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策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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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类想要再次接近存在，他就需要首先学会存在于一种无名的状态中。……在说话之前，他必须允许自己被存在言说……”
“诗人并没有发明……它是被赐予的。它服从并跟随着这种召唤”。
“今天我们说：存在把它自身献给了我们，但是，如此一来，同时，他在本质上又退却了”。
总之，海德格尔的影响，对策兰由早期的超现实主义抒情诗，转向一种德国式的“存在之诗”，起了重要、深刻的作用。
无论对这样的诗怎样阐释，策兰期待着与海德格尔有一次真实的“握手”，这是可以肯定的。
弗莱堡大学的朗诵会上，听众如云，而德国的“哲学泰斗”就坐在最前排认真地聆听。在策兰精心选择朗诵的诗中，有一首《剥蚀》，该诗的最后是：“等待，一阵呼吸的结晶/你的不可取消的/见证。”
这是一首“即兴写生”或“抒情速记”式的诗，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众多不同的解读。
这些不同的解读各有侧重，也各有道理，但都不是定论，接下来我们读到的是：“森林草地，不平整，/红门兰与红门兰，零星”。这即是写景，但也暗示着心情。策兰写这首诗时的心情，正如那起伏的“不平整”的森林草地。
“故事”结束了吗？结束了，我们听到的不过是回声，永无终结的回声。
（注：该文中策兰的诗论、诗、通信和一些研究资料，大都为笔者自己所译。林恩这部专著的中译，因为不是建立在策兰研究的基础上，因此有许多错误和不尽如意之处，故很少援引。）
“策兰是一位必不可少的诗人，不仅对二十世纪，对所有年代都如此。”（保罗·奥斯特）
“策兰的伟大进入英国和美国的诗歌，给我们的诗歌留下了标记；很难想象有其他任何外国当代诗人像他那样，在我们这里魔咒般唤起了诗是什么的感觉。”（《纽约时报》书评）
“二十世纪诗人中，没有人像策兰那样，以如此敏锐的锋芒穿透语言的内部。”（查尔斯·伯恩斯坦）
“策韦泰里”为意大利城市，“日光兰”为希腊神话中地狱之神的花，据说可保灵魂安宁。除此之外，这首诗就要靠我们自己来读了。至于它为什么会久久地伴随着一位美国女诗人，这更是一个谜。
诗的影响很难谈，这也不是本文主要考察的内容。策兰在给巴赫曼的信中曾这样说：“我窃取了你的龙胆草，因此拥有金菊花和许多野莴苣”。我们不妨也这样来想象吧。
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是，策兰对美国诗人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大概是近一、二十年的事。这和在我们这里的情况差不多。
而这必将导致的，是对语言的重新发现。正如伽达默尔所看到的那样，当人们与策兰诗歌相遇，将会发现“这地形是词的地形……在那里，更深的地层裂开了它的外表。”
——这又不禁使我想起了法国哲学家利欧塔的著名论断：“一部作品只有首先是后现代的才能是现代的”，还有：“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新生状态”。
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的诗人会为策兰的“陌生”和“异端”所吸引的重要原因。斯蒂文斯的诗，纵然高超而美妙，但那仍是从“阿波罗的竖琴”上发出的声音，但在策兰那里，他们遇到了一种真正的“外语”。
而什么是策兰式的语言呢，在《换气》的译者导言中，乔瑞斯这样说：
一个具有如此洞见的译者，才有可能是策兰诗歌所“期待”的译者。
库切在文中提到并进行比较的美国译者主要有费尔斯蒂纳、乔瑞斯、尼古拉·波波夫和麦克休。
斯坦福大学教授费尔斯蒂纳（JohnFelstiner）是一位很有影响的策兰学者。他所著的策兰传《保罗·策兰：诗人、幸存者、犹太人》（2001），曾获国家图书评论奖提名，也很快被译成德文。……
除了策兰传外，费尔斯蒂纳还编译了《保罗·策兰诗文选》（2001），收有策兰不同时期大约160首诗作。
对此，《纽约时报》书评称：这两位译者“冒了极大的风险，所得到的诗的报赏……激动人心”。
为印证库切所说的，我们不妨举出波波夫-麦克休该诗译文的第五节：
这不仅传达了原诗那谣曲式的韵律，而且句式简洁、活泼，富有生气——可以说在这样的译文中活跃着一个诗性的精灵。而费氏的译文则显得过于笨拙。……
这些，从这首诗的标题“一些三，一些四”（Selbdritt，Selbviert/Threesome，Foursome）
ichrittdurchdenSchnee，hoerstdu，
ichrittGottindieFerne—dieNaehe，ersang，
Irodethroughthesnow，doyouhear，
IrodeGodintothedistance—thenearness，hesang,
Irodethroughthesnow，doyoureadme，
然后库切说：“费尔斯蒂纳的诗行在节奏上缺乏生气。波波夫-麦克休的‘我骑着上帝远——我骑着上帝近’，已脱离了原文，但很难指证它的驱动力是不适当的。”
读了全诗，我们就知道“七枝星花”是多么重要的一个词！一词之动，用本雅明在《译者的使命》中的话来讲，使原作的本质得到了“新的更茂盛的绽放”！
而这种“一词之易”使全诗骤然改观的“创造性翻译”，我这里不妨再举出一例。首先我们来看以下这首我依据乔瑞斯的译本并参照德文原诗译出的诗：
不过，也许是波波夫-麦克休觉得策兰的原诗还不够“直接”，他们进行了某种改写。对于这首诗，波波夫-麦克休的译本与乔瑞斯的译本基本上比较接近，除了全诗的最后一句：“consecrate/mycock”。
这真是令人惊骇。仅仅是这“大胆”的、“美国化”的一句，一切都变得更赤裸、更本质了，甚至，策兰作为一个诗人的一切也需要我们刮目相看了。
这首诗我主要是依据乔瑞斯和费尔斯蒂纳的译本并参照德文原诗译出。我没有想到，并且使我受到震动的是，波波夫和麦克休把“喉头爆破音”与策兰母亲的死联系了起来！让我们来看看他们在译者前记中是怎样说的：
在策兰晚期的诗作中，他多次写到生命的这个最隐秘部位，如《什么也没有》中的那个“在喉咙里带着/虚弱、荒凉的母亲气息”的孤单的孩子，如收在《光之逼迫》（1970）中的《你如何在我里面死去》：
这不禁使我想起了另一个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凯尔泰斯所说的一句话：“即使现在：有谁谈论文学？记录下最后的一阵挛痛，这就是一切”。
然而，也正是在这最终的沉默中，在被历史和形而上学的强暴“碾压进灰烬里”的那一刻，语言发出了它最微弱，但同时也是最真实、最震动人心的声音——这就是策兰的“喉头爆破音”。
《法兰克福，九月》这首诗最后给我们留下的，正是这种对语言的“倾听”。
这已有别于海德格尔的“倾听”了。也正是在这种策兰式的倾听中，诗歌才有可能在它的“终结”处重新获得自己的声音。
策兰在写给勒内·夏尔的《ArgumentumeSilentio》（拉丁语，意为“默默的争辩”）一诗中有这样的诗句：“你被沉默赢回的词”。
而他自己最终要写出的诗，正是这种被沉默的“喉头爆破音”所“赢回的词”。
……策兰晚期的诗，即是在死亡中自己绽开的词语之花。它“开得不像它自己”。它是我们迄今所见到的最“难以形容”、并且“带毒性”的词语之花。……
库切是非常富有眼光的。他深刻洞见了策兰诗歌的性质，而在谈翻译时，既看到了其“丢失”和必然的失败，又看到了它为英语所带来的能够带来的东西。
在这个意义上，翻译也正是一种本雅明所说的“赎回”。不仅如此，那些优秀的翻译还创造了差异，创造了语言的回声。重要的是，它使人们在这样一个时代再次听到了语言对他们的召唤。
"首先请原谅我未给你写信。我并没理由。"他接着写道，他是"属于闪米特族的犹太人是的，我们学校正在反犹，关于这我可以写一本300页的巨著我今天没上学，因为昨天我在冰上跌倒，自作聪明地把背摔伤了。"
策兰在文学上没有那么激进。他读歌德、海涅、席勒、荷尔德林、特拉克尔、尼采、魏尔伦、兰波、卡夫卡等人的作品。他特别钟爱里尔克。一个同学还记得，他们俩到乡间散步，躺在树荫下，策兰背诵里尔克的诗。
策兰年轻时很帅。一个朋友这样描述他："身材修长，黑发黑眸，一个不苟言笑具有诗人气质的英俊小伙儿他比较沉默，杏仁脸嗓音悦耳温柔声调抑扬顿错。他幽默犀利尖刻，又往往和蔼可亲。"
他在巴黎看望了想当演员的舅舅，并遇见大批西班牙难民。他对先锋艺术的兴趣超过了医学。就在那一年，布鲁东、艾吕雅和杜尚等人在巴黎举办国际展览，把超现实主义运动推向高潮。
"死亡赋格"是他第一首公开发表的诗作，不是德文，而是罗马尼亚文译本。他第一次写下自己的新名字：保尔(策兰。
由于篇幅所限，只能从钱译本和王芮译本各选某些片断。先来看第一段：
驱动这首诗的节奏感单调而紧迫，象个破旧钟表，与时间脱节但却在奔忙，死亡即发条。若译者找不到这节奏感，就等于把钟表砸了，只剩下破零件。
1945年4月下旬，策兰搭乘一辆苏军卡车离开切诺维兹，前往布加勒斯特。切诺维兹重新落到苏联手中。他告别了家乡和童年，随身只带着几本好书和自己的诗稿（可能包括"死亡赋格"），还有关于父母的记忆。
他每天从事翻译，但一直坚持用德文写作。被问及这一点时，他答道："只有用母语一个人才能说出自己的真理。用外语诗人在撒谎。"
作为德语诗人，策兰在罗马尼亚看不到多少希望。1947年12月，国王迫于***压力退位，人民共和国宣布诞生。匈牙利开始遣返难民，罗马尼亚捕杀他们。据说，有四万罗马尼亚犹太人于1947年逃到维也纳。
策兰确实获得了某种成功。巴塞尔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了他的一组诗，还有人帮他出版诗集，安排他在奥地利电台朗诵。
*Corona系拉丁文，意为王冠、冠状物、(花的)副冠、(全蚀时的)日晕，因多意性我保留其音译。我主要是参照汉伯格的英译本译成的。我手头有王家新和芮虎的合译本，由于这首诗不长，全文录下：
由于这首诗和里尔克的《秋日》有互文关系。为此，我们先把《秋日》第一段抄录如下：
在维也纳，策兰不能继续受教育，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他决定搬到巴黎去，尽管他第一本诗集《骨灰瓮之沙》出版在即。
1938年初访巴黎，策兰曾去看望住在索邦大学附近的舅舅。十年过去了，舅舅死于奥斯维辛，自己成了流亡的孤儿，他决定住在同一条街上。
1948年到1952年四年间，策兰只写了七八首可发表的诗作。教德文和法文的同时，他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上学，主修文献学和德国文学。
1952年4月，他写就无题诗"数数杏仁"，成为他的新诗集《罂粟与记忆》的压轴之作。
这是我根据两种英译本的。我手头有钱春绮的译本和王家新与芮虎的合译本。由于篇幅不长，全文录下：
count what was bitter and kept you awake,
1952年底，他的命运出现转机。斯图加特一家出版社买下诗集《罂粟与回忆》的版权， 其中收入1944年到1952年的作品，包括"死亡赋格"。诗集题目来自他的那首情诗"卡罗那"。
1956年6月，策兰的二儿子艾瑞克（Eric）出生了。1957年春，当他长到20个月，他说出第一个词"花"。策兰把它从法文转成德文，并以此为诗"花"：
显而易见，他的诗变得黑暗而不透明。形式上极其简短，他虽未完全取消隐喻，但已开始把内与外现实的两半熔合在一起。词除了自身外不再有所指。这首诗，按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和"隐喻后面捉迷藏游戏"的告别。
1958年年初，他获得不莱梅文学奖。在1月26日的授奖仪式上，他发表了演说。
在最近的通信中，萨克斯心情很坏，反复提到死。由于神经近于崩溃，她住进医院，给策兰发电报要他马上去一趟。策兰坐火车赶到斯德哥尔摩。在房门口，萨克斯没认出他，或不想接纳他。策兰悻悻回到巴黎。
这首诗我是从英文翻译的。手上正好有王家新芮虎以及张枣的两个译本。诗短，故抄下：
"死亡赋格"在德国几乎家喻户晓。阿多诺终于收回他的那句格言："长期受苦更有权表达，就象被折磨者要叫喊。因此关于奥斯威辛后不能写诗的说法或许是错的。"
1968年5月法国学生的暴动，激发了策兰的政治热情。他独居，常回去看刚满13岁的儿子。策兰带他一起到街上散步，用多种语言高唱国际歌和别的革命歌曲。艾瑞克为父亲骄傲。
1969年9月26日，策兰在办公室给布加勒斯特的萨罗蒙写信："原谅我的沉默——是无意的，主要是我的健康问题。我很孤单。三天后我飞往以色列，在那儿待两周。"
以色列之行，是他生命的最后一次高潮。在希伯莱语作家协会的演讲中，他热情洋溢，与不来梅授奖辞的基调完全不同："在外部与内在的风景中，我在这儿找到真理的力量，自我认证和伟大诗歌向世界开放的独特性。"
他在特拉维夫朗诵时，声音近乎低语。朗诵结束后，认识他父母的人过来问候。有个女人还带来块蛋糕，是他母亲常烤的那种，他落泪了。
1970年3月，斯图加特举办荷尔德林诞辰两百周年纪念活动，只请策兰来朗诵诗。在随后的讨论会中，策兰显得暴躁，责备海德格尔的疏忽。事后海德格尔说："策兰病了，是不可治愈的。"
最后留在策兰书桌上的，是一本打开的荷尔德林的传记。他在其中一段画线："有时这天才走向黑暗，沉入他的心的苦井中，"而这一句余下的部分并未画线："但最主要的是，他的启示之星奇异地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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