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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小龙:“名词”和“动词”,其实是一个哲学问题——谈“博尔赫斯设想”的语言陷阱

申小龙 文化语言学新视野
2024-09-10

中文系16级小薛同学来信:

“我想分享一个奇思妙想。博尔赫斯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设想过两种语言。第一种语言里面没有名词,但有无人称动词,有修饰它的前缀后缀;第二种语言基本单元是形容词,名词由形容词堆砌而成。
“同样要表达月亮,第一种语言会说朝上在后长流,第二种语言会说圆暗之上的空明或者空灵柔和的橘黄。这个设想虽然不实用,但是或许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对语言的新的思考,带来一些诗意。”

小薛同学给我们带来哪些新的思考和诗意呢?

一、人类语言的光谱远超我们的想象力
小薛同学分享的“博尔赫斯设想”,其实在人类语言中并不稀奇,而且它的表现方式远超我们能够想象的界域,因为我们的语言想象力,“无可挽救”地受制于我们思考问题的语言。

说得更直白一些,我们无法用我们的语言范畴去准确理解异文化的语言,因为从一起步我们就入了“坑”——你的任何理解都基于自己的母语,而非异文化的本地语。你观察事物,很难有异文化的“内在眼光”。

翻译在这方面可以助我们一臂之力,但翻译之可译,其根本目的,其实是让不可译显现出来,让我们明白人的语言性无法根本超越,心存对文化差异的敬畏,感怀诸生平等,“四海之内皆兄弟”

二、“博尔赫斯设想”中深刻的母语印痕
“博尔赫斯设想”一开始就“跌进了”语言的陷阱。他设想一种语言里没有名词,但有无人称动词,他以为这样的设想已经很离奇,其实想来想去,还是没有离开欧洲语言的词类框架。

博尔赫斯首先遇到的问题应该是:欧洲语言的“名词”“动词”具有欧洲以外的普遍性吗?一种语言只能在“名词”和“动词”之间作选择吗?离开了欧洲语言的词类范畴,博尔赫斯还能有语言的“奇思异想”吗?

名词动词的问题,在现代语言学只是一个浅表的技术问题,现代语言学正是靠这样的浅表性范畴建立起自己的“普遍语法”,而完全忽视了它的实质:这其实是一个哲学问题。

美国人类学语言学家沃尔夫在他对印第安语言的调查中发现,语言和文化之间,存在整体上的“平等交换”关系,而这种“交换关系”的实质,是语言对文化的建构性影响。因此,不同文化表面上的巨大差异,其深层结构一定是不同语言的差异。这也是当我们说“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时,首先应该想到的。(也因此,当我问朱德熙先生:语言是不是一种文化现象?他断然回答:不是。)

三、欧洲语言的“事物”vs 霍皮语的“事件”
一个民族的语言与该民族的思维方式是同构的,并由此形成每个人用以衡量和理解宏观世界的“微观世界”,即“思维世界”。沃尔夫认为,欧洲语言构筑的“微观世界”对现实的分析采用一种二项式,即认定内容是与它的载体的外廓相联系的,因而任何存在物都可以表述为一个空间形式(物量词)加上一个与形式相联系的空间的无形统一体(名词),如a piece of cloth(一块布)。

而对于那些抽象的存在物(如时间),欧洲语言在虚拟中加以空间化,仍使用二项型式,如ten days(十天)。

这样一种经“物量化”的世界样式,在某种意义上是被切割、被静置的。欧洲语言的“名词”“动词”,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的。

霍皮语构筑的“微观世界”,却不是像欧洲语那样以“事物”为中心的,而是以“事件”甚至“事件中”为中心。
“事件”或“事件中”,与“事物”,有什么不同呢? 
“事物”是一个静态的实体,而“事件”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它表现为事物运动变化的内在“强度”,或者说强度值。也就是说,不存在完全静止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在发展过程中,在这个意义上,都是“事件”,都在“事件中”。

在霍皮语中,人们对现实的认识,除了它客观可感的一面(如轮廓、颜色、运动)外,更重视它变化中的“强度”。

在霍皮语的思维习惯看来,任何东西不仅在发展中(即“渐渐远逝”中)是一个“事件”(即一个过程),而且在其“强度”上也是一个“事件”(即变化方式)。

换句话说,万物并不以相同的力量持续方式发展。有些存在物处于渐渐成长中,就如植物那样;有些存在物处于渐渐扩散和消失中;有些存在物处于渐渐变质中;有些存在物则以某种形状延续着直到受外力强势影响而改变。

沃尔夫指出,每一个能够作为一个确定的整体来说明的存在物,其本性中充盈着它自身持续方式的力量。

如果用霍皮人的“内部”眼光”来看,一切事物都为它用先前的状态说明现在而做好了准备。它随后将会怎样发展,部分基于它已有的准备,部分基于它正在进行中的准备。
世界的这个“准备中”或“被准备了”的方面,对于霍皮人来说就是“现实的性质”。

这样看来,如果说欧洲人的语言世界是物化的、客体化的,静置的,那么霍皮人的语言世界是过程化的,主体化的、动态的。世象作为一个连续体,可以说在霍皮语中得到较为真实的体现。

对于这样的语言,你说它是有动词呢,还是有名词呢?显然,它既没有动词,也没有名词,它有的东西,已经超出了欧洲语言世界图景的有限框域。

四、西文的“体用分离”vs 中文的“体用不二”
同学们可能会说,霍皮语太远了,说说近的,我们汉语中总是有动词和名词的吧?

我记得张志公先生举过一个例子:“游泳”。

“游泳”是动词吗?可是我们会说“学游泳”;

那么,“游泳”是名词吗?可是我们会说“去游泳”;

“游泳”总不可能是形容词吧?可是我们会说“游泳池”。有人说此刻它是名词,起限制作用,那么好吧,又回到原点:“游泳”是名词吗?

看来,欧洲语言的“动词”“名词”这两个范畴,在汉语中,依然水土不服。

中国古代思想家早就指出了中文的这个文化特征——体用一源。他们打了许多比方:
1.水的比方

宋代思想家朱熹说:“如水之或流,或止,或激成波浪,是用;即这水骨可流,可止,可激成波浪处,便是体。”(《朱子语类》·卷六性理三

2. 身体的比方

朱熹又说:“如这身是体,目视、耳听、手足运动处便是用;如这手是体,指之运动提掇处便是用。”(《朱子语类》·卷六性理三

3. 车与器的比方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说:“无车何乘?无器何贮?故曰体以致用;不贮非器,不乘非车,故曰用以备体。”王夫之《周易外传》卷五

4. 字的比方
清初的经学家阎若璩说:“凡字有体有用。如枕,上声,体也,实也。去声,用也,虚也。”阎若璩《古文尚书琉证》

同学们会说,字音不同的“枕”,应该是两个词啊。其实,之所以写作一个字,是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意义单位,而声音的不同,只是为了“别义”而将惯用的字音“读破”——一种语文训诂的方法。

就像“衣裳”的“衣”和“衣锦还乡”的“衣”,你说它们是一个词呢,还是两个词呢?它们就是一个意义单位,现在连读音都不分了。

对此,王夫之说得很透彻:“同字异指,为体为用。”(《说文广义》)

中国哲学“体用一源”“体用不二”的思维模式,使汉语的意义单位(字)时时处于一种虚实相对、动静相依的语义场中。在需要分辨动静的时候,中文的方略是:
“盖从人意驱使处分之也。
“同一字也,用为勉强著力者则为动,因其自然现在者则为静。
“如明明德,尊尊,亲亲,老老,贤贤,长长,高高,下下,俱是上动下静;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之类,又是上静下动。
“止至善之止为动,知止之止为静;
“格物之格为动,物格之格为静。
“动静相因,举无穷当尽之事,即以本字还之,使意无余见,此驱使之妙也。”袁仁林《虚字说》

中文“体用一源”,“动静相因”,“举无穷当尽之事,即以本字还之,使意无余见”,这是中文的文化哲学。而体用的分辨又“从人意驱使处分”,那么汉语的意义单位可以从体用两侧加以认定,就是很自然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清华大学学报》1989年第3-4期发表《中国语文研究的词类学传统》,首次从哲学上讨论了中文“名词”和“动词”问题的本质,并构想了中文独特的“词类”(字类)框架。20多年后,人们似乎有点看懂了这个问题。
“名词”“动词”的问题,首先不是一个语言学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哲学的问题。

不从文化上理解这个问题,中文的文法(或者说汉语语法)无解。

谢谢小薛同学的分享带给我们充满诗意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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