国闻名的重点中学以及在北京公共空间里的重要性都使得北岛无形中获得了空间上的优势和文化资源。

当时北岛（68届高一5班学生）和同学牟志京（北京四中67届高二2班学生）与当时因写作《出身论》而闻名的风云人物遇罗克之间有着密切的文学交往和读书活动。北京四中68届初一2班的陈凯歌赴云南插队前夕与父亲陈怀皑专门到天安门广场前合影。面对镜头，父亲笑逐颜开，而陈凯歌的眼睛却有意避开了镜头，表情沉重，目光有些迷茫。1967年4月《中学文革报》停刊后，牟志京、陶洛诵、遇罗文、杨百朋、吴景瑞、王建复等一行离开北京前往成都。峨眉山、洗象池、报国寺以及九老洞为这些北京的中学生提供了一次少有的放松机会。然而已进入武斗阶段的成都给这些北京的红卫兵小将们也带来也空前的紧张感，“位于四川盆地的成都房屋、商店、机关、饭店……凡能涂漆的地方都被刷上红油漆，美其名曰：‘红海洋，红心向着红太阳’。去年十一月初碧珅来时，人们的狂热仅仅限于夜里听见‘最高指示’颁布，从被窝里爬起来游行欢呼。事隔不到半年，成都已经变成一个战场，两派忙于建墙头堡垒、战壕工事，推土机像坦克一样横冲直撞，‘叭’‘叭’的炮声不断，飞机场被冲击，人们互相警告：‘水井里被投了毒，小心。’大街上，有一派抬着一个年轻姑娘的镶黑框的肖像游行，武斗中，她是位勇敢的机枪手，在扫射对方的时候，中了流弹牺牲，成为她所属派别的哀悼对象和学习榜样。” 牟志京和毛子（在陶洛诵的小说中二人被化名为瑞阳、童志侠）甚至在贵州某车站被查处，无奈之下冒险爬火车。甚至更具有传奇性的是牟志京等人居然偷渡到越南并且还受到了越南军人的热烈欢迎。显然这些热血激荡的年轻人受到了切·格瓦拉“国际共产主义”精神的巨大鼓舞——“晚上宿营时，估计已进入越南，百感交集，我在手电筒下写了很长的日记，其中有对父母的歉意，对祖国的离别之情，以及对前景的期望。夜里梦到西贡，梦见电影院门口有许多外国电影海报”。这与欧洲的那些不断漂泊和动荡的“迷惘的一代”是何其相似！1969年春天，牟志京与鲍有悌前往白洋淀去找插队的吴世陆。而更富有戏剧性的是牟志京竟然此后稀里糊涂的开始了白洋淀的插队生活。透过后来牟志京插队白洋淀时期的一张照片，这个北京的高中生已经和当地农民没有太大区别。在白洋淀的堤岸上，他穿着一件衬衣，头顶一个草帽。而当时北京四中插队到白洋淀的人不在少数，比如史康成（68届高一5班）等。赵京兴认为当时插队的地方有两个是特别迷人的：一个是白洋淀，一个是东北的莫力达瓦，“这两个地方不仅收入高，而且风景优美适于生存，一个是草原牧区，一个是北方的鱼米之乡。”北京四中66届初三3班的赵京兴和插队到白洋淀的女友师大女附中的陶洛诵后来因言获罪在1970年1月一同入狱则成了轰动一时的事件。赵京兴在日记中曾有这样极具挑战性和预见性的话——“伴随着人们的地下活动，将会出现新的历史舞台”。后来，陶洛诵将入狱和文革期间的读书、写作和串联的相关情节写进了自传性小说《留在世界的尽头》。在陶洛诵看来赵京兴更像是一个哲学家，正如她在写给赵京兴的信里所说的“少女面前站着一个十八岁的哲学家”。而1968年10月赵京兴写完著作《哲学批判》后在扉页上写下的是：“献给我亲爱的朋友，不倦的真理探索者陶洛诵”。陶洛诵早于赵京兴半年出狱，迷茫和痛苦中的她踏上了去往白洋淀的火车。她在邸庄做起了民办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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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后，在1978年10月到1979年6月间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中民刊成为争得自由和话语权的重要渠道。在1978到1979年之间从北京到外省的各种传单、小册子和民刊简直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而到1979年底和1980年初风起云涌的民刊潮渐渐平息。而在众多的民刊中1978年末出现的《今天》无疑是影响最大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今天》有效的传播方式。换言之，《今天》是相当重视诗歌的传播功能和社会效应的。无论是《今天》编辑部的成立（1978年10月）、《今天》的创办（1978年12月23日）、“今天”丛书、3期非正式刊物，还是规模巨大的诗歌朗诵会、读者交流见面会、民刊之间的联谊会以及诗人之间的日常交往都从不同侧面凸显了这一刊物的广泛影响力。

民刊的创办以及仍然带有“地下性”的方式不仅在当时全国各地的诗歌圈子中迅速传播，而且对1980年代中后期大面积涌现的诗歌民刊无疑有着很大的影响。于坚等“第三代”诗人就认为没有《今天》就没有朦胧诗，而没有《今天》也没有《他们》与《非非》。北岛在《今天》创刊号上的发刊词《致读者》可以看出一代人不无强烈的诗歌史意识并且张扬出新一代人强烈而迫切的希望登上时代舞台的心理，“历史终于给了我们机会，使我们这代人能够把埋藏在心中十年之久的歌放声唱出来，而不致再遭到雷霆的处罚。我们不能再等待了，等待就是倒退，因为历史已经前进了。……今天，当人们重新抬起眼睛的时候，不再仅仅用一种纵的眼光停留在几千年的文化遗产上，而开始用一种横的眼光来环视周围的地平线了。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真正地了解自己的价值，从而避免可笑的妄自尊大或可悲的自暴自弃。我们的今天，根植于过去古老的沃土里，根植于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信念中。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讲，今天，只有今天！” 现在看来《今天》以及由此形成的“今天”诗群已经在新诗史中确立了经典地位，但是这份“同仁”刊物由于一代人的整体性格特征和显赫的时代政治背景而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尽管这一倾向是通过“先锋”的姿态和启蒙的立场来实现的。这种政治倾向不是通过黄翔那样直接和政治对抗的手段，而是采取了文学的方式，即通过诗歌和小说来表达这种政治情绪和怀疑立场以及反抗精神。《今天》创办第一期后，七位编委中除了北岛和芒克其余五人的退出。其分歧不仅在于这些作品自身不无强烈的与主流对抗的现代主义色彩和个人化的怀疑和反抗立场，而且也与当时的其他民刊更为激进的政治立场有关。而早在1972年2月北岛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就已经表达了同《今天》的立场一样的个人信仰和“政治”态度，“你忽略了一点，没有细看一下你脚下的这块信仰的基石是什么石头，它的特性和它的结实程度，这样就使你失去了一个不断进取的人所必需的支点——怀疑精神，造成不可避免的致命伤”，“我相信，有一天我也不免会有信仰，不过在站上去之前，我要像考古学家叩叩敲敲，把他研究个透彻”。在北岛等人组织的第一次诗歌朗诵会上，也就是1979年10月21日，北岛特意选择了非常具有政治性和挑战性的诗歌进行朗诵。《今天》的发刊词以及将刊物命名为“今天”都带有极强的在时代转折点上为自己“占位”的时间进化论倾向。甚至还带有将《今天》以及“今天”诗人的写作与此前的写作方式对立和割裂的时代特征。而这种特征显然更为符合此后文学史对“新时期”文学的认定与评估。随着时代语境的变更1990年代的诗歌民刊和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民刊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由历史语境的差异构造出的刊物和诗人的意义和价值明显不同。

而在空间构造上考察，《今天》自诞生之日起其宣传的重点就是西单民主墙、天安门广场、王府井、圆明园、北沙滩文化部大院、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这样最容易引起公众效应的“敏感”地带。

这些带有政治、文化与文学象征意义的空间显然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今天》企图以纯文学刊物的姿态出现，但富有意味的是，《今天》的诞生、传播和相关的活动却带有非常鲜明的“地下党”式的极强的目的性与策略性。当这份油印的刊物以散页的形式张贴在重要的公共空间的坐标和节点上的时候，这种特殊形式的诗歌传播形态在当时时代的转折点上不能不引起当时读者甚至官方的好奇心和关注，“在一年中天黑得最早，也是北京最冷的日子里，我在出版社门口看到几个正在张贴油印宣传品的青年，其中一个就是赵振开。他们蹬着平板三轮车一天内跑了几十里路，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张贴自办的文学刊物。天已大黑，看不清刊物的内容，但自办刊物这种形式本身足以使我兴奋和激动”。值得注意的是，收藏《今天》以及众多文革时期先锋诗歌资料的赵一凡就住在朝阳门前拐棒胡同，而胡同口即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赵一凡的住所是“地下”的油印和手抄诗歌的资料库和传播基地，而咫尺之遥的即是国家最重要的文学出版机构。前者和后者之间的这种奇妙甚至紧张的空间关系，现在看来是富有强烈而丰富的象征意味的。这也是《今天》这样的刊物在当时选取的一个最好的观察角度和精神基点。位于朝阳门内大街166号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由东四头条4号文化部东院迁入现址）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的一个象征。这座五层楼高的建筑尽管已经显得有些低矮，但是因为这里曾聚集了冯雪峰、聂绀弩、牛汉、绿原、巴人、楼适夷、严文井、韦君宜、秦兆阳、舒芜、孟超、林辰、蒋路等知识分子群落（这一群落由作家、诗人、翻译家、编辑家、评论家组成）而成为当代中国文艺运动中一个重要的公共空间。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当时最高和最具权威性的国家级文学出版机构（甚至被称为“皇家出版社”）已经成为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心中的一个“圣殿”。这也是为什么在1978年冬天北岛和芒克等在这里张贴刚刚油印完毕的《今天》的原因了。而北岛和牛汉的诗歌交往显然值得注意。在老一辈诗人中牛汉和蔡其矫对北岛等“今天诗人”予以了相当多的关注和扶持。牛汉和北岛在文革的后期结识并迅速成为忘年交，北岛经常到人文社和牛汉在八里庄的家里谈诗。牛汉是为数不多的在第一时间能够读到北岛诗作的读者，《今天》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原稿北岛都曾让牛汉过目并提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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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天》之所以能在青年诗人、大学校园尤其是南方的校园和大学生中产生如此广泛甚至不可思议的影响（比如于坚、韩东、柏桦、钟鸣、王寅、陆忆敏、翟永明、欧阳江河等等代表性的“第三代”诗人）一定程度上来自于它占据北京的空间文化上的优势和资源。当1983年顾城要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最大的阶梯教室做诗歌讲座的消息在校园和上海诗歌圈子传开来的时候，甚至当时正在播放最受年轻人喜欢的邓丽君歌曲的四喇叭的收录机都被狂热的诗歌青年扔在了一边。而当时的陈东东和王寅故意不想参加顾城的演讲可以体现出南方诗人对北京诗人的集体性的焦虑——崇拜和挑衅，嫉妒与不满。结果却是陈东东和王寅仍然抵挡不住巨大的诱惑，当他们从阶梯教室的后门悄悄走进来的时候火热的场面仍然出乎意料，“阶梯教室里黑鸦鸦的坐满了人，最下面的讲课区，顾城并没站在中间，而是斜坐在边角一张高背椅子上。日光灯的关系吧，他的脸色跟他身上那件过大的米色风衣十分接近。他在小声说话，似乎在自言自语，离他最远的我们一点都听不清。我们中有人发出了不耐烦的声响。那声响太大，黑鸦鸦里面很多人吃惊地回过脸来。那么我们就赶紧撤离，耳边刮到历届生阿姨的一句不满：‘格帮小赤佬啊……’”。而在一些南方诗人看来，《今天》的成功与《启蒙》的失效在于前者的核心人物更为深谋远虑，对政治怀有警觉，地理位置也占上风。在一个仍然没有完全开放的年代里，地理位置在当时的民刊和诗歌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确实是有很大差别的。《今天》是北京的刊物，而北京作为与外省相对的一个权威文化空间显然获得了天然的优势和话语权力。无论是王府井、天安门，还是西单民主墙显然都成了文化和文学的坐标，“近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在北京，要酝酿很久，而风头，却常常起自没什么酝酿过程的外省，最后，自然又在北京形成高潮和结果（例子是“五四”和“四五”运动）。在不严格的历史学意义上，‘朦胧诗’也应验了这点。从规模看，‘白洋淀诗群’，北京60年代到70年代的沙龙，较之外省，似乎更有说服力”。在1978年，西单民主墙成为政治控诉的地带，各种大字报和传单吸引着上下班的人们和外国的记者。尽管当时人们仍穿着蓝色或灰色的衣装，但是个性和自由的气息已经开始显现。而张贴在这里的《今天》作为文学刊物显然在众多的政治性大字报中具有某种新奇性和特殊性。这也成为那一年代受禁锢的人们接受和追捧这一刊物的一个重要原因。一定程度上还在于《今天》这份刊物的传播方式以及其所负载的文学功能填补了当时日渐开放却缺少真正文学刺激和文学营养的真空。精神上嗷嗷待哺的青年，刚刚走出惨烈的政治运动不久的一代人正需要这种文学的启蒙以及自由、开放精神的叩击。同时在一体化的公共媒体时代，这些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民间”刊物以温暖的方式抚慰了年青人的精神吁求。《今天》上所发表的作品，尤其是诗歌和为数不多的小说，这些带有现代主义特征、理想主义情怀、浪漫主义和启蒙立场的作品与当时校园和社会上流传的文学作品之间仍有不小的差异。这种差异、个性和陌生化的强烈刺激在当时的语境之下更是被夸张性地呈现出来，甚至在越来越广泛的传播和接受过程中《今天》和“今天”诗人的这种差异、个性和陌生化被经典化、传奇化和历史化了。

值得注意的是每一种诗歌民刊的传播都会有重要的“中介人”和“交通员”，比如赵一凡、周忠陵、黄贝岭（贝岭）、孟浪（原名孟俊浪）。黄贝岭在北京圈子之外传播《今天》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个留着披肩长发、穿着相当时髦的北京青年经常大包小包的背着《今天》这样的民刊到全国各地交流。以上海而言，陈东东、王寅、孙甘露等人都受到了黄贝岭所携带的《今天》等民刊以及北方诗歌的影响，“他提起最多的名字是北岛，愿意以北岛的发言人姿态在我们这些远离中心的初出茅庐者面前讲一些引人景仰的话。他曾语焉不详地说起北岛看我们小杂志的反应，印象中那似乎是没有反应。他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是，‘北岛知道你们’，他觉得这对我们是鼓励。当时，对我们这也的确是鼓励。”

相比照《今天》全国范围的广泛传播，贵州的《启蒙》就更多是“自产自销”。尽管贵州诗人尝试到北京等敏感地区进行传播，但最终其传播范围和社会影响是有限的。而当时《今天》在中国的影响是难以相见的，几乎成了风向标的作用。后来成名的几个先锋小说家如苏童和孙甘露以及陈染、林白等最早写诗都是程度不同地受到了北岛等人的影响。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上学的苏童经中学同学王寅影响，最早尝试写作诗歌，甚至在与王寅以及其他朋友的通信中他经常抄录一些诗歌作品。

我们今天研究“今天”诗群的时候几乎完全将视野和光环投注在北岛、芒克等这几个人身上，而曾经以青春、热情的无私奉献和义务劳动方式的参与过《今天》活动、刊物出版的“无名”者中只有极少数的几个被《今天》的当事人在回忆文章中提到过名字。而更多的则可能永远沉默于历史冰山下的无声漩流里。徐晓、鄂复明、周郿英、李南等参与《今天》的人物我们已经在《沉沦的圣殿》和《持灯的使者》等书中看到了他们当年依稀的身影。而小英（崔德英）、李鸿桂（桂桂）、陈凯燕、程玉、陈彬彬、张黄萍以及其他不知名的“今天”外围的年轻女性则几乎被其他“今天”诗人英雄般的高大身影隐没于历史的黑暗之中。我们只能在少得可怜的相关回忆和叙述中看到她们极为模糊的场景和不多的细节。  

场景之一：狭窄的房间里一个身段苗条、穿着发白的军上衣的漂亮女孩在炉子上煮着面条。旁边是芒克和严力。

场景之二：桂桂是一名护士，也是诗歌爱好者，她与北岛在大街上的“接头”暗号就是手里拿一本《今天》。

场景之三：小英当时是北京一家国营棉纺厂的普通女工，为了参与《今天》经常请假矿工，最后被工厂除名。后来她竟然患上精神分裂症，时至今日仍在精神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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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天”的广泛传播除了一般意义上我们经常谈论的诗歌和小说等作品以及这些“今天”诗人的交游和活动有关之外（比如北岛等人曾数次到南方宣传“今天”，即使距北京3000多华里的贵阳也在北岛的视线之内）还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围绕着“今天”以及在“星星画展”和中国绘画史占有一席之地的先锋画家们，如钟阿城、栗庭宪、曲磊磊、周迈、王克平、马德升、严力等人。这些先锋画家为《今天》所做的插图以及天蓝色的封面（当时北岛等人最初将《今天》的封面设计为黑色，遭到印刷厂的拒绝，显然黑色带有更强的政治隐喻色彩）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强烈的刺激性和冲击效果。这种比诗歌更为直观和形象的画面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以更为有力的方式成为引领和影响当时青年人的宣传方式。我们可以看看曲磊磊的两个木版画，《捆缚在我手臂上的太阳》和《我赞美祖国英雄的降临》。高大的巨人英雄，强壮的体魄，伸展的双臂，长城、星星、太阳、锁链、婴儿、高山都成为那个时代最具标志性的形象和标识。从这两幅作品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青年艺术家身上和当时的“今天”诗人一样带有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其不无张扬的启蒙立场和精英意识是对五四以降而在建国后被长期中断的现代主义传统的重新接续。

同时，北岛和芒克的性格和个人魅力在“今天”的传播着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当南方诗人钟鸣在1983年第一次在欧阳江河家里见到北岛的时候，北岛留给钟鸣的印象应该在南方诗人中具有代表性，“我们开始交谈。他的分寸感，很快就让我明白，他何以会成为佼佼者。而且会永远随身成为道德的力量。他近乎枯燥的严肃，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在北岛和芒克身上我们看到了纯正的北方性格，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他们具有更强的理性精神和深厚的力量。这可以从北岛一生中所有照片中几乎同样的不苟言笑的矜持和严肃的表情中可以看到。这非常像北京话与四川方言之间的巨大差异，前者更为注重腔调和分寸感。这正体现了北京文化的委婉、谦恭和温雅。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从早期贵州的野鸭塘沙龙再到后来的“启蒙”、 “解冻社”、“崛起的一代”，还是更为复杂的四川诗歌的“莽汉”、“非非”、“新传统主义”之间的分歧和各自的“圈地运动”都呈现了南方诗人的“内讧性”、极强的个性和某些偏激的成分。实际上当时的众多民刊都是仓促上阵并迅速夭折，不团结和短命成了这些民刊绕不过去的悲剧命运。尽管《今天》在第一期的时候也出现了分歧并且七位编委中除了北岛和芒克其他人（黄锐、刘禹、陆焕兴、张鹏志、孙俊世）都宣告退出，但是很快就被重新洗牌后统一得步调一致了。而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在众多的民刊中《今天》上发表的作品是第一个甚至也是唯一的被当时官方的主流刊物所接受的，如后来的《诗刊》、《安徽文学》等都转发过《今天》上的作品。所以，黄翔等人尴尬的诗歌命运成了“外省”处境的象征，即使在此过程中有诗人不遗余力地推捧黄翔但是仍然效果微弱，“黄翔最后艰难而幼稚地牺牲在他的地理位置上，——外省诗歌变成了一场自制的政治革命，付出的嗓音和胸腔共鸣，‘死亡朗诵’不光是音量问题，也不光是农业型的赴京告状”。较之贵州这些外省诗人的急躁和急功近利的过于自我膨胀，北岛等这些“今天”诗人因为地理上的天然优势和对北京政治和文化形势的最为准确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冷静的姿态而赢得了那个时代和历史。几次大型的诗歌朗诵会和读者见面会显然在很大的程度上以特殊的方式将《今天》的影响推向了一个高潮，也从而在更大范围内产生影响。尽管黄翔等贵州诗人曾在70到80年代六次进京，以大字报、朗诵、演讲等形式在天安门、王府井和西单进行诗歌宣传，但是其后来以及在当时的影响都很难和北岛们比肩。这除了《今天》和《启蒙》的办刊方向以及创办者的性格、思路的差异之外，还在于北岛等北京诗人获得了一种天然上的地理和文化的优势。北岛等人组织的几次大型的公开的诗歌朗诵活动尽管也有大量的警察、便衣和安全部的人在现场“管理”，但是每次都如期和圆满举行。这很大程度上在于当时的公检法和文化部门对北京本土诗歌和文学活动的“网开一面”，而对于像黄翔等这样的“外省”诗人的活动则要严酷得多。这从黄翔等人当时的命运遭际可以很清晰地呈现出来。



油印机时代主导性的北方诗学

——回望先锋诗歌系列之四

霍俊明


众所周知，白洋淀诗群、“今天”诗人和朦胧诗潮是今天我们研究文革到新时期先锋诗歌的一条线索。这条线索因为其诗歌具有现代主义特征并因其反抗性和始终贯穿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性，从而在与那个时期的诗歌美学和研究视阈的合拍中获得了广泛认可。而今天看来这些诗人和诗歌都已经在不断经典化的合力中进入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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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白洋淀诗群、“今天”和“朦胧诗”，我们可以发现有些诗人在三者中都出现过，比如芒克、北岛。而这种叠加和强化显示了这几个为数不多的诗人的特殊性和奇特的诗歌界地位。甚至在不短的时期内成为南方和外省诗人观察北京诗歌和北方诗歌的一个窗口、象征和标尺。北岛、芒克、多多、根子、顾城、江河、杨炼成为这一谱系中的代表人物。而朦胧诗人中仅舒婷来自福建，她成为了北方诗歌谱系中一个独特的存在。

以诗歌刊物为例，1922年到1949年间大陆诗刊约略为110多种，而建国后的诗刊数量却相当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代诗歌并非如有的研究者所说的是一个繁荣的时期。1950～1980年间大陆诗刊仅4种，而同期的台湾则有30余种。大陆诗刊在1980年代以来出现了繁荣局面，而1970年代末期以来的诗歌民刊的数量至少有300种以上。在1978年到1980年由于处于特殊的政治环境的过渡时期，一些政治性的、文学性的民间刊物大量涌现。在这些诗歌民刊中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出现的《今天》无疑是影响最大的。而当“第三代”诗人大多接受了《今天》的影响并且为之鼓吹的时候，更为晚近的197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却感受到了强烈的文学史的压抑——诗歌写作方式和惯性话语的压抑。因此，他们觉得有必要走出“今天”的巨大阴影为自己命名。“70后”诗歌民刊的繁衍创办应该就是这种影响的结果。而从《今天》、《明天》甚至《后天》，一条清晰的时间线索暗含着某种新诗发展和生成演化的图景也不无强烈地呈现出来。诗人和文学史家终于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事实：70年代末期的“今天”诗群的现代主义色彩的出现、发展乃至最终进入当代诗歌史都离不开《今天》等大量的民刊的涌现。换言之“朦胧诗”一代是与《今天》等民刊直接相关的。同样，民刊在“70后”诗歌的发展历程中也相当重要。诚如洪子诚所说“‘民办’的诗刊、诗报，在支持诗歌探索、发表新人的作品上，是‘正式’出版刊物无法比拟的；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展现最有活力的诗歌实绩的处所。”

文革时期食指的诗歌以手抄本的形式在知青们内部传播，而后来的《今天》即可以看作手抄本和刻板油印时代诗歌传播的又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尽管《今天》已经不再是手抄本形式，但是其第一期的纯手工的刻蜡版，手推式油印机，然后一次次重复的折页、配页、装订仍然是类似于手抄本的形式。《今天》第二期开始通过私人关系和出钱的方式找打字员采用打字油印的和手摇机印刷（当时《今天》编辑部花费三百多元购买）。这都以非常民间和“地下”的方式在生产和传播着诗歌。而通过各种关系和偷梁换柱的介绍信最后在印刷厂印制的天蓝色封面的铅印《今天》则引起巨大的轰动并吸引了更多的读者。这几乎是当时众多民刊中唯一的铅印的封面，从这里也能够看到民间和“地下”刊物的特殊时代意义和价值，“我闻着那油墨的芳香，心里是多么欣慰”（《今天》的读者来信）。但需要指出的是90年代的诗歌民刊和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民刊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当时的《今天》、《启蒙》和后来的《北回归线》、《偏移》、《倾向》等由于历史语境的差异，其意义和价值明显不同。再有一个问题90年代以来的民刊一般印数极少只是在很小的圈子里传播，而这种现象所造成的文学史效果是值得注意和探讨的。


   诗刊、诗集的“等级”不是以它们的质量、影响，而是以是否注册“正式” 出版作为标志，那是没有道理的。我想，当代的诗歌批评和诗史写作，应该调整这种自50年代以来确立的认识，质疑当代各种不合理的成文、不成文的等级划分。从近20年的事实看，正是在这些“非正式”的诗集、诗刊中，存在着最为活跃、最有创造性的诗歌因素和诗歌力量。 


尽管《今天》的历史只有两年的时间（1978～1980），刊物只有9期，但是这个刊物以及“今天”诗群却成了不断制造“新闻”和“传奇”的聚集地。当时北岛和芒克创办《今天》显然就在于不可避免的政治因素，这从当时的一次激烈的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的民刊联谊会上芒克的签名和北岛义无反顾的支持上可以看出。发行上千份的《今天》越来越在传播中获得了它在北方乃至全国诗歌中的核心地位。1980年底到1981年初，北岛和芒克成立“今天文学研究会”，推出三期交流资料之后也被迫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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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23日已经成为中国当代先锋诗歌史的一个重要的时间坐标，围绕着它一度北方诗歌成为中国诗歌的中心所在。那时接连不断的罕见的数场大雪为这些诗歌“英雄”的出场渲染了足够浪漫、传奇和悲壮的气氛。现在的《今天》以及“今天”诗人已经成为文学史叙述和研究中的“圣殿”和“神话”。甚至时至今日这种经典化的过程仍然在不断增加热度。北京的“今天”和河北的白洋淀一起成为先锋诗歌源头性的地理版图。这不能不让当时和后来的南方和外省诗人们望洋兴叹。

刘禾编著的《持灯的使者》最早是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于2001年，但是迟至2009年夏天才由内地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这种迟到无疑增加了诗人和内地研究者对这本关于“今天”回忆和历史叙事的期待。翻开这本书，迎面而来的插页和书封是国内著名学者、新诗研究者和诗人们近乎无以复加的极高评价和历史性的“定论”。洪子诚、陈思和、汪晖、唐晓渡、舒婷、王家新、韩东、欧阳江河、翟永明、张新颖等人对《今天》及“今天”诗人的评价是有代表性的。在这些研究者、诗人以及当下的新诗史视野中，《今天》不啻于一场文学史上的造神运动和不可赓续的神话。甚至在很多人看来，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似乎只有《新青年》和《新月》等极少数的刊物能够与《今天》比肩。而“今天”作为北方先锋诗歌的翘楚，其神话是如何发生和完成的呢？甚至这种传奇和神话又是如何被不断的阐释和增加意义呢？当年由老诗人蔡其矫介绍来自闽南的舒婷进入北京的“今天”诗歌圈。这位自视由边沿向中心靠拢的诗人的切身观感和说法似乎是我们重新审视“今天”和北方诗歌的一个入口——“我本是鼓浪屿海滩一枚再平常不过的贝壳，经由《今天》，带上大海。是偶然的机缘，抑或历史的必然，让边沿与中心有了联接，我至今还不太清楚。只是在解冻与破冰时期，顺应人心，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微弱声音”。研究者们频频使用的“解冻”、“破冰”、“激情的真空”、“启蒙”、“中心”、“开端”等这些关键词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今天”产生的背景以及由此生发的特殊的时代价值和历史意义。确实结集在《持灯的使者》中的随笔、回忆录、访谈录并非在简单讲述围绕一份刊物、一群诗人的诗歌往事、诗歌友谊和政治年代特殊的历史记忆，倒是在向我们展示从60年代一直到80年代中国先锋诗歌的现象学和某种源头性的诗歌发生史与演变史。甚至在南方诗人看来这里展示的是对于中国当代先锋诗歌而言，北方诗歌的中心地位和主导性的文化传统。

值得注意的多多没有像其他诗人参加后来的“今天”，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多多孤傲的性格。在多多和北岛的印象里双方第一次见面留下的印象都是孤傲。当时经过插队白洋淀的史康成的介绍，1972年的一天，北岛去找多多，当多多从楼梯上下来的时候北岛的感受是“非常傲慢的样子”，而在多多的眼里北岛比他还傲慢，“戴着一个口罩，根本就不摘口罩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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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四十四条胡同（明朝称新太仓南门，旧称王寡妇胡同，文革时又叫红日路十四条）76号的这个大杂院显然成了汉语先锋诗歌文脉的一个重要标识。尽管这个各色人聚居合住的大杂院和北京其他的大杂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都是很容易在行人眼中被忽视的最为普通的角落，但是因之特殊时代的一批异端色彩的年青人这里聚集和“精神密谋”而成为当代中国诗歌地理版图上的“圣地”。

民居作为私人空间显然在一个极权化的年代里成了最后一块能够“做梦”和自由精神呼吸的地方。当然这种私人空间的私密性和自由度在政治高压的年代是被严格限制的。这些分布在北京城大大小小的胡同和大杂院中的民居成为那一代人仅存的精神上相互取暖的地方。宇文所安把作为家宅的私人空间称为“私人天地（private sphere）”，“所谓的‘私人天地’，是指一系列物、经验以及活动，它们属于一个独立于社会天地的主体，无论那个社会天地是国家还是家庭。要创造一个私人空间，宣告溢余和游戏是必需的”，它“包孕在私人空间（private space）里，而私人空间既存在于公共世界（public world）之中，又自我封闭、不受公共世界的干扰影响。”

而值得进一步深究的是北京的大杂院是否对于成长中的一代诗人和正在酝酿生成的《今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之所以《今天》能够维持近两年之久（1978年12月至1980年7月）正得力于北京人的那种纯朴、执着和某种挥之不去的“道义”感，而局促的大杂院也成为北方诗人性格的象征。我们甚至可以在更早年代的老舍笔下看到北京这种破旧、狭窄的大杂院对于原住民生活和性格的重要影响。而北岛一代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而《今天》也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诞生的，“房子的本身可不很高明。第一，它没有格局。院子是东西长而南北短的一个长条，所以南北房不能相对；假若相对起来，院子便被挤成一条缝，而颇象轮船上房舱中间的走道了。南房两间，因此，是紧靠着街门，而北房五间面对着南院墙。两间东房是院子的东尽头；东房北边有块小空地，是厕所。南院墙外是一家老香烛店的晒佛香的场院，有几株柳树”。芒克和北岛则分别从不同侧面呈现了北京人特有的性格——作为京城子民北京人的中心意识都比较强烈，天子脚下的优越感和自尊感以及好面子的特性。1978年冬天，北岛和芒克、黄锐在喝酒之后决定办一份刊物。在当时纸张和油印机都由机关控制的条件下，黄锐费尽周折终于搞到一个破得不行的油印机。而芒克、北岛等人则偷了整整一个月的纸才凑够了第一期《今天》的用纸。从此，东四十四条76号、船板胡同、三不老胡同、北沙滩文化部大院、13路沿线、玉渊潭、紫竹院、西单民主墙、京郊的诗人出游聚会都成为了《今天》“纪念碑”式的历史记忆，成为文学史绕不开的空间场景。这种近似于“地下工作者”的冒险行动显然在政治刚刚解冻的年代天然具备了先锋的性质，这也成了不折不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先锋文学境遇的绝好象征，“当时他形单影只地站在雪地里，在看墙上贴着的一溜白纸。不远处文化部大门站着一个持枪的哨兵。他手里拿着一支笔和一个本。后来我在十三路车上看到过这个本子，我越过他的肩头读到那些陌生而奇特的诗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 看吧，在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或者：黄昏。黄昏。/ 丁家滩是你蓝色的身影。/ 黄昏。黄昏。/ 情侣的头发在你的肩头飘动……”。传单、油印机、密室、地下刊物的散页、寒冷的冬天、白雪、孤独的抄录者、持枪的哨兵、无名的旁观者，这一切都构成了那一特殊时代的精神象征，也成为那个时代文化语境最为生动的寓言。

北岛、赵南、陆焕兴的家里都曾经成为《今天》的“编辑部”，油印的散页在这里被装订成册。一本本天蓝色封面的《今天》从这些房间和胡同被传递到全国各地。同时，他们的居所又成为外地诗人落脚和聚会的特殊沙龙，“一些不明来历的外地画家是编辑部的常客，他们不修边幅，嗓音嘶哑而又滔滔不绝”。诗歌交流和作品研讨在散落于北京的这些胡同和大院里举行，当时通宵达旦的“乌烟瘴气”（当时聚会和参加讨论的青年比拼抽烟似乎成了习惯，深夜里那成堆闪烁的烟火和满地的烟头似乎已经成为了先锋的象征和时尚）又场面热烈的诗歌讨论也只在后来的“第三代”诗人那里有着最后的闪现。

《今天》编辑部的所在地位于东四十四条西段的船板胡同。船板胡同位于东城区东南部，西北起自崇文门内大街，东南至崇文门东顺城街。早年此地曾有造船厂，因故得名。当年船板胡同北面就是肃王府，建国后被北新桥袜厂占用。船板胡同的不远处就是北京电视设备厂（东四北大街107号），工厂斜对面是一个小酒馆。小酒馆旁边就是一个胡同，胡同里就是我们要说的这个在文学史叙述中加上着重号的东四十四条76号。当年这里是破旧的大杂院，院子里居住着十几户几十口人家，到处是搭建的厨房、矮棚、厕所。堆在墙角的垃圾箱苍蝇乱飞，屋檐下摆放着痰盂和便盆。但就是这个北京城里最为普通的大杂院的一个里外两间的东厢房，为当时普通老百姓和居委会戴红箍的小脚老太太们所不解甚至戒备和鄙夷的“可疑分子”聚集的“伤风败俗”之地，却是众多诗人和艺术青年垂青的“圣地”。

铁狮子胡同是北京最老的胡同之一，现改名张自忠路。铁狮子胡同曾经是太监府、皇亲府、将军府、贝勒府、亲王府、海军陆军部的所在地。诗人吴梅村曾在此写过一首《田家铁狮歌》来追挽历史，“此时铁狮绝可怜，儿童牵挽谁能前。橐驼磨肩牛砺角，霜摧雨蚀枯藤缠。主人已去朱扉改，眼鼻尘沙经几载。锁钥无能护北门，画图何处归西海？”袁世凯曾在这里宣誓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又成为段祺瑞执政府所在地。被鲁迅称为“民国最黑暗的一天”的“三·一八惨案”就发生在这里。建国后著名剧作家欧阳予倩以及诗人田间曾居住此地。当年参与《今天》的重要人物赵南的家就在铁狮子胡同，这里距东四十四条76号院不远。北岛和赵南曾一次次拿着一个凹凸不平的铝锅在清晨去胡同口不远处的早餐店和包子铺买饭。很多时候赵南的家里或是东四十四条76号大杂院的那个东厢房里是横七竖八的借宿和喝醉酒的诗人、工人、大学生和外地来访的青年以及外国作家、记者。赵南的家是当年北京大杂院中最常见的。院门是老旧的垂花门，走进院子右边是天井和葡萄架，屋里窗户常年挂着窗帘。走进黑乎乎的屋子，墙角有一张单人木板床、门边是一排沙发以及破旧的看不出颜色的碗柜和八仙桌、嘎吱作响的老旧的木地板。房间当中是火炉和正吱吱叫响的烧开水的大铁壶，还有墙上黄锐创作的一幅色块斑驳的油画以及北岛从家里拿来的砖头式的录音机……。这一切就是当年“文学密谋者”和精神上的波西米亚人高谈阔论文学和政治的聚集地。这也成为北岛、芒克等人在这里谈情说爱的场地。如今这里早已人去屋空，甚至随着城市改造和拆迁我们已经很难在北京的地理版图上再找到这些在诗人和文学史家眼里非同寻常的地理“坐标”和精神的聚焦之地了。还是让我们倒转往日文学时光的发黄胶片，透过略显神秘的大杂院深处蒙着纱帘的窗子看看当时的理想主义的文学年代里让人激情澎湃的场景，“人影幢幢（这些文学上的密谋者，你只是在那本油印刊物上见过他们的大名。你不禁怦然心动）……你胆怯地敲敲门，门打开了，放出烟雾和蝇群般的交谈声，一些陌生的面孔转向你，然后失望地转回去。你好像走错了门，恨不得马上抽身离去。这时，一个穿着黄呢子军装的青年从单人床上站起来，脸上挂着歉疚的微笑招呼你，把你从不知所措的困境中解救出来”。这对于当年第一次走进《今天》那些略显神秘的院落和房间的外省青年而言不亚于一次朝圣的经历。而那些再也无缘走进这些院落的人只能在当事人的文字中透过历史的烟雾看到一些粗糙的轮廓，而这也使得那本天蓝色的刊物和围绕着这份刊物的诗人具有了后来者难以企及的神秘感和传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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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刊物、一个群体的经典化以及历史化认同和影响，除了诗人自身的文本成就之外，这些诗人和刊物所带有的故事性、传奇性和民间衍生的英雄江湖气息成为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对于“今天”而言，尤其其中几个诗人带有的传奇性甚至悲剧性的命运在给人们带来唏嘘感叹的同时也在街谈巷议和文坛轶事中呈现了这个诗歌群体极其特殊的意义和传播效果，比如顾城的杀妻、自杀以及江河妻子蝌蚪的自杀。

芒克在1972与北岛结识，后来北岛曾携当时的女友史保嘉到白洋淀拜访芒克等诗人。透过当时的照片，两个北方的高大的意气风发的男人如此踌躇满志地站在相机面前，芒克和北岛的上衣口袋里都装着香烟。北岛的右手搭在芒克的右肩，这是兄弟的信任，也是诗歌的信任。这两个北方诗人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诗歌时代。1978年10月，《今天》文学编辑部即告成立。芒克和北岛的诗歌传奇也从这时开始，而芒克为此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因为办《今天》芒克被工厂开除。为了躲避麻烦，在北岛等人的劝说下芒克离开北京南下。在福建等地游荡的芒克还在鼓浪屿与舒婷见面，此后还去了三明、泉州、安海等地。后来托人找关系芒克在北京复兴医院看大门，这个临时工一干就是两年。后来，芒克曾参与阿城、栗庭宪等人成立的公司，没过多久公司也宣告倒闭。当时居无定所的芒克曾一度住在阿城家里，阿城当时住在德胜门内大街的一简陋平房里。芒克在这里与阿城等人喝最便宜的二锅头，抽最劣质的烟草，吃大碗的炸酱面，写大块头的诗歌。一大早上从塞外张家口和郊区来的羊群和赶路人的声音一度成为那一时期芒克最深的印象。而在林海音的《城南旧事》中，在那些长长的骆驼队清脆的驼铃声中，在那些头戴毡帽、穿着黑色棉袄的拉煤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北京特殊的景象对这里成长和生活的人们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它们排成一长串，沉默地站着”，“它们吃草料的咀嚼的样子，那样丑的脸，那样长的牙，那样安静的态度。它们咀嚼的时候，上牙和下牙交错地磨来磨去，大鼻孔里冒着热气，白沫子沾满在胡须上。”

芒克和北岛与顾城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79年初。顾乡带着弟弟顾城到东四十四条76号的这个大杂院，即当时《今天》编辑部所在地。胆小、羞怯是顾城当时留给北岛和芒克的印象。此后顾城开始在《今天》和北京的一些区级报刊上发表诗作，直至80年代新诗潮中成为风云人物。1993年1月，芒克赴德国参加柏林艺术节时住在顾城柏林寓所。几个月之后，悲剧发生。1980年《今天》被迫停刊。当年秋天，一度悲伤、孤独的芒克不断借酒浇愁。一天晚上芒克与唐晓渡等人喝酒之后大醉。芒克歪歪斜斜跑到大街上撒尿，还不断对着空旷的北京街道发表演讲，“你们说，中国有诗人吗？” 每次看到当年芒克、北岛、唐晓渡等人的照片都能够看到这些已经在酒桌上喝高了，一个个面红耳赤、东倒西歪。在芒克等白洋淀、北京诗人身上十分形象地呈现了诗歌和饮酒的关系。芒克和唐晓渡曾经极其认真和煞有介事地推算过，如果从18岁成年时开始喝酒以每天半斤白酒计算下来，三十年后是10950斤，40年后是14600斤。而历史竟是如此地相似！当北京的芒克和唐晓渡在探讨一生能喝多少酒时，来自西南的“第三代”诗人李亚伟和马辉也在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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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在不同时期的文学史叙事中经历了从贬抑到经典化的过程，而这种转变的复杂性和历史性动因值得探究。无论是作为一份民刊的《今天》还是成为诗歌流派的“今天”，这些当年在一个时期的新诗史写作中曾被贬抑和忽略的现象到了今天则成了诗歌史的“英雄”。这些诗人围绕着《今天》的交往已经成为今天津津乐道的文学史故事甚至诗歌传奇。这些曾经在私人间的笔记本上秘密传抄的诗作已经成了20世纪中国新诗的经典范本。而这种转变的过程及其复杂性更是生动地呈现了不同时期的文学史研究范式和多变的文化生态，“由于‘文革’和阶级成分，创办《今天》的人们均无缘上大学，可不知从何年何月开始，这些平均‘初中文化程度’的朦胧诗元老的名字不仅登上大学课堂，而且成为大批文科硕士和博士的论文题目。因此，所谓边缘与中心、学院和在野的位置是可以掉换的。”值得纠正的是《今天》的经典化并不是从90年代后期开始的，早在《今天》办刊的过程中北岛等人已经预料到这份刊物在今后的历史价值，“《今天》的性质是令人瞩目的，它是在中国近代历史的极为罕见的变革之后，由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创办的文艺刊物。这样一份刊物的出现已经意味着它沉重的历史份量了。” 当年这些蓝色封面的文学小册子在后来成为新时期文学的“先声”。

而由于历史语境、文学史观、书写模式、史料挖掘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文学史对“今天”以及“朦胧诗”的叙述曾一度处于相当大的变动之中。

1990年代以降的“今天”研究在文化学、社会学、文本语义研究之外更为关注还原历史和揭示历史本相。研究者大多采用文化人类学者经常使用的“田野作业”的方法来充分挖掘被掩埋的历史（如民刊、诗稿、回忆录、日记、照片、手抄本、信件、档案等），以期在对往事细节和现象的再现中展开历史叙述。而影响日甚的《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持灯的使者》、《半生为人》、《灿烂》、《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旁观者》、《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中国知青文学史》等更是不断将“今天”推向经典化的高峰。尤其是《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其中大量的当事人的访谈、回忆录、书信都以“铁的事实”向世人和文学史家证实了这段诗歌往事的真实性和不可替代的文学史价值。而书中近200幅涉及诗人生活、交往、活动、书信、手稿以及私人（比如当年北岛的女友邵飞在北京电影学院游泳池的照片）的老照片更是以最为真切和鲜活的方式打通了读者和文学史家进入当年沧桑历史的通道。相信看到1976年的春天北岛和老诗人蔡其矫在景山公园促膝谈诗、北岛等人在西单民主墙出售《今天》、北岛在“星星美展”游行结束后在北京市委门前的演讲、北岛和芒克与《今天》的读者热情的交谈，1977年夏天北岛和蔡其矫在北京京郊樱桃沟的出游、1979年北岛等在玉渊潭、紫竹院公园举行的诗歌朗诵、读者见面会、1980年舒婷到北京参加“青春诗会”时与《今天》编辑部同仁的合影，读者都会真切地感受到这段历史并未远去的鲜活与生动、可信。这些历史烟云深处的黑白照片唤起的不只是一代人的记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类似于纪录片式的画面呈现为我们勾勒了当初激动人心的诗歌往事和文坛佳话。像《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这种极具冲击力的文学史构造方式显然推动了《今天》的历史意义和经典化的过程。无论是《今天》的创刊还是被迫停刊都已经成为中国新诗史上极具象征性的现象和话题。而《今天》这样一份刊物在特殊的年代不能不具有强烈的启蒙和自由的精神，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因为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抗衡而带有的自身的政治文化色彩。这从《今天》被迫停刊的原因以及在1980年以《今天》编辑部和“今天文学研究会”筹备会的名义油印的《致<今天>读者书》中能够非常鲜明地体现出来。这份致读者的信不断强调的是宪法、法制、自由、权利和人权，“我们郑重声明：保留在任何时候恢复《今天》出版的权利，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5条关于出版自由的条文赋予我们这一神圣的公民权利。《今天》不存在非法的问题，而是有关出版自由度和具体法令不完善。”

“朦胧诗”之所以从出现伊始就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与公议的对象，与《今天》杂志的“同人色彩”有着很大关系。“朦胧诗”当时受到社会的热烈关注不仅与《今天》这份同人刊物以及《诗刊》等重要的官方刊物对他们作品开绿灯有关，而且更重要的还与它独特的“‘结社’形式是有‘地下沙龙’色彩有密切关系”。还需要强调的是《今天》的北京背景。显然北京作为当时全国“拨乱反正”的中心以及文化象征性在很大程度上突出了《今天》的主流地位和主导性影响。这也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其他民刊的影响。有研究者将《今天》及“今天”诗人的意义放在现代主义新诗发展序列中处理，如陈超在《<今天>及其前驱诗歌、诗人概说》指出“1978年末，北京又一个民间文学社团《今天》创刊。它的‘组织基础’乃是70年代的‘白洋淀诗群’和与其关系密切的北岛、江河等人。从‘X小组’、‘太阳纵队’，到‘白洋淀诗群’、‘今天’，有一条现代诗的连续文脉可循。而《今天》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具有广泛社会性影响的、成熟的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群体出现”。而到了19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的热潮，《今天》杂志和“今天”诗人受到新诗史和研究的青睐显然迎合了这一时期对文革文学以及文革后的“新时期文学”的历史想象。《今天》的重要影响、秘密交往、自由精神、叛逆大胆的诗歌活动、先锋诗歌文本、诗人传奇性的经历都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史“故事”而被不断经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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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新诗史和“朦胧诗”选本中所认定的朦胧诗人范围的差异是很大的，尤其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的选本收录朦胧诗人竟达40多个。但是对“今天”诗人的认定，如果是以围绕《今天》并在《今天》上发表诗作为标准的话，那么在《今天》出版的总共9期中一共出现的诗人是24位，诗作是146首。很显然这24位“今天”诗人与40几位的朦胧诗人之间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要注意区分“朦胧诗人”与“今天诗人”的关系与区别。很多文学史和朦胧诗选中所列举的一些“朦胧诗人”由于与《今天》没有关系因而不是“今天诗人”（甚至涉及的很多诗人更严格意义上讲却属于“第三代”），如吕贵品、骆耕野、许德民、孙晓刚、韩东、西川、白马、贝岭、陈东东、吕德安、王家新、马高明、牛波、杨榴红、骆一禾、封新成、岛子、余刚、王寅。需要强调的是黑大春参加了《今天》的活动，但是没有在《今天》上发表诗作，但是被相关当事人认定为“今天”诗人中年龄最小的诗人。

这一时期新诗史叙述先锋诗歌的线索、变动以及范式转换可以从这一时期的新诗选本中得到印证。

唐晓渡在《在黎明的铜镜中·朦胧诗卷》中将“朦胧诗”分为三个时期：滥觞期（文革时期的“地下”写作），涌流期（《今天》创办到1983年），发散期（1983～）。而洪子诚和程光炜编选的《朦胧诗新编》中也体现了这一思路。正是在此意义上，《在黎明的铜镜中》和《朦胧诗新编》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今天”诗派和白洋淀诗群的选本。北岛、芒克、多多、根子、方含、林莽、田晓青、齐云、严力等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正是由于朦胧诗的叙述向其前史阶段的推移，以往文学史叙述中的朦胧诗人北岛、舒婷、顾城、江河和杨炼的经典五人模式已被打破。相应地食指、多多、芒克、根子、林莽、方含、齐云、田晓青、严力甚至黄翔、哑默都加入到了朦胧诗人的行列中。值得注意的是在90年代以来的新诗史写作以及相关研究都是从文革“地下”诗歌，《今天》和“新诗潮”这个线索来叙述朦胧诗的。而在早期的新诗史和文学史中（如张钟、洪子诚等人的《当代中国文学概观》）由于史料的发掘以及其他“滞后性”因素在叙述“朦胧诗”时还不可能涉及到食指、白洋淀诗群等“地下”写作。而在90年代以降的新诗史写作中“朦胧诗”的前史阶段被空前强调。陈仲义就认为以《今天》为发端的朦胧诗潮竟酿成了新诗史上令人瞩目的诗歌运动，“最初的源头可以一直追溯到文革时期北京的‘沙龙’文学——70年代初上山下乡时期的‘白洋淀诗群’，以及1976年天安门诗歌运动。三种自发的文学力量构成《今天》——朦胧诗潮潜在深厚的背景土壤。它完全是土生土长的，属于文革痛定思痛的产物，而绝不是全盘西化的‘舶来品’。” 而徐敬亚早在写于1979年12月19日的《奇异的光——<今天>诗歌读痕》就大声疾呼“我敢假设：如果让我编写中国当代文学史，在诗歌的一页上，我要写下几个大字——在七十年代末诗坛上，出现了一个文学刊物：《今天》。它放射了奇异的光。它将牵引后人”。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当时的发稿原则是尽量发表“文革时的地下诗歌作品”，而这种编选原则使一些诗人写于文革后的诗作在《今天》上发表时注明的写作时间却变成了文革。如食指的《疯狗》一诗实际是写于1978年，而在《今天》第2期发表时却变成了1974年。而此后的新诗研究也大多认为该诗是写于1974年，如徐敬亚的《奇异的光——<今天>诗歌读痕》（《今天》第9期）、杨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李杨的《当代文学史写作：原则、方法与可能性——从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谈起》、陈思和的《试论当代文学史（1949—1976）的“潜在写作”》、《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杨鼎川的《1967：狂乱的文学年代》等等。这都给相关的史料挖掘以及“潜在写作”等文学史概念带来了怀疑和否定的声音，“以这种‘未正式出版物’重构文学史的努力，‘潜在写作’、‘地下文学’的发掘引发了持续的热情，缓解了我们的‘文学史焦虑’，然而，对致力于以这些‘潜在写作’来改写文学史的研究者而言，这些作品的真实性却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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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在早期的文学史写作中从没出现过对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食指、白洋淀诗群、《今天》的创办和相关活动的叙述？这当然与史料的挖掘有关，也与不同时期的历史叙述的历史构造和深层动因相关。所以说历史是被时代塑造出来的并不过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歌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确实很多新诗史家和研究者都已注意到了“今天”与“朦胧诗”之间的关系，但是问题是很少有人真正思考“朦胧诗”、“今天”和文革的“地下诗歌”这些概念之间的区别和差异。而是在更多的时候将“朦胧诗派”与“今天诗派”、“朦胧诗人”与“《今天》诗人”划等号。这实际上遮蔽了很重要的诗歌史问题，如关于“朦胧诗”的发生、命名、论争和诗人认定等历史性问题。在具体的文学史操作中写作者会受到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影响并且会出现与书写者初衷相悖离的情况。陈仲义的《中国朦胧诗人论》在扉页上写着——“这是国内第一本研究朦胧诗和朦胧诗人的专著。作者潜心多年，对当代诗坛最具代表性的朦胧诗人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人的生活和创作作了深入的剖析。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不仅是一部当代朦胧诗发展的简史，也是了解朦胧诗和朦胧诗人的窗口”。需要说明的是这部朦胧诗“发展简史”也是一般文学史中都出现的所谓朦胧诗人的5人格局（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但实际上这并非是陈仲义的初衷。在《中国朦胧诗人论》后记中陈仲义无奈地道出了原委，“本书原名《今天派论稿》，考虑到诗界外人士对此名犹觉陌生，遂改成现在虽非科学，却有较大通约性的提法。原订计划还要涉及芒克、多多、严力三人。……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他们在此书中只好暂付阙如。” 尽管陈仲义没有将这部著作命之为《今天派诗稿》，但在具体的叙述中还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强调了《今天》和“今天”诗人的重要性，如针对某些研究者认为“朦胧诗”的意义在于其道义的光芒而非美学的光芒更多停留在社会、道德和意识层面陈仲义进行了质疑。他认为从《今天》开始的“朦胧诗”恰恰对建国后的30年诗歌美学进行了颠覆，“比较公允的提法应该是：《今天》的早期诗歌历史地烙上强烈的社会性烙印，但并没有全然不顾诗的本体属性去迁就它的功利目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回归与张扬本体的自觉愈加鲜明。”

还有一个文学史的叙事问题就是芒克与多多尽管同是白洋淀诗群的主将并且芒克还参加了《今天》的创办，但是他们两人在新诗史上的命运却近乎相同。这就是二人在长时期内被埋没与忽视。这不仅与他们在诗坛的一贯低调有关，如很少参加各种诗歌活动，更与他们的诗歌观念甚至做人准则有关。而这也造成相当程度的他们的诗歌写作与当时主流的诗歌写作存在着不小的差异。多多当年在《今天》上并没有发表诗作，各种期刊也难觅他的身影，直至1985年老木编选的非正式出版的《新诗潮诗集》才收入多多的诗作。多多的个人诗集《行礼：诗38首》至1988年才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尽管芒克在1983年已经完成了油印诗集《阳光中的向日葵》，但这部诗集也直至1988年才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就诗集的正式出版而言，多多和芒克要远远晚于北岛、舒婷、顾城、江河等人。而在多多和芒克看来，诗人的职责就是写出重要而优异的诗歌，而不是以此去捞得什么名声和资本。黄灿然认为多多的独特性或者被众多评论者和文学史家所忽略的原因正在于他的特立独行，即不为诗坛的各种主义、流派甚至帮派所迷惑，“诗歌中的现象，主要体现于各种主义、流派和标签。这些现象并非完全一无是处，其中一个好处是：它们会进一步迷惑那些迷惑人的人，也即使那些主义、流派和标签的提出者、形成者和高举者陷入他们自己的圈套；又会进一步吸引那些被吸引的人——把他们吸引到诗歌的核心里去，例如一些人被吸引了，可能变成诗人。这些可能的诗人有一部分又会被卷入主义、流派和标签的再循环，另一部分却会慢慢培养出自己的品位，进而与那些原来就不为主义和流派所迷惑，不为标签所规限的诗人形成一股力量，一股潜流，比较诚实地对待和比较准确地判断诗歌。” 在此意义上多多与芒克不属于任何一个诗歌流派和诗歌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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