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亚平诗选

2017-12-26 唐亚平 星期一诗社

唐亚平，女，汉族，四川通江人，著名诗人。1962年10月出生，1983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哲学系。历任贵阳市铁五局党校教师，贵州省电视台国际部、专题部及社教部记者、编导。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荒蛮月亮》、《月亮的表情》、《唐亚平诗集》；编导专题片《古稀丹青》、《山之魂》、《山之灵》、《山海长虹》(均已录制播出)，发表诗歌、小说、散文、随笔1000余篇(首)。组诗《田园曲》获1984年贵州省文联优秀作品奖、1994年庄重文文学奖；电视片撰稿《剖刀下的黑与白》(已录制播出)获中国广电部、中央电视台首届星光杯一等奖及西南五省区优秀电视节目特别奖；新闻撰稿《喊山的人》获贵州省好新闻作品一等奖、《人与山水的和声》获第三届星光杯三等奖、《尹光中和他的砂陶雕塑》(均已录制播出)获第二届星光杯二等奖及西南五省区优秀电视节目二等奖、贵州省好新闻作品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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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沙漠（组诗11首）

在当代中国文学语境里，作为一个批评概念，“女性诗歌”的内涵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始终处于与诗歌创作现况相伴共生的状态，并随着新诗人、新作品、新现象所体现的不同写作面向而变化与丰富着。女诗人们一度通过具有自觉的女性意识的诗歌写作，不断充实、深化着“女性诗歌”的意旨和风格。

进入新世纪以来，活跃在诗歌场域里的大多是1970年代和1980年代出生的女诗人，她们的写作总体来说既具多样而鲜活的经验呈现，又是文学合唱中多声部演绎中的一支。略感遗憾的是，较之于上世纪80年代的“女性诗歌”热潮中脱颖而出的女性诗歌代表诗人，新世纪以来依然缺少撼动当代文学进程的女性诗歌代表人物。女性诗歌作为当代中国诗歌版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新世纪里似未能持续闪耀其独有的辉光。诗歌批评因缺少选择性别理论的自觉，更未能如同诗人们那样感受当前现实中性别生态的变化，深度理解诗人写作的内在突破，从而导致女性批评话语的滞后，批评与写作的对话和伴生关系也陷入一种尴尬的缄默处境。

女性诗歌是基于写作者的社会性别而提出的当代诗歌概念，指具有自觉的性别意识和立场，并在写作中不断拓展女性经验的女诗人的写作。这是个有选择与立场的特指，具有批评话语的特征。1980年代初或朦胧诗时期，我们有著名的女诗人，如舒婷、林子，但没有女性诗歌。以翟永明组诗《女人》（1985）的发表为标志，女性诗歌在1980年代中期出现并一度繁荣。女性诗歌中的 “女性意识”，用批评家唐晓渡的话来说，其基本涵义是“回到和深入女性自身，基于独特的生命体验所获具的人性深度而建立起全面的自主自立意识”，“意味着已成的世界秩序被重新阐释和重新创造的可能”。以一种向内观察或内在化的努力，诗人通过开掘女性的内部精神世界来抗衡那不确定的外部现实，并且，面对既成的现实秩序，强调可以经由写作而获得重新阐释与重新创造的可能性。

女性的生活态度、生命经验，成就了诗歌写作中的性别内容，而艺术呈现上，代之以各种大胆的隐喻或意象，披露隐晦的欲望和不满的情绪等，形成了女性诗歌独到的艺术气质，有批评家将之归纳为“自白”风格并加以阐释。当时作为“女性诗歌”的代表得到关注的诗人包括翟永明、伊蕾、唐亚平、海男、陆忆敏、张真等，虽然被批评话语一统在女性诗歌名目之下，但她们其实各具风格和声音的特征。而她们当中翟永明、海男的诗歌写作之路更加持久而漫长，经历了阶段性的变化和飞跃，确立了她们在当代诗歌史上坚实的位置。另一些诗人，像王小妮、蓝蓝，她们的诗歌最初为读者所知，虽与写作中的性别话语无关，但也在新阶段的诗歌写作中增强了对自己这一性别的关怀和表达。

1990年代中后期，除了一直保持写作活力的翟永明、王小妮、蓝蓝等人之外，出生于1970年代的女诗人如尹丽川、唐丹鸿、宇向、沈木槿、穆青、马雁、吕约、陈鱼等一度或持续活跃于诗歌写作的舞台，女性意识和批评立场在她们的写作中得到普及与深化。在以“诗歌中的女性意识”为题的笔谈里，诗人宇向认为的“女性意识”是“与个人写作紧密相连的一种关注女性命运和反思男权话语的‘意识’”。而在沈木槿看来，“身为女诗人，意味着她拥有着‘男诗人’所可能理解但很可能无法感知和表达的女性意识、女性经验”。穆青则提醒所有的诗歌写作者“都要对性别问题保持敏感”。

这次笔谈刊发于2003年的《扬子江诗刊》，可以说是来自当代中国的女诗人群体对于女性诗歌的反思与构建，内容包括“关注女性命运”、“反思男权话语”、反对性别本质论、肯定女性创造力、挖掘女性经验、探悉性别差异等。这些议题体现了女诗人们在新世纪之初为当代诗歌提供的多样的写作抱负，它同时也是对当代诗歌的一个问题化的期许。这种问题化、理论化的探讨为当代诗歌批评提供了性别视角，也创造了其全面反思自身的契机。

进入新世纪，互联网的兴起给文学的传播带来了高度的便利，特别是诗歌，因其形式短小，阅读接受效应迅速，似乎更适合在网上发布。诗人们也纷纷自建网络论坛，贴上自己的近作，利用网络的便捷与或熟悉或陌生的诗友远程交流，之前一般在在纸媒上发生的诗歌论争也转战到网络论坛以及稍后的博客、微博上。

当代诗歌所独有的民间结社、自办诗歌刊物进行内部交流的传播传统，在互联网时代更得到激活与发扬。一时间，出现了各种网络诗歌论坛，诗人的博客相互连接，在微博中又互加好友，不再受限于地域和交流的时间差异，网络空间已然结集并重组了当代中国诗坛。“诗生活”网站旗下有“翼女性诗歌论坛”，《女子诗报》创建了网上论坛与网刊，在新世纪的前十年间可谓相当活跃。女诗人的博客似乎得到了格外的关注，以至于批评家、诗人李少君继“草根写作”概念之后，又提出了“新红颜写作”，用以概括那些活跃在互联网博客上的女诗人和她们的作品。

互联网时代影响和造就了1980年代出生的女诗人，当她们开始写作时，已经能够从网上寻找更多样的文学资源，参与跨地域的诗歌团体并与志同道合的诗人切磋诗艺。她们中一些人更是远涉重洋，青春时代留学异域，却可以通过互联网与国内的诗歌群体、诗友保持通畅的交流。郑小琼是“打工诗人”群体的代表者，但她的写作超越了流派群体的限制，最近出版的《女工记》（2012）诗集介于观察报告、记录和再创造之间，是诗人关注中国当代现实的重要作品。

黄茜曾以“小鸭”为网名活跃在文学和诗歌网站上，当她出版诗集《女巨人》时，已是技艺成熟的青年诗人。范雪、倪湛舸、包慧怡都是留学生，她们的诗歌里有着异国生活和文化的印迹。有意思的是，较之于前两代女诗人，80后女诗人不再在写作中强化她们的性别立场，也无意于诗歌的性别阐释，而更倾心于诗歌自身，写出好句子、好诗、好文本似乎才是她们的目标。如何理解80后女诗人诗歌写作中的女性意识？与前两代诗人相比，她们的女性意识内涵有了哪些变化？

如果我们从写作伦理的角度，把女性诗歌写作归纳为三个向度：性别的、历史的、本体的，那么自1980年代以来，女性诗歌有一个从写作的性别向度向着历史向度和本体向度的倾斜与流动。理想的写作形态应是三者的综合，抑或立足诗歌本体，向着另二者所蕴含的经验和精神理想进行深度开采，而近30年女性诗歌流变却显示了某种写作动能的不均衡。就此而言，当代诗歌批评负有一定的责任。从“女性意识”的探索到“新红颜写作”的阐发，强调“女性诗歌”是一个写作与批评共生的概念，既是写作实践，也是批评观照。一方面，从女诗人群体的构成、写作抱负再到风格的多样性，新世纪以来的女性诗歌均呈现出丰富多样的总体面貌；另一方面，无论是从整体考察还是具体诗人研究，女性诗歌批评却又相对薄弱。诗歌批评未能借助对女性诗歌中的女性意识的发现与解读，有效地打开诗歌写作的性别空间，并逐步建构起一个总体性的文学世界。

写作与批评既相伴共生，那就需要及时或时常反思批评的任务及与时代的关系。当代文学批评的当下性和现场感决定了它与它的批评对象之间难以拉开距离的黏着与相互塑造。无论是诗歌现象观察、思潮评论，还是问题研究或经典化努力，都与变动中的写作路向与调整着的诗歌话题密切关联，甚至牵涉到文学场域里的圈子利益争夺。批评当然需要担当起现象评析、问题归纳与经典化的责任，而在这个过程里又需自始至终贯彻明确的诗歌精神理想。反之，涌现的新诗人、新写作现象也不断检验着批评的标准和批评家的眼光。

从诗歌思潮和文学流派的角度考察，1980年代中后期有过短暂的“女性诗歌热”，以翟永明、伊蕾、陆忆敏、唐亚平、海男为代表，到了1990年代后期，更有出生于1970年代的女诗人加入写作。1990年代女性诗歌的代表诗人来自不同的诗歌群体，既有来自四川诗人群体中的唐丹鸿、小安等，也有来自“下半身”诗人群体中的尹丽川、巫昂，还有来自校园里被归入“知识分子写作”阵营的穆青、曹疏影等。同一时期，以女诗人为群体的《女子诗报》和《翼》也相当活跃，团结在这两个诗歌独立刊物周围的女诗人总数超过了1949年以来30年的总数之和。

近年来，中国内地有三种女诗人自己的发声阵地，《女子诗报年鉴》《翼》和《诗歌风赏》，均刊发女诗人的作品与评论，尽管三种刊物体现的性别观念并不相同。若进行诗歌现象批评，将以上列举到的女诗人纳入她们活跃于其中的文学圈子和诗歌阵营，谈论她们的诗歌与相应诗歌群体的写作观念主张之间的关系及个人特点，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批评路径。但是，女性诗歌作为批评概念之所以成立，纳入社会性别视角的讨论几乎是必需的一环，而回避写作中的性别议题的批评，本身就带着一种认为诗歌中的性别话语为次等的态度。“我首先是诗人，其次才是女诗人”，这样的看法有时出自女性写作者之口，透露了在性别不公正的社会中女性的无奈与纠结，因为她要进入的诗歌评价体系自身就带有牢固的性别偏见。

一些经由传统的批评视角形成的，对女性写作的偏见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比如认为诗高于性别，区分好诗人与坏诗人重于区分男诗人与女诗人，又认为既然提出一个女性诗歌的说法，那是否需要谈谈男性诗歌等。这些伪问题构成的偏见如同伪常识般存在于很多诗人、读者以及批评者的心目中。且不说诗歌话题与性别话题没有直接的可比性，以性别为视角完全可以讨论一位诗人（无论性别）写得好与不好，更何况性别视角相当重要，它是检验诗人对自己所身处的世界中各种不平等现象和权力关系的敏感试纸，是对因性别而带来的差异世界的探寻可能。父权制由来已久，直到近现代妇女解放运动之中才受到全面的质疑与批判，在这一意义上，又何谈发明男性诗歌？因为诗歌，乃至文学文化，长久以来都处在男权话语主宰之下！

破除这些基本的偏见，只为将以性别视角进入的诗歌批评纳入肯定女性创造力，探析两性差异的历史性和可能性的正轨，同时，厘清性别视角的观照并不是对女性诗歌的孤立，将之区别对待，以示宽容的傲慢。然后，才可能真正进入立足于诗歌本体，同时兼顾性别与历史向度的诗歌批评实践。而既有的女性诗歌批评基本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上文提及的现象研究，另一是不充分的诗人论。

从思潮、现象和诗人群体进行的批评，将女性诗歌作为独特的诗歌新貌进行概述，同时罗列现象之下的代表诗人，很难看到诗人写作的个人性及女性诗歌承前启后的历史性。诗人论式的批评则往往就诗论诗，不能兼顾女诗人与她同时代其他写作者乃至更丰富的写作传统的关联，而单一性别视角下的女诗人论仿佛是对诗人独特性的过度强调，抽离了她写作视野中的其余部分。翟永明就曾经抱怨她的批评者只关注她写作的女性题材的作品，而看不到她写下的大量的非女性题材的诗文。

对于女性诗歌而言，在对批评三个向度的自觉践行过程中，一个批评家还要尤其保持对变动的社会现况的敏感。新世纪以来，对于当代中国女性写作者而言，写作的自由度相应地提高了，女性文学批评话语也努力为日益多样的女性写作抗辩、正名和探讨，然而，女性居于其中的社会文化处境却变得更复杂，性别生态日趋恶化。如果放在更开阔的社会政治视野中考察，中国经历了1990年代以来的经济腾飞，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在国际上对“国家形象”的积极自荐，而在国内，烙有“发展主义”色泽的经济增长也带来了相应的自然环境、政治状况和文化冲突的后果，包括环境污染、社会阶层剧烈分化、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矛盾加剧、传统生产关系瓦解、消费主义盛行等。在性别议题上，表现为陈腐落后的性别观念沉渣泛起，从现实生活中女性就业、受教育和生活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到国家某些法律法规的制定，到文化生产中性别权力关系的配置，都显示出中国性别的危机状况。批评与时代的关系往往是批评家对时代的敏感性体现。

当女诗人们在作品中书写到雏妓、嫖宿幼女罪、流水线上女工的命运时，只有当批评家深切体认到这不仅是诗人的文本所触及的素材，而且更是令人堪忧的现实时，他才能带着饱满的激情同情和理解诗人，并有针对性与穿透力地切入诗歌的语言风格中，探讨写作的有效性。反之，当看到新出台的《婚姻法》站在男性的角度规定家庭的最大支配权属于男性，完全没有将女性在婚姻里的付出计入婚姻的成本时，一个诗人和一个批评家的感受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共鸣呢？有性别的接受差异吗？当看到招工广告里对女性的要求总是有关身材、颜值，相亲广告里对女性的期待是完美的胸围和美丽的素颜，有没有诗人和批评家去细究这些标准到底是谁确立的？又是为了什么？又如何借助创造力在诗歌中传达你的态度和立场？

没有人会刻意要求一个作家以女性视角或弱者视点来写作。但如果想写出当代社会的全貌，或者像巴尔扎克那样有着百科全书式的写作理想，那么，可以说每个作家都要触及性别问题。即便打出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的旗号，也更多是认为有必要将性别问题的警觉和深思，转换成诗人的思想资源。尽管身处不同的社会阶层，作为群体的女性，在权力关系中依然被视为发展代价的弱势群体。中国女性的精神境遇不容乐观，而女性诗歌写作也正是在这种语境中寻求突围。

抽离历史感和时代意识的女性诗歌批评，或表现为对女诗人写作静态式、美学化的欣赏；或表现为对探索女性意识、批评男权话语视而不见的回避；或表现为有所保留的局部或阶段性的肯定。一个普遍的状况是，没有将诗歌中凸显的性别议题当成社会进步、文化复兴的普遍话题。性别议题本应是两性共有、共享也要共同面对的，从诗歌写作和批评的角度看，诗歌技艺的掘进、艺术的突破带有普遍性，为何性别议题却只会成为女性自身的问题了呢？表达形式与内容本身相互作用，不可能割裂开来理解。因此，立足于女性诗歌本体的批评，其性别与历史的向度并非简单的内容扩充，而是将本体内蕴于性别和历史的批评向度之内。布封的那句名言“风格即人”，也或可从这个角度理解。

如上文所言，当代文学的特点决定了女性诗歌发生与批评的伴生性，而现象观察、思潮评析，可以视为批评的起点。对于诗歌新动向、新诗人群体的把握、命名与肯定性的介绍，是思潮批评的基本工作。而也是在这一层面，诗歌批评最容易受到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成为背离批评宗旨的肯定、溢美，热衷发明新的批评概念，以及从性别视角看，消费女性话题的批评运作。盛行的消费主义已经是全球性的，经由传统的文化构成向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语境的转向之中，女性并不令人意外地总是成为各种消费的对象。

从商品广告到文化策划方案，从家庭观念到社会分工，从媒体话语到网络议论，处处都能看到女性被物化的现象。在中国，针对女性的暴力可谓无处不在，家暴、拐卖妇女儿童、雏妓等问题是近年社会热议的话题。女性诗歌虽然不必仅限于处理狭义的女性题材，但题材的切身相关性使她们有了更强烈的写作意识。换言之，女性题材和女性视角下的社会题材均成为当代中国女性诗歌关注与处理的内容。如何把握女性诗歌中对于现实状况的创造性处理，应是批评的责任，而基于“美女写作”、“新红颜”、“脑瘫诗人”等标签式的批评，则是典型的消费女性诗歌的例子。

讨论近15年来的诗歌写作和文学状况，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元素是互联网的普及和自媒体技术的更新。自新世纪伊始，中国当代诗歌的发生和传播场域就发生了转移，即从纸媒转向了网络媒体。互联网打破了地区、种族、文化的隔绝状态，以前所未有的迅疾加快了信息的传播和交流。这些年来，当代中国诗歌话题的产生、论争，新作发布和新人的涌现，诗歌新现象的生发等，基本始于网络，终于自媒体。而低迷的文学阅读和接受状况则成为日益严重的文化问题。王小妮曾经感慨：“今天的诗人，必须像躲避病毒那样，抵御理念、潮流和时尚的侵入。”

对于女诗人而言，写作是一种精神历险，选择匿名的、拒绝的、行动性的写作，是诗人在信息时代的应变方式。女性诗歌批评需要深度考察诗人们写作的自我突破，以沉潜之心接受诗歌的冲击，并努力建立诗歌话语与社会现实、思想史的连带关系。尽管从写作主体的角度看，即便有上文提及的女诗人发表作品的刊物，但作为群体或流派的女性诗歌写作在当前并不突出，不过，这并不妨碍从批评的意义上，将分散的个人写作通过理论分析和批评话语的建构联系在一起。检视近15年来中国当代女性诗歌的地形图，读者会发现，在出生于1970和1980年代的诗人群体中，我们也许很难找到堪比1980年代中期出现的，像翟永明、陆忆敏、伊蕾那样具有天才性爆发力的女诗人，即一出手就撼动诗歌和文学格局的诗人。但或许正如伊莱恩·肖沃尔特所说：“女性主义批评和女性文学史所依靠的并非发现某个伟大的独一无二的天才，而是确立女性作品作为艺术形式的连续性和合法性。”

在进行历史的梳理，确立连续性、合法性的过程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写作倾向就会呈现出来。考察那些写作成就突出的当代诗人，人们会发现，她们不局限于诗人身份，也不只是写诗，而是一群对变化的现实世界、其他知识领域充满好奇，并力图跨越某一文类的实践的写作者。王小妮的诗名早成，在朦胧诗兴盛的1980年代中期就崭露头角，多年来，她不但坚持写诗，还写作了大量的散文，出版过传记文学及几部长篇小说。

翟永明早早放弃安稳的体制内工作，为了生存自营白夜酒吧，近十年来又在白夜举行各种艺文活动。如今，白夜酒吧成了成都著名的文化地标，翟永明的写作视野也因此而扩大，诗集之外，还出版了多部艺术随笔集。海男也是诗歌、小说、随笔齐头并进的写作者。蓝蓝除写诗之外，还写童话，积极参与教育改革话题的讨论。郑小琼为了写作《女工记》进行大量的田野调查，写下了长篇访问手记。在诗歌的写作中，这几位女诗人都能勇于尝试不同文体，写下了优秀的长诗、组诗作品。由此可见，写作者突破自身经验的限度，拓展视野，尝试不同文体和文类，亦能反哺诗歌。而批评者如果研究以上任何一位诗人的诗歌，都需要把她的全部写作纳入阅读和考察的范围。

突破自我的艺术的跨界行为不只发生在某个诗人或艺术家身上，它已然成为一股潮流，正涌动在文学和文化场域。互联网时代，远程视讯的普及，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就连诗歌朗诵会都可以让不能到场的诗人通过远程视频的方式参与。因为互联网的便捷，朗诵会的内容也有了以往少见的多样与丰富。近三年内，“微信”在中国内地普及，微信公众号以传统杂志的形式面貌，出现在便携式移动自媒体平台上。区别于微博、博客与网络论坛，微信既可以以朋友圈的形式内部交流，又可创建公共平台，通过订阅的方式进行群体或品牌的推广。微信发布信息极具多样性，文字、声音和视频可以汇集在一个文件里，又因为微信借助的是手机这种便携的移动应用平台，更兼传播优势。微信平台上最著名的两大诗歌公众号“为你读诗”和“读首诗再睡觉”在网上吸粉无数，充分发挥了诗歌的传播势能。“诗歌现场”这个概念如今也变得更含混和多义，成了各种艺术和科技元素的汇聚空间。

“跨界”可以有不同的出发点，跨出的面向也各有不同，“翼女性诗群”除举办诗歌朗诵活动外，还积极推动诗歌剧场的跨界尝试。将诗歌带到剧场，以舞台剧的形式呈现给观众，这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实验。诗歌剧场作品或以不同诗人的诗作集合为一出完整的舞台表演，或以一个诗人的一首诗（通常为长诗）或多首诗再创作为一个舞台文本，以现代舞、肢体表演、实验音乐、戏剧场景为创作元素，共同演绎诗歌内在的意涵。诗歌剧场不仅打开了诗歌的传播新渠道，而且也刺激着当代剧场的演示成规。女性诗歌的跨界实践仍然在进行中，正如上文所言，女性诗歌是一个写作和批评共生的概念，既是文学或艺术的实验，也是思想和文化的实践。这种实验和实践总体上是在新的时代探索诗歌（或文学）的“介入问题”之内的，而这也是近年来当代中国诗歌提出并探讨的议题，换一些关键词和表述，即为当代诗歌的政治性，写作的伦理，或诗歌如何介入现实等。

从性别视角出发的女性诗歌批评理论，既需要从现有的女性诗歌写作实绩中归纳、提炼出写作的女诗人对现实、历史、社会和个人命运等的认知和想象，同时也有建构包括女性文学在内的当代文学和文化的理想话语。回看现代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传统，女性诗歌批评基本立足于话语辨析和对女性创造力的肯定之上，无论是弗吉尼亚·伍尔夫、西蒙娜·波伏娃开创性的女性文学理论表述，还是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的“策略化的本质”立场，还是埃伦娜·西苏的“阴性写作”理论构想与实践，都可大致归入其中。

21世纪的今天，在女性获得写作权利和表达自主性的前提下，也是在女性面临更复杂的社会文化现实处境的语境中，考察中国当代女性诗歌写作与批评的共生性，应是一种思想方法的自觉。称之为思想方法，具体体现在两个互相渗透的方面：一是写作中体现的对社会、政治和文化问题的批评意识的增强；二是以性别研究为批评视角反思包括女性诗歌在内的当代诗歌、文学和文化发展现状。请让我借用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一句诗描述女性诗歌与批评：“要说出全部的真理，但要倾斜着说。”诗句中的“倾斜”一词原文为“slant”，本意为“倾斜”，也有译者意译为“不要直说”，意思倒也没错，不过恰恰显得过于直接了。“倾斜着”说出的“真理”既是诗歌以词语修辞、内在音乐性传达人的共同经验，形塑精神世界的方式，也是批评借助对诗歌文本和诗人工作的阐释，评说诗歌写作的有效性。因为诗歌和批评选择的都不是直接说出“真理”，它们各有其迂回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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