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灯｜佛弟子悲心遍及一切众生，为何还会有国家的观念？
前一篇联灯文章（联灯｜佛教既要远离世俗，为什么还会倡导知恩报恩的感恩理念呢？）中，我们介绍了佛教对“上报四恩”的倡导，亦即报答父母恩、众生恩、国家恩、三宝恩。其中，孝养父母、广度众生、恭敬三宝，这都不难理解。但对于国家恩（也称国土恩），很多读者在后台留言都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佛教不是要发心普度一切众生吗，为何还要有国家观念，并且认为国家有恩于我需要报答呢？
首先应当说明的是，佛教所说的“国家恩”，是指整体的社会，包含政府及全体人民。因为我们能安居乐业地生活，都是国家给的保障，如果国乱岁凶，我们又如何能平安度日呢？国家需要足够富强才能避免外来的欺凌和侵略，政府需要有贤明的官员来领导才能确保人民康乐，社会安定，而这些都是我们佛弟子用功办道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依此看来，又怎能不感念国家之恩，并且通过自己的精进修行以图答报呢？
就以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世尊来说。佛陀成道之后经常在外游化，很少回到自己的故国迦毘罗卫，但当他晚年时代，舍卫国的青年国君琉璃大王为了报复迦毘罗卫国在他少年时代给他的侮辱，便发动大军，誓言消灭迦毘罗卫的释迦种族。
这被佛陀知道了，便一个人在琉璃王的军队必定经过的道中，坐于一棵枯树之下，任由烈日曝晒。琉璃王见了便问佛陀，何以不坐在有叶的树荫之下？佛的回答是很感人的：“亲族之荫胜外人也。”（《增一阿含经》卷二十六〈等见品〉第三十四之二）
就这样，琉璃王进军了三次，三次都见到佛陀坐在枯树之下，所以也撤退了三次。到第四次，佛陀知道这是释迦族的共业，也是无法挽救的定业，虽然同情与惋惜，也是爱莫能助，琉璃王第四次进军时，佛陀才放弃了挽救故国厄运的努力。
其次，佛弟子真的没有国家观念吗？事实并非如此，虽然佛教要求我们的慈悲之心遍及一切众生，但这并不是初学便可以立刻做到的，正需要由此及彼、推己及人。例如我们说“报父母恩”，也是由自己现生父母的恩德开始观照，进而遍及累世父母（也就涵盖了法界一切众生）。若不从对热爱自己的国家与人民开始，报恩便无落脚之处了。
在中国佛教史上，历代祖师爱国的例子比比皆是。如玄奘大师出国之后，曾为中国的文化在印度留下了辉煌的成果，虽在印度受到了崇高的敬仰，但仍念念不忘返回祖国的怀抱；法显大师在锡兰时，有人供养他一面中国的白绢扇子，他在异地见到了祖国的东西，竟然激动得“泪下满目”，这种热爱祖国的情怀，实在也是佛教精神的流露；唐朝的天宝年间安禄山造反，因为国库的财政贫乏，就有菏泽神会大师出来，帮助郭子仪大事筹募，以香火钱所得接济当时的军需，终于平定了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
及至清末，国势日衰，僧众中的爱国者也持续地为国家的救亡图存付出着努力。如宗仰法师是孙中山先生的知友，他对孙中山现生领到的革命也曾付出了许多的贡献；民国佛教领袖太虚大师在广东时，也曾积极参与推翻帝制的国民革命，抗战期间又率团出访东南亚，争取各国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虚云老和尚、印光大师、弘一大师、圆瑛法师等高僧大德也都以各种方式带领佛弟子们，为国家抵御外侮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时至今日，灵隐寺大雄宝殿佛前的供台上，还供奉着国运禄位，在日日的晨钟暮鼓、梵呗潮音中见证着灵隐寺全体出家大众对国基永固、繁荣昌盛、人民康乐的祝祷。
当然，若从佛教的理想社会而言，佛教绝不是偏狭的帝国主义或民族主义者，因为他爱全人类乃至爱一切的众生。可是若要达成这一目的，必先要从热爱他的国家民族做起，否则便无从生根，这就是佛教“报国家恩”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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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妙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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